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10年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被清算，还是最近的贝尔斯登由于次级债破产，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每一个爱好金融学的人。那就是：难道构建模型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是有害的吗？
据说当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罗伯特·默顿和麦伦·斯科尔思这样顶级的金融学家。当时他们发明的布莱克舒尔茨期权公式刚刚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就投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们把自己获奖的模型运用到了实践中去，以期产生更大的成功，其结果却是导致了包括他们本人在内的基金持有人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贝尔斯登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雇用了一批顶级科学家构建房地产抵押贷款模型，却仍然没有摆脱厄运。于是就引来了一大批其实不太懂得金融学，更不知道如何下手构建模型的门外汉们的一阵窃笑：“模型是没有用的。”
我们今天究竟是否还需要模型？模型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为什么巴菲特从来不依靠模型赚钱？这些问题在我心中挥之不去。从表面来看，正是这个获奖模型最终毁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为根据模型，市场不应该出现如此巨大的利差，他们据此做空了短债，做多了长债，同时还放大了他们美国国债的空头和新兴市场债券的多头。这场危机之后，人们才发现原来他们的模型有问题。波动率并非如获奖公式那样是水平的，而是存在着“偏移”和“微笑”两个无法解释的现象。
我们现在有理由猜测，可能在该公式所描述的6个变量之外，还有第七个变量在发生作用，而我们对这第七个变量一无所知。贝尔斯登的倒闭强化了我们这方面的猜测。今天的金融学就如同开普勒时代的天文学一样，当时最好的天文学模型告诉我们太阳系是由6颗行星组成的，但是实际观测到的轨道却和模型的预测相差很大。这就暗示我们有可能存在着第七颗行星，影响了其他6颗行星的运行轨道。尽管我们承认即便进一步揭示真理，我们的生活和财富还是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但寻找第七个变量或者第七颗行星是人类对科学探索的天然兴趣。
其实，金融学比科学更多一层无奈。每当我们揭示了某些市场规律之后，市场立即用暴跌和危机的方式来改变其原有的运行方式，使我们每一次试图预测市场走势的努力都化作徒劳。无论我们的科学手段多么先进，我们仍然无法改变“赚钱是艺术”的至理名言。这一点上，天文学家是幸运的，因为行星不会因为被你发现而改变运行轨道。
我们在足够幸运的情况下，也许可以事先计算出对冲的比例，就如同我们可以知道要轰击原子核所需要的能量一样．但是我们无法用科学手段得知究竟应该如何设置对冲的头寸，就如同我们即便轰开了原子核之后也不得不面对新的未知世界一样。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塔克商学院的肯尼斯教授。据说他曾经是高盛的副总裁，提前退休到塔克当了教授。他的模型总是很花哨，然而他说：“模型就是市场上大多数人都相信的交易策略，并根据它采取一致行动。你自己可以继续做模型，但是不要去死板地相信模型，模型是用来说服客户进行交易的，你只赚取交易佣金。一讲解完令人头痛的模型之后，他重重地合上讲义，告诫我们要保持机会主义的立场。据说肯尼斯在2005年进入过诺贝尔奖最后的候选名单。(www.xing528.com)
“我们从来不讨论市场是否理性，从来不。那是社会学家们讨论的问题。我们只讨论市场是否有效。”那个发胖以前长得像肖恩康纳利的格里茨教授说，“在有效的市场上，你和白痴炒股的收益率是一样的。你是否理性是你自己个人的风险偏好问题，不是市场定价的问题。我们只关心市场是否被操纵，是否公平，是否有信息掩盖。而他最近拿了诺贝尔奖。
“派对结束了，你不要最后一个离开晚会。那样的话，你就要负责收拾桌了。”巴菲特抛股票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艺术，投资不是火箭物理学，是一门艺术。”巴菲特从来没有得到诺贝尔奖。
肯尼斯是机会主义者，格里茨是科学家，巴菲特是艺术家。他们三个人的身家是如何排列的呢？我猜测巴菲特肯定第一名，肯尼斯第二，格里茨最后。也就是说，在资本市场上，收益排名分别是艺术家、机会主义者、科学家。
我现在经常收到券商研究员的分析报告，也可能我自己老了，看到一大堆数据分析就头昏，再也没有了渴望。我相信我们探索未知市场规律的努力不会停滞，请大家不要因为金融危机和机构倒闭而嘲笑那些研究模型的人们，他们的努力是值得的。只不过金融市场本身不可能创造出一台类似永动机的合法印钞机，我们不能通过模型来实现无风险的收益。但是，更精确的模型使得我们对资产的定价更加合理，而不依赖于所谓的供求关系；而更合理的资产定价将更好地配置和调度市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体经济运行需要金融学体现出科学的一面，而个人投资的财富命运则完全是由其本人的投资艺术决定。
投资是艺术，买入时间和卖出时间的把握是绝对的艺术，选择什么品种、设置多少对冲的比例则是绝对的科学。大多数交易时间，我们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游走。
（本文写于2008年6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