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旋态之魅力：谦虚忍让、屈伸适时

情态种种之——周旋态

【原典】

饰其中机，不苟言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则周旋态也。

【译释】

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处处察言观色，事事趋吉避凶，与人接触圆滑周到，这就是周旋态。

周旋态与疏懒态恰恰相反，这些人大多是人群中的佼佼者，不仅智商高，城府深，而且灵巧机警，谦虚忍让，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随遇而安的本事很好，待人接物谨慎细心，应付自如，游刃有余，不仅在书海中有遨游的天才，也能在交际、官场中挥洒灵便，甚至有如神助。在黑白、官商、文武中都可找到自己的位置。解决问题能力强，适于独当一面。如果周旋之中别有一股强悍雄健气，则是难得的大人才。

解读

周旋态最突出的优点就是谦虚忍让、屈伸适时，这些特点在时局对己不利的情况下是极其适用的。

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周易》提出“潜龙勿用”的思想，即在一定条件下，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孔子在《易系辞》中，则以尺蠖爬行与龙蛇冬眠作比喻，进一步解释什么叫“潜龙勿用”，他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宋朝的朱熹则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认为“屈伸消长”是“万古不易之理”。他提出，在时机未到之际，要“退自循养，与时皆晦”，要学会“遵养时晦”，即隐居待时。

明代冯梦龙在其著作《智囊》中，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当其形势不利时，应当暂时退却，以屈求伸，否则，必将倾覆以致灭亡。他说，智是术的源泉;术是智的转化。如果一个人不智而言术，那他就会像傀儡一样，百变无常，只知道嘻笑，却无益于事，终究不能成就事业。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无术而言智，那他就像御人舟子，自我吹嘘运楫如风，无论什么港湾险道，他都能通行，但实际上真的遇有危滩骇浪，他便束手无策，呼天求地，如此行舟，不翻船丧命才怪呢!蠖会缩身体，鸷会伏在地上，都是术的表现。动物都有这样的智慧，以此来保全自身，难道我们人类还不如动物吗?当然不是。人更应该学会保护自己，以期发展自己。

古时候，李耳比胡，禹入裸国而解衣，孔尼猎较，散宜生行贿，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知其中道理的人说:“圣贤之智，也有其用尽的时候。”知其缘由的人却说:“圣贤之术，从来也没贫乏的时候。”温和但不顺从，叫作委蛇;隐藏而不显露，叫作缪数;心有诡计但不冒失，叫作权奇。不会温和，做事总会遇到阻碍，不可能顺当;不会隐蔽，便会将自己暴露无遗，四面受敌，什么事也做不成;不会用诡计，就难免碰上厄运。所以说，术，使人神灵;智，则使人理智克制。

冯梦龙的屈伸之术说，通俗易懂，古今结合，事理结合，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纵观历史，很多历史人物，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必要的时候，大多使用屈伸之术，以保存自己，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或另立山头。历史同时也说明，善于使用屈伸之术，该屈则屈，该伸则伸，较好地掌握并运用屈伸辩证法，是许多历史人物成功的重要途径。

1.用语言或行动掩饰自己

这种人，善于伪装，随机应变，以避敌人的耳目。三国时，刘备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被授予安喜尉。不久投靠了公孙瓒，代领豫、徐两州牧。用兵失败后，他投奔曹操，想借曹操的势力来保存自己，以图自己的宏志。他虽归附曹操，但心思却是另外一番，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归附曹操的，而是不得已时的一种策略。但他又怕曹操识破自己的心思，便采取了示弱法，终日种菜，忙于田圃之间。不问国家大事，以此向曹操表示自己胸无大志，只是平庸之辈，从而想避开曹操的注意力，让自己更好地存在与发展。

刘备虽然不止一次寄人篱下，但他绝不是等闲之辈，而是胸怀大志之人。也正是从这点出发，曹操才收留了刘备。即使刘备整日种菜，装着不闻不问政治与军事，曹操也没看轻他。请他一起进餐共饮，正是这种看法的表现。应该说，曹操的看法是对的。但刘备却在思考问题的另一面:他胸有大志，但是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过早地暴露或是被人察觉，政治抱负很可能就会化为泡影。因此，隐藏自己，不暴露自己的志向，是刘备的主要计策，他归附曹操，只是为了寻找一个暂时的立脚点，曹操请他一起进餐同饮，他便自然地想到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以求更好地立足和发展。(www.xing528.com)

一天，曹操请刘备喝酒，曹操酒兴正浓，举杯痛饮，同刘备纵谈天下哪些人是英雄，刘备故意列举了一些平庸之辈，以掩饰自己，曹操指着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耳。”刘备一听说他是英雄，惊恐万分，连筷子都掉到了地上。此时恰好雷声大作，众人都抬头看天。曹操见刘备的脸上变色，见筷子落地忙问何故。刘备灵机一动，说自己胆小。“闻雷迅速应变”，巧妙地掩饰自己，瞒过曹操。《三国演义》中有诗以赞刘备:“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2.该忍耐的要暂时忍耐

历史上不少人物在其斗争失利时，为了保全自己，总是装死躺下，忍痛牺牲，克制自己，不露声色，以此麻痹敌人，乘机溜走，如刘秀对刘玄即是此种屈伸之典型。新莽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南阳蔡阳(今湖北省枣阳西南)人刘演、刘秀兄弟乘机起兵，以重建汉朝为口号，招兵买马。后来加入了绿林军。其同族人刘玄初入平林兵，被推为更始将军，后来也与绿林军合并。公元23年刘玄称帝，年号更始。新莽王朝灭亡后，他迁都长安，很快便背叛起义，调转矛头杀戮农民军将领，刘秀之兄长刘演便被刘玄所杀。

按常理，刘秀肯定不会饶过刘玄，一定要找他算账，以报杀兄之仇。但是，刘秀有自己的考虑。他非但没有找刘玄算账，反而在表面上不动声色，若无其事。朝见刘玄，仍然是和颜悦色，低声相应，根本就不主动提兄长被杀一事。他孝服不穿，丧事不举，言谈饮食犹如平时。难道他对刘玄加害其兄真的无动于衷吗?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兄长本是有功之臣，因争权被杀，他的内心当然是愤愤不平，他为兄长难过，虽然白天表面上淡如平常，但夜晚枕席之上却常流着眼泪。他一定要完成兄长未完成的事业。可是，眼下他毕竟是刘玄的下属。如果他不能克制，质问刘玄，很可能会被杀害，与其兄一样的下场。那还有什么宏图大志可言呢?为兄报仇的目的又怎能实现呢?况且自己也是有功之臣，在昆阳大战中，他率13骑突围求援，建立奇功，刘玄很清楚这一点。此时如果述说一下光荣历史，或许会讨好刘玄，增强他对自己的相信度。但刘秀却只字不提，自有他的高招。

刘玄见刘秀如此宽宏大量，良知发现，深感惭愧，便命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公元23年，刘秀到河北一带活动，废除王莽苛政，释放囚徒，赢得民心。他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当地官僚、地主的支持，势力越来越壮大。刘秀觉得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时机已到，便与刘玄决裂。镇压并收编铜马等农民起义军，力量不断壮大，经过长期斗争，终于打败刘玄，取得天下。公元25年称帝，定都洛阳，建立起东汉政权。至公元37年，统一全国。在位32年间，他先后9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多次下诏书免罪徒为庶民;减轻租税徭役，发放赈济，兴修水利;减四百余县，精简官吏，节省开支;抑制豪强，巩固中央集权，对稳定和繁荣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3.利用别人的怜心

所谓取怜，即取得敌人可怜之心，使其不加害于己。这当然是一种假投降的政策。故意装出一副可怜的模样，低声下气奴相十足，委曲求全，以此来骗取敌人的信任，保全自己，以图大业。

春秋时，越王勾践(公元前496—公元前465年在位)即位后不久，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一役中遭吴反击，兵锋大挫，退保会稽山(今浙江绍兴)终于被打败。从此，越国成了吴国的属国。越王勾践兵败被俘，在吴国当了人质。人在吴国，深入危地，当然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将招致杀身之祸。但考虑到整个越国的利益，为了报仇雪耻，他甘心在吴国做奴隶，忍辱偷生，以期早日回归越国，重振民心，强国富民，消灭吴国。在吴国，他再也没有一点国王的威风，而是“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他没有怨言，而是尽量将马洗干净，以讨好吴王夫差。他本是一国之君，为他人洗马，何尝愿意?但一想到国耻，人格的尊严就不考虑了。吴王重病时，他服侍汤药，并亲口尝粪。史称他“曲意以欢其心，尝粪以取其怜”。勾践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利用吴王夫差的伪善，取得其同情。勾践这一招很有效。时间一长，吴王夫差还真的同情了勾践，不再让他在吴国当人质，而是决定释放勾践回国。为了进一步欺骗吴王夫差，他在临别之际，表示对吴王夫差依依不舍，满面流泪，感谢吴王的仁慈。可是，他一踏上国土，便恢复了原来的面目，如虎归山，他发誓要报仇雪耻，恢复越国的独立地位。于是，他卧薪尝胆，磨炼自己的意志;十年生聚，强国富民;练习演习，加强国防。后来，吴王发兵北上，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争盟时，越王勾践认为时机已到，便乘虚袭吴，吴王夫差被迫回师，向越请和。但越王勾践志在灭吴，拒绝谈和。公元前473年，越军围攻姑苏(今江苏苏州)，吴王夫差自刎而死，强大一时的吴国灭亡了，越王勾践实现了为国报仇雪耻的愿望。越王屈伸之术，深得韩非好评，韩非说:“勾践人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

4.以屈求伸

屈伸之术并不是宏图大志者的“专利”，在历史上，每当革命盛势，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乞灵于伪装，以屈求伸，进行垂死挣扎。清朝袁世凯即为其人。

1901年，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病危，临终时，他推荐袁世凯继位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任命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主持训练新军，将“北洋常备军”扩编为六镇，他便成了北洋军阀的最高首领。1907年，他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这一切，引起清廷内部一些人的忌妒。1908年，摄政王载沣罢了袁世凯的职，叫他回家养病，并派了武弁“随身保护”。袁世凯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他没有气馁，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乘机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

袁世凯很清楚，随身而来的武弁实际上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绝不是什么“随身保护”。因此，他便特别款待武弁，平日里大鱼大肉，遇有过年过节则另外多加赏赐，给了武弁不少好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东西嘴短，拿了人家的东西手软。”武弁向上报告袁世凯的行踪表现时，便少不了几句美言，说他是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朝廷的大恩大德，以使朝廷放松警惕。但袁世凯觉得这样还不够，为了进一步掩饰自己，他还饮酒作诗，持杆钓鱼，闲云野鹤，以示韬晦。并刻有《圭塘唱和集》，分赠给北京的亲友，在更大的范围内故意隐蔽自己，转移朝廷视线。但实际上他却一刻也没离开政治。他和庆亲王奕劻、北洋军的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始终保持着联系。徐世昌、杨度等人，则经常给他通报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是农工商部的参议员，及时了解北京情况并禀告其父。他家有电报房，他利用电报房跟各省的督抚通电往来。他的身边还有一批幕僚清客。当时，朝廷政局不稳，天下也不太平，这为袁世凯再度出山提供了极好的时机。所以，袁世凯饮酒作诗，泛舟钓鱼，只是为了欺骗政敌，其政治用心则是以屈求伸。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袁世凯再也沉不住气了。在英美公使的压力下，清政府又重新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兼湖广总督。从此，他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既诱使革命派妥协议和，又挟制清帝退位，遂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1915年12月，袁世凯正式宣布恢复帝制，改年号为洪宪元年，但因各省因此宣布独立，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忧惧而死，他虽然以屈求伸，争得了政治地位，但因他站在反历史、反人民的立场上，终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