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情态交朋友：曾国藩和刘蓉的交谊

根据情态交朋友

【原典】

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译释】

前述三种情态虽不能定下一个人的终身命运，而若能避开以上三种人而求之，就可以遍结天下朋友了。

中国古代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著述之中。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一成不变呢?不是。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都是会有所变化的。更深一步说，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验之社会现实生活，可以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身首异处，巨奸大恶往往能够得享永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因为社会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古人讲求学以致用。三种“时态”分析已毕，又该如何呢?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在生活中可以去发现那些为人真诚，不饰虚伪，勇敢果决，敢作敢为，主见沉浮，立场坚定之士，与他们交朋友、共谋大事，可以成功。反之，则不可与其交往，以趋吉避凶。这实际上是衡量、检验选择人的标准，以此来评判所遇之人，自然可以确定哪些能成为亲密战友，哪些能同甘共苦，哪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以此结交天下之士，可保无误。

解读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一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他就是刘蓉。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容，号霞轩，少年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诏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 1834)，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 1839)，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 1843)六月初三的日记中写道:“临日接霞轩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道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也!”道光三十年( 1850)，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咸丰元年( 1851)，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轩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 1852)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弃世;八月，曾国藩亦以其母于六月二十日去世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也没有忘记这位同乡，诗文往来不断，并誉之为“卧龙”。曾国藩在《寄怀刘孟容》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刘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黄菊，薄暮不盈春。

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

四年亦云已，万事安可说?

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

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

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

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

君卧湘水湄，辟人苦局阙。

怀念之余，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道光二十三年( 1843)，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今天论述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道光二十五年( 1845)，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悚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才“了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志趣下愈益深化。曾国藩对刘蓉的敬重之情在诗文中也常能反映出来:“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

当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坚辞不出之时，刘蓉还专门写了书信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世治乱”为己任。

刘蓉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共见。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形势不同，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且塞其责。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采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事业。文中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诫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文末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样志趣的人，因为他们价值观相近，所以才能走到一起来，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性情耿直的人就和投机取巧的人合不来，喜欢酒色财气的人也绝对不会跟自律甚严的人成为好友。因此人们常说观察一个人的交友情况，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品性和素养了。

林肯也曾说过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朋友，便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

一般来说，有益处的交友有三种情况，有害处的交友也有三种情况。同正直的人交友，同诚信的人交友，同见识广博的人交友，这是有益的三友。同惯于走邪道的人交友，同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交友，同惯于花言巧语的人交友，这是有害的三友。

《礼记》上说:“与君子交朋友，就像进入了芝兰花圃，时间长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芳香，就是与它同化了，与小人交朋友，就像进入了鲍鱼铺子，时间长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臭气，也是与它同化了。”所以交正人君子为朋友，就可以说是一生的幸福;交邪恶小人为朋友，就可以说是一生的祸害。因此，交朋友不得不慎重地审度与选择。(www.xing528.com)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谯周说:“交友的方法，最要紧的是清楚明白，沾染上了红色就变为赤色，沾染上了蓝色就变成了青色。”又说:“交朋友得到了门道，就是千里同好，稳固得像胶漆一样;交朋友不入门道，就会同室操戈，形同水火。”

交朋友贵在以道相合，以义相聚，以信相守，以心相应;贵在互相敬重、互相信赖、互相体谅、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而最要禁忌的是，以权势、利害相交。正如《史记》中所说:“以权势、利害相交合的朋友，权势倾倒，利害已尽，必然疏远。”

以势力相交的朋友，势力倾倒就会绝交;以利益相交的朋友，利益没有就会疏散;以富贵、功名相交的朋友，富贵、功名的利害相同就会结合，富贵、功名的利害相背就会离开。唯有以道义相交，性情相交，肝胆相交，真诚相交，才会深切长久，才不至于被富贵、贫贱、患难、利害所分离。

看来，进什么样的圈子，交什么样的朋友，确实是个大问题。

三国时蜀主刘备就是一个十分善于选择朋友的人。如果当初没有他在桃园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又在隆中三顾茅庐选择卧龙诸葛亮，就很难三分天下，建立蜀汉帝业。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对自己的思想、品德、情操、学识都有很大的影响。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贤则聪，近愚则聩。”古人很重视对朋友的选择。孔子曰:“君子慎取友也。”品德高尚的人，历来受人推崇，也是人们愿意结交的对象。而品德低劣的人，却常常被人所鄙视，当然也不排除“臭味相投”的“酒肉朋友”。

实际上，每个人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他们交朋友总是有所选择，有自己的标准的。明朝学者苏竣把朋友分为“畏友、密友、昵友、贼友”四类，如此划分便可明白;畏友、密友可以知心、交心，互相帮助并患难与共，是值得深交的:那些互相吹捧、酒肉不分的昵友，口是心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利则来，无利则去，还有可能乘人之危损人利己的贼友，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结交的。

英国科学家法拉第说:“如果你想了解你的朋友，可以通过一个与他交往的人去了解他。因为一个饮食有节制的人自然不会和一个酒鬼混在一起;一个举止优雅的人不会和一个粗鲁野蛮的人交往;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会和一个荒淫放荡的人做朋友。和一个堕落的人交往，表示自身品位极低，有邪恶倾向，并且必然会把自身的品格导向堕落。”一句西班牙谚语说:“和豺狼生活在一起，你也能学会嗥叫。”

即使是和普通的、自私的个人交往，也可能是危害极大的，可能会让人感到生活单调、乏味，形成保守、自私的性格，不利于勇敢、刚毅、心胸开阔的品格的形成。甚至很快就会变得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丧失原则性，遇事优柔寡断，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种精神状况对于想有所作为或真正优秀的人来说是致命的。

与那些比自己聪明、优秀和经验丰富的人交往，我们或多或少会受到感染和鼓舞，增加生活阅历。

与优秀的人交往，就会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得到长足的发展;与品格高尚的人生活在一起，你会感到自己也在其中得到了升华，自己的心灵也被他们照亮。

如果马克思没有选择恩格斯这位真诚的朋友，他恐怕就不会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建立起他的理论学说，也就不会有伟大的著作《资本论》。

朋友之间的行为总是互相影响。善行总是产生无数的善行，就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会产生波纹，而这些波纹又会产生更大的波纹，如此连绵不断，直至最后一道波纹抵达岸堤。

志同道合，情趣相投，是择友的一个标准。志向不同，情趣有别，友谊是不可能长久的，早晚会分道扬镳。“管宁割席”的典故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管宁热衷于读书做学问，而华歆则热衷于官场名利，两人缺乏做朋友的共同思想基础，割席而坐是必然的。

“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多，好朋友越多，我们受益越多。学无止境，学问再大的人也有不懂的东西。与其出淤泥而不染，何不从一开始就择其善者而从之?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圣人尚且如此，我们在结交朋友时，也应尽量选择有学识的人。

当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朋友也不能求全责备，自己本来就是不完美的，朋友又是双向的。如果人人都要求结交比自己有学问的人为友，那么到头来只能是谁也没有朋友。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朋友相交贵在有所补益，有所予、有所取才是“交往”。

古人的择友之道，我们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也不要为其所拘束，对友人过于苛刻。择友的标准各有不同，也应该从个人实际出发，慎重选择，急来的朋友，去得也快，所以朋友可多交，不可滥交。

智慧要义

曾国藩所言“情态”，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囊括了一个人外在言行和内心思想的方方面面。在识人用人时，不管是面对君子，抑或是小人，只要细察情态，则其心可知。

孔子认为: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君子想的是道德和法度，小人想的是乡土和恩惠。他曾经给小人定下五大罪状，并据此诛杀了鲁国大夫少正卯。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上任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他的学生子贡对他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您刚上任就杀了他，有人认为是不是太过分了?”孔子说:“普天之下，有五种人罪大恶极，小偷、强盗还不在其中。第一种是心怀叛逆而又阴险狡诈的;第二种是行为邪恶而又顽固不化的;第三种是言语虚伪而又善于诡辩的;第四种是探听国家的阴暗面，而且记得很多，到处宣扬的;第五种是附和错误的上司而获得恩宠的。这五种罪恶够上一条，就免不了被君子诛死。少正卯正是这种五毒俱全的人，他待在那儿，就足以在那里拉帮结派;他的言论足以文过饰非，迷惑他人;他控制了权力就足以谋反叛乱，自立为王。这种人就是人中的奸雄啊，怎么可以不杀呢?”他还引《诗经》上的诗句慨叹:“真令人忧心如焚啊，我恨透了这些小人;小人成群结党，这就值得忧虑了!”

春秋时齐国的晏婴在《晏子春秋》中对君子和小人的行为曾做过更为具体的评述。叔向向晏子问道:“正直之人的道义，邪恶之徒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晏子回答说:“正直的人身居高位之后，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对国家来说，这种人是值得培养的。而他们也是不会忘记国家恩情的。得志了，他们就辅佐国君，使国君体恤人民;窘困时，就教化人民，使人民顺从国君的领导。侍奉君主，按礼仪行事，忠心耿耿，不计较爵位俸禄。不任用他们，他们就坦然离开，毫无怨言。他们在交朋友的时候，注意对方的身份，行为合乎道义，绝不做不正当的事情。看法不周，就交换意见，而不恶意攻击，更不会到君王面前诋毁别人。不用苛刻的手段对付人民来换取尊贵的地位。所以，这种人被君王重用就能够使人民安居乐业，在人民中间做事就能使君王受到人民的尊重和拥护。所以他们能得人心而君王对他们也深信不疑。为君王办事，绝不搞歪门邪道。因此，得重用时，不玩物丧志，不被任用的，也不忘正心修身。这就是正直之士的行为。而那些邪恶奸诈的人就大不相同了。做了高官就残害人民，在下面做事，就违逆君主意志;侍奉国君，就献媚迎合而不尽忠心，交朋结友，无原则地凑合，不干好事。以阿谀乖巧的手段谋取私利，与奸诈之徒结党营私，养肥自己。夸耀自己的权势俸禄来凌驾于人民之上，用铺张礼仪、装饰门面的手段来哗众取宠，招摇过市。不被重用时，就轻率地议论朝廷;与朋友相处不融洽时，就在背后诽谤。所以，在朝廷为官，老百姓就担忧，在下面做事，就危及君王。因此，让这种人辅佐君王，简直是罪过;这种人和谁交朋友，谁就要大祸临头。这种人得到重用，会带来耻辱，任其发展会破坏刑律。所以，这种人在朝为官就要滥杀无辜，在下行事就要谋害君王。因此，和这种人交往，就会受到玷辱，任其发展作乱，就会危及社稷安全。这就是邪恶奸佞之人的行为。”

刘向在《说苑·臣术》篇中，依据对人臣的行为和心术的轩轾，将人臣分为十二大类，即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和亡国之臣。刘向的人臣之术议论精辟独到，在古代典籍中实不多见。刘向认为:作为臣子应当遵从君王的旨意行事，还要将办事的结果向君王报告，不能自作主张，独断专行。坚持正义而不无原则地附和他人，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尊贵的地位，他们所作所为必然有益于国家，必然有助于辅佐君王治理国家。所以，他们不但能使自己生前地位尊贵，而且还会泽及子孙，福荫后人，臣子的行为有“六正”、“六邪”之分。行为符合“六正”就非常荣耀;行为属于“六邪”之列的就是耻辱。荣耀或耻辱就是得福或招祸的开端啊!那么，什么是“六正”，什么是“六邪”呢?

“六正”的第一类，是指能在事情开始之前或在未见端倪的时候，就能够预见到将产生的结果，尤其是在有关存与亡、得与失的重大问题上，能够防患于未然，在坏事发生之前及时止住，使君主超出众人之上，立于显赫荣耀的地位，天下人都称颂他，能这样做的人，就是“圣臣”了。第二类，虚心诚意向君王进言，献计献策，并疏通进谏渠道，用礼义奉劝君王，对君王讲述长远的国策，弘扬君王的美德，纠正他的缺点。事业成功之后，将成就归功于君王，绝不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功绩。这样的臣子就是“良臣”。第三类，不顾自身地位低微，身体有病，废寝忘食地为国家操劳。为了举贤荐能，不厌其烦地列举古代贤人禅让等美德，处理问题按君王意旨行事，这样做是为了有利于治国安邦。这样的臣子就是“忠臣”。第四类，对事情的成败利钝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早做准备，防患于未然，堵塞漏洞，断绝祸根，变不利为有利，使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让君王放心，根本用不着担忧发愁。这样的臣子就是“智臣”。第五类，遵命守法，忠于职守，谦恭礼让，绝不无功受禄，还能将君王的赏赐转让他人，不接受馈赠礼品。衣冠简朴整洁，饮食节约俭朴。这样的臣子就是“贞臣”。第六类，当国家混乱，国君昏庸，而别人对国君的所作所为不敢劝阻之时，敢于冒犯君王天威，批评其错误行为，不顾自身安危，只要换得国家安定，哪怕是粉身碎骨，也毫不后悔。这样的人就是“直臣”。以上谈的是“六正”的表现。

“六邪”指的是这样六种人:第一种人，心安理得地做官而无所用心，贪图富贵，一味经营自家产业谋取私利，而置国家大事于不顾，有知识不肯用，有良策不肯献，有能力不愿出。君王如饥似渴地需求治理国家的高见和良策，而他却不肯尽一个仁臣的职责。他追逐自在，庸庸碌碌，混迹于普通人之中，随波逐流，还不时窥测方向，见风使舵。这样的人就是“具臣”。第二种人，君王说的话，他都说好，君王做的事，他都说行，背地里摸清君王的爱好是什么，立即奉献上去，使君王赏心悦目，让君王收留，与之往来，寻欢作乐，根本不考虑这样做的恶果。这种人就是“谀臣”。第三种人，内心相当阴险，但貌似恭谦，处处谨小慎微，花言巧语，妒贤嫉能。对于自己想举荐的人，就夸耀他的优点，却把他的缺点隐匿起来;对于自己想排斥的人，就大肆宣扬其过错，却把他的优点掩盖起来，致使君王由于胡乱行事、用人失察、赏罚不当而号令不行。这样的人就是“奸臣”。第四种人，智谋足以用来文过饰非，辩才足以用来游说撞骗，说反话，换词语，精心修辞，写成文章，对内，离间骨肉亲情;对外，挑起妒忌，搅乱朝廷。这种人就是“谗臣”。第五种人，利用权势，独断专行，打着国家大事的招牌，重其所亲，轻其所疏，结党营私，掠夺财富，以此来显示声威，扩大势力。更有甚者，还擅自伪造君王的诏令来显耀自己尊贵。这样的人就是“贼臣”。第六种人，诬陷忠良，助长邪气，使君王陷于不仁不义的境地;纠结朋党，狼狈为奸，蒙蔽君王。在朝廷上巧言令色，净说好话，朝廷之外又出尔反尔，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使人黑白不分，是非颠倒，长此下去，致使君王的恶名传遍全国乃至邻国。这样的人，就是亡国之臣。以上讲的就是“六邪”。

贤良的臣子一言一行恪守的是“六正”的准则，绝不会有“六邪”的行为出现，所以才会使得朝廷之中安定团结，天下大治。

可以说，认识“六正”与“六邪”，是为了帮助我们清楚地对正直与奸佞作辨识或划分。

情态篇的智慧，就是告诉我们要善于从情和态两个方面认识人的本质，从人的外在表现和内心世界的流露探其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