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30年变迁：从制造到同意

自我开始在联合公司（Allied Corporation）工作至今正好30年，那一年距伟大的芝加哥民族志者唐纳德·罗伊（Donald Roy）1944年开始在那工作已有30年。最近我又回到了老地方，去看看阿利斯·查默斯（Allis Chalmers）的引擎分部变成什么样了——现在我可以说出公司真实的名字了。厂房依然在芝加哥南部的哈维镇（Harvey）。地上却是杂草丛生，房屋年久失修。它有了新主人。阿利斯·查默斯这个当时排在凯特皮勒（Caterpillar）和约翰·迪尔（John Deere）之后的第三大农用设备生产公司，遇上了可怕的金融问题，1985年时被德国的K-H-多伊茨股份公司（K-H-Deutz AG）收购了。哈维镇的引擎分部也于那一年关闭了。之后，它很快变成了联合钢管厂（Allied Tubes）——当地一个钢管制造厂——的仓库。从而，在这另一个社会学的机缘巧合下，我为阿利斯·查默斯取的别名居然是买下它的公司的实际名字！更为有趣的是，联合钢管厂1987年时被蒂科（Tyco）——一个充满丑闻的国际集团企业——接管了。去年，蒂科的两个高层主管上了报纸的头条，他们被指控有证券欺诈行为、逃税以及在集团企业中贪污数亿美元。

仓库积压、集团化和公司贪污颇能形容从1980年——我离开阿利斯五年之后——开始的里根时代的衰败。威廉·科恩布卢姆（William Kornblum）1974年在其《蓝领社区》——一本我开始在阿利斯工作时出现的书——中描绘到，围绕在钢铁厂的周围，南芝加哥成为了繁荣的蓝领族群社区的家园。今天，整个芝加哥南部在工厂一家接一家的关闭之后成了一个工业的死寂之地。联合钢管厂是维持到最后的企业之一。现在那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郊区而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居住着大量的非洲裔美国人。多数人是从坐落于芝加哥内城南部的著名的、有争议的罗伯特·泰勒住房（Robert Taylor Homes）迁来的。当这个“住房计划”1962年完成时，据说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公共住房开发项目。萨德赫·文卡特希（Sudhir Venkatesh）的《美国计划》（2000）充分剖析了关于罗伯特·泰勒住房兴衰的故事。这些住宅现在已被拆除并变成了“混合收入型”住房，而很多以前的居民则被迁到了南芝加哥的荒地里，像哈维镇这样的社区。

哈维镇的景致不再是以前的样子，倒是我曾经住过的郊区地带依然可辨，尽管那里有着出售房地产的“极廉价”标志、内部空空荡荡的建筑、坏掉的窗户、付薪日贷款货币兑换点、快餐小店、拍卖标志、非洲裔美国人的教堂以及破败的酒吧等。发生在哈维镇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很多南部地区。的确，由于工业倒闭或是转移海外，并部分地被正在萌芽中的服务经济和互联网革命所取代，这在美国的锈蚀地带（Rust Belt）中是一个可以被反复叙述的故事。国家拒绝为社会和经济的混乱担负任何责任，这导致了日益加深的不平等、逐渐升高的犯罪率以及贫困。现在已经很难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和英雄主义的劳工斗争的中心地带找到一个工会办公室了。这些就是里根时代的遗产。

所有这些都是在《制造同意》中完全不曾预料的。我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社区而是专注于我称之为工作的霸权组织上，好像那就是历史的终结。尽管我坚持“延伸个案研究法”^②以及田野点的语境化，尽管我批评了罗伊的短视，我必须承认我自己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局限。我对已经敞开在我面前的未来视而不见——不久之后钢铁工厂一个接一个的关闭。凭什么制造业能得以逃脱同样的命运？我止步于过去，止步于解释罗伊1944年研究那家工厂与我1974年研究同一家工厂这期间工作组织发生的小的变化上。我无视未来。

1944年与1974年之间生产组织令人惊异的稳定是一个方法论上的便利。但却引导我关注解释细小变化，忽视了资本主义大规模和显著的变化，如同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尽管如此，并非所有都是失败的，因为技术与计件工资率体系同样的稳定确实刺激了理论的创新。它使得我专注于调控工作的模式，我称之为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或生产政体（regime of production）——在其他理论框架内的研究者或许会简单地称之为工业关系模式。我将这30年的变迁理解为伴随着从专制统治到霸权统治的、从通过强制和畏惧来榨取成果到通过同意的组织来榨取成果的连续过程。虽然始终既有一些强制又有一些同意，但它们的相对比例以及它们的清晰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了，同意的重要性上升了而强制的则下降了，实际上，强制的运用本身也变成了同意的对象。我看到了内部劳动市场的发展中生产政体的转变，内部劳动市场历来按资排辈，从而建构了其利益在于长期供职于公司的工人。而在我称之为内部国家的发展中，其申诉机制建构了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工人，其集体议价的机制协调了工人与资方的利益。这两种制度构成了超额游戏，使它显得更加诱人，甚至于更有效地诱使我们自发同意资方对产量的预期。

我把生产政治中的转变归因于两个外部因素。一方面，吉尔公司——罗伊所称的老的独立的巴达（Buda）公司——已经从经济的竞争部门变成了合作部门，并随之带来了更可靠的劳动力，为基于阶级妥协的霸权政体奠定了基础。与巴达公司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同时，二战后由于新政的合法性被制度化了，工业关系有了长期的变化，促进了遍及工业组织部门的内部劳动市场、申诉机制和集体议价。由于我僵化了产生它的外部力量，我把生产的霸权政体变为了一个自然的永恒的形式。我没有看到这些外部力量——市场和国家——并非固定的外界因素，没有看到它们自身是有其自己的动力学的社会过程的产物。^③首先，我未能看到全球市场正在包围国内市场并使得美国制造业暴跌。与其他众多的公司一样，阿利斯·查默斯不再能在国际或国内市场上竞争了。第二，我并未预期始于里根当选为总统时的对劳工的政治攻势。1981年的罢工中，空中交通管制员们被里根总统解散了，非工会雇员取代了他们。对空中交通管制员及其工会——PATCO——的攻击与里根任命官员到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是一致的，亲管理者（pro-management）成为多数从而扩展了雇主反对工会的权利。

敌视劳工的一对双胞胎——首先是市场，其次是国家——使霸权政体从一个固若金汤的支配形式（在我的想象中！）变成了美国劳动关系史中转瞬即逝的片刻。1974年我洞悉到的霸权政体并非一个对前景的预兆，它将要被我事后诸葛亮的所称的霸权专制主义——使得工人在反抗资方攻击时无能为力的以霸权为基础的专制主义——所取代。讽刺的是，1974—1975年被证实是美国劳工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工会的力量只是越来越衰弱。总的工会化比率从1974年占劳动力的24％下降到了2003年的13％。1974年时，工会化比率在公共和私有部门是一样的，但自那以后却持续地分异，到2003年时分别是37％与8％！^④

我不仅未能预料到市场和国家的变化以及加诸于劳工的强化了的压力，我也未能洞察到由于霸权政体本身使得易受攻击的劳动力如何变化了。我没有察觉霸权政体是如何播下了其自身解体的种子。在将工人分离成原子——锻造工业公民——以及把劳工的利益与资本的利益联系起来上，霸权政体削弱了劳工对资方的对抗以及他们抵制雇主侵犯的能力。这里的错误在于我对社会过程的剖析，并且它也是我关于外部力量的错误的另一面。也就是说，正如我忽视了外部力量背后的社会过程，我也忽视了社会过程如何变成了社会力量。在这点上，最为通常的是，我们认为社会过程变成社会运动——为变革而施加压力的积极力量。的确，这正是里克·凡塔西亚（Rick Fantasia）（1988）对《制造同意》的批评。在《团结的文化》中，他展示了运动如何在车间里从不满开始发展，并被围绕着种族或性别甚至阶级而出现的团结所推动。当然有这样一些自发的劳工运动，但是我认为历史记录说明这种运动十分罕见，而我的斗争减少的观点更加准确。或许有人会说：霸权政体所造成的原子化与利益调和是一种使得劳动者更易遭受雇主侵犯以及降低集体能动性的消极社会力量，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力量。

方法论上的缺陷与理论上的短处密切相关。延伸个案研究法提倡四个向度的延伸：观察者向参与者的生活的延伸，观察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伸，微观过程向宏观过程的延伸，最后是——根本的、并促成了每一种延伸的——理论的延伸。我们不是从头开始重新生产理论，而是从理论开始并在田野中遇到的异常的事物的启发下重构理论。我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和政治理论开始，这是基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分离的理论，其中基础是阶级斗争的根源而上层建筑包含着阶级斗争。然而，在我的经验里，生产作为阶级意识的根源以及阶级斗争的场所的概念，到处都受到了致力于完成资方产量限额的工人的挑战。我自己，骨子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追求“超额”中也没有少一点积极与热情（虽然能力差点）。

我的马克思主义重构拿来了上层建筑的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基础上。从而，在工厂里我发现了尼科斯·普兰扎斯（Nicos Poulantzas）的“大众阶级国家”以及路易·阿尔都塞政治和意识形态机器的类似物。基于我在阿利斯的观察和经验，我提出，正是在车间里葛兰西的政治和市民霸权诞生了——这是与国家和市民社会里发生的事情无关的。与女权主义政治化日常生活和福柯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相一致，我主题化了“生产的政治”的观点。与众多的理论创新一样，其力量但也是缺点来自于坚定的和单一的关注点，来自于它的单面性。在重构生产的理论和政治的理论中，我保存了关于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的传统理论。或许一个人一次只能问题化一件事——他必须关注他的战利品——但在这一个案中这意味着我没有考虑到席卷生产的外部力量的推动力。正如主观阐述内部过程，具体化这些外部力量既有理论缺陷也有经验短处。

所以，我未能预料到美国制造业的衰亡、工会运动的衰亡（至少在私有部门），当然还有生产的霸权政体的衰亡。不过，预言的失误是科学的活力源泉。后来的研究因抓住了我未能预计的转变而补偿了我的缺点。关于制造业的研究分成了两种途径：高调的和低调的。一方面，有以皮奥里和萨贝尔（Piore and Sabel）的《第二次工业划分》（1984）为例的大规模生产被专业生产取代，这反过来要求更灵活的专业化和重新技能化劳工的乐观评论。另一方面，也有如在贝内特·哈里森（Bennett Harrison）的《减员增效》（1994）中仅看到了强化了的专制主义和两极化的悲观评论。

在一些美国评论家对工业中心地带的命运和再工业化的后果喋喋不休时，另外一些人转向了对服务部门的研究。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的《管理心情》（1983）——对航空公司乘务员的研究——开辟了考察对于有情感的劳动的榨取的新天地，并且激励了关于服务工作的新著作。同样重要的是罗宾·莱德纳（Robin Leidner）的《快餐，快说》（1993），它关注的是在两种非常不同的部门——保险业和快餐——中具有服务工作特色的管理者、工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三路关系。这两项研究都考察了工作场所控制与抵抗的新形式，但没有注意总是有问题的同意的组织。这一空白被近来雷切尔·舍曼（Rachel Sherman）的研究豪华饭店的员工们对付顾客的力量和可信性的游戏的《阶级行动》（即将出版）填补了。

女权主义灌输到美国社会学的后果之一是工作含义的延伸，从有薪劳动到无报酬的家务工作。在这里，霍克希尔德也以其《第二次转变》（1989）——对家庭劳动分工的神话与现实的探询——做出了经典的贡献。从那里到把付薪的家务工作作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迅速发展的著作只有很短的一小步，比如从朱迪思·罗林斯（Judith Rollins）的《妇女之间》（1985）到皮埃雷特·索特洛（Pierrette Hondagneu Sotelo）的《家仆》（Domestica）（2001）。对于美国范围以外的家务工作也有广泛的研究，例如瑞秋·帕瑞纳斯（Rhacel Parrenas）的《全球化的仆人》（2001），比较了在罗马和洛杉矶的菲律宾佣人，或者裴正兰（Pei-Chia Lan）对中国台湾的菲律宾人的研究。

女权主义从历史的视角涌入制造业的研究是从鲁思·米尔科曼（Ruth Milkman）（1987）的《工作中的性别》开始的，该书将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期间以及之后在电子和汽车产业中性别界限的变化归结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其他人研究了女性主导了劳动力的南方（the Global South）的工厂。李靳关（Ching Kwan Lee）的《性别与中国南方的奇迹》（1998）比较了在两家制造厂中的性别体制——一家在中国南方，而另一家在中国香港。而莱斯利·萨尔律格（Leslie Salzinger）的《生产中的性别》（2003）则研究了美墨边界处的马基拉多雷斯（Maquiladores）的工厂中的大不相同的性别体制。在制造业之外的公共领域，也存在着生产的性别政治，如林达·布卢姆（Linda Blum）（1991）在她的关于肯定的行为与相称的价值之间的连锁的逻辑与阶级基础的分析中所说明的。

这些历史的和比较研究并非都是由女权主义所促成的。理查德·伯纳奇（Richard Biernacki）的《劳动的构成》（1995）对19世纪德国与英格兰的纺织工业中工厂体制的分歧追本溯源至劳动的不同文化概念。杰弗里·豪伊杜（Jeffrey Haydu）的《行会与阶级之间》（1988），比较了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美国的金属加工工人。林达·富勒（Linda Fuller）的《社会主义古巴的工作与民主》（1992）探究了古巴在1970年代的生产政治的改革，当时工业的分散化伴随着更大程度的民主的参与。后来她又以同样的生产政治的框架考察了东德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工作阶级的沉默（富勒，1999）。卡尔·冯·霍尔特（Karl Von Holt）的《从底下来的转变》（2003）则讲述了一个大不相同的故事，聚焦在南非金属产业中车间政治的微动力学（microdynamics）上。在那里工厂政治处于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中心，但却引发了一种非常脆弱的后种族隔离的车间体制。最后，谢国雄（Gwo-shyong Shieh）的《“头家”之岛》（1992），通过考察中国台湾制造业的家庭代工网络而将生产政治的观点带到了一个不同的方向。

所有的这些研究——而这只是一个相当局部的和个人的清单，请谨记这是主要从美国的作品中取出的一个样本——反映了世界上的一些显著的特性或趋势。不过，有时社会学会故意的显得格格不入，或者拾起一些特异的趋势。有人可能争辩说，这是在生产体制与劳工运动之间的连接上的复苏的研究兴趣。在这一领域我们会碰见对于社会运动理论及劳动过程理论的综述，比如在前述的凡塔西亚的《团结的文化》（1988）中关于集体能动性的研究，或金·沃斯（Kim Voss）对于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的兴起与挫败的历史性说明《美国例外论的形成》（1993）。保罗·约翰斯顿（Paul Johnston）的《成功在他人失败时》（1994）更多的关注在看门人与护工之间的当代劳动组织，它解释了公共服务部门工会化是如何通过利用工人与客户之间的共同利益而取得了其伟大成功的。更近的克里斯·龙伯格（Chris Rhomberg）的《没有名字的地方》（2004）以及史蒂夫·洛佩斯（Steve Lopez）的《重组锈蚀地带》（2004）考察了特定的地理区域（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来说明城市与州里的政治对于劳工运动成功的重要性。丹·克劳森（Dan Clawson）抓住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向组织策略的转向以及一两个工会——比如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和酒店与旅馆雇员（HERE，Hotel Employees and Restaurant Employees）的创新技巧，而在他的《下一次高潮》（2003）中敢于预测他称之为社会运动工会主义（即劳工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融合）的复兴。鲁思·米尔克曼（Ruth Milkman）（2000）汇集了一些讨论为何加州的工会组织那么多的扩张的动力是来自于一直被认为是无法组织的移民工人的研究。尽管有这些令人振奋的记录，尽管有运用法律智取的策略，尽管有着对付顽固的雇主，比如UPS快递（United Parcel Service）的显著的胜利，尽管有工会从新兴产业中建立，尽管重新引导中央的资源来组织抗争，尽管有着所有的这些胜利，吸引新会员的速度仍赶不上老会员流失的速度。美国工会主义的衰落是无情的。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人组织的前景看起来更加光明些。盖伊·塞德曼（Gay Seidman）（1994）将新的工业化社会认定为新的工会主义的场所。在《制造对立》中，她展示了在巴西和南非的劳工运动中意想不到的相似，二者植根于劳工与社团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国家与资本之间分离的关系，而这些是由世界体系内的工业化节奏的多种因素决定的。在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的最近的一本书《劳工的力量》（2003）中，对世界体系的观点给予更长的历史的和比较性的延伸，认为全球工业的迁移带来了新一轮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组织。她乐观地指出劳工斗争的下一个高潮正在中国发生。同时，西尔弗对基于工人抵制剥削的力量杠杆的马克思式斗争与基于工人们抵制商品化的联合力量的波拉尼式斗争做出了重要的区分。她指出由反剥削向反商品化斗争的巨大转变将开辟一个跨国动员的新时代。刘华真（Hwa-Jen Liu）采用了这些思想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台湾环境保护运动变得更重要了而在韩国劳工运动却变得更重要。不论他们的立足点何在，劳工研究的学生们在这个灰暗的社会秩序下永远都在探寻乐观的场景！

我自己也一直在探寻乐观的场景，不料它们却在复兴的资本主义的顽石上碰得粉碎。请让我粗略地描绘出我在过去30年间的轨迹。在对于《制造同意》的批评中有一条令我耿耿于怀的是指责我所描述的只是工业主义的逻辑，而非资本主义的逻辑。要面对这一挑战需要比较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但是选哪种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呢？我决定研究苏维埃社会中的工作。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是“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并且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忽视它的特异从而自食苦果。简单地将苏联斥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或是堕落的工人政权），然后又将“真正的”社会主义投射为一些未经检验的、理想化的乌托邦来与资本主义的丑陋现实作对比是不诚实的。这和拿苏联的残忍和低效与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与空想家们提出的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相对比，从而发动对苏联的攻击一样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将一种社会的理想同另一种社会的现实的错误的对比必须由理想类型与理想类型或现实同现实的比较所代替。最好的形式应该是一个同时比较两个世界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我开始探究在关于苏维埃工厂的文献中可以找到什么细节。材料可以说少得可怜——苏维埃的生产似乎是严肃的社会学分析的禁入区域。不过，命运让我发现了米克洛斯·豪劳斯蒂（Miklos Haraszti）（1977）的《在工人的国度里的一个工人》——一部关于他在一家计件工作机械厂里的经历的自传体作品，与阿利斯非常相似！真的，红星拖拉机厂简直就是美国阿利斯·查默斯的匈牙利翻版。豪劳斯蒂描述的车间有着相同的钻床、磨床和车床等的排列，并且操作工们也是按照个人的计件工资率来付酬的。当然那里也有不同。对人们来说豪劳斯蒂是在做着不可能的事——同时操作两台机床！我简直不能相信。而且这还是在一个据称工人持有的权力之一是不用卖力工作的国家！当然，这种生产体制也完全不同于我称之为官僚专制的那种政党、资方与工会勾结在一起的体制。这种体制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市场专制或者我在赞比亚和南非研究过的殖民专制有着更多的相同之处，而与先进资本主义的霸权体制不太一样。我在《生产的政治》（1985）中阐释了这些不同的体制，并且对生产体制塑造阶级斗争的形式的方式提出了一些有力的看法。我认为，如果说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对于阶级斗争是重要的，那它们的效果也是通过被它们所决定的生产体制作为媒介来起作用的！

读过了《在工人的国度里的一个工人》之后，我在1979年写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章，比较了官僚专制与市场霸权，并认为前者为对政党国家的敌对情绪火上浇油——比如东德在1953年的起义、匈牙利和波兰在1956年的起义以及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中被镇压的工人反抗（布若威，1980）。这一假设被1980到1981年间的波兰团结工会的运动明确地证实。受到这场在社会维度上自觉的朝向自我节制的革命迈进的运动的启发，我开始准备在波兰做研究。当然我太迟了。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在我到达之前就发动了军事政变。退而求其次，我在伊万·塞莱尼（Ivan Szelenyi）的帮助下，转向正在经历着悄悄的变革的匈牙利。后来，在从1982年到1989年长达七年的时期，我在若干匈牙利工厂工作过——一家香槟酒厂、纺织合作社、一家机械工厂，还有我的终极梦想米什科尔茨（Miskolc）著名的列宁钢铁厂。

从生产的政治的立场出发，我提出了问题：为何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起义是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以及为何是在波兰发生而非匈牙利。我认为社会主义劳动过程而不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才是那种其弹性的专业化给了工人以相当多的自主权的原型，虽然其生产体制将政党国家直接地并且是压迫性地带到了车间里。我使用粉饰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隐喻来描述工人阶级对于社会主义的体验。这源自我所参加的一个工作团体——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纵队——的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总理要来访，于是我们被要求干一个班次的额外义务劳动，把我们肮脏的厂房刷成鲜黄色。我只找到了一把黑油漆刷，于是就开始把我们的铲子刷成黑色的。工长咆哮着跑过来，要知道我在搞什么鬼。我带着一脸的无辜诺诺地答道：“我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下整个纵队的人都不安地沉默着，直到我那机智的工友说道：“米西，米西，你不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你是在粉刷社会主义！而且还把它刷成黑色的啦！”于是我延伸了这个想法：由政党国家组织的社会主义仪式号召我们把社会主义粉刷成有效率、平等和公正的色彩，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引起我们注意的恰恰是它是多么的低效、不平等和不公正。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虚伪的游戏，在其中虚假变成了真实，并制造出了异议。因此，我推断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的确是从生产中产生的——对国家社会主义无法实现其作为工人的国家的自身意识形态的一个内在的批判。政党国家播下了改革自身的种子。唯一的问题在于改革的方向——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市场资本主义！我对工人委员会的起义——1956年的重演——以及雇员持股将取得成功抱有一线希望，即便已经迟至1989年，我仍选择民主社会主义。

与亚诺什·卢卡奇（János Lukács）合著的《灿烂的过去》，总结了我们10年来在匈牙利进行的工业研究。该书出现于国家社会主义终结3年之后的1992年。我们认为如果说共产主义应当有“灿烂的未来”的话，那它现在就是“灿烂的过去”。反讽这一反讽，我们进一步指出，对于我的工友们来说，过去真的会显得灿烂，因为资本主义市场将会摧毁匈牙利的心脏地区，就像其在芝加哥和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亚诺什和我在共产主义落幕10年之后的1999年重回到了那里，去拜访我的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纵队的工友们。即使当雇员数由15000人降到了约3000人，他们还在仍保有工作的少数幸运者之列。然而他们已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那些自豪的工人，而成了难以驾驭的资本主义中沉沦的废物。

我去匈牙利原本是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却发现自己被卷入了市场转变之中。因此我在1991年初，当苏联改革开放使民族志研究变得可行之后立刻启程去了那里。那可真是令人激动和向往的时刻！在1991年莫斯科的严冬里，凯西·亨德列（Kathy Hendley），后来成了伯克利的一名政治学研究生，和我研究了位于市中心的一家著名的橡胶厂——考丘科（Kauchuk）工厂。那是怎样的地牢啊！多么恶劣的工作条件！除此之外的是一场真正的内战的景象，不是在工人与经理之间的，而是在经理们之间的。我们在那里目击了一场在苏联全境内以一种激烈的形式展开的，在市场商人与计划制定者之间、在激进派与守旧派之间、在想要把自己从政党国家中解放出来的人们与那些试图支撑腐朽的梁柱的人们之间进行的战争。两个月后我北上去了科米（Komi）共和国的首府瑟克特夫卡尔（Syktyvkar），在那里我得到了在一家家具厂里做机床操作工的工作。从中心区域来的政治风波在那里已经消散了，不过其影响仍然可以察觉到。在1991年春，我的合作者帕维尔·克罗托夫（Pavel Krotov）和我就已经能发现从正在解体中的苏维埃秩序中生发出来的市场秩序的系谱了（布若威和克罗托夫，1992）。1991年的3月到6月间我在那里。在8月里发生了一场失败的叛乱，而到了12月苏联已经成为了历史。

由于没别的地方可去，我只好继续我在俄罗斯的研究，在科米共和国观察带有苏维埃特色的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一种金钱和以物易物的古怪组合。那些控制了交换领域的人不是金融寡头就是金融家、黑手党或者商人，他们成为了社会里的其他人所沉入的泥沼中上升的新阶级。我把这种状况描述为一种经济内卷（economic involution），在其中资源被从生产领域内抽取出来，而被注入了非生产性的交换、消费和个人财富领域。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决定他们命运的是能否获得正在迅速减少的能支付真正的工资的工作，以及在未能得到这样的工作时能否获得生活必需品。在这个急剧的去工业化的世界里，男人变成了多余的，是家庭的累赘而非重要的生计维持者。妇女担负了保卫社会的责任。人们想知道的是南芝加哥的贫民区与后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的工业废墟之间有多大的不同呢？抢掠了后苏维埃经济的俄罗斯金融寡头与蒂科的法人恶棍之间有多大分别呢？因携带在1990年代的石油私有化骗局中骗走的数十亿美元公共资金潜逃而受审的霍多尔科夫斯基（Khodorkovsky）与因为诈骗持股人和雇员的数亿美元而受审的蒂科的首席执行官科兹洛夫斯基（Kozlowski）之间只有金额上的分别。

共产主义之死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或许那些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都简化为马列主义和官方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的人会这么想。我倒是持不同的观点：马列主义之死将马克思主义传统从其最退化的那个流派——这一流派长久以来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的更年轻的、更有想象力的和更开放的其他流派——解放了出来。即使这一解放因公司资本主义和历史终结论者的胜利而暂时受挫，但最终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苏维埃世界的工人的话——将会受益。社会主义力量已经从底层重组，不再由国家发起或受国家的保护，而是必须建立其自己在公民社会中的防线——先是国家的，并且会日益全球化。虽然他们现在可能还很弱小，但是他们的自主性和想象力将给未来提供希望。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和它所反对的资本主义一同发展，那么今日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应当探究哪些新的（或老的）流派呢？我们需要一个首先并首要的能够复兴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不是借助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性的支撑，我们需要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曾经提出的那种不打包票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再依赖于任何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首先，我们需要抛弃认为历史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必然扩张的生产方式的线性演化的观点。生产力确实在发展并且这的确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这种扩张并未赋予这些关系以任何天命。对于社会主义会接替资本主义并没有打包票。其次，我们必须抛弃认为历史是某些给定的生产方式（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兴衰过程的观点。也许并没有什么法则保证资本主义的消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是一个有着深刻危机的矛盾的社会构成——这也不排斥它具有变革和超越的潜力。第三，我们要抛弃把历史视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阶级作为行动者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并且我们可以把消灭阶级剥削作为理想而保留，但是阶级斗争会以马克思所描述的方式激化这点并没有保证。

如果这是我们要抛弃的，那么我们应当开创些什么呢？对于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此他们对这点不用想得太多。当社会主义不再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查明社会主义的意义。我们必须始于而非终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但确切的要从哪儿开始呢？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传下来的是一个具有抽象特征的社会主义的观念。今天，当社会主义的信用破产之时，我们必须追寻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所说的“真实的乌托邦”——那些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出路，或者能够导向这些出路的真实存在的制度。在候选者之中他包括了社团民主、息票社会主义、普及的基本收入保障以及养老金的重组。他最受欢迎的计划是以芝加哥公共教育领域、印度喀拉拉邦的村委会体制以及巴西榆港的民主的预算编制等统治中的协商式民主为基础的赋权参与式的治理（冯和赖特，2003）。人们也可以恢复被埋葬在历史中的其他道路，比如用以对抗政党国家的社会主义计划——波兰团结工会、匈牙利的合作社、俄罗斯的公民社会等。以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类比的话，这是个后共产主义理论的计划。不管我们在现在的还是过去的道路中探寻，社会科学家的角色都是同样的：阐释试验的原则、检查其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存在条件、并从而阐明其传播和普及的条件。

这里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个案延伸方法汇聚的地方。研究这些道路的纷繁复杂、可能性及意义需要对它们的运作的深度经验、在时间上延长的参与观察、调查其微观制度形式的宏观功能，而这些都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培养出来的。资本主义不再命定的单纯是要崩溃的，未来不再是注定的，并且社会主义不再是从头脑里跳出来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慢慢开放的空间，并且是在各开口处空间上的连接。如果真实的乌托邦是计划，马克思主义是理论，那么反思性民族志就是方法。

为什么这个理论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呢？因为我们是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出发来关心真实的乌托邦。但是我们除了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条出路，还能怎样说社会主义呢？古典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的概念上分为两派：生产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前者是对生产中的异化的终结，而后者是通过计划经济而对不足的终结。太多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国家和经济的立场之间的对话，而把公民社会作为残余的领域。我和埃里克·赖特一同在翻转这个领域的阶序，给公民社会以优先权——这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观念中已经充分地提出，并且又在葛兰西（Gramsci）和波拉尼（Polanyi）的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详尽阐述（布若威，2003b）。的确令人惊讶，他们的著作竟然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想法上汇聚到了一起，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市场和国家都从属于这一社会。正是这一想法为我们所谓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布若威和赖特，2003）。我们的口号是：在社会主义中恢复社会。

《制造同意》是紧接着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陡降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上升浪潮中的一部分。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开始填补因社会学跟不上时代并且不能适应本土公民社会的骚动以及海外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涨潮而留下的空白。不过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在吸收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批判之后社会学迅速复原了。政治社会学把国家提升到核心的关怀，经济社会学转向了劳动过程，文化社会学研究了意识形态，地位获得理论变成了对不平等的分析，家庭社会学研究了性别支配和家庭劳动分工，并且对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阐释也变得激进了。马克思成了社会学圣典的一部分。

后来，随着社会运动的退潮，劳工的失败和共产主义的崩溃，马克思主义也经受了自身的危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失去了兴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失去了锋锐，阶级失去了其感染力，对市场的着迷取代了对生产的聚焦。社会学自身回到了打着各种各样新体制主义旗号的早先的现代化理论。焦点又一次回到了和谐、价值共识和汇聚。如果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论架构的辉煌已不再的话，那至少他的预设又回来了！再一次的除了资本主义外别无出路。1950年代，他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终结，现在它被称为新古典社会学（布若威，2001）！这一次要持续多长时间呢？在无论本土和海外的帝国的荒废的现实面前，在批判变成社会运动，而社会运动又使马克思主义恢复生机之前，我们还要忍受多久呢？

200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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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为中文版《制造同意》所写序言。

②自《制造同意》出版以来，我已在一系列发表的作品中详细阐述了这一民族志方法。参见布若威等，1991；布若威等，2000和布若威，1998，2003a。

③詹姆斯·泽特卡（James Zetka）（1994）通过分析国家介入方式的转变以及大型企业在其中运作的市场的转型，从而拓展了我对霸权政体的分析。他指出了我从车间延伸出去时的一个疏忽，也就是说，我应该更深入地分析引擎分部与阿利斯·查默斯中央办公室之间变化的关系，就像罗伯特·弗里兰（Robert Freeland）对通用动力（General Motors）所做的那样（2001）。维基·史密斯（Vicki Smith）在分析管理者如何管理自我及其他远离生产的人时（1990），将生产政治的观点延伸到了管理者的劳动过程上，这样做的确有必要。所有这些研究揭开了被我具体化的力量背后的社会过程。

④关于这些趋势的分析参见弗里曼（Freeman）（1988）与法伯（Farber）和韦斯顿（Western）（2001，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