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模糊性的实质及翻译美学探究

要回答“模糊语言的实质”这个问题，还得从形式逻辑的一条基本规律——排中律说起。排中律认为，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必须一真一假，没有第三种可能性。而我们所说的模糊则恰好是对排中律的突破，它所表达的意思既可以属于甲又可以属于乙。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模糊，是美学意义的模糊（fuzziness），或称“艺术性模糊语言”。因此，所谓“模糊语言”，是指语词具有朦胧而又广远的语义外延。简言之，即不穷己所欲言，不“嚼饭与人”，不无视或低估受众的能动，它不是故作晦涩、制造难懂的文字游戏，而是尊重读者的独立思考，意在驰骋读者想象，启动读者咀嚼享受，是更高层次的精确。在语言表达中舍工笔而求写意，极力营造“由朦胧产生一时费解，由一时费解走向豁然开朗”的阅读效应。可以说，因为模糊语言的加入，既调动了审美主体，也扩大了审美客体，从而扩大了艺术空间，增加阅读美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模糊语言应该是涵盖一词多义、歧义、双关等语言现象的。书中对模糊语言的定义也不完全同于其他学者。

“模糊”不同于“含糊”。含糊，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语言表达低能的表现、言者，或是作者，尚缺乏语言驾驭能力的表现，言而无序，言而含混。二是语言心理障碍所致。如中国著名剧本《缀白裘》（The White Fur-Coat）中的“思凡”（Young Nun's Worldly Desires）中有这样的唱词：

念几声南无佛，哆旦哆，萨嘛呵的般若波罗，念几声弥陀……怎知我感叹还多？

Prajnaparamita, Mayura-sutra, saddharamapundarika—Oh, how I hate them all!

试问，“南无佛，哆旦哆，萨嘛呵的般若波罗”者、“弥陀”者，对于“俗家弟子”来说，其表达能不含糊吗？

国外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由来已久，如C. S. Peirce早在1902年就给模糊下过定义。不过对模糊语言的系统研究则应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多取定量视角。定量模糊语言学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札德堪称模糊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6〕

在札德之后，史奈尔（Joanna Channell）以语言使用为基础，结合英语教学，着重对模糊语言进行分类分析，将语用学的原理应用于模糊语言的研究，同时也说明了它们的语用功能。但她对模糊语言的定义太过宽泛、松散，而且基本不涉及翻译问题。

国外对模糊语言的研究过分侧重语义，较少涉及其美学效果，基本不与翻译实践挂钩。同时，对汉语模糊性的美学特质，除了若干汉学家发表了比较经典的评述之外，缺乏基本研究。在讨论汉籍英译时，不谙英汉之别者往往肤浅地将汉语模糊美感的磨蚀归结到译技上去，怨译者“译艺不精”，而不是着眼英汉的本质之异。即使像著名汉学家、瑞典皇家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马悦然（G. Malmqvist）也难免犯此种错误。(www.xing528.com)

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了模糊语言的独到功效，如上面提到的英国著名学者理查兹。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格·歌根也指出：“描述的不确切性并不是坏事，相反，倒是好事。它能用较少的代价传递足够的信息，并能对复杂事物作出高效率的判断和处理。也就是说，不确切性有助于提高效率。”^〔7〕

国外对模糊语言美学特质认识最深的莫过于法国汉学家葛兰言（Granet）了，他曾这样评价汉语：“中国人所用的语言，是特别为描绘而造的，不是为分类而造的，那是一种可以抒发特别情感，为诗人或怀古家所设计的语言，而不是为了下定义或判断而设计的语言。”^〔8〕

国外学者对模糊语言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即模糊理论基本内容的研究和语言模糊性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国外模糊语言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模糊数学的发展，有比较科学的理论基础，非常强调语义模糊的研究。虽然也有少数学者认识到模糊语言的美学价值，但这种研究常常是以外来语（如汉语）为语料的。更多的时候，人们对模糊语言本源问题的研究往往只是将其解释为自然语言的一种客观属性。

模糊语言学研究在国内越来越得到重视，因为“汉语区别于西方印欧语系语言的根本之处在于模糊性”^〔9〕。我国学者的模糊语言学研究多取定性研究视角，成果较多，特别是基于汉语的对比分析方法更受到西方学者的赞誉。波兰波兹南出版公司出版的《语言学和东方学研究》（论文专号）第一集（1991年出版）、第二集（1995年出版）和第三集（1999年出版）均收入中国学者用英语撰写的模糊语言学研究论文。

伍铁平先生的《模糊语言学》堪称是我国模糊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张乔、苗东升等拓宽了模糊语言学研究的口径。苗东升甚至认为“诗眼和词眼都是模糊语词”^〔10〕。杨光荣根据模糊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把模糊语言学分为定量模糊语言学（以札德为代表）和定性模糊语言学（以伍铁平为代表）。

国内学者对模糊语言的研究往往将英汉语杂糅在一起，常常只谈模糊语言的美学效果，而且不太全面，极少涉及翻译问题，因而模糊语言的翻译有时被归入不可译性的范畴。少数学者（如余富斌等）论及模糊语言的翻译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操作模式，但从语言对比等角度看，力度又明显不够。

近几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大量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尤其是语言学理论。我们看到，“几乎所有重要的语言学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中”，^〔11〕跨学科研究的分量加重。因此，模糊语言与翻译活动的关系也得到了研究。由于英语和汉语的模糊美感的价值功能和审美效应均存在强烈反差，所以研究模糊语言美学效果在翻译过程中的遗失和补偿是翻译研究不能，也不该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