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重庆”建设旨在全面落实“314”总体部署，通过打造内陆开放高地，致力建设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既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践，也是按照区域经济学增长极理论推进重庆和区域发展的实践。
一、区域经济学
（一）区域经济学及其基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区域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国内外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它的形成和发展最早源于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杜能提出的农业区位论，至今已有180余年的历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它大体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区位研究由微观向宏观领域的不断扩展，以及各国政府为解决区域问题而加强对区域经济活动的干预，大规模开展各种区域规划工作，区域经济学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的代表成果。增长极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Perroux，Francois）于20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的。后来，佩鲁的学生布代维尔、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提出来以后，很快从一个经济概念上升到一种发展战略，并被许多国家运用于区域发展规划，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乏成功的先例。增长极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经过我国学者的吸收和创新，提出了“梯度推移”理论和“点轴系统”理论。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视野，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从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这个视角来分析，我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实现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增长极理论在我国的创新与实践。
（二）增长极理论的基本内涵
增长极理论是从物理学的“磁极”概念引申而来，认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中存在着若干个中心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每一个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产生相互交汇的一定范围的“场”。这个增长极可以是部门的，也可以是区域的。佩鲁认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增长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出现，它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上；增长极通过吸引力和扩散力作用不断扩大自身规模，对所在部门和地区产生支配性影响，从而不仅使所在部门和地区获得优先增长，而且能够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迅速发展。(www.xing528.com)
经济增长极形成需要3个初始条件。佩鲁认为增长极的形成应具备3个条件：①在该地区有足够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一些区域的集聚和优先发展，恰似“磁场极”的多功能的经济聚集中心，意即增长极。而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则是创新型企业的主体，可以带动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他们不仅使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发展，而且能通过影响产生一批追随和模仿创新企业的新企业，即增长企业。②要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增长极所在区域不仅集中一批创新型企业和产业部门，而且要有效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聚集。这一集聚现象产生的经济中心，如同一个“磁场极”，对周围产生强大的吸引和辐射作用，并带动周围的经济增长。③要有适宜的经济增长环境。既包括能源、交通、通信、社会服务等基础设施环境，也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风气、习俗等非物质因素方面的环境。
为了促进增长极的形成，应致力于发展推进型企业和以推进型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综合体。推进型企业和产业综合体通过技术创新活动，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迅速增长。创新是产生极化效应的动力，创新活动不仅使单个企业获得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还通过创新对当地和周边地区产生重要影响。从技术方面看，增长极内的技术创新活动使企业产出增长率、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落后地区同类企业，从而引起周围其他企业的学习和效仿；从社会结构方面看，创新使现有的社会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组织结构更容易朝着变革方向转变，使之适应创新结果，并成为下一次创新活动的基础；从社会心理方面看，创新强化了社会群体的进取意识，同时推动了周边地区劳动力为改变自己进入增长中心的比较劣势而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
二、“五个重庆”建设体现了增长极理论基本思想
“五个重庆”建设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指导下，遵循增长极理论的基本思想而提出的发展战略。
“五个重庆”建设是在增长极理论指导下，建设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战略决策。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314”总体部署，体现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指向。重庆在如何加快实现国家战略的道路上展开了积极、大胆而又艰苦的探索。“五个重庆”正是从增长极形成的3个基本条件入手，继续推进实现国家战略之旅：①“五个重庆”致力于打造具有重庆特色的综合环境优势，为打造增长极获取创新基本要素。在2008年重庆市三届三次全委会上，围绕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提出了“五个重庆”，旨在建设以人为本、安商助商的综合环境。会议指出：“扩大开放，搞好软、硬环境是基本功。只有真正优化环境，才能产生吸引力，从而抢占先机，争到好项目。必须从长计议，从基础做起，从中外企业和各类人才对环境的主要需求做起，逐渐形成有重庆特色的综合环境优势。”[4]从“五个重庆”建设的这一基本目的来看，旨在通过环境营造，以吸引智力为核心，从智力、资金、管理等多方面为创新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为打造增长极培养、吸纳以人为中心的创新要素。②“五个重庆”建设通过优越、理想的环境营造，不仅集中一批创新企业和产业部门，也旨在吸引一批好的项目、先进的技术、各类型人才，通过对上述各类要素的聚集，形成一个“磁场极”，发挥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在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③“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建设通过对交通、通信、社会服务等基础设施的超前规划、高标准实施，形成经济增长的良好硬件环境。同时通过“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建设，将形成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社会风气、习俗等的良好氛围，形成推动增长极形成的优良软环境。
“五个重庆”建设也是应用增长极理论，推动重庆区域内部科学发展的战略决策。“五个重庆”虽然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框架和总体目标，但其在推进过程中也体现了推进时序性和时空性的有机结合，并非采取完全均衡的推进方式。如“宜居重庆”建设，其核心载体是“二环”区域内1000万人口、1000平方千米的区域，也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域。该区域正大力推动21个聚居区的建设。“宜居重庆”建设的重点是致力于改变现有城市核心区楼房过高过密的问题，提供较宽敞的居住条件下，创造清洁环保的城市环境，提出“使主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05天，噪音控制在平均55分贝以下”；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基本公共服务条件。通过以上重点工作，加快国家中心城市核心载体的建设，旨在通过城市核心，带动“一圈”发展，通过“一圈”及“两翼”内部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重点建设，带动“两翼”发展，形成全市“一圈两翼”的区域发展格局。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各区域的“增长极”的发展，带动各片区进而带动全市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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