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理论的悖论：控制与服从

在对其一般及抽象概念的发展中，组织理论丢掉了特定的和具体的组织产物。它以形式理性取代了实质理性，并且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一方面将天然的或原材料转变成有用之物，另一方面将其变成利润——轻描淡写。透过详述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以及排斥具体的行动、实践、干活做事，组织理论非历史性的说明得到了维护。而恰恰是由于这幅片面的图景，一个根本的矛盾显现了出来。这些研究不论早期或晚期的，都依赖于两个彼此分歧的前提之一，或者二者的某种结合，即对潜在和谐的预设以及社会控制的必要性。把它们放在一起的话，这两个前提就显得彼此对立了；因为如果社会具备潜在的和谐，并且一致同意不成问题的话，那为什么社会控制是重要或必要的？反过来，如果社会控制如此重要，那我们又如何能将一致同意视为既定的？

这一矛盾一直是潜藏的，部分是因为这两个主题一般是被取材自不同的社会学传统——一方是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另一方是马克斯·韦伯——的作者们分别发展的。这样，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预设是相分离的。此外，这两个传统中的作者们并不总是深入反思其各自立场的意涵。这样，在社会控制成为焦点的地方，并没有发展出关于冲突的理论以此来确立社会控制的必要性。而当重点是和谐时，和谐则是被预设的而不见解释，并且冲突被看做是病态的，甚至是偶发的。我将对每个主题依次探讨。

阿诺德·坦纳鲍姆（Arnold Tannenbaum）阐述了社会控制文献中的预设：

组织意味着控制。社会组织是对人类个体互动的有序安排。控制过程有助于限定特异行为，并使他们服从组织的理性计划。组织需要一定的服从也需要对多样行为的整合。正是控制的功能使得服从达到组织的要求，并实现组织的终极目标。控制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分歧的利益和成员潜在的弥散行为中创造出协调与秩序。¹¹

但这些“特异的”行为，“多样的”利益等究竟是什么，以至于要被控制呢？当一个人研究组织中的控制时，可以不去探讨究竟什么要被控制吗？坦纳鲍姆设法通过这种类型的一般性问题来解决：“一般而言，你们那里经理对于他下面的团队做什么有多大决定权或影响力？”¹²这样，既没有提及被控制的行为，也没有提及用以行使控制的资源，更未提及控制所指向的“偏差”趋势，坦纳鲍姆就能够根据组织中的控制总量及其分布对它们进行刻画。这个纯粹从形式角度来测度控制的模式（事实上他测量了一点控制吗？）使得他可以比较非常不同的组织类型，并建构“控制”的类型学。然而，关于“控制”是什么——为什么控制会被置于首要地位，以及至少是部分的、在其功能的方面它必须被理解的可能性——完全从视野里消失了。

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的综合论述的确认识到了社会控制背后的驱动力是不能被忽视的。¹³埃齐奥尼立足于组织理论中的韦伯传统并创造了类型学，该类型学基于集结权力（资源）以达成服从（顺从）的类型以及参与者“涉入”的类型。尽管埃齐奥尼承认冲突在组织中是地方性的，但他却没能提出冲突的特定模式的基础或其来源。虽然他确实在界定参与者的不同倾向方面取得的进展超越了韦伯，但是他没能给出可以说明这些倾向或者解释它们怎么产生冲突的理论。充其量他提供了专门假设，而这些假设在发展更一般的解释的压力下倾向于丢弃历史的特殊性。(www.xing528.com)

在另一个传统中，假定了在产业组织的成员间存在一种潜在的和谐，而关注的焦点是冲突真切地出现。那些关心效率和生产力的人经常将冲突的缘由定位为工人们遵守“低层的社会规则”以及他们无从理解管理的“经济逻辑”。¹⁴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同样的观察数据则意味着一种阶级意识的萌芽形式。

其他人提出冲突滋生于工人们与组织间整合不足。新的管理模式，包括雇员自我监管和赋予工作团体更多的责任，被提议以重新整合个体与组织。¹⁵另一些观点则将其归结于缺乏与产业工作机构的合作，并且建议小幅改组生产组织。“工作扩大”、“工作丰富化”、“工作轮换”等等，是管理顾问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较少关注社会工程学的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曾试图建立“异化”程度与“技术”的类型之间的曲线关系，他提出自动化将宣告一个更少压迫的劳动体制。¹⁶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所倡导的社会技术系统研究方法强调，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间缺乏协调是无效率和冲突的根源。¹⁷

有关“产量限制”的著作中，工人们被描绘成逃避工作的人。与此观点相对立的许多研究则指出，管理方应对将劳力转化为产量的过程中的失误负责。换句话说，“产量限制”的责任要由管理者承担。¹⁸一种相关的分析则将冲突归结于生产过程或者环境的不确定性。¹⁹像上面所有的案例中一样，在此，它暗示着冲突的根源在理论上是可以被消除的。也就是说，冲突不是固有的或不可避免的，而是反映了人、技术或环境上的非理性，而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特性。

最后，必须要提及的是那些虽然坚持利益的潜在和谐的预设，但仍将冲突看做是产业组织的普遍现象的观点。产业关系的“单一”框架被“多元”框架所取代，后者将车间想构想为一个许多竞争群体的竞技场。²⁰工厂的多元主义是政治领域多元主义的同属成员，其中，群体通过一个共享的规范与准则框架而角逐各种“价值”。的确，我将这些研究强塞进“和谐”或“社会控制”的视角模子内对它们是有些不公平，毫无疑问，它们中的许多结合了两个视角的特征。但是没有哪个解决了这个矛盾，因为它们都遗漏了劳动过程中特定的资本主义维度——而正是这些特性提供了我研究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