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骨“质”中看人之贵贱
【原典】
骨有质，头以联者为贵。碎次之。总之，头上无恶骨，面佳不如头佳。然大而缺天庭，终是贱品;圆而无串骨，半是孤僧;鼻骨犯眉，堂上不寿。颧骨与眼争，子嗣不立。此中贵贱，有毫厘千里之辨。
【译释】
骨有一定的气势，头部骨骼以相互关联、气势贯通最为高贵，互不贯通、支离散乱则略次一等。总之，只要头上没有恶骨，那么面再好也不如头好。然而，如果头大而天庭骨却不丰隆，终是卑贱的品位;如果头圆而佐串骨却隐伏不见，多半要成为僧人;如果鼻骨冲犯两眉，父母必不长寿;如果颧骨紧贴眼尾而颧峰凌眼，必无子孙后代。这里的富贵与贫贱差别，有如毫厘之短与千里之长，是非常大的。
解读
曾国藩所说的“骨质”，在这里指的是头骨的生长联结状态，因而说“头以联者为贵。碎次之”。“联”，就是联结，引申出来就是相互联结贯通，没有明显的断裂状，看上去是完整而圆润的一体化骨结构。这样的头骨自然五官均衡，与之相配，可谓“仪表堂堂”、相貌标致英俊。如此而来的骨相就是贵相，与世俗的情理相切合。
“碎”，与“联”相反，指联结不完好，有明显裂纹。就如一段木头，木质坚硬，没有裂缝疙瘩，自然是上好的家具材料，反之，则没有多大用途，自然“次之”。
“头上无恶骨，面佳不如头佳”，这里又体现了古人重视骨相的思想。“面佳”，一个人从相貌看，很英俊，五官端正，但不如“头佳”，意即不如骨佳。
曹操在准备接见西域一使者时，担心自己相貌不美，让使者见了有失国威，故让一相貌英俊的臣子扮作自己，他本人却站在假曹操旁边。使者谒见完毕退出来后，知根底的大臣问他对曹操的印象如何，那个使者说，曹操很好，但他旁边那个人更有英雄之气。
这个故事说明，“面佳”固然不错，但不是根本，“面佳不如头佳”。
既然说“面佳不如头佳”，是否头大就好呢?《冰鉴》接着论述了这个问题。“大而缺天庭”，还是不行。“缺天庭”，就违背了均衡原理，也就是骨相有缺陷，不符合“头以联者为贵”的原则。这种大头，往往会是大脑欠发达、智力不佳的表现，因而说“终是贱品”。
“圆而无串骨”，如果头骨联结而又圆润，似乎很好，但如果没有峥嵘之势，缺乏一种气势，也不能算好，有“半是孤僧”的命运之相。这种状况，如果太阳穴上的“辅弱弓骨”能突出来，也能避开“孤僧”的命运。
“大而缺天庭”，“圆而无串骨”，二者充分说明古人对骨相的定义大致是:骨大骨圆，不错，但以饱满而有峥嵘之势者为贵，否则，仍不能言贵。(www.xing528.com)
《冰鉴》中还谈论了“鼻骨”与“颧骨”。
“鼻骨犯眉”，指鼻梁骨一直冲到了眉心，有越域侵犯的势态。这样自然不好，破坏了平衡原则。结论是，“堂上不寿”，即克伤父母。但另有一种情况，是鼻骨“连眉”，而不是鼻骨“犯眉”，文人若如此相，即是贵。“连眉”与“犯眉”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气势是冲克还是联结。这需要很高的辨认技巧。
“颧骨与眼争”，即颧骨与眼尾联得太紧，突兀出来比眼高，这就是阴阳移位，卑尊侵凌之相，自然有害，“子嗣不立”。这种情况比上面说的“鼻骨犯眉”要好区分一些。古人把它称作“颧峰凌眼”。
智慧要义
神骨篇是《冰鉴》的首篇，曾国藩说“一身骨相，具乎面部”，并认为“神”和“骨”犹如两扇大门，打开这两扇门，可以窥见人的许多特质。因而将其称之为观人的第一要诀或入门章法。就识人用人的智慧而言，神骨篇还蕴含着更深的内涵，总结起来有八个字:以形观骨，以骨观德。即要认清一个人，可以从很多个角度去考察，但最终极的标准只有一个:“德”。
曾国藩用道德的标准要求自己，也用品德操守的标准来选拔人才。他的《笔记》中有一篇题为《才德》的文章曾经谈到了这一点。文章说:“司马温公说:‘才德俱全，叫做圣人;才德全无，叫做愚人。德超过才，叫做君子;才超过德，叫做小人。’我说德和才不可偏重，‘才’好比是水，在‘德’的润泽之下，‘才’能作载货运物、灌溉田地之用。‘才’好比是木，在‘德’的作用下将曲取直，‘才’能作舟船、栋梁之用。‘德’若是水的源泉，‘才’就能使水起波澜。‘德’若是木的根，‘才’就能使木枝叶繁茂。只有高尚品德而没有才干相配，那几乎是愚人;只有才干而没有高尚的品德来支配，那几乎是小人。世人多数都不愿意以愚人自居，所以都自认为自己是有才干的人;世人多数都不想与小人交朋友，所以看人常常好选有高尚品德的人。比较起来，二者如不能兼有，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还不如宁愿无才而近于愚人。”
以形观骨，以骨观德，实际上是曾国藩识人方法和识人目的的统一体，是由外在到内在而识其“德”的结合和升华。可见，一个人的德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对识人用人而言，它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所以，有必要对德的内容多作一些解读。德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如将古人的各种说法分类归纳，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忠君爱国。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的德的标准。如孙武在《孙子·计篇》中提出的“五事”之首的“道”，实际就是德。其内容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古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意思是要让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可以叫他们为君主而死，为君主而生，而不存二心。他在《孙子·地形篇》中还提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其意是进不居功图名，退不推诿责任，只知道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忠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吴子》兵法中也要求将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即为了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宁光荣地死，不苟辱地生。孔子曾赞扬郑国子产，说他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在孔子看来，子产所具有的四种道德正是“举直”的标准。这种正直的人，行为庄重、侍奉君主恭敬、给百姓小恩小惠、役使百姓合乎义理，所以最善于处理上下关系，是君主的忠臣，又能够笼络百姓。选拔这样的人参与国政，从事管理，就能够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第二，一心一意为民众谋福利，不谋私利，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如孟子所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加充分地表达了这种见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提出，领导人物应当如舜、禹这些古圣王那样“能事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即对人民关心入微;要能“饭糗菇草”、“手足胼胝”地为人民艰苦操劳。
第三，忠于职守，公而忘私。春秋时，鲁国敬姜夫人曾用前代诸侯、卿大夫每天辛勤从政的业绩来教育儿子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当好大夫:“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慆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以后韩愈在《争臣论》中曾用禹、孔子、墨子公而忘私的事迹来说明忠于职守，是从事工作的必备德行。他说:“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这是因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公而忘私，忠于职守中最难以做到的是敢于为国家的利益，为民众的利益向最高领导者直言进谏。这是贤才应有的品质。荀子在区分国贼和社稷之臣时，提出了这一标准。荀子说:“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能够规谏、争谏、辅佐、矫正的人，是社稷之臣，是国君之宝。
以上三方面，可说是“德”的最基本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些素质，很难想象是有德之士。此外，还有不少个人修身、养性、礼仪、操守方面的内容，也属于德的范畴。如姜尚曾提出，领导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清谦自持，冷静沉着，平心静气，严谨庄重，接纳忠言，倾听别人的抱怨，具备容忍的雅量，广听意见，注重风俗民情，了解社会形势和客观状态，具备应变的能力，掌握绝对的领导权。“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入，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姜尚还提出:“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这就是说，“道、德、仁、义、礼”这五种德行缺一则不可。姜尚又进一步指出:“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这就是说，一个领导者不能拒纳忠言、计谋不行、好坏不分、良莠不辨，更不能独断专行、恣意骄横、误信谗言、贪财恋物、忙于家务。如果那样，势必人心叛离，影响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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