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1939年元月1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公立学校的教师。或许是良好的家庭氛围的使然，也或许是波斯纳天资聪明，他在学生时代就令人瞩目: 1959年以状元的身份毕业于耶鲁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1962年再次以状元的身份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在法学院期间，他曾担任《哈佛法律评论》主编。虽然没有拿过Ph·D，但是他曾经获得包括耶鲁、乔治城等名校的荣誉法学博士。
学生时代结束后，他便开始从事法律工作。1963年他成为纽约律师协会会员，1962年至1963年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冉能的法律助手，后又担任美国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助理，美国总统交通政策特别工作小组首席法律顾问。也是在学生时代结束后，他才开始自学经济学，奠定了他的学术思想基础。1968年他加入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任副教授;1969年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授。1981年，里根总统提名他出任联邦第七上诉法院(在芝加哥)法官，在1993年到2000年间他担任首席法官。
任法官期间，波斯纳一直担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高级讲师;同时，他每年平均撰写80件以上的上诉审判意见，这使他跻身于撰写司法意见最多的美国联邦上诉法官之列。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波斯纳从来不用法律助手代笔，总是自己捉刀。他的一个法律助手说，(波斯纳)说出来的话本身就是一段文稿，几乎不用修改。真有一种“文章天成”的感觉[1]!
波斯纳是美国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一，是经济分析法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现虽已年逾花甲，但仍然勤于笔耕，著述颇丰，其内容极为广泛，几乎涉及法理学的每一领域。据统计，截止2001年，波斯纳的个人专著达到37本，论文300多篇，司法意见将近2000篇，仅这些数字就足以表明:波斯纳作为一名前无古人的、最多产的法学家，享此盛名乃当仁不让!
波斯纳的主要著作除了那部使其一夜成名的《法律的经济分析》(1973年)外，还有被人称为“波斯纳三部曲”的《法理学问题》(1990年)、《超越法律》(1995年)和《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1999年);另外还包括:《反托拉斯法》(2000年第二版)、《正义/司法的经济学》(1981年)、《联邦法院》(1996年)、《法律与文学》(1998年)《性与理性》(1992年)、《衰老与年龄》(1995年)、《公共知识分子》(2001年)等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且还是他山一宝玉?我国法学界苏力先生慧眼独具，组织并参加了“波斯纳文丛”的翻译工作。这次选译的是上述的最能代表波斯纳思想的11部著作，目前已经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法律的经济分析》已经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不在此列)。
按说，对于波斯纳的介绍应当就此掷笔。因为，即便是“数字”的堆砌也足以织就他成就的花环了;但是若想全面描述一个人，尤其是像波斯纳这样的“超重量级”的大人物，仅仅用“数字”似乎就显得单纯和干涩!作为当代最无情、也最会煽情的法理学家，位居美国最强有力的法学家之高位，你很难想象波斯纳作为平常人的生活。因此，如果不多说两句，不把波斯纳生活的一面展示出来，总觉得似乎有点对不住读者!其实，日常生活中的波斯纳是一个极为“和蔼可亲”又不乏幽默的老人。《纽约客》杂志上的一篇波斯纳访谈中这样写道:“他伸出柔软的手，温和的笑着，彬彬有礼。他个儿高而苗条，他的眼睛苍白的像鱼，他着装保守，身形单薄。他轻轻地挪移，宛若在悠游而非站立”。他喜欢宠物，但是他的宠物猫却不喜欢他，当然这不会使他忌恨动物，他还想着收养动物园的狒狒;他学术上享有盛誉，人们称其为真正的天才，但是“就在几个星期前，波斯纳还没有用过自动取款机，他需要钱的时候，就从沙琳(他的妻子)的钱包里拿”;他位高权重，令人羡慕，但是深居简出，最讨厌旅游，最喜欢看书，据说，“波斯纳每个工作日的上午都在法庭，下午则回家写东西。”书房的书架上还放着二十年前波斯纳开始做法官时，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制作并赠送的天平:天平的一面刻着“公平”，另一面的字体更大、更粗，写的是“效率”[2]，真是一个铁杆的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www.xing528.com)
对于波斯纳的性格，他曾经作出了这样的自我解嘲:“我跟我的猫有一样的人格。冷漠、诡秘、无情、势利、自私，还爱玩，当然，也有些残酷”[3]。
这就是波斯纳，在西方法学界自成一派，掀起了一股潮流并且仍不安分——还在掀起潮流的一位已逾花甲的老人!
对于波斯纳的思想，人们一般认为，“波斯纳是经济分析法学派的杰出代表”!这样的陈述，一般不会引起非议。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事物一个方面的过分专注往往会导致对其他方面的漠视，也或许是“月朗星稀”的缘故，“经济分析法学派的杰出代表”这个光环太大太亮了，以至于我们很少关注波斯纳思想的其他方面。其实，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自1990年出版了《法理学问题》后，波斯纳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的这种转变较集中的反映在他的法理学三部曲—— 《法理学问题》、《超越法律》和《法律和道德理论的疑问》中。当然，这不是对经济分析思想的否定，而是一种修正。用波斯纳的话说，“并非法律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能不费吹灰之力的转化为经济学的问题”[4]，他尝试着给出实用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进路，从而试图较全面的分析法律的难题。或许，在他看来，这“三把钥匙”足以开启“法律之门”了——莫非要建立“波斯纳的帝国主义”?这是一个抨击“帝国主义”的时代。但，笔者反而认为，无论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还是“波斯纳帝国主义”，都反映了一种精神，那是一种鞠躬尽瘁的学术精神，更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德性!
当然，即便是上面提到的这“三把钥匙”，也不能完全概括波斯纳的思想体系(“体系”这个词本来就受波斯纳厌恶)，他对社会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有人评价说:“一点点经验的供给就可以支撑他走很远的路。”
[5]在新近的著作中，他既涉及让人兴奋的《性与理性》，又关注不怎么受法学家关注的《衰老与年龄》等问题。
这就是波斯纳，自由穿梭于多种学科、大胆游弋于学术海洋，一名普普通通但又不乏“敢教日月换新天”豪情壮志的学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