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态种种之-弱态：柔弱狂放，疏懒周旋，冰鉴全鉴

情态种种之——弱态

【原典】

有弱态，有狂态，有疏懒态，有周旋态。飞鸟依人，情致婉转，此弱态也。

【译释】

常见的情态有以下四种:柔弱之态、狂放之态、疏懒之态和周旋之态。小鸟依人，情致婉转，娇柔亲切，这就是弱态。

从成才角度看，以上四种，各有所长，弱态之人，不媚俗迎众;狂态之人，不哗众取宠;疏懒态的出于真性情，周旋态的举止圆滑中不失中正刚健，都可以有所作为，而被历史铭记。

情态以动为主，因此在鉴别人物时，情态只是考察的内容之一，犹如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局部有缺陷，整体尚好，大体不坏;局部虽佳，整体已坏，则难当用。犹如一株大树，枝丫坏死，而整株树仍有生命力，仍不失根深叶茂之美;如果大部坏死，虽余有一枝半丫的绿意，终失其整体的完美，叫人叹惜。

弱态之人性情以柔为主，温平和善，慈爱近人。从缺点上讲，流于优柔寡断，信心不足，少果敢独立之气，不能坚持个人意见，缺乏主心骨，言听计从惯了。如果有文人气质，又增加了一重多愁善感的女子之态，“细数窗前雨滴”，如果不彻底改变其信心不足的弱点，就只能跟在人后打下手，不能独当一面办事情。

他们的优点在于内心细腻、感受敏锐深刻细微，能注意到常人注意不到的细节，也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这种人心思周密，做事周全，叫人放心，在许多细节问题上会处理得非常巧妙，非常有创意，可惜豪气不足，不适合做独当一面的开创性工作。适合从事文学艺术和慈善事业。

解读

弱态的基本特征是“弱”，性情温柔和顺，平易近人。天生之弱态容易辨识，但生活中常见的弱态之人并非都是生来就弱，有些弱态是为了处世的需要，这种情况就需要细细推敲一番了。

有些人看上去平平常常，甚至还给人“窝囊”、不中用的弱者感觉，但这样的人并不可轻易小看他。有时候，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在胸中隐藏着高远的志向抱负，而他这种表面“无能”，正是他心高气不傲、富有忍耐力和讲策略的表现。这种人往往能高能低、能上能下，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和深厚城府。

在中国古人的处世智慧里，要保全自己不受伤害和攻击，最好的办法是以退为进，隐于无形，即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小的位置上，不引人注意，自然不会遭小人妒忌陷害。这种弱态是古人处世智慧中一个很高的境界。曾国藩就很多次用这种办法来保护自己。(www.xing528.com)

功高盖主，兔死狗烹。身为臣子的曾国藩深知身居高位的危险。曾国藩的一生中，屡获朝廷重任，对此，他除在一些家信中偶然表现出沾沾自喜外，更多的则是惕惧。如慈禧上台只十八天，便命曾国藩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

对于这种殊遇，曾国藩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感恩图报，正如他写给弟弟的信中所说:“前此骆、胡、王、薛诸人，皆以巡抚赏头品顶戴，今弟以记名臬司获此殊恩，宜如何感激图报?”另一方面，他又深恐自己骤遭不测之灾，甚至杀身之祸。他写道:“予自(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惶无已。读陶诗《饮酒》诸篇，为之心折。”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这位“结庐在人境”、闲适冲淡的陶渊明，竟然在千年后引起了身处千军万马之中的曾国藩的共鸣。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如陶渊明一样，“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而仍然在调兵遣将，用尽心机，日夜盘算着围攻天京的“大业”。他一只眼盯着太平军，另一只眼又不得不盯着满清朝廷。于是，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上疏说:“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并且“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达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功侧负疚良深”，“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划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他把自己无功受禄数落了一顿之后，又把攻克安庆之功完全算在满人多隆阿身上，而绝不提曾国荃，这实在是用心良苦。接着他又说，左宗棠“其才可独当一面”，朝廷可令他督办浙江全省军务，自己则“毋庸兼统浙省”。他这一奏请，一方面固然是信赖左宗棠，而自己“遥制浙军，尚隔越千里之外”，确有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对朝廷中新当权者的态度的一次试探。慈禧等人当然也看透了曾国藩的心计，在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中，令他对节制浙江军务一了，“毋再固辞”，并且说他“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着实把他赞扬了一通。

自然，这并不能使曾国藩放下伴君如伴虎的那颗悬悬之心。所以刚过了春节，他又于同治元年( 1862)正月初十日上疏再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他在奏折中写道:“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人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他摆出一副悲天悯世的架势，以防止外重内轻的议论来消除朝廷的疑虑。其实，自咸丰军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代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加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须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正月二十三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但是，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么几句评语而放松对清廷态度的时时观察。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节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乃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境地，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已经有统治中原两百多年历史经验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只是一时尚忍容未发;不断有来自权贵的忌刻怨尤，飞短流长，也是意中之事;自然也有一批利禄之徒，极力怂恿曾国藩更创大举，另立新帝，以便自己分得一匙羹汁。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也早在谙熟历史的曾国藩的思虑之中了。

他的办法，一是叫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且有“老饕之名”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他说:“弟回籍之折，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二是裁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这样，曾国荃所部仅剩几千人了。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综观三条，都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他在金陵攻克前还“拟于新年(同治二年)疏辞钦差、江督两席，以散秩专治军务，如昔年侍郎督军之象，权位稍分，指摘较少”。

虽然后来曾国藩没有疏辞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但上述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使清朝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

曾国藩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道理，同时，经过自咸丰二年( 1852)年底开始的风风雨雨，他位已足够高，权已足够大，希望从此过着安稳舒心的日子。因而他才想着把权位退让些，责任减轻些，尽量远离风云叵测的政治旋涡。

曾国藩这种表面的“弱态”，是很高明的处世做事的手段。当拥有优势地位时，这样做可以避免过于引人注目，而当处于劣势的时候，就更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保护。

要求得发展，首先应该保全自己，自我保护是立足于世的第一步。然而从古至今，很多人都不懂得自我保护，尤其是一些位高权重、才华横溢、富可敌国之人，被自身耀眼的光芒所迷惑，没有意识到这正是祸害的起始。

纵观历史，看历代功臣，能够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妒、穷奢极欲而人不非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懂得示人以“弱”，不明白放低姿态才是自我保护的最佳途径。反之，深谙此道的人，不管位有多高，权有多重，周围有多少妒贤嫉能的人，都能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为自己保留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