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昆
作者简介：张旭昆（1953— ），男，浙江杭州人，经济学家，现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
一、哈耶克的中性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
哈耶克在其1931年发表的《物价与生产》中，提出了他的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
1.中性货币。“中性货币”是北欧学派创始人威克塞尔首倡的概念，其含义是指货币数量使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投资等于储蓄，货币的币值（即一般物价水平）保持稳定，从而货币对实际经济过程保持一种中立状态，不是一种影响实际经济过程的因素。他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只有在引起一般物价水平变动时才会影响相对价格；而只要币值稳定，一般物价水平不变（即保持威克塞尔意义上的中性），货币就不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不会影响经济过程的实际方面。
哈耶克接受“中性货币”这一术语，但不同意威克塞尔的论点。他认为，货币对物价和生产的影响，完全与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无关，几乎货币数量的任何变动，无论对物价水平有无影响，总会影响到相对价格，从而影响到受相对价格制约的生产数量和方向。因此，他要建立的货币理论，主要是要说明货币在什么条件下对商品相对价格产生影响，从而对生产数量和方向发生影响，说明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
由于相信货币数量变动会直接影响相对价格，哈耶克中性货币的含义就是指货币对商品相对价格不发生影响，不引起相对价格的失衡，不引起生产方向的误导，即货币对商品的相对价格保持中立。可以把如此规定的货币中性称作哈耶克中性。他认为货币理论的目标是说明使货币保持哈耶克中性的三个条件：第一，货币总流量一定；第二，一切价格随供求状况的变化而完全伸缩自如；第三，一切长期契约都建立在对未来价格运动正确预测的基础上。这三个条件对于保持货币中性缺一不可。
第一个条件并不意味着货币总流量绝对不变。哈耶克指出，为了保持经济过程的均衡，保持货币的中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变动货币总流量。这些条件之一就是他所命名的“货币交易系数”的变化。货币交易系数指货物总流量与其中以货币成交的那一部分之间的比例。他强调，货币交易系数不能与货币支付数量对贸易的实物量的比例相混淆，后者受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而前者则不然，整个社会的货币交易系数只取决于企业组织的纵向综合程度（即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是由一个企业来完成还是由若干有着纵向联系的企业来完成），生产者自给性生产的比重、物物交易占整个交易量的比重，以及货币在经济体系中各个货币交易系数互不相同的部分之间的分布。显然，当整个社会的货币交易系数发生变化时，货币流通量应发生反向变化。
除了货币交易系数的变化，需要货币总流量在保持中性的前提下发生变化的另一个条件是货币流通速度。哈耶克提出，当流通速度变化时，必须以货币总流量的相反变化来加以抵消，以便使货币对相对物价与生产保持中性。由此可见，货币保持哈耶克中性的第一个条件应当表述为：在货币交易系数和流通速度一定时，使货币流通量保持不变。
哈耶克的中性货币概念，首先是一个理论概念，用来分析货币因素如何影响实际经济过程。是一个把货币影响抽象出来进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同时，他的中性货币概念对其货币政策主张也很有影响。他认为中性货币概念为判断实际货币政策是否合理提供了一个虽非唯一但也许是最重要的准则。从这一准则出发，他反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弹性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应当使货币量随生产的增长而相应增长）。因为这种政策不是像他所要求的那样按货币交易系数和流通速度的变化而相应变动货币流通量，而是使货币量随生产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在他看来，这必然导致相对价格和生产结构的扭曲，破坏货币中性。
哈耶克分析了导致“弹性货币”主张的认识上的原因：一是混淆了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生产规模的变化引起一国经济在世界范围中的比重变化，那么该国货币数量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但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不能认为还有同样的事情。二是弹性货币的提倡者混淆了人们对某一种货币的需求与对一般通货的需求之间的区别。事实上，随商业循环而变化的是人们对某种货币，尤其是现金的需求，而一般通货则不但包括现金，而且包括各种起着流通媒介作用的信用。
哈耶克的中性货币理论是他经济波动理论的基础，他的波动理论以货币保持中性的第一个条件遭到破坏，货币量变动破坏相对价格的均衡为前提。
2.经济波动。哈耶克的经济波动理论，直接受启示于米塞斯的信用波动说，其学术渊源则是威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他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分析经济波动。
哈耶克的均衡，是在“一切可用的资源都被使用”（即充分就业），[1]货币数量一定，整个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一定，从而生产的纵向结构一定时，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和用于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之间的比例（即对这两类产品需求的比例），等于消费品产量与资本品产量之间的比例，[2][3]即两类产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给之比，可把这个比例称作均衡比例。
哈耶克的均衡，是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他看来，均衡必然意味着充分就业，至于非充分就业现象，只是经济失去均衡的结果，是波动理论要加以说明的现象。非充分就业均衡，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不成立。充分就业不仅是他的均衡的组成要素，也是他波动理论的逻辑前提之一，他整个波动理论的推导离不开这个前提。
哈耶克的生产结构，就是生产的迂回程度或资本化程度，这个概念在他的波动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他看来，迂回的生产包括若干顺次相继的生产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以上一阶段的产出为投入，又以自己的产出为下一阶段的投入。除了最后一个阶段以外，其他阶段生产的都是中间产品，这种具有纵向顺序的生产阶段全体，就是他所说的生产结构。当生产的迂回程度不变时，生产结构一定；当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时，就意味着出现了新的生产阶段，使生产的纵向结构不断扩张，生产迂回程度（或资本化程度）的变化，在他看来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变化。他强调这种变化对于经济波动的出现有重大关系。而生产结构是稳定还是变化，皆取决于各生产阶段上企业家的赢利情况，而赢利情况又取决于各阶段产品的成本和相对价格。因此，相对价格是决定生产结构的最重要因素。
哈耶克认为，生产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均衡比例的变动，生产结构会由于两种原因而变化：一是货币数量不变时社会的消费与储蓄之间的比例发生自愿变化；二是消费与储蓄之间意愿的比例不变，但货币数量有了变动。
哈耶克认为，当生产结构由于比如说自愿储蓄增加而变化时，只要货币数量一定，经济体系就会经过一个平稳的自发过程建立新的均衡。从某一均衡状态出发，若消费者决定把收入中的较大份额用于储蓄，即出现自愿储蓄的增加，则这种自愿储蓄的增量将毫无疑问地全部转变为投资。因此，自愿储蓄增加的结果是减少消费需求，增加资本品需求。从而引起消费品相对价格下降和资本品相对价格上升。但各种资本品的价格不会等量上涨，也不会全部上涨。较晚的接近于消费品生产阶段的那些阶段，其产出的资本品的价格由于受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影响，可能下降，但下降幅度必然小于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而较早阶段产出的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则肯定上升。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导致较晚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相对下降，而较早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相对上升；从而使资金及非专门性货物[4]由较晚阶段向较早阶段转移，甚至导致新生产阶段的出现，即使得生产方法更加资本化或更加迂回，生产迂回程度加深的结果，是消费品产量相对减少（绝对量未必下降，因为更迂回的方式将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消费品产量），而资本品产量则相对增加。与此同时，用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接近消费品生产的其他较晚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减少，用于较早生产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增加。结果，随着自愿储蓄的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都趋于相对减少，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也趋于相对减少。因此，只要自愿储蓄的增加是稳定的，那么最终将建立新的均衡，消费品需求和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将再次等于它们之间在供给方面的比例。但这一比例将小于自愿储蓄未增加时的比例。当自愿储蓄减少时，将出现相反结局。
除了自愿储蓄的变化外，生产结构还会由于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前一种生产结构的变化不会造成经济波动。后一种生产结构的变化则不同，一旦货币数量发生变动而消费——储蓄之比不变，且货币交易系数和货币流通速度也不变，旧的均衡将被打破，而新的均衡只有在经历了波动之后才能出现。
哈耶克认为，货币数量变动对均衡的扰动，会因为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还是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而有所不同，由旧均衡走向新均衡的途径会有所不同。
如果是以银行向生产者放贷的形式增加货币数量，为此必须使货币利率低于均衡利率（即威克塞尔的自然利率）。货币利率降低使原有各生产阶段的企业家实行要素替代，用资本品替代原始生产要素。这种行为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初始的充分就业状态中释放出一部分原始生产要素，并投入更早的生产阶段，使生产阶段增加，迂回程度加深；二是引起资本品生产，尤其是较早生产阶段的利润相对增加，非专门货物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其他较晚生产阶段向较早生产阶段流动，在经历一段耗尽消费品原有储备所需要的时间后，非专门货物的这种流动将引起消费品减少。
如果这种消费品减少伴随着消费者自愿储蓄的相应增加，那么货币数量变动引起的经济扰动将平稳过渡到新均衡，但问题是消费者并不打算改变原有的消费水平和原有的消费——储蓄比例，即消费需求并没有减少，消费需求维持原状，消费品供给却减少了，结果便是消费品价格上涨。
如果这种价格上涨没有被消费者货币收入的相应提高所抵消，消费者将被迫减少消费水平（实物意义上的）。这就出现强迫储蓄。但消费者货币收入最终将由于货币量增加而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始终保持充分就业状态，即原始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并没有减少，只是改变了使用方向：所以企业家用新增货币进行投资的结果将使新增货币逐渐转移到原始要素所有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手中。这就使消费者们有可能用更多货币购买消费品，结果消费品价格相对于资本品将更快上涨。
如果这种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的势头被银行对企业家的进一步放款所抵消，那么，已经拉长的生产过程将继续保持。但是由于法律或营业习惯的限制，银行不可能持续地扩张信用，于是出现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
如果企业家在银行供给的货币资本出现短缺之前，借助于新增加的货币，已经胜利完成新的更迂回的生产过程，那就可以生产出较多消费品以供给消费，于是消费者增加货币收入后恢复原先消费水平（实物意义）的行为，也不会改变已经加深的生产迂回程度；如果企业家尚未完成为时较长的迂回生产，而货币资本已告短缺，那么只要自愿储蓄不增加，银行增加货币贷给企业家将引起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一度提高，生产迂回程度的一度加深，但最终将由于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而出现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非专门性货物又从较早生产阶段流回消费品生产阶段和较晚的资本品生产阶段，剩下的那部分非专门性货物不够完成较长生产过程之用，曾经一度拉长的生产过程将出现纵向收缩。[5]在生产过程收缩之后，较早生产阶段将出现专门性货物，尤其是专用设备的闲置，这正是萧条的特征。哈耶克认为，正是生产过程这种一伸一缩的情况，使经济出现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波动。
以上是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时的情况，如果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新增加货币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那将出现相反的过程。这时消费品价格以及较晚阶段中生产出的资本品的价格将相对提高。在短期中甚至超过最后将达到的均衡水平。于是大量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早生产阶段流向较晚和最终的生产阶段，生产过程将缩短，在短期中甚至有过分缩短的倾向，即实际生产过程在短期中甚至比新的均衡比例出现后会有的生产过程还要短。原先一些较早阶段中的专门性货物将由于与之配合的非专门性货物的不足而闲置，不仅专门性货物会闲置，在原先较迂回的生产方式已无法维持，而新的较短的生产方式又没有充分完成到足以吸取全部非专门性货物的程度时，连非专门性货物也会出现一定的闲置，于是整个经济出现萧条现象。
哈耶克认为，专门性货物，尤其是耐用设备的闲置，并不能证明消费不足，如果没有足够的非专门性货物可以使耐用设备达到充分利用的话。他比喻说，一个孤岛上的居民打算制造一部巨大机器以供应他们的一切必需品，结果发现在这部新机器能够生产出它的产品之前，已经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储蓄和可以动用的自由资本。于是居民们便只好放下这项工程，而把他们的劳力在没有任何资本的情况下，全部用来生产他们每天的食物。只有当食物供应解决之后，他们才能继续原来的工程。在这个例子里，工程的停顿，设备的闲置，生产过程的缩短，并不是因为消费不足，而是由于非专门性货物——劳动——不得不投入消费品生产中去。由此可见，在他看来，萧条，或者说资本品闲置，并不是因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少其对资本品需求，而是因为消费品相对说来太多，消费品生产抽光了使较早阶段的专用资本品得以发挥作用的非专门性货物。所以他的波动理论被人称作消费过度论。而消费品生产之所以能够抽去大量的非专门性要素，又源于银行不肯充分供应货币资本以支持企业家的投资，所以他的波动理论又被人称作资本短缺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哈耶克提出了关于对付经济波动的政策主张。他认为避免波动的方法是使货币保持中性。这就要求货币当局只能在不干扰消费品需求和资本品需求的比例的条件下变动货币量。但他认为，这一要求实际上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对货币政策能够得出的唯一的实际准则，也许是一个消极的准则，那就是：生产和贸易的增加这个简单的事实并不能成为扩张信贷的正当理由；除了严重的危机时期以外，银行家用不着顾虑到过于谨慎会妨害生产……如果要作超出这个范围的尝试，也只能由一个具有全世界性的货币当局来作；任何单独一个国家的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6]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不能因产量变化而变动货币量，尤其不能在经济的上升阶段增加货币量，以免人为增进繁荣。同时要求建立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以保证各种商品的价格完全伸缩自如。一旦萧条已经出现，则不能寄希望用小小的通货膨胀来克服萧条，这将是危险的。也不能用增加消费和公共开支的政策来对付萧条，因为这将使生产结构更加缩短，使萧条拖得更长。唯一的办法是让生产结构去缓慢地自发地适应自发形成的消费品需求与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
概括地讲，哈耶克反对建立当时许多人如卡塞尔、庇古、凯恩斯等所主张的弹性货币制度（又称管理货币制度），主张继续维持半自动化的金本位制度，依靠这种货币制度下的自由竞争，来避免经济波动。
哈耶克的上述经济波动理论，从逻辑上看，是放弃威克塞尔累积过程理论的一个不现实的假定的结果。这个假定是说各个行业的生产期都固定为一年，不可缩短也不可延长。[7]在此假定下，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的差异自然不可能引起生产迂回程度的变化，从而导致消费品和资本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于是这种变化在形成经济波动时的作用便被排除出威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哈耶克的波动理论放弃了上述不现实的假定，从而说明了相对价格变化在形成经济波动时的作用。
哈耶克波动理论的命运，在西方经济学界呈现为随时间而变化的U型线。凯恩斯革命以前，他已经是西方著名的经济波动理论专家，因他在1929年2月就已经警告人们提防即将来临的经济大危机而使世人感到震惊。[8]后来由于凯恩斯革命的影响在西方经济学家中逐渐占了上风，而他由于出版了《通向奴役的道路》而在知识分子中丧失了信誉，他的波动理论也就成了被殃及的池鱼了。[9]直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之后，哈耶克的波动理论才重新为人们所重视。他本人也部分由于对经济波动的出色分析而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哈耶克的波动理论，有两个重要前提：充分就业和忽略技术进步。关于充分就业这一前提，前面已作介绍，关于忽略技术进步这一前提，他在《物价与生产》一书中，两次提到他所说的引起经济波动的生产结构变化，并不是由于技术知识的进步所引起的，而完全是由于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的自愿或强制变化而引起的。［1］35，76
这两个前提既造成哈耶克波动理论的短处，也造成其长处。忽略技术进步，使他的理论不能说明技术进步这一常见现象对经济波动有无影响和如何影响（解决这一问题是熊彼特波动理论的长处），这是短处；但忽略技术进步却使他有力地证明了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也不会平稳发展，仍会由于其他原因而出现波动，这是长处。充分就业这一前提并不意味着他否认非充分就业状态的出现，而是说他的波动理论不承认会出现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哈耶克的均衡，是由他的结构分析方法得到的，并不是一种总量均衡，而是一种结构均衡，即对产品的需求结构（需求比例）与供给结构（供给比例）相等。但产品结构均衡实际上可以在不同的总产量水平中实现，即结构均衡不给出任何关于总量的结论。这一点，从数学上看是一目了然的：Cd/Id＝Cs/Is，在此等式中，是无法得知关于Cd和Cs或Id和Is的水平的。因此，从逻辑上看，他必须为自己的理论体系确定一个关于总量的假设性前提，他选择了充分就业作为自己的结构均衡的前提。这一前提的短处是他的理论无法说明产品的总量是如何决定的，把总产量的决定这个需要分析说明的问题用一个假定处理掉了。(www.xing528.com)
充分就业这个前提在哈耶克体系中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了分析的出发点，而且还在于他体系的内在逻辑是基本上不承认在经济失衡和均衡移动时，会出现闲置的非专门性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这种原始生产要素），只会出现非专门性要素的配置变动和专门性要素的闲置。即他基本上不承认失衡会导致劳动者的大量持续失业，只会造成专用设备的闲置。于是他的理论就不能像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那样更有说服力地解释20世纪30年代那种持续出现大量失业劳动者的萧条。
哈耶克关于结构失衡和均衡位置变动时，非专门性要素只会出现配置情况的变化而不会出现闲置的论点，与他只注意货币因素的变动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忽视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的观点是有联系的。确实，如果一般价格水平不变，只有相对价格变动了，那么总量就没有什么理由变化，只有结构会变化。所以他的充分就业前提蕴含着一般物价水平不会因货币因素而变动的结论。
充分就业前提的长处在于，哈耶克证明了，即使非专门性要素不出现闲置，即经济保持充分就业，也并不能避免经济波动。这一结论对于凯恩斯以后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哈耶克实际上分析了另一种类型的经济萧条。与凯恩斯所分析的不同，凯恩斯所分析的萧条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引起的非充分就业萧条，其特征是各种要素（包括专门性和非专门性两类生产要素）都出现闲置现象。这种萧条可以通过扩大总需求来消除。但克服了凯恩斯式的萧条并不能避免哈耶克式的萧条，哈耶克式的萧条是在充分就业基础上发生的，是结构均衡被货币因素破坏而造成的，其特征是只出现专门性生产要素的闲置，不出现非专门性要素的闲置。
哈耶克式萧条的这种特征，使他的波动理论更适用于那种由于各种原因而能保持劳动者充分就业的国家。明确地说，他的理论对于研究转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也许比凯恩斯的理论更有借鉴意义，因为由于制度性的原因，转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往往是充分就业的。他在比喻中所提到的那个孤岛上发生的情况，正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经常看到的现象。他的结构均衡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两大部类之间、积累中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之间、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具有均衡的比例关系。他的波动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不仅要注意货币因素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还要注意货币因素对结构的影响；不仅要注意保持总量均衡，还必须保持结构的均衡。
不仅如此，哈耶克的波动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何以会突然之间由盛转衰，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解说。但它的不足在于无法解说为何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会进一步出现非专门性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的大量闲置。而他推导出的克服危机的对策——进一步紧缩消费，以便腾出非专门性生产要素完成更迂回的生产过程——也显然不是克服萧条的良策。而对于非专门性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大量闲置现象的解释，恰恰是凯恩斯经济波动理论的长项。
二、凯恩斯的经济波动理论
相较于哈耶克，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更加为当代人所熟知，故笔者简要介绍其发表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经济波动理论。
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由于投资率波动，而投资率的波动又主要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当繁荣趋向顶点时，对于资本品工业的逐渐加强的巨大需求压力，导致资本设备的重置成本的提高。这是造成资本边际效率趋于下降的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趋向繁荣的过程中，资本品逐渐丰裕，从而导致边际生产率趋于下降；同时过多的资本品使得维持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新投资机会日益减少。在这样一种客观背景下，雇主们的悲观预期油然而生，迅速蔓延，成为降低资本边际效率的主要因素。
资本边际效率一旦崩溃，人们的流动偏好随即增强，利率随之上升，于是在下降的资本边际效率和上升的利率的两面夹击下，投资锐减。同时，若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得很厉害，则边际消费倾向也要受到不利影响，结果消费需求也由此而下降（而本来是需要它提高以抵消投资的下降的）。
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下降导致萧条。凯恩斯认为从萧条到复苏主要依存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复升。所以资本边际效率复升的快慢，便决定了复苏的快慢，而资本边际效率复原的快慢，主要依存于：（1）耐久资本品平均寿命的长短，平均寿命越长，设备更新越慢，则复苏愈不易于出现；（2）人口增加的情况，人口增加越慢，则复苏愈不易于出现；（3）存货情况，过剩存货越多，则复苏愈不易于出现，并且大量过剩存货的存在还将使政府举债支出的扩张效果被抵消；（4）折旧率的高低，折旧率越高，越是超出正常重置的需要，则储蓄越多、消费越少，越不利于复苏的早日到来。
凯恩斯认为，尽管可能存在着种种阻碍或延迟复苏到来的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剩存货终将告尽。设备又由于使用、折旧、损毁贬值而变得稀少起来，于是资本边际效率重又提高，投资开始增加，复苏逐渐出现，并趋向繁荣。
凯恩斯强调，从繁荣折向萧条，并非因为资本品真正已多到社会全体无法合理运用的程度，而是因为投资者处于不确定的环境中对未来的预期不能实现。
凯恩斯认为，为了避免经济波动，最好的办法是双管齐下，即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防止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另一方面用各种政策（包括收入再分配）来增加消费倾向，同时提高投资和消费，以防止萧条的突然到来。如果在统制投资或消费倾向方面没有什么良策，则可以采取控制利率的政策，当经济趋向繁荣时使利率高至阻碍最过火的乐观主义者，防止出现繁荣过度以及随后到来的深度萧条，即用利率为手段来缓和经济波动的幅度。但总的说来，他更主张采用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来熨平波动。
三、两种经济波动理论的互补性
综上所述，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增强。其中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起着主要作用。如果对他的经济波动理论的这种解读是符合他本意的，[10]那么他的波动理论就存在如下问题：资本边际效率为何在经济繁荣的顶端突然崩溃？据他讲是企业家预期悲观，而产生悲观预期的原因，从他理论的逻辑上讲，应该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如果这种递减切实存在，那么首先是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家产生悲观预期，降低投资欲望，然后这种悲观预期逐级向生产资本品的上游蔓延，最后导致企业家群体的悲观情绪，整个社会投资骤降，经济由盛即衰。可见，资本边际效率发挥转折作用的前提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然而，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法则，反而证明了边际消费倾向的稳定性。同时，经济繁荣时期很少有企业家抱有悲观情绪，反而往往是高度亢奋。因此有效需求不足似乎不是解释经济危机突然到来的有效理论。毕竟大多数危机都是爆发于社会总需求高度亢奋的繁荣期。1929年的黑色星期五并不是发生在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也不像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相反，它发生于美国的消费需求、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投资需求、政府需求都非常旺盛的时期。
当然，这种质疑并不是说凯恩斯经济波动理论一无是处。一旦危机爆发，凯恩斯波动理论所描绘的现象便一一兑现：由于流动偏好迅速增强，各种投机品半投机品市场一片抛售狂潮，整个社会虚拟财富迅速缩水，由此引起的财富效应使得消费、投资双双跳水，有效需求急遽萎缩，如果此时没有强有力的需求刺激，经济将陷入萧条。
可以说，凯恩斯的波动理论基本准确地描绘和解释了危机一旦发生以后经济进入萧条的过程，有效需求不足在这一阶段确实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对于危机为何发生，有效需求不足不是一个富有解说力的论点。相反，哈耶克的波动理论对于危机发生的原因，似乎是做出了迄今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由于它不承认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所以无法对出现大量非专门性生产要素的闲置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能说明危机转变为萧条的机制和原因。
因此，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的经济波动理论也许并不像以往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互相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可以互补的，是可以综合成一种经济波动通论的。在这种通论中，哈耶克的观点可用于说明繁荣如何突变成危机，而凯恩斯的观点则用于说明危机如何变为萧条。同时他们两人的政策主张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危机发生之前，哈耶克关于社会提高自愿储蓄的对策很可能有助于避免危机，虽然在危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它会加重萧条；而危机一旦发生，凯恩斯提高有效需求的对策才是正确的选择。
把自由主义的哈耶克和干涉主义的凯恩斯在经济波动理论方面加以综合，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11]
（原载2009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0年第2期全文转载）
【注释】
[1]哈耶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8页。
[2]这一均衡状态可用如下方程式来表示：Mc/Mi：（＝Cd/Id）＝Cs/Is，Mc，Cd，Cs分别代表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对消费品的需求量和消费品产量，Mi，Id，Is分别代表用于购买资本品的货币，对资本品的需求量和资本品产量。
[3]哈耶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2页。
[4]非专门性货物是指那种可用于一个以上生产阶段的原始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与之对应的是专门性货物，指那种只能专门用于某一个生产阶段的原始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这是哈耶克所用的两个概念。
[5]关于生产过程被增加的货币拉长之后的两种后果，参阅哈耶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52页。
[6]哈耶克：《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7]参阅《西方经济思想史18讲》第七章第四节。
[8]《哈耶克——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学家》，《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0期，第10页。
[9]《哈耶克论通往自由的道路》，《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4期。
[10]对于已故前贤的理论本意，我们永远都只能谨慎地猜测。
[11]当然，一个全面综合性的经济波动理论，不能没有熊彼特的创新说（当代真实经济波动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他创新波动理论的数理化和一些不足的弥补），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展开对熊彼特波动理论与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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