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重庆：城市梦想具体内涵

第二节　“五个重庆”建设具体内涵

作为“五个重庆”的有机组成部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还有其特定的内涵。结合相应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的研究，有益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个重庆”建设。

一、“宜居重庆”内涵探析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旅居四川成都草堂时创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名句。诗人有感于居住条件的恶劣，希望能有无数宽敞舒适的房子，满足天下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陶渊明在《饮酒》里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情为主，融情入景，既是表达诗人归隐田园后生活悠闲自得的心境，也反映出对美好田园居住环境的满意。可以说，“宜居”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安居乐业是人们由来已久的美好愿景。

（一）国内外对宜居城市的研究

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提出了城市应当是适宜居住的人类居住地的概念。此概念提出后，国际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很多城市开始把宜居城市作为新的城市建设理念和目标。不过，国内外对宜居城市的概念，目前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表述。

1.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宜居城市的研究最初起因于对如何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的关注。从19世纪开始，以理想都市建设和田园城市运动等为背景，追求城市舒适、便利和美观等职能成为英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也传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城市规划的发展，对舒适和宜人的城市环境的追求，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逐渐得到确立。戴维·L ·史密斯（David L.Smith）在其著作《宜居与城市规划》中，以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为基础，倡导宜人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明确了其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宜居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①在公共卫生和污染问题等层面上的宜人；②舒适的生活环境所带来的宜人；③由历史建筑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宜人。1961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总结了满足人类基本生活要求的条件，提出了居住环境的基本理念，即“安全性（safety）、健康性（health）、便利性（convenience）、舒适性（amenity）”。

从1970年代开始，宜居城市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影响居住区的综合因素。国外城市发展的核心进一步强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城市规划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城市社会矛盾反映在居住空间与环境之间的不和谐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规划学、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以及行为科学等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相互交叉、互相渗透、相互借鉴，创立了很多研究范式。其中，人本主义理念主导下的城市规划被称作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理论。人本主义认为，人们之所以选择在城市生活，是因为城市能提供人们高度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提供人们各种活动与行为的场所，提供不同社群所依存的社区。居住区的发展与变化始终以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变化为中心，而对居住区的认识、评价是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关注的结果。

美国约翰斯坦（Jonhston，1973）等学者在研究影响人们对居住区的舒适度评价的因素中，发现以下3大因素影响着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评价：①人类以外的环境要素，主要是指居住区的自然景观特征；②人与人之间的环境要素，主要是指邻里的社会特征，包括居住区居民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群体特征、居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职业种类、经济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③指居住区的位置。美国卡普等学者（Cap，F.M.et al 1976）在调查旧金山居民对影响居住区位选择的环境因素过程中，让居民从100个因素中挑选出对居住区位选择最重要的选项，结果得出了20个有意义的要素。

诺克斯（Knox，1995）将影响人们居住和生活环境的因素分为6类进行评价：①与美学相关的因素，包括居住环境的整体外观、整洁程度、色彩，服务设施的配套程度、住宅的设计和宽敞程度；②与邻里相关的因素，包括邻里的友好程度、互助程度，居住区居民的自豪感、安全感和孤独感；③可达性及流动性，主要是指到高速公路的便捷程度；④与安全有关的因素，包括生命财产安全和周围社会治安状况；⑤与噪声有关的因素，包括居住区内部直接的环境噪声，也包括飞机、火车、工厂等居住区外部的噪声；⑥令人烦恼的事情，如缺少私密性，上门推销人员的打扰等。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社会、经济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深入，特别是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明确提出“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居住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宜居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萨尔扎诺（Salzano，1997）从可持续的角度发展了宜居的概念，认为宜居城市连接了过去和未来，它尊重历史的烙印（我们的足迹），尊重后代。宜居城市保护了历史的标记（遗址、建筑、规划），宜居城市反对一切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强调要为后代保留完整的资源。宜居城市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能够满足当前居民在不减少后代的资源容量的情况下的所需。宜居城市内部的社会和物质元素必须协调一致，共同为福利、社区和社区中人的进步做出贡献。宜居城市中的公共空间是社会生命的中心和整个社会的焦点。一个宜居的城市必须修建或者修复成一个连续的网络，从中心地区到更远的居民点，在那里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编织起了所有有社会品质和社区生命的地方。麻美靖（Yasushi Asami，2001）也强调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他认为，对于人们居住的环境，不仅要从个人获得的利益（或损害）的角度来考察，如“安全性”“保健性”“便利性”“舒适性”等，也要考虑个人对整个社会做出了何种程度的贡献，即必须建立起“可持续性”的理念。皮·埃文斯（P.Evans，2002）除强调城市的可持续性外，也重视城市的宜居性。他认为，适宜居住意味着工作地充分地接近居住地，收入水平与房租相称，能够接近提供健康生活环境的设施。对工作和住房的追求不能以降低城市环境质量为代价，居民不能用绿色和新鲜的空气去交换薪水。蒙·道日拉斯（M.Douzlass，2002）认为环境福祉、个人福祉和生活世界是宜居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福祉包括洁净和充足的空气、水、土等，废弃物的处理能力和环境正义等；个人福祉包括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教育与医疗设施等；生活世界主要是指城市生活中的社会性，强调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如绿地或其他公共空间等，它反映城市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的主观评价。

爱·佩吉（A.Pale，2000）则从建筑和规划的角度讨论了宜居城市的建设。他认为，宜居城市的社会组织的元素（它们通常是交流友谊的地方或不可或缺的部分）能够被保存和更新。在大温哥华地区100年远景规划中，则提出了宜居城市建设的关键原则为：公平、尊严、易接近性、欢愉性、参与性和权力赋予性。瓦内萨·蒂默（Vanessa Timmer）和诺拉-凯特·西摩尔（Nola-Kate Seymoar，2006）总结了大温哥华地区的宜居规划和部分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宜居性的指标可以包括：进入绿色空间的公平性、基础的生活服务设施、居民的可移动能力和对他们生活的城市发展决策的参与性。

总体来说，国外对于宜居城市的理解比较注重城市现有和未来居民生活质量的三大类因素，即适宜居住性、可持续性、适应性。关于宜居性除关注城市的居住环境外，对居民参与城市发展的决策能力也很重视，并认为这是宜居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关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的不仅是当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也重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另外，城市对危机和困难的可适应性也是宜居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

2.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有关宜居城市的研究起步则要比国外晚得多。20世纪90年代，宜居城市的建设在国内进入探索阶段，而直到2005年宜居城市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国务院的有关批复中，国内相关研究才逐渐丰富起来。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当前国内关于宜居城市的研究多集中在宜居城市的概念及内涵、评价指标体系两大方面。

国内较早关于宜居城市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吴良镛院士关于人居环境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吴院士所开创的人居环境科学为后来的宜居城市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吴良镛院士运用希腊城市学者道萨迪亚斯的人居环境系统模型，结合国内城乡建设实际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这个理论从城镇居民点都包含着自然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居住系统和支撑系统等五大系统的原则出发，提出了解决人居环境的五项原则：正视生态的困境，提高生态意识原则；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原则；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与人居环境建设方式多样化，技术多层次的原则；关怀广大人民群众，重视社会发展整体利益的原则；科学追求与艺术创造相结合的原则。

2005年宜居城市在官方文件的出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国内诸多学者首先对宜居城市的概念及内涵进行了探讨。王明浩等（2005）阐述了宜居城市的概念及创建宜居城市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并通过列举国外宜居城市案例，说明宜居城市不仅是大城市的发展目标，中小城市同样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宜居城市，提出了创建宜居城市必须遵循的3条原则，即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任致远（2005）从“宜居”本身的意义出发，认为宜居城市必须要将居住、生活、公共服务等各个复杂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中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概括为“易居、逸居、康居、安居”。张文忠等（2006）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及人文环境的完整统一体。李丽萍等（2006）则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宜居城市是一个由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构成的复杂巨系统，并对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进行展开论述，指出它们分别由3个子系统构成。赵勇（2007）分别从宜居城市的狭义与广义之分、软环境与硬环境的建设、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统一等几个角度，对国内宜居城市概念研究进行了梳理，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近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宜居城市概念的理解是多角度的，没有仅仅局限于某一学科领域，而是考虑到了居住其中的人们的多层次需求。有些学者从涉及范围的角度，将宜居城市的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从狭义角度看，就是指适宜人们居住的城市；从广义角度看，是指能够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的适宜环境，这个环境除适宜居住的条件外，还包括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的人文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对此给出了较为全面细致的概括：狭义的宜居城市是指气候条件宜人、生态景观和谐、人居环境优美、治安环境良好、适宜居住的城市，这里的“宜居”仅仅指适宜居住；广义的宜居城市则是指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经济持续繁荣、社会和谐稳定、文化氛围浓郁、公共设施齐备、适于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这里的“宜居”不仅指适宜居住，还包括适宜就业、出行及教育、医疗、文化资源充足等内容。也有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理解宜居城市的，北京大学的叶文虎教授认为“宜居”应满足3个条件：一是好的物质环境，二是好的人际环境，三是好的精神文明氛围。一个宜居城市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舒适的居住环境，要以人为本，并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北京社会科学院将宜居城市直接定义为“宜居城市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宜居城市不仅是一个设施建设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协调兼顾不同群体利益和需求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问题。通过投资建设和调整资源配置，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使城市能够适宜不同群体居住，使城市更加和谐。”

（二）“宜居重庆”的具体内涵

借鉴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和宜居城市发展经验，我们认为，“宜居重庆”是适宜人类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城市，是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及人文环境的有机统一体。它应该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应该是一个平安城市，具备健全的法治社会秩序、完备的防灾与预警系统、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第二，应该是一个畅通城市，它应该以公交系统优先发展为核心，能够为居民日常出行提供便捷的交通方式；第三，应该是一个绿色城市，它应该具有充足的绿地，合理数量的公园，达到一定标准的城市绿地覆盖率与森林覆盖率，为居民提供一个绿色环保的居住与生活环境；第四，应该是一个健康城市，它应具有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安静的生活环境，干净的街区，并远离环境污染可能对居民造成的伤害；第五，应该是一个生活方便的城市，居民区与商业区、教学机构、医疗机构、健身、体育场所等配套设施的方便、齐全，让市民不仅生活、学习、工作、就医方便，而且能有进行健身、体育活动的方便场所。

建设“宜居重庆”，正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贯彻以人为本发展理念，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客观要求。以人为本是“宜居重庆”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属，“宜居重庆”建设的目标就是满足市民对宜居、宜业、宜商，人文与生态环境的追求和向往，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宜居重庆”要求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这是宜居城市的核心。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双向同步发展的统一运动过程，人与社会应该和谐发展，个人社会认同相适应，个人利益与需求的满足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和需要的实现相适应，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与社会不断进步相适应。所以，“宜居重庆”的政策措施基点应该是尽量让所有市民平等享受公共资源、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所有的公共服务和政策都要体现这一点。尤其重要的是完善住房供给体系，使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得到逐步改善，使每一个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生存得到维护和满足。体育健身设施、公园、风景区等休闲场所不仅要与生活区配套建设，方便市民的生活需要，而且应免费向所有市民开放。同时，“宜居重庆”要求构造优美、和谐、宜居社区，通过普及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等，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功能、文化品位、人文底蕴，营造一个个人性化和多元化的宜居社区、和谐家园。

“宜居重庆”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环境是评价一个城市宜居性最基本的要素，在规划和建设“宜居重庆”时，坚持“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建构如画城市，提升重庆人居环境的品质。要注意保护自然环境，包括大气、水、树木和山、河流等自然景观，建筑材料和施工要采用绿色、低碳环保技术，减少人为的环境恶化；在空间规划上要体现山、水、城的和谐统一，建筑风格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相统一，形成亲近自然、开阔靓丽、具有山地建筑文化特色和体现重庆历史文脉的“两江四岸”滨江景观；科学规划各建筑物的空间距离，居住区与商业区、办公区之间适当分离，逐步形成疏密有致的城市空间，使居民在城市中既能欣赏到优美的自然风光，又能享受到现代化城市中整洁、干净、便利，甚至具有各种艺术价值的公共设施和建筑。总之，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起来，将城市建筑与自然环境统一起来，将人、城市与环境三者统一起来，让市民有种人在城市中，同时又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和谐感觉。

“宜居重庆”要求人与历史发展的和谐，即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每一个得到市民赞美、向往的城市必然有它独特的、取得市民认同的城市文化特色和城市精神，文化是宜居的一个重要内容。没有文化和历史传承的城市，是没有魅力、没有活力的城市，也必定难以成为和谐、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城市。城市共同的文化和精神塑造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特色的主要体现。“宜居重庆”建设在进行旧城改造时，必须继承和展示重庆特有的风貌特色和历史文化，加大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力度，同时以推进重大文化设施建设为重点，建立完善的公共文化娱乐服务网络，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提高市民文化娱乐生活质量。要通过各种形式充分宣扬重庆的文化和精神，尤其是让市民普遍能够享受、参与一定的文化活动，在各种活动中宣扬、展示城市文化和加强彼此的交流、沟通，从而增进市民之间相互的认同感和对城市的荣誉感、归宿感。

总之，“宜居重庆”是现代城市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及人文环境的有机统一体，是广大重庆市民的共同愿望。

建设“宜居重庆”不仅是一个设施建设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协调兼顾不同群体利益和需求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问题，要通过投资建设和调整资源配置，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使城市和村镇能够适宜不同群体居住，使社会更加和谐。在现阶段，“宜居重庆”建设的侧重点在于将重庆建设成为“居住舒适、环境优美、功能完善、生态良好”的山水之城、宜人之都，基于狭义宜居的概念，以居住条件、公共空间、服务设施3方面内容为建设主线。

（三）宜居城市评价指标的有关研究

当前，现代宜居城市的评价标准尚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就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目前还很不成熟。

1.建设部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国内提出的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比较全面的当属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提出的一个指标体系。这个体系包含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和公共安全度六大方面，涉及29个2级指标，近90项3级指数，并且明确给出了4个否定条件，即有任何一项否定条件，则不能被评为“宜居城市”。

——综合评价否定条件

A.社会矛盾突出，刑事案件发案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B.基尼系数大于0.6导致社会贫富两级严重分化的；

C.近3年曾被国家环保局公布为年度“十大污染城市”的；

D.区域淡水资源严重缺乏或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

——社会文明度评价指标体系

A.城市文明：包括科学民主决策、政务公开、民主监督、行政效率、政府创新5个考评指标；

B.社会和谐：包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覆盖率、社会救助、文化包容、发案率和破案率、贪污腐败大案要案和冤假错案5个考评指标；

C.社区文明：包括社区管理、物业管理、社区服务、业主与物业公司关系4个考评指标；

D.公众参与：包括阳光规划、价格听证2个考评指标。

——经济富裕度评价指标体系

A.人均GDP；

B.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C.人均财政收入；

D.就业率；

E.恩格尔系数；

F.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环境优美度评价指标体系

A.生态环境：包括空气质量好于或等于2级标准的天数/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工业用水重复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噪声达标区覆盖率、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以及水质良好的山、海、大江、大河、天然湖泊、湿地和保护较好的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省级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11个评价指标；

B.人文环境：包括文化遗产与保护、城市特色和可意向性、古今建筑协调、建筑与环境协调4个评价指标；

C.城市景观：包括城市中心区景观、社区景观、市容市貌3个评价指标。

——资源承载度评价指标体系

A.人均可用淡水资源总量；

B.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C.人均城市用地面积；

D.居住用地比例；

E.名特产资源。

——生活便宜度评价指标体系

A.城市交通：包括居民对城市交通的满意率、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公共交通分担率、居民工作平均通勤时间、社会停车泊位率5个评价指标；

B.商业服务：包括居民对商业服务质量的满意度、人均商业设施面积、居住区商业服务设施配套率、千米范围内拥有超市的居住区比例4个评价指标；

C.市政设施：包括居民对市政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城市燃气管道覆盖率、有线电视网覆盖率、因特网光缆到户率、自来水正常供应情况、电力（北方城市包含热力）正常供应情况6个评价指标；

D.教育文化体育设施：包括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率、500米范围内拥有小学的居住区比例、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数量、千米范围内拥有免费开放体育设施的居住区比例、市民对教育文化体育设施的满意度5个评价指标；

E.绿色开敞空间：包括市民对城市绿色开敞空间布局满意度、每10万人拥有免费开放式公园个数、拥有人均8平方米以上公共绿地的居住区比例、距离免费开放式公园500米的居住区比例4个评价指标；

F.城市住房：包括人均住房面积、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居民户比例2个评价指标；

G.公共卫生：包括市民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满意度、传染性疾病发病率、万人拥有病床数3个评价指标。

——公共安全度评价指标体系

A.生命线工程完好率；

B.城市政府预防、应对自然灾难的设施、机制和预案；

C.城市政府预防、应对人为灾难的机制和预案；

D.城市政府近3年来对公共安全事件的成功处理率。

2.《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北京）》的评价指标体系

张文忠等同志撰写的《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北京）》一书，利用北京数字城市要素平台和近万份调查问卷，从城市安全性、健康性、生活的方便性、出行的便捷性和居住的舒适性5个方面，并综合考虑主客观两种标准对北京的宜居程度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宜居城市的客观评价指标体系

A.安全性：包括自然灾害发生率、意外伤害发生率、犯罪率、交通事故率、到最近的紧急避难场所的距离、到最近的消防设施的距离6个评价指标；

B.健康性：包括大气污染指数、垃圾处理率、噪音的分贝、饮用水标准4个评价指标；

C.方便性：包括教育设施、医疗设施、商业设施、娱乐设施的数量和等级、儿童游乐场的数量和等级、到主要公共服务设施的距离6个评价指标；

D.便捷性：包括交通设施、交通线路的数量和等级、距最近的地铁站点的距离、距市中心的距离4个评价指标；

E.舒适性：包括公园、绿地的数量和规模、绿化率、公用空地的数量和规模、建筑密度和高度、各种文化场所的数量和规模、文明家庭的数量、街区的历史年代7个评价指标。

——宜居城市的主观评价指标体系

A.安全性满意度：包括治安状况、交通安全状况、各种灾害的宣传和管理状况、紧急避难场所状况4个评价指标；

B.健康性满意度：包括汽车尾气污染、扬尘、工业等其他空气污染、雨污水排放和水污染、道路和工厂噪音、商店和学校等生活噪音、垃圾堆弃污染6个评价指标；

C.方便性满意度：包括教育、医疗、日常购物、儿童游乐、餐饮、休闲娱乐设施状况6个评价指标；

D.出行性满意度：包括公交设施的利用、日常生活出行、到市中心的便利度、通勤的便利度、交通通畅与拥堵状况5个评价指标；

E.舒适性满意度：包括公园、绿地的状况、绿化状况、建筑景观的美感、清洁状况、公用空地状况、空间开敞性、建筑物密度、邻里关系状况、文化、社区氛围、街区特色9个评价指标。

3.《商务周刊》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宜居评价指标体系

在2005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了首次中国公众宜居指数的评价结果，并在2006年和2007年持续进行，其中提出了“宜居”“宜资”和“宜机”等概念，根据普通居民结合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和生活感受，对于城市满足其生活要求的平衡性和完备性在各个程度上进行了综合评价。

——3个一级指标

A.居住空间：市民对目前个人及家庭的住房条件的主观感受评价；

B.社区空间：市民对个人及家庭满足其与居住、生活有关的各方面需求的主观评价；

C.公共空间：市民对所在城市满足其与居住、生活有关的各方面需求的主观评价。

——9个二级指标

A.居住面积：个人对家庭人均居住面积的主观评价；

B.户型设计：个人对其住房的采光、通风及私密性的主观评价；

C.新技术应用：个人对住房运用的节能、环保技术的主观评价；

D.休闲房产：个人是否拥有专用于休闲娱乐的房产；

E.社区环境：个人对居住小区的生态环境和人际关系的主观评价；

F.社区管理：个人对居住小区的相关管理的满意度评价；

G.社区配套：对社区应急设施和服务的满意度评价；

H.绿色生态环境：对城市各功能区分布、硬件设施条件的主观感受；

I.城市人文环境：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未来潜力的主观感受。

4.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提出的12项指标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提出的指标体系在国际上影响较大。该体系通过搜集世界范围内一些主要城市的资料，按城市的健康与安全、文化与环境等分成3类，列出了12个具体指标：

暴力犯罪的威胁；恐怖主义及军队冲突的威胁；健康与疾病排名（基于13项健康指数）；文化硬件排名；娱乐能力；气候排名；消费与服务能力排名；贪污腐败与透明度排名；交通设施排名；住房储备排名；教育综合指数（基于12项教育指标）；公用设施网络排名。

5.《Money》杂志根据城市评价确立的指标体系

《Money》杂志全美宜居城市评选每年举行一次，评选基础来自于对城市居民的调查，指标包含经济类、居住条件、教育类、生活质量、文化及娱乐、气候条件等，定性指标数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居民对城市的主观评价：

——财务状况

A.年收入均值；

B.零售税率；

C.收入税率；

D.汽车保险补贴。

——教育水平

A.学院和大学数量；

B.职业技术学院数量；

C.学生/教师商数；

D.空气污染指数。

——生活质量

A.人身犯罪指数；

B.财产犯罪指数。

——住房

A.房屋均价；

B.房屋价值增幅。

——文化娱乐设施

A.电影院；

B.餐厅；

C.酒吧；

D.高尔夫球场；

E.图书馆；

F.博物馆。

——气候状况

A.年均降水量/英寸；

B.年最高气温/华氏；

C.年最低气温/华氏。

二、“畅通重庆”内涵探析

“往来不穷谓之通”^[2]。国内外对于“通”的解释也许不同，但对于“堵”有着共同的感受。我们通过比较国内外所实施的“畅通工程”，进一步明确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理念和方向，以求全面深刻地理解“畅通重庆”的内涵。

（一）国内外对“畅通”的认识

交通是城市形成的主要前提，又是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德国人文地理学家F·拉采尔曾作出“交通是促使城市得以形成的力”的著名论断。而现在，交通拥堵犹如城市身上的毒瘤，极大地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国内外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北美城市的畅通工程。进入21世纪，受到城市交通压力的冲击，无论是大都市，还是一些中小城市，都面临宜居性的困扰。为解决城市交通与社区宜居性问题，北美城市开始实施以邻里社区为基础的城市畅通工程。美国加利福利亚州洛杉矶市政府提出“洛杉矶城市社区邻里策略（Los Angdes Neigllborhood Initiative），并首先应用到北好莱坞市城市交通艺术公园（Transit Art Part）的建设中，成功把一块城市空地转化为社区公共积聚场所。在相同理念下，俄勒岗州政府实施“马丁·路德·金路”畅通工程改造项目，使其成为波特兰市一个著名的林阴大道，周边社区也成为“美国之梦”的典范社区。

北美城市“以行人公交为本、以城市邻里社区单元为基础”的宜居城市道路改造案例，成功地把城市交通建设传统功能与城市社区生活质量联系起来。这种创新性的城市畅通工程概念，不仅仅提高了城市的机动性，兼顾了城市道路及周边街区交通使用者的不同需求，也促进了周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提高了畅通工程周边社区的生活质量。

专栏6.2　北美城市“行人公交为本、和谐交通社区”畅通工程评价标准

满足以下这些功能的畅通工程，是比较合理的“行人公交为主、和谐交通社区”的和谐宜居建设。

一个对汽车驾驶员、行人和社区居民安全的交通。

一个与当地社区和谐共存的交通。

一个道路容量充足而通行有效的交通。

一个对当地环境、风景、美学、历史、自然等资源冲击最少的交通。

一个提高当地社区财富和经济价值的交通。

一个超过道路工程师、交通管理机构和当地社区居民期待的交通。

北美城市畅通工程评价标准从定性方面，阐述了对城市“畅通”的认识。可以看出：北美畅通工程的建设理念，从“以车为本”转为“以人为本”，并突破传统交通建设概念，注重交通与和谐城市、宜居社区概念相结合，共同建立稳定、高效而安全的高品质社区；畅通工程内容不仅包括车站、城市交通转换中心和城市交通大道等交通设施，更是一个全面考虑城市交通设施与其道路周边街区之间相互关系的城市空间建设；在交通基础设施已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畅通的具体措施也要求用高新技术改造道路运输系统及管理体系，力求提高路网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

我国实施的“畅通工程”。2000年以来，公安部、建设部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及部分县级市范围内开展了“畅通工程”建设。自“畅通工程”实施以来，各个城市交通管理部门纷纷以此为契机，积极投入，认真踏实地落实各项措施，不少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市交通秩序有了明显的改观，交通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广大群众的交通文明意识也得到了加强。因此，不少城市把“畅通工程”称之为“政府工程”“形象工程”“民心工程”。目前，我国城市“畅通”深入人心、呼声甚高，并逐渐成为城市综合实力评判和政府工作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

我国实施“畅通工程”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道路交通的突出问题，提高我国道路交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因此，我国“畅通工程”主要关注建设投入水平、运营服务水平两个方面。建设投入水平成为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公共交通运营服务水平与居民对公交的满意度息息相关，体现了城市交通运营管理水平，是满足出行的方便性、迅速性、高效性、舒适性、安全性的要求。

与国外畅通工程相比，我国对畅通工程的综合效益水平关注不够。这是由我国城市和交通发展所处阶段决定的。但是，随着机动车数量急剧增加，城市交通压力越来越大，对于正处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快速城镇化、快速工业化的大中型城市，急切需要确立大交通发展理念，从战略的角度做到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环境等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城市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避免为机动化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畅通重庆”的内涵探析

无论是李太白感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还是张之洞咏赞“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鹗视雄三巴”，都向世人诉说着巴蜀地形的险恶。群山连绵、江河纵横的地理环境，既制约重庆内部发展，又限制重庆对外开放，“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为重庆人最切实的渴望。

“畅通重庆”缘于实现重庆内外交通良好发展的愿景，但其内涵不应局限于孤立的交通建设，而要立足于城市发展的现实需求和长远利益，成为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因此，“畅通重庆”是以建设便捷、高效、安全、绿色的综合交通体系为抓手，加快交通枢纽建设，不断提高重庆的对外开放程度，扩大重庆的影响力和辐射面，在全国、全世界坐标轴上建设一个内通外达的城市。

“畅通重庆”既改善重庆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又为大开发大开放打开通道、擦亮窗口。“畅通重庆”是以交通建设为抓手统筹市内发展，打破“两翼”的封闭状态，加强区域间的联系，缩小发展差距，提高重庆人民生产生活效率和水平。同时，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体系又是重庆实现大开放、大发展的基础条件。“畅通重庆”借助交通枢纽建设，冲破内陆城市对外开放的瓶颈，加强与全国、与世界的联系，真正做到既能“走出去”又能“引进来”。

“畅通重庆”既是经济工程，也是民生工程。“畅通重庆”的根本落脚点是“以人为本”，就要把最广泛交通参与者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既注重交通效率，又要体现交通公平。“车畅其道”“货畅其流”，引导各种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目的在于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造福全体市民；“人畅其行”，更是对作为交通主体和参与者的人的直接关怀。

“畅通重庆”的外在表现是交通基础设施“硬环境”的改善，内在实质是城市竞争“软实力”的提升。通过加快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逐步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布局，一方面能够不断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对交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则能降低城市运转成本，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增强对人才、物资、资本、知识的吸引力。因此，“畅通重庆”建设通过改善交通条件，打通城市发展的经脉，实现城市发展血气的畅通。

“畅通重庆”是重庆城市交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目标。目前，城市交通是畅通重庆建设的载体。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中，大城市普遍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人口集聚等“城市病”。为避免付出“城市病”带来的沉重代价，“畅通重庆”为重庆城市交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即要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建设便捷、高效、安全、绿色的交通体系，实现交通与经济社会、人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保护等之间的协调发展。

“畅通重庆”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大内容。道路是畅通的基础条件，在满足“有路可走”的基本需求下，安全、舒适、便捷成为交通出行的新要求。交通管理在城市交通发展中的地位也逐渐突出。建设高效的城市交通指挥控制系统，运用高科技手段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是实现畅通的必经之路。

（三）国内外对“畅通”评价指标的研究

国外交通畅通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世界上有两大交通发展模式，即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交通模式和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交通模式。各城市对交通“畅通”和“拥堵”的评价指标能反映出各城市对畅通重要因素和内涵的理解。

从美国各城市的畅通性报告、美国交通拥堵评价系统以及欧洲的交通畅通评价主要指标可以看出：美国对交通运行状况的评价体现“以车为主”，如评价指标中的车辆行程延误、燃料消耗等，但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考虑了交通系统中非小汽车的其他因素，如公交出行分担率等公共交通因素。

欧洲的城市交通评价体系除从道路交通拥堵方面进行评价以外，更多的突破了车行交通为主的思路，从出行者的角度考虑了交通系统的运行水平，如出行者对交通系统满意度、出行者平均耗时和费用等。^[3]

表6.2　美国城市畅通性报告主要指标列表（Mobility Report）

表6.3　美国交通拥堵评价系统主要指标列表（CMS）

表6.4　欧洲主要评价指标列表（OECD道路交通研究组织）

我国“畅通工程”的评价指标。在“畅通工程”实施方案中，把全国城市分为特大城市（北京、上海）、A类城市（地市级以上）、B类城市（地、非县级市、州、盟）、C类城市、D类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水平分为模范管理（1等）、优秀管理（2等）、良好管理（3等）和合格管理（4等）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标准要求。2008年版国家有关畅通工程评价指标体系中，城市交通管理水平共有10大方面65个评价指标^[4]。

（1）交通管理体制、政策与规划：包括交通综合协调机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交通专项规划、交通安全管理规划、交通影响评价、城市交通年度报告等6项指标。

（2）公共交通：包括公共交通优先政策、城市公共交通投资比重、综合交通枢纽换乘时间、公共交通专用车道设置率、公共交通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率、公共交通车辆占道停车率、公共交通分担率、公共交通车辆安全运行间隔里程、公共交通站点300米半径覆盖率等9项指标。

（3）道路基础设施：包括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道路网密度、道路网级配比例、人均道路面积、人均步行道路面积、道路面积率、步行道设置、非机动车道设置、无障碍通行系统设置、综合交通枢纽设施配套、百辆汽车社会公共停车位数、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位、支路利用率等13项指标。

（4）交通管理设施：包括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投资、建设和维护机制、标线施划率、标志规范设置率等10项指标。

（5）交通管理措施：包括建成区道路管控率、接处警时间、机动车定期检验率、机动车登记率等6项指标。

（6）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及队伍建设：包括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常识普及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常识普及率、交通管理队伍正规化建设等3项指标。

（7）交通管理的现代化程度：包括交通指挥中心、路口监控设备设置率、交通技术监控设施利用率、道路交通管理信息系统等4项指标指标。

（8）交通秩序状况：包括主干道机动车守法率、主干道非机动车守法率、主干道行人守法率、主干道违法停车率等5项指标。

（9）交通通行状况：包括交叉路口阻塞率、高峰时段建成区主干道平均车速等2项指标。

（10）交通安全状况：包括万车事故率、万车死亡率、交通事故多发点、段整治率、交通事故逃逸案破案率等7项指标。

表6.5　我国“畅通工程”主要指标列表^[5]

续表

从上述指标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畅通工程”的指标涉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所有要素，包括流动的人、行驶的车、变化的路。但是，我国“畅通工程”主要关注建设投入水平、运营服务水平两个方面，对综合效益水平关注不够。这是我们在建设“畅通重庆”中必须重视的。

三、“森林重庆”内涵探析

“绿原春草晚，青木暮猿悉”。森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纽带。建设“森林重庆”将有助于重庆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这里我们通过对国内外森林、“森林城市”等相关概念的分析，揭示“森林重庆”提出的原因，进一步明确“森林重庆”建设的内涵及外延。(www.xing528.com)

（一）国内外对森林城市的研究

1.森林城市相关概念

（1）森林及其作用

1903年，俄国林学家G.F.莫罗佐夫提出，森林是林木、伴生植物、动物及其与环境的综合体。森林群落学、地植物学、植被学称之为森林植物群落，生态学称之为森林生态系统。一般认为，森林是植被类型之一，是以乔木为主体的生物群落，是集中的乔木与其他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土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并与环境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一个生态系统的总体。森林主要包括乔木林和竹林，在我国又可具体分为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森林具有再生性、多效益性、连续性和社会性几个特点。森林具有丰富的物种、复杂的结构、多种多样的功能。森林与所在空间的非生物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生态系统。森林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是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是地球上的基因库、碳贮库、蓄水库和能源库，对维系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森林是全球环境问题的核心，被称为“地球之肺”。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纽带。在林业建设上森林是保护、发展，并可再生的一种自然资源。森林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大效益。森林调节空气的作用明显，如在干燥的季节里，每平方米面积的树叶，每天能向天空散放出大约6千克的水分；100公顷的阔叶林，一年能蒸腾出35～40吨的水。有林地比无林地的降雨量多20%；森林里的湿度比城市高38%；公园里的湿度比城市中其他地方高27%。概括起来看，森林的具体作用主要有：①调节生物圈中氧气和二氧化碳的相对平衡；②净化空气；③消除噪音；④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⑤调节气候、增加降水、美化环境；⑥保持物种多样性；⑦提供丰富的林产品，创造丰富的森林文化。

（2）城市森林与“森林城市”

城市森林的提法最早源于美国和加拿大。1962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在户外娱乐资源调查中，首先使用了“城市森林”（urban forest）这一名词。由于城市森林是将城市和森林这两个看来相矛盾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生态过程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森林类型，因此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森林的提法尚有不同的看法。国内学者^[6]一般认为，从广义上讲，城市森林是指城市地域内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主，促进人和自然协调，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由以树木为主体的植被及其所处的人文自然环境所构成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狭义上讲，城市森林是指城市地域内的林木总和。也就是说，城市森林建设是以城市为载体，以森林植被为主体，以城市绿化、美化和生态化为目的，森林景观与人文景观有机结合，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加快城市生态化进程，促进城市、城市居民及自然环境间的和谐共存，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森林具有改善和调节城市小气候；净化大气，改善空气质量；净化水体；降低噪音；净化土壤；减少放射污染；防风挡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与一般森林相比，城市森林具有与人类关系更加密切，是城市居民生活的环境，易受人为干扰影响，易受不利外界环境条件影响，需长期管护，维护费用相对较高等特点。

“森林城市”，是以高大乔木为框架，以木本植物为主体，艺术地表现地带植物群落特征的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实现人类与森林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模式。

2004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启动了“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活动。所谓“国家森林城市”，是指城市生态系统以森林植被为主体，城市生态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各项建设指标达到相应指标并经国家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授牌的城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主要包括综合指标、森林覆盖率、森林生态网络、森林健康、公共休闲、生态文化等方面内容。

2.国内外城市森林发展现状

（1）国外林业与城市森林发展

回顾世界林业的发展，从森林资源消长角度看，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即破坏阶段、保护和恢复阶段、改造和发展资源阶段；从森林经营角度看，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即原始林阶段、粗放经营阶段、集约经营阶段和全面经营阶段。纵观林业发达国家，林业发展已进入改造、发展和全面综合经营阶段。进入新世纪，世界城市森林建设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美国的洛杉矶、纽约，俄罗斯的莫斯科，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印度的新德里，巴西的巴西利亚等城市，都把建设城市森林作为新世纪生态化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

①美国。从1630年到1930年，美国出现了大量砍伐树木毁林造田现象，使森林面积减少了1/3。20世纪40年代，美国采取措施，在提高生长量的同时，减少采伐量。1970年以后，美国森林始终保持生长量大于采伐量的30%，并率先提出了“森林健康”经营理念。目前，美国可供采伐的森林面积约2亿立方米，占林地面积的60%。美国城市森林发展较为成熟，在过去20年经历了从单一的行道树管理，到逐步认识到树木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再到将城市森林作为城市基础设施进行建设与管理的三个阶段。俯瞰美国城市，1/3是树冠、1/3是花草、1/3是建筑，城市森林与现代建筑交相辉映，构成了和谐统一的森林城市格局。

②芬兰。芬兰的森林面积不到世界总量的1%，木材产量也仅占世界总产量的1.5%，但由于大力提倡造纸企业林、浆、纸一体化发展，森林覆盖率一直高达70%左右，森林工业总值、林业出口总值、纸和纸板的出口分别约占世界总量的5%，10%，15%。芬兰城市森林以城市公园为主，公园保留古老树木，并以成片森林为主体。

③德国。德国国土面积的1/3是茂密的森林，目前有森林1100万公顷，位于欧洲前列。德国十分重视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造林任务是既要能高产木材，又要保持和改进林区内的生态环境。德国年均木材消耗总量超过1亿立方米，这个消耗量在世界上处于中等水平，不过德国却凭借着66%的废纸再利用率位居国际前列。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全面推行了“近自然林业”政策，成为林业经营与管理的一种新理念。德国城市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植物园，民居、学校、工厂和办公楼几乎都掩映在绿树之下，大多数火车站都有一个绿树浓荫的广场。大学城图宾根城市森林更是体现了林水一体的自然特色，森林与人工天鹅湖浑然一体，横贯市区的河流两岸的林带宽度随地形而变化，随着河流的走向蜿蜒而行。

④俄罗斯。林业是俄罗斯主要产业之一，它占俄罗斯的工业产出5%，拥有超过25%的相关企业，并雇用7%的全国就业人口从事森林砍伐及木材加工。俄罗斯境内共有45个行政区是以林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坐落于茂密的森林之中，早在200年前建立的伊兹马伊洛夫森林区，至今还保留了大面积的森林。1934年其周围50平方千米地带的森林就纳入了保护范围，成为今天莫斯科城市森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⑤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大陆，拥有森林面积2.2亿公顷，森林覆盖率28.6%。澳大利亚提出了人工林发展规划——《2020年展望》，规划到2020年，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工林面积基础上增加2倍，即从110万公顷增至320万公顷。为实现这一目标该国采取了如下措施：增加适宜的人工林用地；实行恰当的商业刺激；建立人工用材林栽培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树木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分开，保证造林者的收获权。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有“森林之都”的美称，整个城市处于森林的意境之中，庄园式建筑与四周的林地、水面和谐配置，师法自然，突出乡土特色，给人以自然清新的感觉。

⑥日本。日本拥有森林面积0.2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为67%，森林蓄积量达35亿立方米。日本林业经过20世纪50—60年代大规模的人工造林，很快实现了国土全面绿化，也为以后森林资源的增长奠定了雄厚的基础。1991年，日本森林在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防止土石崩塌、保健休养、保护野生动物、供氧和净化大气这6个方面公益效能的货币总价值高达39.2兆日元，相当于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1%。日本城市森林建设体现了林园一体化特色。城市森林不仅有相当的规模和质量，而且有浓郁的森林文化氛围，构建了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人口高度密集的东京绿化覆盖率达到64.5%，就连中心城区也有15%。

（2）国内林业与城市森林发展

根据第6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我国林业用地面积约43亿亩，现有森林面积约26.24亿亩，活立木总蓄积136.18亿立方米，其中森林蓄积124.56亿立方米。我国城市森林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城市森林建设实践与理论研究更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自2004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启动“国家森林城市”评定以来，相继有贵州贵阳、辽宁沈阳、湖南长沙、四川成都、内蒙古包头、河南许昌、浙江临安、河南新乡、广东广州、新疆阿克苏10个城市获得“国家森林城市”荣誉称号。同时，杭州、武汉、昆明等城市也在大力推进“森林城市”建设。

①北京。申办奥运会获得成功以来，“同办绿色奥运，共建绿色家园”成为全体市民共同的目标。从城市到郊区积极开展了植树造林、绿化美化工作。7年来，北京在“绿色奥运”理念的推动下，全面推进奥运绿化、城市绿化和3道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到2007年，北京当初承诺的奥运绿化的7项指标全部兑现：全市的山区林木绿化率达到了70.49%；林木绿化率达到了51.6%；“五河十路”两侧建成了2.5万公顷的绿化带；城市绿化隔离地区建成1.26万公顷林木绿地；3道绿色生态屏障基本形成；城市中心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了全市国土面积的8.18%。

②福建。福建有森林面积1.5亿亩，森林覆盖率达62.96%，居全国第1；活立木蓄积量4.97亿立方米，居全国第7。2007年，全省林业产值突破1200亿元大关。省会福州是我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会城市，在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建设工作中，该市重点加强建设“环福州市绿色屏障”，使森林覆盖率达80%，森林规划总面积150平方千米，平均环状带宽约2千米。

③贵州。贵州省森林面积4407.7万亩，森林覆盖率39.9%，2007年实现林业总产值135亿元。省会贵阳是我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建设城市森林。进入21世纪，结合“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绿带环绕、分片明确”的贵阳城市特点，精心打造“林城”，着力实施“绿色工程”，实现了“花扮筑城、绿染贵阳”，先后赢得了“全国绿化先进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并被定为“中国首座循环经济试点城市”。

④辽宁。2006年，辽宁有森林面积达7900万亩，林木蓄积量达到2.4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35%，实现林业总产值957亿元，比“九五”期末翻了一番。沈阳是我国重要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曾经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自2001年起，沈阳提出“生态立市，建设森林城市”的战略决策，在城市周边、城市郊区与远郊农村建设了以三条森林带和446万亩的四个绿洲为主体的环城生态圈，构建起以林木为主，乔灌草结合，功能高效，景观优美，特点鲜明的城市森林体系，形成了山水相映、林水相依的城市森林景观。

⑤湖南。全省拥有森林面积16345.2万亩，森林覆盖率51.4%，林业总产值144.1亿元。省会长沙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期坚持把加快城乡绿化、发展城市森林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改善城乡生态状况，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近5年来，累计投入60多亿元用于城乡绿化美化，相继建设了湘江绿化带、城市生态圈、生态绿岛、浏阳河花木产业带等绿化重点工程。全市森林覆盖率达53.6%，形成了独特的“山水洲城”城市生态体系。

⑥四川。“绿化全川”取得重大进展，以“红石骨子馒头山”为重点的赤色盆地基本绿起来，森林覆盖率上升到30.27%。全省国土绿化按照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整体推进的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思路，通道、水系绿化取得突破。成都市将城市、森林、园林“三者融合”，森林进城、园林下乡，功能互补、浑然一体；城区“以空间换绿地”，以高大乔木、森林为主体；以立体绿化为手段，增加种植攀缘植物；近郊“以绿地换效益”，发展花卉、林木、种苗产业和休闲观光产业；远郊“以森林换人口”，建设各具特色的山区旅游度假集镇；水网、路网、林网“三网合一”。成都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为这座美丽城市增添了一张靓丽绿色名片。

⑦广东。全省有森林面积13911万亩，林木蓄积量3.81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55.9%。2007年，广东实现林业总产值1790亿元，全省森林生态效益的总价值达6377.83亿元。广东省省会广州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以“云山珠水”“四季花城”的自然景观享誉华夏。2003年以来，以实施迎亚运森林围城行动计划为契机，实施了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按照“点、线、面”相结合的森林网络规划体系，创造了“园林＋林带＋林区”的城市森林发展模式。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38.3%，先后获得了“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范例奖”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此外，湖北省政府2007年决定，拟用10年时间、投资60亿元用于“双低”改造，每年改造低产林50万亩，改造低丘荒岗地30万亩。山西省2006年决定从每吨煤的销售收入中提取0.15元育林基金、10元生态环境治理保证金，扶助矿区造林绿化。全省每年总体上能募集到5000万元左右的资金，将在今后5年至10年内，绿化覆盖风化多年的煤矸山；所有矿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0%。

（二）“森林重庆”具体内涵

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共识。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维护生态安全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课题。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人口数量激增，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热岛效应增强等一系列问题。传统的城市绿化模式在空间和效能上都已不能满足城市居民多功能生态消费的需要，农村林产业经济效益不高的弊端也日益凸显。

“‘森林重庆’，就是要多种树，让老百姓多吸氧”，这似乎是从开始启动建设时人们对“森林重庆”的认识。“‘森林重庆’不是简单地为城市增绿造景，还要引导农民最大限度地发展林下经济”。时至今日，“森林重庆”的内涵已经逐渐丰富。“森林重庆”是以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理念，以森林工程建设为主要载体，有效缓解重庆“雾都”“火炉”气候条件，改善重庆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一项战略举措。

“森林重庆”的外延十分广泛。“森林重庆”不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打造的一张“城市名片”，更重要的是改善和优化了生态环境、居住环境、投资环境，从而为重庆进一步扩大开放提供助推剂。建设“森林重庆”，就是根据重庆土地资源的情况，拓展、释放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重庆有75%的面积是山地和丘陵，平坝只占7%。如何让这75%的山地、丘陵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如何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与全面进步，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确保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是“森林重庆”建设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因此，建设“森林重庆”，既要增加主城绿地，建设园林之城，又要把农村山地、坡地植树成林，让农民通过种树受益；既解决环境气候问题，也解决经济问题以及致富之路，使得统筹城乡绿化齐推进，人居环境改善与助农增收共谋划，从而兼顾了“有钱、有氧、有健康、有长寿”四个方面的发展指标的实现，有力地促进重庆城乡统筹以及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发展与全面进步。

“森林重庆”不仅是种树，更是发展方式的变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先破坏、后恢复”及“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把发展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以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文明的唯一标准，带来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重庆市做出了把林业作为全市发展战略，将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将建设“森林重庆”作为未来重庆林业发展目标，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为契机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力度，加强自然资源的保护，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致富巴渝农村，倡导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可见，“森林重庆”不仅仅是种树，更彰显了发展方式的变革。

“森林重庆”不仅是改善自然环境，更是生态安全的需要。重庆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全国水资源战略储备库，生态区位十分重要。实施森林工程，对于维护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森林重庆”的实施不仅可以调节区域气候，减轻温室效应，防止水土流失，减少自然灾害发生，而且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提供生态保障，有效地维护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

“森林重庆”不仅是景观的改变，更是富民的途径。“森林重庆”建设将大力推动三峡库区旅游、森林旅游、木材加工、林浆造纸、林下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等林业产业发展。山与林相连，山区不种树，老百姓就找不到致富的路子，仍然贫穷。壮丽的高峡平湖，连绵起伏的大山，美丽的森林风景，良好的疗养环境，可以吸引众多的游客和疗养人员，从而促进旅馆、饭店等饮食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由此带来城市、山村的繁荣和纳税能力的增加，真正实现把“荒山、穷山”变成山里人的“富山、金山”，实现兴林与富民的有机统一、资源增长和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

“森林重庆”不仅是绿化，更是文化的体现。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是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追求人与自然互惠共生、共存共荣，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潮流。“森林重庆”建设通过推进“城市森林、农村森林、通道森林、水系森林、苗木基地、长江两岸森林”六大工程，将重建山水园林，重拾巴山文化，重绘秀丽山川，重谱三峡之歌，成为巴渝文化的载体，唤起现代人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传承几千年的巴山文化，再续三峡源远流长的森林文化。

狭义上讲，“森林重庆”就是森林工程，这也是当前“森林重庆”建设的重点。即以“开放致富之山、打造宜居之城”为主题，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以兴林富农和统筹城乡绿化为重点，以城市森林工程、农村森林工程、通道森林工程、水系森林工程、苗圃基地工程和长江两岸森林工程为主要建设内容。

（三）“森林城市”评价指标的研究

1.我国城市森林评价指标

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既是城市森林建设水平的直接反映，也是引导城市森林发展方向的标尺。如何在城市生态水平基础上来评价城市森林，直接关系到城市森林建设模式，影响其生态功能、系统稳定、投入成本、经营成本等综合效益，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从单一的绿化美化向生态建设转型。城市森林评价指标的确定既要反映城市森林的特点，也要考虑城市的空间属性。一般来讲，我国城市森林的评价指标既要客观准确的反映我国城市森林建设的真实情况，也要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较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具有国际的可比性。城市森林的主要评价指标具体应包括和反映质量指标和数量指标两个层面。

质量指标。分析城市绿地分布格局的合理与否，可以借鉴景观生态学均匀度、聚集度、连接度等指标来评价。主要包括四大指标：

①城市森林斑块类型指标：郁闭度0.2以上，且面积1公顷以上核心林地占绿地总面积的比例；

②城市森林廊道类型指标：宽度50米以上道路林带和河流林带等主干森林廊道总长度占廊道林总长度的比例；

③城市森林分布均匀性指标：指城市绿地斑块的分布均匀程度；

④城市森林网络连通度指标：常见的计算方法有两种，即网络中所有结点的连接度，采用网络中廊道的实际数与最大可能出现的廊道数比值；网络中存在环路的程度，采用环路的实际数量与最高可能的环路数的比。这两个指数范围都是从0（网络没有连通）到1.0（网络具有最大连通度）。

数量指标。一般认为，人类视野中绿色占25%以上时视觉感觉最舒服，因此绿地面积是评价一个城市绿化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应用也最为广泛。城市绿化不同于乡村，除了对裸露地表的绿化以外，还包括对楼房、桥梁、柱体等各种钢筋水泥建筑物表面的垂直绿化。因此，在评价一个城市绿化水平时，不能像过去仅仅注意水平覆盖率是多少，还要注重垂直绿化面积的大小。主要包括五大指标：

①城市林木指标

城市林木覆盖率：城市林木的树冠（不包括城市绿地的灌木）投影面积与城市用地面积的比例。城市森林覆盖率虽说是一个量化的指标，但它反映了城市树木的数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质的特性。

乡土树种比例：指乡土树种在城市绿化树种应用中的重要程度，用乡土树种的个体数占全部树木数量的比例来表示。

人均乔木占有量：城市市民人均拥有的各类乔木（包括小乔木）个体的数目。

②城市绿地指标

城市绿地率：城市绿地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之比。它反映了城市土地表面与自然表面的接近程度，城市绿地率愈高，城市土地就愈接近自然表面。城市绿地是指以各种乔木、灌木、草本植物覆盖为主要特征的、成片的城市土地表面，是人工建设的植被或天然植被的残留，它是城市生态建设的基础。城市范围内以生产为目的的、残留的农业用地，不应作为城市绿地。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公共绿地包括公园、街道绿地、街心花园等绿地，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单位为m²。

③城市空间绿化指标

城市墙体垂直覆盖率：垂直绿化面积与建筑物表面可覆盖面积之比。

建成区绿化空间占有率：是指在城市绿化可达高度范围内的绿色植被实际体积与最大体积之比。

建成区绿化空间占有率＝不同类型城市森林绿地占有的体积之和/城市绿化最大可达体积×100%。根据城市所处地区城市森林建设主要绿化植物的成熟期平均高度来确定，比如以乔木12米为准，灌木3米，草本30厘米，分别乘以不同类型绿地的覆盖面积，求算出不同类型城市森林绿地的体积之和，其中乔灌草复层结构的绿地只按乔木层高度计算，灌草层不再另行计算；最大绿化体积是指整个城市建成区绿化面积乘以15米（一般城市树木的平均高度）的体积。

人均公共绿地体积：公共绿地包括公园、街道绿地、街心花园等绿地，人均公共绿地体积单位为m³。

④城市森林健康指标：健康指标分析主要基于个体和群体两个水平来考虑，对于个体来说，要了解花朵、果实、枝叶等器官的分泌物、挥发物对人体的影响；对于群体来说，要分析不同的植物组合所形成的群落内，不同植物体的分泌物组成的混合气体环境对人体的影响；不同的树种、配置模式所承载的文化功能也不一样，从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提高城市文化品位的角度，要与城市的历史和地域特点紧密结合。因此，可以有多种指标来表示。比如用单位面积城市森林植物产生的过敏性花粉数量来表示负效应，单位是粒/cm²。用单位面积城市森林植物产生的空气负离子数量来表示正效应，单位是个/cm³。

⑤城市森林维护成本指标：单位面积森林绿地每年的维护成本（包括日常管护用工费、水资源消耗费、病虫害防治费等）（元/hm²）。作为一种不同于天然群落的城市绿地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外貌的维持是建立在人为干预的基础上的，但过多的人为干预活动不仅增加了人力物力投入，也使这种群落的生态功能大打折扣。因此，一种绿地类型的优劣，还要对人力物力投入有一个全面的评价。如果一座城市多数绿地的外在效果和内在生态效益都是靠大量的人力来维持的，那么不可能维持长久，拿出再多的土地搞绿化也难以彻底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9项指标应按照建成区、郊区（包括近郊区和远郊区）分别统计，以便全面客观地反映城市森林的发展水平，增强不同城市之间的可比性。另外，为了便于生产单位掌握，实际当中可以重点计算城市森林斑块类型指标、乡土植物种类比例、城市林木覆盖率、建成区绿化空间占有率、城市森林维护成本指标等5个指标。

2.“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

2007年，国家林业局公布了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并从组织领导、管理制度、森林建设、考核检查等方面明确了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的指标和评价方法。其核心内容是森林建设，又包括综合指标、覆盖率、森林生态网络、森林健康、公共休闲、生态文化、乡村绿化7个方面的众多具体指标和建设要求。

①城市森林覆盖率：是指以城市行政区域为单位，森林面积与土地面积的百分比。森林面积，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面积和竹林地面积、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面积、农田林网以及村旁、路旁、水旁、宅旁林木的覆盖面积；

②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是指在城市建成区的绿化覆盖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百分比。绿化覆盖面积是指城市中乔木、灌木、草坪等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

③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是指在城市建成区的园林绿地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百分比。计算公式是城市绿地率（%）＝（城市六类绿地面积之和/城市总面积）×100%；

④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是指城市公共绿地面积与相应范围城市人口之比。计算公式是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公共绿地面积/城市非农业人口（单位以平方米/人表示）。具体计算时，公共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市级、区级、居住区级公园、小游园、街道广场绿地，以及植物园、动物园、特种公园等。公共绿地面积系指城市各类公园绿地面积之和；

⑤乡土树种：指本地区有天然分布的树种。根据城市绿化的特点，对于一些引种期长，生长良好，已经经过本地区极端温度等环境条件考验，达到引种成功标准的树种，也可以作为乡土树种使用；

⑥城市森林自然度：是对区域内森林资源接近地带性顶级群落（或原生乡土植物群落）的测度。可用公式表示为：

式中N——区域森林自然度；

mi——区域内自然度等级为i的森林资源面积；

Qi——区域内自然度等级为i的森林资源权重。

一般根据森林群落类型或种群结构特征位于次生演替中的阶段划分等级。

专栏6.3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评价主要指标和要求

城市森林覆盖率南方城市^[7]达35%以上，北方城市达25%以上；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35%以上，绿地率达33%以上，人均公共绿地9 m²以上，城市中心区人均公共绿地达5m²以上；

城市郊区森林覆盖率因立地条件而异，山区应达到60%以上，丘陵区应达到40%以上；

江、河、湖、海等水体沿岸注重自然生态保护，水岸绿化率达80%以上；

公路、铁路等道路绿化注重与周边自然、人文景观的结合与协调，绿化率达80%以上；

城市森林建设树种丰富，乡土树种数量占城市绿化树种使用量的80%以上；

城市的自然度应不低于0.5；

建成区内建设有多处以各类公园、公共绿地为主的休养绿地，多数市民出门平均500m内有休闲绿地。

四、“平安重庆”内涵探析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兴行在民趋于正”^[8]。“百姓平安，是国昌也”^[9]，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平安寄托了中国人朴实的愿望，历来是最基本最执著的追求。

（一）国内外对平安城市的研究

1.国外对平安城市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曾对仰慕雅典繁华的外乡人说：“人们为了安全，来到城市；为了美好的生活，聚居于城市”。他骄傲的口吻中，简明地阐述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土地上城邦（国家）的内涵，在没有统一规制、信仰暴力的时代，人类聚集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力量，共同保护自己，聚居的城市远比散落的村落能提供给人类更多的安全。

城市对生命和财产的保障作用的重要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发挥到了极致，正是在自由商业城市的庇护下，资本主义的幼芽在神权与君权横行的欧洲大陆上得以萌发。进入17世纪，热兵器的巨大威力打破了城市的高墙深壕，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无限扩大，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激化，人类又遭受到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同时城市规模的无限扩大，产生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贫富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再加上人与物之间的不和谐，最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际的矛盾竞合的背景下，城市内部的冲突、对抗代替来自外部的威胁，于是审视城市是否安全抑或平安的视角逐渐转向内部。

平安城市建设源自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安全社区的概念，1989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WHO举行的第一届预防事故和伤害世界大会上，通过了《安全社区宣言》，指出人人都平等地享有健康和安全的权利。安全社区是安全城市的重大举措，按照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来规划城市的发展，来促进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增长，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

安全抑或平安是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也是城市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城市化必须增加安全感而不是降低安全感，城市化要为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创造环境和条件，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所以，城市化进程无论是“造城”还是“改城”，都是既要求人口密集，又要求“城市安全”。

按照马斯洛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人的五类需求层次中，安全需求属于较低层次，它是社会各界人士普遍的需要。如果这一需求不能够得到满足，人会处于紧张和焦虑状态，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就没有心情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也就谈不上生活质量。平安城市直接满足人民群众的这一基本需要。平安城市提供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一个不安全的地区，是很难吸引其他国家和地区资金投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也少有创业的心情。因此一个缺少和平与安全要素的地区，不但谈不上经济发展，反而会出现经济倒退。正由于城市与现代社会的共生关系，在一个安全的城市环境中，社会阶层以及纳入阶层中的个人分子和组织，才能依照公平、合理的行动规则，理性地处理相互间关系，公开地表达意愿，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调整利益，因此，可以说平安城市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

2006年6月主题为“我们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将构想化为行动”的第三届世界城市论坛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在此次论坛中，提出了“The Secure City”即安全城市的倡议。论坛提出：本世纪，对城市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力量和威胁给城市规划、城市政策和城市设计的有效应对能力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传统城市安全理论的基石（个人安全、社区安全、服务和系统的安全）亟待发展，急需变得更加敏感和灵活。于是，一个探寻适应性安全、预防性安全和人类安全三者间关系的研究方案被提上议程。

2.国内对“平安”的认识

一个管理完善、秩序良好的环境，能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能让社会保持安定团结，能让人们充分享受到平安带来的福祉。

今天，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利益冲突明显加剧；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速，流动人口还会继续增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就业、劳资纠纷及社会保障问题等方面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增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各类利益群体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限制，很多利益诉求又难以得到完全满足，从而不断形成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不良思想文化渗透侵入，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加上一些党员干部素质低下，加剧了一部分的不满情绪。此外，刑事犯罪总量的高位运行也给社会稳定和谐带来严重影响，新型犯罪不断出现，跨地区流动犯罪越来越突出，黑恶势力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总之，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新的形势和任务迫切要求我们要开展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障。

进入到新时代，平安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平”即平常、平和、平静，“安”即安全、安定、安稳、安详，它既包括生理上的平和，还包括心理上的健康，心态上的乐观，同时也包括预防抵御突发变故的物质能力和思想准备。“平安”是对安全的一种全新解释，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和谐^[10]。狭义的平安是指人身安全不受到伤害，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治安良好的社会环境里。

广义的平安则是指整个社会系统能够保持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不安全因素和影响度最小化的社会运动状态，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发展氛围^[11]。包含社会安全、心理安全两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安全，简要地讲，即是社会活动中的各种秩序，从而使人在社会行动中对行动结果有个稳定的预期。社会安全又分为社会治安安全、卫生安全、职业安全、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心理安全，是指心理的稳定感和基于现在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总之，“平安”是一种稳定性、秩序化、理性化、和谐化的社会运行状态。

3.平安城市的实践

关于平安城市的研究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虽然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整体上都是从城市防灾与防卫两个视角入手。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日本城市经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在开展城市安全的研究方面起步较早，重点是防灾减灾。早期研究较为分散，主要是由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独立进行。在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发生之后，对于城市安全的研究开始转向各研究单位的系统、合作研究^[12]。

日语中有“安全都市”和“安全安心城市”两种说法，前者倾向于防灾，但“防灾都市”的说法更为普遍。1996年5月在日本神户大学成立了“都市安全研究中心”，代表日本关于城市安全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该中心认为安全、舒适的城市理念是：城市首先应当成为充满活力的生产、经济、文化活动场所，它具有多种功能，并为市民的舒适生活创造良好的生活空间，称为“安全安心的城市”。

由于存在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欧美等国更重视人身安全防卫设计方面的研究，因此安全城市的内涵也偏向于防卫。英语中“Safer City”“Safe City”和“Disaster-resistant City”都表示“安全城市”，“Safer City”一般与阻止犯罪联系在一起，侧重于防卫；“Disaster-resistant City”强调防灾功能^[13]。

如何提高人类住区的防灾抗灾能力，保障人居环境的安全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1987年联合国召开的减少城市不安全性会议，1989年举行的提高城市安全度会议：欧洲和北美洲城市安全和预防犯罪会议，以及1989年和1991年举行的欧洲城市安全论坛、加拿大城市联合会和美国市长会议，都旨在寻找有效手段确保市民人身安全和城市治安稳定。

1994年，联合国发展计划报告使人类安全受到世界性的广泛关注，其关注重点是平民和社区生活的安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决定每年确定一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旨在最大限度地调动各国公众的防灾自觉性，提高安全预防综合能力。1996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便是“城市化与灾害”。1998年世界人居日的主题为“更安全的城市”。2005年9月国际减灾大会在北京召开，重在提高国家和社区的减灾能力。

与传统安全比较，非传统安全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14]。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感到安全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社会在联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同时，认识到预防在一定程度上比打击更为重要。恐怖活动之外的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还包括全球性与社会性特点明显的环境安全、食品卫生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交通安全等一系列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会在更广的范围内与更深的层次上影响公众的安全感，并连带产生其他的社会问题。这一阶段的研究扩充了传统安全城市的内涵，打破了防灾与防卫的局限，上升到更高的人类整体性安全层面。

我国平安城市的建设，最早在北京宣武区、山东济南、浙江杭州和江苏苏州四个城市开始试点。2004年6月，为了全面推进科技强警战略的实施，公安部、科技部在北京、上海、廊坊、大连、南京、苏州、南通、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芜湖、福州、青岛、淄博、威海、郑州、广州、深圳、佛山、成都等21个城市启动了第一批科技强警示范城市创建工作。2005年8月，为了以点带面，公安部进一步提出了建设“3111试点工程”，选择22个省，在省、市、县三级开展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试点工程，即每个省确定一个市，有条件的市确定一个县，有条件的县确定一个社区或街区为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的试点。此举有力地推动了平安城市的建设步伐。

（二）“平安重庆”的具体内涵

在扩大开发、建设新重庆的今天，“平安”是人民的一个重要幸福指数，是老百姓的一个重要幸福愿望。建设一个平安的重庆，顺乎民心，关乎全局。我们认为，“平安重庆”是一种稳定、秩序、正义、和谐的城市运行状态，具体是以“五大安全”建设为载体，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办法，从源头上、根本上、机制上控制和预防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切实保障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多层次的安全，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平安重庆”，是重庆建立法治文化塑造法治社会的具体行动，是为打造排解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安全阀。重庆直辖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进步明显，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财富的增长，带来了贫富的落差；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利益的冲撞。当我们在享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成长中的烦恼”：生态环境的恶化、生产要素的紧缺、贫富差距的扩大、区域发展的失衡、就业和再就业的严峻、拆迁安置人群安稳致富的艰巨、社会治安的挑战等。重庆正处于“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伦理容易失范”的关键时期，社会呼唤和谐，人民企盼稳定，发展需要平安。“平安重庆”通过发挥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教育等功能^[15]，对重庆的社会秩序、经济形态、政治理念和文化内容进行规范，在法律的秩序、效益、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等价值的指引下处理各类矛盾和风险，在法律的框架下，给社会各阶层提供合理、合法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在法律的程序安排下，公正解决权力与权利二者之间的纷争。

“平安重庆”是重庆扩大开放、谋划发展的重要保证，实现内陆开放高地目标的保障。2008年一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大讨论，让重庆看清了差距，要改变现状必须扩大开放、加快发展。而平安是一个地方最大的投资环境，是最重要的引资条件，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是发展的第一环境。抓平安就是促发展，就是优化环境，稳定压倒一切，平安重于一切。“平安重庆”着力于为重庆建设、发展提供平安、稳定的发展软环境，营造“近者悦、远者来”^[16]的吸引力。只有深化“平安重庆”建设，打造开放品牌，才能为“加快”、“率先”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平安重庆”是实现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是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理念的实践。“执政之要在于利民、利民之先在于安民”。共产党执政本身就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重庆审时度势提出建设“平安重庆”，就是为了切实保障群众最最根本的利益——平安。抓平安，助和谐，集中反映了广大重庆人的共同心愿，是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大事、实事、好事，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一个管理完善、秩序良好的环境，能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能让社会保持安定团结，能让人们充分享受到平安带来的福祉。建设“平安重庆”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是打造和谐重庆的重要抓手。

“平安重庆”是党和政府对自身形象建设的直接工作，更是重建社会信任基石的大胆举措。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社会习俗和传统的改变。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信任基石，被业缘等新因素取代。人员流动和阶层流动不断加快，同时受到各类负面事件的影响，社会张力带来的不和谐不稳定，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信任降低。在一个各类尖锐矛盾不断涌现的转型时期，“平安重庆”是对重建社会信任基石的积极实践。从打造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入手，浓墨重彩地发扬群众路线，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树立起亲民、爱民、为民的积极形象，深化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和支持，以提高党和政府公信力为突破口，结合党和政府对社会事业、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的领导，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信任。

（三）有关“平安城市”评价指标的研究

“平安”既是一种追求国家稳定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环境状态，也是人们对整个社会关系状态的稳定化、秩序化、和谐化的心理要求，更是人们受外在现实环境作用后的应激性反应。在我国政治、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利益分配格局重新形成的过程中，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因素众多，所以在设立平安城市建设目标时要全面、系统的综合考虑各类安全风险和潜在影响。

从社会治安风险角度的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我国现行的刑事犯罪是处于社会转型深化期的犯罪。该时期的犯罪从量上看，处于增大、波动、上升的趋势，增长的幅度以及犯罪率的绝对值已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17]。近年来，在整个刑事犯罪中，凶杀、抢劫、爆炸等暴力型犯罪案件不断增多，特别是过去罕见的系列杀人、爆炸、银行案件明显增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新旧体制转换等存在着一些漏洞，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贪污、诈骗、行贿受贿、偷税抗税等经济犯罪活动开始增多，而且犯罪手段趋于智能化和技术化。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采用向社会经济领域渗透的方式掩盖犯罪行为，甚至拉拢、收买国家公职人员寻求保护，少数腐败分子与此类团伙的勾结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动摇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心，给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造成严重冲击。

从社会经济角度的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平均生活水平、贫富差异程度、通货膨胀率、物价上涨指数、社会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率等几个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社会平安有着正向的作用，可以减少因绝对贫困而导致的各种犯罪。我国贫富的差距有加大的趋势，这对于社会的平安起到很大的负面作用。贫富差距越大，越容易导致相对剥夺感增强，导致各种违法犯罪的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会导致居民收入不稳定，降低居民安全感，也容易激发违法犯罪事件。失业率的上涨对于社会的稳定性也起到负面作用，容易引起经济收入绝对下降以及社会排斥感，诱发反社会行为。

从食品卫生安全角度的考虑。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拥有的医疗资源和水平都明显改善，与此同时，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而使得卫生安全面临的风险依然巨大。近几年来爆发的SARS疫情、口蹄疫、禽流感等，这些疫病的流行严重影响公众的安全感。医药等安全隐患也影响着人们的健康。食品安全问题近几年也凸显。影响社会平安的卫生因素主要包括重特大传染病疫情、重大动物疫情、医药安全、食品安全等。

从社会安全事故角度的考虑。社会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直接危害民众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对民众心理往往产生巨大的冲击，也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平安。每年的交通安全事故会导致很多人丧生，每年的矿难事故也使很多人失去生命。影响社会稳定与平安的因素还有危险化学品事故、公共供水突发事件、燃气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突发事件。

从自然灾害角度的考虑。自然灾害是一种突发性的影响社会安全的因素，破坏性强的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就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产生民心不稳等问题。由于人们对地球的破坏，近些年来世界各国都发生很多自然灾害，水旱灾害、地震海啸、大风及沙尘暴天气、暴雪、森林火灾等都影响着社会的平安和公众的安全感。

科学的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可以帮助人们提高社会认识水平，因此基于对以上平安城市的评价标准的考虑，同时结合指标和指标体系设计的全面性原则、代表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可量化原则以及可比性原则，建立了平安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6.6）。它能够更准确的反映社会的平安状态，更贴近公众的安全感；也为实现平安城市这一目标提供决策依据，促成各职能部门分工合作，构筑起覆盖社会各领域、各环节的“安全被”。

表6.6　平安指数评价指标体系^[18]

五、“健康重庆”内涵探析

城市是一个有生命、能呼吸、能成长和不断变化的有机体。一个健康的城市才能改善其环境，扩大其资源，使城市居民能互相支持，以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健康重庆”建设将使重庆保持活力和动力，使重庆成为“活力之都”与“动力之都”。

（一）国内外对健康城市的研究

1.健康概念的演变

健康是一个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话题，人们对其的认识随着时代特征和生产力水平的不同，而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

《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中将“健康”定义为：“人体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体查不出任何疾病，其各种生物参数都稳定地处在正常变异范围以内，对外部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日常范围的变化有良好的适应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48年将“健康”定义为：“整个身体、心理和社会的良好状况，而非仅仅指人没生病或不虚弱。”这标志着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已发展到了躯体、心理、社会的三维健康观。WHO在1978年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上所发表的《阿拉木图宣言》中重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且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的总称。该宣言指出：健康是基本人权，达到尽可能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内一项重要的社会性目标。WHO1979年发布的《2000年世界全民健康战略》（Global Strategy for 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2000）强调：亟须采取行动，以改善人民健康和福利状况的主要领域，并非健康部门本身，还应包括城市、区域乃至国家、国际层面的许多其他部门。WHO（1981）这样定义健康：“健康并不是一个单一清楚的目标，它是领导人们迈向进步发展的过程。健康的人有工作能力、参与所在小区的事务；而健康系统则指在家庭、教育机构、工作地点、公共场合、小区及健康相关机构都处于健康状态。它也包含个人和家庭应采取主动态度去参与和解决他们自己的健康问题。”WHO在1986年里斯本会议中，特别阐述健康的特征如下：①健康是社会事物，而不仅是医疗事物；②健康是都市中所有部门的责任；③健康应受自然科学、社会、美学和环境领域的人所监督；④健康是小区居民参与及公私部门合作的表现。这里的健康概念重视的是自主权及合作。自主权是指人民对于影响生活的事务有控制权；合作意味着健康不只是公共部门的责任，健康应是公共部门、民间组织及小区居民共同的责任。1986年11月21日，WHO在《健康促进渥太华宪章》（Ottawa Carter for Health Promotion）中对健康的概念有了更深刻的表述：“应将健康看作是日常生活的资源，而不是生活的目标。健康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它不仅是个人素质的体现，也是社会和个人的资源。”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又一次深化了健康的概念，提出了四维健康新概念，即健康包括躯体健康（physical health）、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health）、社会适应良好（good socialad aptation）和道德健康（ethical health）。四维健康新概念是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21世纪医学发展动向的展望和概括，这种新的健康观念使医学模式从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演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个现代健康概念中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性健康是对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健康的有力补充和发展，它既考虑到人的自然属性，又考虑到人的社会属性，从而摆脱了人们对健康的片面认识。该模式是当今健康促进理论的基础，它强调人的健康是要通过全社会动员和全民参与，创造一个建设和维护健康的环境来达到促进健康的目的。

2.关于健康城市的概念

城市是人类的聚居地，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城市化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在使人们受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交通事故死亡和伤害事件增多，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持续攀升，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传染病传播加快，还有暴力、意外伤害、食品安全事件等，所有这些，正逐渐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健康的影响因素已从单纯生物因素转向社会、环境综合因素。以环境保护和人口健康为代价换来的城市发展，最终将成为限制城市自身发展的症结。建设和发展健康城市，正是对城市化进程中健康问题的一种应对思路。

当今世界对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城市发展“不能牺牲生态环境、不能牺牲人类健康、不能牺牲社会文明”。有鉴于此，健康城市的建设必须提上日程。城市应该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增长效率的经济实体，更应该是能够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理想环境。健康城市应该成为由健康的人群、健康的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建设健康城市，实质上是政府动员全体市民和社会组织共同致力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健康促进过程，是建立一个最适宜人居住和创业的城市的过程。

建设健康城市是WHO倡导的一项全球性行动战略，目前已在众多国家和地区得到积极响应。其目的是坚持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突出健康是人类第一财富的主题，激发城市关注人和人的健康以及健康的生活，特别是通过政府和公众的努力，建立丰富充足的物质环境、洁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提供优质安全的医疗预防服务，提高市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根据WHO的定义，健康城市是指不断创建和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不断地扩大社区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活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相互支持的城市。这一定义不仅说明了一个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更重要的是阐述了优化城市资源配置，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思想。健康城市是作为一个过程而非结果来界定的。它不是一个已达到特定健康状况水平的城市，而是对健康有清醒认识并努力对其进行改善的城市。因而，任何城市，不论其当前的健康水平如何，都可以是健康城市；而真正需要的是对健康改善有了承诺，并设置了相应的架构和程序来实现这个承诺。

“健康城市”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健康、安全和高质量的自然环境；稳定、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社区之间相互支撑，没有内耗；居民对于影响其日常生活、健康和福利的政策拥有较高的参与度和决策权；能够满足全体城市居民的食品、用水、居住、收入、安全和就业等所有基本需求；居民拥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和丰富资源，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城市经济呈现多样化，富有创新精神；鼓励延续传统文脉，并做到在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交流；任何一种实现上述目的、呈现上述特征的发展模式；所有居民都能够享有高质量的保健和医疗服务；健康状况良好（健康水平高、发病率低）。

3.国外建设健康城市的实践

198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健康城市”的理念首次被提出。1986年，WHO欧洲区域办公室决定启动城市健康促进计划，实施区域的“健康城市项目”（healthy cities project，HCP）。加拿大多伦多市首先响应，通过制定健康城市规划、制定相应的卫生管理法规、采取反污染措施、组织全体市民参与城市卫生建设等，取得了可喜的成效。1987年加拿大正式启动健康城市项目，如多伦多的“健康城市运动”，魁北克的“健康城市与城镇运动”。此外，加拿大在开展健康城市活动中，根据自己国家幅员辽阔、地广人稀等特点，率先开展了“健康社区”的活动。到1988年，加拿大的健康社区活动已经覆盖了全国各主要城市，包括农村的一些乡镇，并逐渐在省级水平建立了健康社区（城市）网络，比较著名的有渥太华健康社区联盟等。

与加拿大等不同，美国健康城市的构想不是从学术界、医学界开始的，而是从公共健康领域开始的，是由非营利组织、宗教组织等推动的。美国虽然借鉴了一些WHO的方法，但主要依照美国国情开展了一些健康城市活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是美国健康城市最早发展地。印第安纳健康城市计划的一个重要而独特之处在于，高度重视城市（或社区）领导权在建设健康城市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将其看作是建设健康城市的前提条件之一，积极支持社区领导权的建设。1989年，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DHHS）正式接受“健康社区”这个概念并在全国推广。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启动健康城市项目，地处西太平洋区的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日本和新西兰也加入了这一运动的行列。

4.我国建设健康城市的实践

1992年，随着国际健康城市项目的快速发展，WHO向我国卫生部提议：选取部分城市作为健康城市试点，并通过制定健康城市规划和组织实施，以点带面，把健康城市规划活动逐步推开，形成国家级健康城市网络。1993年8月，WHO西太平洋区在马尼拉召开“城市健康发展WHO双边地区会议”，我国卫生部组团参加，正式介入健康城市规划活动。1994年，在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带动下，我国开始了创建健康城市的试点工作。北京市东城区、上海市嘉定区被纳入试点范围，两区结合各自特点，制定了《健康城市发展规划》，并确定了工作的重点。北京东城区把健康教育、污水处理和绿化环境作为创建健康城市的出发点，而上海嘉定区则把垃圾的回收处理作为创建健康城市的突破口。

1995年，海南省的海口市和重庆的渝中区也加入到健康城市的规划之中。海口市将创建健康城市与创建生态城市、旅游城市和卫生城市的战略相结合，提出了“健康为人人，人人为健康”的口号，明确地把人们对健康的诉求提升到政府行为的高度。1995年10月，WHO官员先后对重庆的渝中区、海口市和上海嘉定区进行了项目考察与评估，对我国的健康城市试点项目的完成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

1996年，大连、苏州、日照、保定等城市也陆续开展了健康城市的建设活动，其中苏州市已经成为WHO西太平洋区健康城市联盟的理事城市之一。1999年9月，WHO和全国爱卫办在苏州吴江举办了“健康城市讲习班”，苏州开始酝酿加入健康城市活动；2000年，苏州市及所辖六县市相继建成国家卫生城市，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卫生城市群；2001年，苏州成为全国爱卫办向WHO西太平洋区正式申报项目试点的第一个城市。2002年，苏州市爱卫会和市卫生局正式启动了建设健康城市的调研工作，并成立了建设健康城市启动工作的调研组。苏州市把建设健康城市工作浓缩为10项重点行动，把优化健康服务、营造健康环境、构建健康社会、培育健康人群和提供健康食品5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共同发展。2003年SARS以后，我国健康城市建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在卫生部的鼓励和倡导下，许多城市为了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市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纷纷自觉自愿地开展健康城市的创建。苏州市和上海市的工作颇具典型。2003年9月，苏州市召开“非典”防治工作暨建设健康城市动员大会，印发了健康城市的系列文件，包括健康城市建设的决定、行动计划和职责分工等，系统启动了健康城市建设工作。

上海市政府于2003年底下发了《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03—2005年）》，确定了8个项目（营造健康环境、提供健康食品、追求健康生活、倡导健康婚育、普及健康锻炼、建设健康校园、发展健康社区、创建精神文明），并作为上海市政府的重点工作来抓。

2005年5月25—26日，苏港澳健康城市论坛在苏州召开，标志着苏州健康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6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了《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2006—2008年行动计划》，在这一轮健康城市建设中，上海确立了“医食住行”四大优先项目，即完善健康服务、提供健康食品、营造健康环境、倡导健康行为。

总的来说，中国健康城市的建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开展的城市仍然有限，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总结经验。健康城市的内涵是丰富的、动态的。建设健康城市，需要从实际出发，不断发现、认识和控制健康影响因素，持续开展健康促进行动，从而不断提升市民健康素质和整个城市的健康发展水平。

（二）“健康重庆”的具体内涵

健康是人的第一需要，是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民族和一个城市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健康重庆”是以人为本最直接的体现，符合全市人民的切身利益，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健康重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由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健康服务和健康社会有机结合的整体。它通过城市健康保障能力建设，持续提高市民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城市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打造一个朝气蓬勃、活力四射、充满魅力的“年轻城市”。

建设“健康重庆”是实现“加快”“率先”发展的必然要求。重庆要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内陆型开放城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不仅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要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设“健康重庆”的目的，从长远看，是要显著提高城市生态环境、市容环境和居住环境质量，显著提升市民的综合素质和城市的文明程度；从近期看，要努力使重庆各项生态环境指标和总体环境质量处于全国大城市先进水平，市民的身体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这既体现了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根本要求，也有利于改善重庆投资环境，不断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建设“健康重庆”是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客观需要。重庆是一座大城市带大农村、城乡二元结构非常典型的城市，贫困人口、低保人口多，医疗卫生建设还比较落后，开展健康工程很有必要。通过建设“健康重庆”，在全社会大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加强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和公共卫生道德教育，促进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广泛开展体育锻炼，有效抵御各种疾病的侵蚀，保障身体健康，是每一个市民最根本的需求。

建设“健康重庆”是提升城市品质、培育城市精神的重要载体。健康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文明的城市必然也是健康的城市。建设“健康重庆”既是一个奋斗目标，更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过程。建设“健康重庆”作为一项全市人民广泛参与的活动，既是大力弘扬城市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进一步丰富城市精神内涵的重要载体。建设“健康重庆”就是通过健康城市活动，大力推动文明市民、文明家庭、文明小区、文明村镇、文明社区和文明城区的创建，在全社会倡导文明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弘扬科学、文明、卫生的新风尚，不断提升重庆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品位和文明程度，让重庆这座城市焕发出“精、气、神”，更加朝气蓬勃、秩序井然、昂扬向上、充满魅力。

（三）国内外对“健康城市”评价指标的研究

健康城市运动强调重在参与，各地皆宜。世界卫生组织尚未有全球统一的指标体系，建议各国可根据自己的国情，结合健康城市的原则、标准和期望达到的成效，制定各自的理想、目标和标准。

健康城市创办人汉考克和顿尔（Hancock ＆ Duhl，1986）提出理想的健康城市应该具有下列11项功能：①干净、安全、高质量的生活环境；②稳定且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③强而有力且相互支持的小区；④对影响生活和福利决策具有高度参与的小区；⑤能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⑥市民能藉多元管道获得不同的经验和资源；⑦多元化且具活力及创新的都市经济活动；⑧能保留历史古迹并尊重地方文化；⑨有城市远景计划，是一个有特色的城市；⑩提供市民高质量的卫生与医疗服务；⑪市民有良好的健康状态。

为推进世界健康城市建设的步伐，WHO于1996年4月7日整理、公布了健康城市的10项具体标准及其内容，为各国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参考。这10项标准包括：①为市民提供清洁和安全的环境；②为市民提供可靠和持久的食品、饮水、能源供应，具有有效的清除垃圾系统；③通过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各种经济手段，保证市民在营养、饮水、住房、收入、安全和工作方面的基本要求；④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相互帮助的市民群体，其中各种不同的组织能够为了改善城市健康而协调工作；⑤能使其居民一道参与制定涉及他们日常生活，特别是健康和福利的各种政策；⑥提供各种娱乐和休闲活动场所，以方便市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⑦保护文化遗产并尊重所有居民（不分其种族或宗教信仰）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特征；⑧把保护健康视为公众决策的组成部分，赋予市民选择有益于健康的行为权利；⑨做出不懈努力争取改善健康服务质量，并能够使更多市民享受到健康服务；⑩能够使人们更健康长久地生活和少患疾病。这10条标准的提出，为全世界健康城市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

1998年WHO欧洲区的成员国共同组建了欧洲区的全民健康框架，即《21世纪的健康》，为21世纪提出了欧洲区健康发展的21项目标，与城市规划相关的内容如下：（第10条）建设健康且安全的物质环境：主要是污染问题，包括空气污染、饮用水供应与废水排放，固体垃圾，以及放射性物质的隔离；（第13条）健康的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儿童学前环境和社区、学校、工作环境等，这一系列环境都要携手共同展开健康促进行动，它们都是健康促进整体性方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8条）……要对包括建筑师、规划师在内的其他专业人员提供健康教育，使其掌握必要的知识、动力和技巧，来支持促进健康的多部门行动。《21世纪的健康》是一个比较全面又关注健康的目标体系，从尊重人权、倡导平等、跨部门合作等方面对建设健康城市提出了要求。为协助各国建立可量化评估的健康城市指标，1996年，WHO起草了9个方面79条指标：①内在指标24条；②外在指标9条；③影响指标7条；④进展指标8条；⑤管理及监督指标4条；⑥提供服务指标11条；⑦预算与财政指标4条；⑧能力发展指标5条；⑨社区服务指标7条。同年，WHO又与47个欧洲城市在初步研拟出的53个健康城市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可行性后删修为32个可具体量化的健康城市指标（表6.7），其中，健康指标3条，健康服务指标11条，环境指标19条，社会经济指标20条，作为各城市建立自己城市健康指标的基础（City Health Profile），并作为检查推动成效之参考。

表6.7　WHO健康城市指标

续表

1998年，WHO健康城市及城市政策研究合作中心提出了12个方面459条指标：①人群健康48条；②城市基础设施19条；③环境质量24条；④家居与生活环境30条；⑤社区作用及行动49条；⑥生活方式及预防行为20条；⑦保健、福利及环境卫生服务34条；⑧教育26条；⑨就业及产业32条；⑩收入及家庭的生活支出17条；⑪地方经济17条；⑫人口学统计22条。马来西亚古晋市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度健康城市奖。古晋市健康城市指标主要包括环境、社会、健康和经济四个领域共32条指标，其中，环境指标8条，社会指标8条，健康指标9条，经济指标7条。

在中国，开展健康城市建设的城市如上海市、大连市、海口市等都从城市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各自的健康城市指标体系。上海市在2003年提出的健康城市三年计划中，提出的健康城市指标共计104条。其中，营造健康环境指标43条，建设健康校园指标11条，提供安全食品指标10条，倡导健康婚育指标10条，追求健康生活指标9条，创建精神文明指标9条，普及健康锻炼指标6条，发展健康社区指标6条。2004年苏州市制定的健康城市指标体系，分3个板块，共122条。其中，核心板块10条，基本板块105条，发展板块7条。基本板块指标包括优化健康服务、营造健康环境、构建健康社会、培育健康人群、提供健康食品、健康场景、市民满意度、行政推动等8个方面。

当然，对于如何建设健康城市，不可能也没必要指出唯一的一条标准路径。“标准的”健康城市并不存在。毕竟，各城市的文化传统、人口特征、主要健康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不会完全相同，城市的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公众之间的关系和治理模式也各有特点；更重要的是，全球4000个加入了国际健康城市协作网络的城市，在朝着健康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都和其他城市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在评估健康城市时，实施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评估健康城市时，不一定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特定的标准（国际上也没有统一的要求），而是要求该城市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进行研究，并采取措施努力实施。健康城市建设注重的是建设过程中健康因素的变化，而不是结果。一个健康的城市并不意味着已经达到了特定的健康水平，而是关心健康，并努力去改善健康状况。

【注释】

[1]肖金成.加速：未来3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J].中华建设，2009（11）.

[2]资料来源于《易·系辞》。

[3]楼肖华，周涛.建畅通重庆知应先于行[C] //科学规划与畅通重庆——2009可持续畅通重庆规划国际论坛论文集.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2008年版）[EB/OL].中国交通技术网（http://www.tranbbs.com/Techarticle/organization/Techarticle_65083.shtml）.

[5]李淑庆.畅通重庆的目标与对策探讨[C]//科学规划与畅通重庆——2009可持续畅通重庆规划国际论坛论文集.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6]王成，蔡春菊，陶康华.城市森林的概念、范围及其研究[J].世界林业研究，2004，17（2）.

[7]北方城市与南方城市的划分以秦岭淮河为界线。

[8]出自：明·王廷相：《慎言·御民篇》。

[9]出自：东汉·王充：《论衡·治期第五十三》。

[10]盈竹，张志.安全感——社会粘合剂中国平安小康指数为66分[J].小康，2007（1）.

[11]魏永忠.论我国城市社会安全指数的预警等级与指标体系[J].中国行政管理，2007（2）.

[12]刘树坤.刘树坤访日报告（五）：日本关于城市安全的研究十活跃[EB/OL].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9929，2007-04-16.

[13]Barb sturner.Fargo works to build a disaster-r esistant city[EB/OL].http://www.fema.gov/pdf/about/re-gions/regionviii/jurnys9，pdf29-33，2010-8-10.

[14]陆忠伟.非传统安全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15]卓泽渊.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6]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

[17]陈建芬.“平安中国”四大遗憾[J].小康，2006（9）.

[18]葛冰，陈岩.平安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