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暴跌的时候,文春同志,这位中国股市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来到我的办公室。此时离收市只有一小时了。“洛华,刚刚和其他兄弟们沟通过了。头部,头部,这次绝对是头部。”我一口雪茄烟被他就此哽在喉咙里,吐不出来了。“Why?”我烦恼他在这个糟透了的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把这个糟糕的结论直接塞给我。“巨量、长阴、利空。这三个条件全都符合了,这次真的是头部。”文春见我不信,进一步展开他的判断:“‘2·27’那天只有巨量和长阴,没有利空消息,所以当时不是头部。现在刚刚出了提高印花税的政策,成交量达到4 000亿,低开收阴,加上政策利空,三个条件全部符合了。”我沉默了,想着他的话,却也挑不出毛病。想想这个老游击队员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股市扑腾十几年,必然也有其过人之处。文春以为我在犹豫:“还是出吧!”他帮我下了这个决心。
之后的几天,文春过着英雄般的生活。就像成功返回地球的杨利伟一样,他志得意满地接受着同志们的祝贺、感谢和宴请。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在文春的“六字几诀”下,成功逃顶。大家纷纷感叹:“文春每一次都抛在顶部,这次及时通知大家胜利大逃亡了。”感慨之后就是觥筹交错和豪言壮语……
文春的好日子没有延续多久,行情又展开了一浪一浪的上升,让大家纷纷置疑文春的口诀是否正确。我也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文春没有错,同志们也没有错,市场更没有错。“2·27”暴跌的时候,唯一的诱因是日本加息,导致利差交易者回冲。日本央行这次政策调整的结果应该是那些在日本融资来中国炒股的机构的融资成本上升,此外没有任何变化。融资成本的提高不应该影响公司价值判断,这是最基本的金融学判断。
“5·30”那天,确实有利空政策,但是这个政策是提高交易成本的,不影响上市公司的业绩。既然如此就不应该影响对估值的判断。这也是金融学的基本判断。(www.xing528.com)
现在好了,行情继续在上涨。我想下一次如果出现了巨量长阴的情况,我一定坚守金融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判断是否有影响公司估值的利空。如果有,比如通货膨胀进一步上升、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下降、美国经济放缓导致中国出口萎缩等等,我坚信那就是头部。我拍着自己的脑袋下定了这个决心。
(本文写于200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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