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产量变化：市场动荡导致组织混乱，原因分析

如果车间关系没有发生清楚可见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对劳动者的实际表现做出什么解释呢？他们可以自主回应劳动市场上的波动吗——比如，害怕失业而更努力地工作？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们应该希望有更高的产量水平。然而，从我收集的资料来看，不论是小零件部门还是整个工厂的资料，都显示产量仅发生很小的变化，并且与当时发生的劳动市场的变化没有关系。然而数据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它们可能支持一个观点，即生产之际所组织的同意，而不是害怕失业，才是车间里合作的直接来源。

然而，这里有两个受限之处。第一，1975年5月，当解雇开始时，产量稍有下降，但是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又恢复甚至超过了以前的水平。产量的下降可以归结为暂时的由于市场动荡混乱所导致的组织混乱、或者是“挤掉”带来的挫败感、或者可能是工人在面对工作短缺时有意识地试图限制产量的结果。由于当时我已经离开了，也就无从得知是哪一种原因。

第二个受限之处可能更重要：在1975年期间，也就是第二、第三个时期，旷工率下降了80％。我将这种下降及相应的迟到减少的现象，归功于失业水平的增涨。⁷但是为什么旷工者及迟到会受到劳动力市场改变的影响，而其他工业行为指标则不受影响。原因之一是，旷工作为一种撤回卖力的形式，必将招致资方惩罚（考虑到固定的附加福利的增加，旷工者对公司而言意味着支出了一笔可观费用）。工会承认经理惩戒不断旷工及迟到的人的“权利”。旷工被普遍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行为。⁸此外，对管理者来说，与工作分配的其他方面（加班，解雇）一样，对旷工者及迟到者给予既严格又“公平”的控制，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

相比较而言，管理者花费在对车间劳动的质量及数量上的控制就要困难得多了。产量低及制造出废品的责任不可能简单地归结在某一工人（如旷工者）身上。当雇员很少由于产量水平低而受到惩罚（一年一两次）以及解雇的标准是根据资历而不是业绩时，劳动市场及产品市场的变化不太可能直接影响工作表现。事实上，很多工人乐于接受失业，因为附加的失业救济金可以使不工作的人维持适当的生活水平。(www.xing528.com)

最后，供应市场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工人的行为的？从我对我在的联合公司的两个阶段的描述中，可能有人会猜想，与组织混乱的第一个时期相比，第二个时期相对有序多了，这将有利于超额。事实上，数据并没有显示出这种趋势，反而显示出在第一个时期，操作工可能通过利用双份红卡、牺牲产品质量等方法来操控情形。供应市场不可信赖的成本，是由资方承担，而不是由工人承担——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一方面，旷工及迟到水平降低，另一方面，车间的产量并没有增加，对两者之间的比较，可以显示出“来工作”（coming to work）及“干活”（working）是有差别的。我收集的数据显示，工厂外部的波动，尤其是劳动市场中的波动，没有直接影响劳动过程。数据也提示，尽管来工作驱动力部分地是由于强制——害怕失去工作——但车间里的行为更可能是同意的对象。

实际上，可能可以这样认为，市场的波动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生产之际所组织的同意；因为发生在工厂内的主要变化，作为供应、生产及劳动市场变化的结果都具有分配的特点，尤其是与工作职位及工作时间有关。当劳动力膨胀或萎缩时，总会有相当数量的不同职位之间劳动者申请换职、挤掉别人以及重新洗牌等现象。一个空缺可能引出一长串的空缺。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提到的，职位的变动会再次激发个人主义、竞争、潜在的冲突，并减少等级冲突。乍一看，对失业的担忧似乎可能破坏同意。但有三种因素反对这个假设。第一，失业仅仅对最近被雇的员工有影响。第二，失业通常与工作表现无关。第三，工作超过一年以上的工人会期待着被解雇。因而，资历系统及内部劳动市场减轻了就业水平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并且，很矛盾地是，在经济萧条及衰退时期甚至提升了同意。1933年霍索恩工厂缺乏一个内部劳动市场及一个成熟的内部国家，也许能部分地说明，为什么那里的工作表现对即将到来的经济萧条的敏感性高于联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