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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梦想与发展经济学-重庆五个建设关系

时间:2023-12-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五个重庆”建设是营造内陆开放高地环境的动力源泉,体现了新增长理论的基本内涵。“五个重庆”建设是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战略举措,通过打造软硬环境,提高城市品位,增强重庆吸

城市梦想与发展经济学-重庆五个建设关系

第四节 发展经济学与“五个重庆”建设的关系

“五个重庆”建设不仅充分把握了发展经济学最新研究思想和方向,而且更加关注发展环境营造、更加重视人本思想、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充分体现了发展的科学性

一、发展经济学

(一)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于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它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各个阶段有其重点研究的理论或基本思想。①20世纪50年代的形成与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强调工业化、计划化和资本积累。②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新古典主义复兴时期。这个时期强调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制度主义时期。这一时期更多地强调制度、政治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一时期对经济长期增长原因的研究也很流行,被称为新增长理论。[5]

(二)新制度主义时期相关理念及研究重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基本理论上的突破,如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和社会资本理论的渗透等,给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了巨大的活力,使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影响发展的制度因素受到重视和强调。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经济学虽然也涉及一些制度分析,但只是把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影响之下,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较系统地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的成败得失,认为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不能只关注资金投入、出口鼓励、技术引进、产业结构优化等纯经济因素,而应该更重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障碍作用。奥尔森(Olson,M)认为,对兴盛的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是那些能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市场经济中,人们必须有签订各种公平的、可实施的契约的权利,它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更是至关重要。

第二,新增长理论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罗默(P.Romer)和卢卡斯(R.Lucas)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放松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报酬递减假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增长模型。这些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内生化了,因而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内生的技术进步产生于对人力资本和科学研究的投资,这种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会产生递增的规模收益,从而导致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通过对人力资本和科技研究进行投资,以及对生产知识的部门和个人提供刺激,可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实行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可以从国际贸易和技术引进中获得知识溢出的好处;另一个含义是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因而发展中国家政府要从过去重视物质资本投资转到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www.xing528.com)

第三,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些学者超出纯经济理论的范围,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政治学研究的领域,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加以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发展经济学中也得到应用。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弊端进行了分析。例如,克鲁格(A.Krueger)1974年提出了“寻租”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巴格瓦蒂(J.Bhagwati)等进一步将这一概念扩充为“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第四,生态环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第1阶段和第2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家一般尚未认识到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即使有些人认识到了,也未引起发展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耗减、环境退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仅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下降,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学开始重视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在其所著《经济发展》(1994年修订版)中明确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学家已日益认识到环境问题对发展成功的重要意义……因为对各种环境问题的解决涉及增加资源的生产率和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因此,在环境上获得可持续增长就与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定义成为同义语了。”

第五,关注社会资本的作用。进入2l世纪以来,社会资本理论已逐渐渗透到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中,使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扩大到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等社会学研究的领域。社会资本,从狭义来说就是社会信任问题。社会信任度高,社会资本就高,反之亦然。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特别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市场经济中交易成本的高低,从而决定了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行问题。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是重要因素,但人际交往缺乏互信也是重要因素。因此,最近几年,社会资本理论也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二、“五个重庆”建设体现了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思想

“五个重庆”建设,从发展开放经济、重视人力资本、打造制度环境和强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思想,符合当今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

“五个重庆”建设是营造内陆开放高地环境的动力源泉,体现了新增长理论的基本内涵。新增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实行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可以从国际贸易和技术引进中获得知识溢出的好处。”“五个重庆”建设是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战略举措,通过打造软硬环境,提高城市品位,增强重庆吸引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先进技术、高素质人才,做大做强国际贸易,从而使重庆能在上述过程中获取知识溢出的好处。

“五个重庆”建设突出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和对高素质人才的重视,符合发展经济学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向。“五个重庆”建设始终贯穿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既反映“五个重庆”建设的方方面面,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又强调通过环境的打造,吸引高素质人才,并为其提供“最宜居的环境”将其留住;同时更关注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素质培养,从更长远的方向提供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保障。其实质是认识到在巨大的物质投资后面,更需要高素质的、可持续的人力资本的支撑,以实现新增长理论中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

“五个重庆”建设也从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方面体现了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思想和要求。“五个重庆”建设既有投资近13000亿元的重大项目抓手,更有系统的制度建设保障。如“平安重庆”建设致力于把重庆建设成为治安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投资者安全放心的城市,让人人享有平安生活,抓好市民普法、公正司法法律援助的法制环境是其重要内容。这些制度建设,正是发展经济学所提出的应该重视制度、重视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形成“市场经济中,能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人们有签订各种公平的、可实施的契约的权利”,营造优良的社会信任环境,正符合中国特别是重庆发展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发展需求。

“五个重庆”建设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正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宜居重庆”“森林重庆”建设,既体现了对城乡尤其是城市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更体现了重庆正走一条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发展经济学在认识到资源环境的严重问题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对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的更好的解决办法和途径。“五个重庆”建设是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充分实践和大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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