经典好莱坞电影的线性结构及导演艺术观念

|　第三节　线性：经典好莱坞的事理结构　|

制作过《乱世佳人》、《蝴蝶梦》和《太阳浴血记》的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认为：“一部电影最坏的毛病是缺乏清晰性。”经典好莱坞的叙事结构原则就是把线性叙事结构作为电影叙事的主干，而冲突律的因果关系（或然性的“可能”与必然性的“只能”）则成为故事情节组织安排的基本依据。套用纲举目张的说法，线性结构是电影叙事的“纲”，而因果关系链则是电影叙事的“目”。物质现实的因果关系可以称为“事理（情节、事件和动作的外在逻辑）”，与现代性叙事结构的“心理（情节、事件和动作的内在逻辑）”及后现代叙事结构的“超验（情节、事件和动作的超逻辑和反逻辑）”形成对照，也据此界定了事理结构、心理结构和超验结构三种电影叙事的结构模式。

经典好莱坞叙事的线性事理结构除单一时间向度的线性原则和因果逻辑之外，还包括叙事结构的完整性（开端、发展和高潮结局）和时空统一、连续的幻觉。而戏剧性和巧合（叙事意义上的偶然性）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无巧不成书”，“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正像《北非谍影》中亨弗莱·鲍嘉抱怨前情人英格丽·褒曼说，“世界一切城市的一切酒馆她都不去，偏偏要到我的店里来”。

线性事理结构是在承继西方神话原型和英美文学戏剧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电影语言的创造和系统化来达成的。从鲍特的《火车大劫案》到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清晰地展现了电影叙事线性事理结构发展和完善的轨迹。到了经典好莱坞时代，约翰·福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霍华德·霍克斯、弗兰克·卡普拉、威廉·惠勒和约翰·休斯顿等一系列导演艺术大师将线性结构的模式推向巅峰。无论是《关山飞渡》的牛仔传奇、《迷魂记》的心理惊悚、《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的民粹理想、《育婴奇谈》的浪漫爱情、《马耳他之鹰》的侦探故事，还是《宾虚》的史诗巨制，都以传统线性结构为主导，而这种线性结构的模式也成为观众广泛接受的叙事结构模式。

弗朗西斯·科波拉被认为是美国现代电影的重要代表，也是电影导演艺术最著名的革新者之一。但他最负盛名的影片《现代启示录》却在叙事结构上严格遵守了传统的线性结构，究其原因则是他借鉴了英国作家康拉德的作品《黑暗之心》的故事结构，逆流而上寻找并处死战争狂人的旅程也正隐喻着走向心灵的黑暗与疯狂之旅，这样的互文本效果赋予线性结构更深层的含义。

线性事理结构模式的极端表现是回归戏剧艺术的“三一律”：时间、地点和事件三者的集中统一。按照瑞士籍德语剧作家迪伦马特的说法，“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要求最经济、最简洁地支配戏剧素材，三一律应该是书本学问给予剧作家的基本的命令”^[7]。美国社会派电影导演悉德尼·鲁迈特（Sidney Lumet）的司法剧《十二怒汉》（12 Angry Men，1957）的整个故事就是十二位陪审员在会议室中裁决少年杀人嫌犯是否有罪，全片在限定的时间、空间和议题之内显得张力十足。另一位非洲裔导演斯派克·李拍摄的反映种族冲突的《循规蹈矩》也把时间限制在一昼夜（24小时），地点限制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条街道，而事件则围绕着黑人区的一间白人比萨饼店展开。

当然，线性事理结构并不意味着完全遵循顺时的时间向度，在不动摇线性顺时基本走向的前提下，短暂而适当的倒叙和插叙不但可以被经典叙事接受，而且能极大地丰富经典叙事的表现性内涵，而倒叙和插叙也的确经常受到导演们的青睐。(www.xing528.com)

图6-1　困兽般的十二怒汉

经典好莱坞时期的比利·怀尔德是一位热衷于“倒叙（回忆）”结构方式的著名导演，他的黑色电影成名作《双重赔偿》通过濒死的保险经纪人的录音证词展开故事，而其反映好莱坞内幕的《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1950）也是从一个业已死亡的落魄编剧的旁白切入剧情的。英国著名导演大卫·里恩同样对倒叙结构迷恋有加，他的成名作《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1945）开始于一对婚外情人决定分手的一刻，而叙事的主体就是他们“发乎情，止乎礼”的悲剧性恋情。里恩的另外两部名片《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1965）也都使用了倒叙的结构。此外，经典影片《魂断蓝桥》、《彗星美人》和当代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也都有一个首尾呼应的倒叙框架。

迈克尔·寇提兹在经典电影叙事中经常采用“插叙（闪回）”的结构方式，《北非谍影》中就有对于亨弗莱·鲍嘉和英格丽·褒曼的巴黎美好爱情生活的插叙，而《欲海情魔》（Mildred Pierce，1945）也是通过警察对琼·克劳馥的质询，插叙闪回她为孩子作出的一切牺牲。

1974年，科波拉在传统线性结构的电影《教父》大获成功之后，却推出了复线结构的《教父（续集）》，让父子两代教父的野心和残暴、责任和亲情在银幕上交相辉映，成为电影史上唯一一部超越第一集的续集作品，更使复线结构风靡一时。与《教父（续集）》不同时代（非共时性）的复线交织不同，路易·马勒早在1957年就在《通往绞刑架的电梯》中使用了共时性（同时进行）的顺时复线结构，而且两条线索完全不交叉（即男女主人公始终不见面），类似于席勒的名剧《强盗》（斗得你死我活的兄弟俩竟然从头到尾王不见王），成为顺时复线结构的极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