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和湖北罗田县实行委员会制
1988年，浙江台州椒江区配合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取消了党委常委会，实行委员会制。2004年，湖北罗田县在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同时，也取消了县委常委会，实行县委委员会制，全委会作为党代会常设机构，领导党的日常工作，书记办公会作为全委会的议事机构，发挥酝酿、议事功能。县委委员为副县级。县委委员由党代会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上级任命的县委委员，先行参加县委工作，在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予以选举确认。这样做的考虑是，在县一级，党的领导机构的层次应该简化，如果按照代表大会－委员会－常委会三个层次设置，让其都发挥作用，将构成繁琐的运转程序，势必降低效率，因为这样比原来委员会－常委会运作体制上增加了一次层次，而且，县一级党委下面就是众多的基层组织，减少领导层次，有利于县级党委与基层组织直接对话和沟通。这项改革涉及到党内领导体制改革，涉及到党委核心权力运作机制，椒江的试点以及后来进行此项改革试点的湖北罗田县，对这项改革都十分慎重，改革中也存在不少困惑，集中体现在改革后的委员会人数的设置上。如果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而又保留原来的委员会和常委会，势必存在重复决策、降低效率，然而取消常委会的前提是必须健全党代会对委员会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否则，将会使权力更为集中。
对于实行县委委员会制度的利弊，不能简单地下结论，一些文件或媒体报道都把罗田县委领导体制改革说成是取消常委会，严格来说，这是不准确的。与其说是取消了原来的常委会，不如说是取消了原来的全委会，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从现在委员会人数组成上来看，现在的委员会人数与原来的常委会更接近，而与原来的全委会相差更大。罗田县改革前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是13名，全委会是26名，改革后的委员会是15名，现在的委员会委员比原来的常委只多了2名，而比原来的全委会少9名。浙江椒江市市委委员从33人减少为12人。[2]其次，从组成人员的来源来看，更像常委会，现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书记1个，副书记5个，除1名专职副书记和1名纪委书记外，其他3个副书记分别担任县长、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其他9名委员是政法、组织、宣传、统战、人武、工会、招商部门的负责人以及2名副县长。而原来的全委会还有部分政府部门和乡镇党委书记是委员。再次，从委员会委员的地位来说，现在的县委委员都是副县级，跟原来的常委是一样的，而原来的全委会委员很多不是副县级。最后，从委员会的作用和功能来看，现在的委员会发挥的作用与原来的常委会相近，作为县级党组织的日常决策和领导机关，原来全委会的部分作用和功能由党代会承接了。可否说现在的委员会就是原来的常委会，也不行，从人数上看，现在的委员会人数多于原来的常委会，从会议规则来看，原来的常委会随时可以召集开会，现在的委员会一般一个月开一次会。可以说改革是取消了原来的全委会和常委会双层领导体制，实行委员会制。(www.xing528.com)
那么，实行委员会制有什么效果呢?是不是一种进步，或者说是否扩大了党内民主?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台州椒江区和罗田县的委员会制既有积极方面的意义，也可能产生消极方面的影响。积极意义在于取消了双层领导体制，使得作为核心权力机关的委员会直接面对党代会，委员直接面对党代会和党代表。核心权力机关由党代会产生，其成员由党代会选举产生，权力机关及其成员直接对党代会和党代表负责。原来作为核心权力机关的常委会是由全委会产生的，而原来的全委会相对于现在的党代会来说，其人员要少得多，很难约束和监控原来的常委会。原来从常委会到党代会，中间隔着一层，减弱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当然，现在的改革只是为党代会约束和监控委员会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和渠道，要真正运用这个平台实现核心权力的约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革。也就是说，现在的改革还没有显现出积极方面的意义。目前椒江区和罗田县领导体制改革可能产生消极方面的影响，这就是改革使得权力更加集中在少数人组成的委员会。为什么这么说?原来权力主要集中在常委会，但是全委会对常委会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三重一大”的事情由全委会来决定，而现在权力在于委员会，一年一次的党代会尚不能约束委员会，因此现在的委员会实际上相当于原来的常委会，没有原来的全委会，现在的委员会人数远少于原来的全委会，因此实际上权力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际上，罗田的委员会制与台州椒江区的委员会制基本上是一样的。椒江区的试点已经意识到这些可能的问题，“市委认为，取消常委制，实行委员制，必须加强党代会和党代表对市委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将会使权力更为集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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