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一章里，我考察了工业企业部分地吸收外部劳动市场的后果。现在我打算考察另一种内化过程的含义——“内部国家”（internal state）的成长。在对进步年代的描述中，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描绘了全国公民联盟（NCF）中的企业领导通过“超政治”（extrapolitical）的方式——即避免它们进入公共争论的领域——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1当时，这类“公共领域去政治化”的制度安排依然是简单的。从那时起，公司开始在它们自身的权限内，以集体讨价还价和申诉机制的形式确立政治过程，以此设法为它们诸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政治性阶级妥协的出现，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关系的再政治化”。2塞尔兹尼克（Selznick）则以一种稍微不同的路径切入，唤起了对产业内私人政府的兴起和工业公民的构成的关注。“由此可以得出，如果集体讨价还价‘创造’了一个政府体系的话，那么它是通过帮助重构管理过程而达成的。资方变得对权利更加有意识，更有能力使那种意识成为制度化生活例行程序的一部分。在这种重构过程中，对‘物’的管理变成了对人的治理。”3
“内部国家”这个概念指的是一套在企业层面上，组织、改造或压制生产中的关系与生产关系所引起的斗争的制度。虽然它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呈现了一种根本不同的形式，它绝不是一种新现象。在竞争资本主义之下，除了同业公会组织（craft organization）存在的地方外，调控生产中的关系主要是由专制的工头来执行。资方和工人的关系依照主仆关系法则。随着大企业和工团主义的兴起，内部国家的制度开始与资方对劳动过程的指令相脱离，并具体体现在申诉程序和集体讨价还价中。新兴的内部国家通过限制资方的任意决断，以及赋予工人权利与义务，保护了资方塑造和引导劳动过程的特权。(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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