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修辞演变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

汉语修辞的演变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宗廷虎　陈光磊

作者简介：宗廷虎（1933—　），男，江苏扬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修辞学会顾问，专门从事修辞学研究与教学。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汉语修辞就在这绵延的文化史中得以滋生和繁衍。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成就了中国文化的灿烂与辉煌，汉语修辞的生生不息就得益于此。可以说，文化的发展对修辞的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修辞的演变也推动着文化车轮的滚滚前行，二者可谓是互补互助、相得裨益。

一、修辞现象演变原因的探究

修辞现象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语言交际活动之中，它随着社会发展而演变。而同修辞现象有联系的具体事项极多极复杂，例如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同自然环境的天时、地利等方面，同交际场合的时间、处所、氛围等方面，同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生活经历、心理状态、知识水平、语文修养等方面无不相关。对此，陈望道作了科学的概括，指出：

从修辞的观点看来，觉得上述复杂的关系，实际不妨综合作两句话：（1）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藉，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1]

这样，我们探究修辞现象演变的原因也就有了依凭，那就是可以从以上两大方面着眼：

一是从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加以考察，如汉语声、韵、调的音节结构及其历史变化，就形成了异音相从的平仄调配和同声相应的押韵和谐的汉语语音修辞的特点及其逐步演变；方块汉字单音独体、多义兼容的特点及其历史变化，就造成了汉语修辞上析字格的丰富多彩和绵延不断的历史进展；汉语语法结构不重形式标志（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其话语组合却颇讲究形式配置^[2]，使得对偶、互文、排比等修辞方式尤其发达而且历史悠久；至于体裁形式的遗产，汉语也是相当丰富的，如诗歌体裁上的二言体、四言体、五言体、七言体及杂言体等的发展演进，都给汉语修辞带来了许多精彩的历史景色；再如文体、语体的传承变易，更是为汉语修辞史写下了一页又一页推陈出新的篇章。

再是从修辞所须适应的题旨情境的历史变化中加以探求。首先自然是社会大背景的不断变动，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历史时期造成各有特点的修辞现象，如春秋战国之时，诸侯割据，列国争雄，战争兼并的同时，外交活动异常活跃，兴起“士”一阶层，他们唇枪舌剑，形成了论辩修辞的繁荣景象，就使得比喻、讽喻、引用等修辞手法大量涌现。再如魏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3]，文坛求新尚奇，讲究辞章藻饰，开始发现并关注声韵上的平仄律的运用，这也就引起了许多新的修辞追求。又如信息时代到来的今天，网络语言给汉语修辞上的谐音、析字等辞格带来了许多新的特色，同时也逐步形成一种新颖的话语或篇章修辞模式。而不同历史时期的统治者或主流社会所制定的有关制度及法规，也必然会对修辞现象起到制导的作用。如避讳，主要是对帝王的敬讳规定的推行，曾使讳饰手法得到充分乃至畸形的发展；唐代以诗歌取士，也就使得关于诗歌的语音、词汇、句法乃至篇章的修辞备受推崇，形成了修辞手法的积极创新。至于明清科举制度下八股文的风行，使八股文这样的篇章修辞及其手法得到充分的张扬而又走向衰落。还有，民族的思维范式和文化心理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也一定会给修辞现象的形成和演变给予直接的影响，如中国古代辩证思维范式形成很早，以致两两相对、好事成双的文化心理也就映射到了遣词造句上，那就是映衬与对偶手法的广泛运用，尤其是对偶几乎从构词到造句乃至篇章都渗透着、分布着，而且发展至今在运用上更显得灵活有致。至于“和而不同”的思维范式与心理追求，也在汉语修辞上得到了应有的反映，那就是话语组合讲究多样的统一。

当然，汉语修辞演变的深刻动因，就是来源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影响。

二、文化的发展对修辞演变的全方位影响

有关“文化”的界说林林总总，我们采用近期比较通行的说法。即：“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4]而“狭义的文化则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的总和，它包括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等内容”^[5]我们在此重点论述后者。

实际上，上述修辞的演变所受“统治阶级制定的制度、政策的制约”和文化、语体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等，也均为文化对修辞所产生的作用。

张炼强在《汉语修辞文化》一书中指出：“汉语修辞随着汉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6]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汉文化对汉语修辞有着全方位的影响和制约，前者要求后者必须随之发展演变，后者的各个方面的变化，都会留下前者的烙印。

以儒家倡导的礼仪文化中的避讳为例，古代对各个等级的人的死亡，有各种不同的指称，如“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7]。随着帝王制的覆灭，对天子死的避讳用法如“崩”、“驾崩”、“宾天”、“弃朝”、“宫车晏驾”等跟着退出历史舞台，对高层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也不再用“薨”、“不禄”等来作“死”的避讳。与此同时，对一般人“死”后的避讳词语却大为增多，如“长眠”、“沉没”、“沉眠”、“过去”、“过世”、“去世”、“绝气”、“伸腿”、“一病不起”、“一瞑不视”等。说明现代由于思想认识的转变，也由于对人的尊重和对亲人的怀念，“死”的忌讳用词也大为增多，这也是避讳使用上的发展。

再以儒家思想中另一重要观点“求典雅”为例，这正是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的要求。由于儒家典籍被奉为万古之经，因此历代文人一定要多用引用手法，而且事必据“典”，言必雅正。一直到明清时期市民文学兴起，文学的对象有了转移，引用俗语的现象才渐渐增多，幽默风趣的“谑引”才得以出现。到了现当代，由于社会的不同，基本观念的变化，引用的来源遍布古今中外，引用也应用于多种语体，领域大为扩展。

与此同时，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演变，对修辞史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兹不赘述。

中华文化中，衣、食、住、行的文化，对汉语修辞也产生了种种影响。

先说衣饰文化。古代服饰制度规定皇帝穿赭黄袍，修辞中的借代即以“赭袍”、“黄袍”代称天子；六品、七品的官吏穿绿袍，即以“绿衣”借代小官；小宦官按规定穿白袍，即以“白衫”借代小宦官。到了现代，天子已成历史人物，“赭袍”、“黄袍”之类的借代只能在书籍和舞台上见到。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为人民服务的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被尊称为“绿衣使者”；救死扶伤的穿白色工作服的护士被尊称为“白衣天使”，可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衣文化，所形成的借代手法大为不同。

再看饮食文化。不论是从古文字，还是从古代经典，抑或是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都可找到“重食”意识的踪影。如《孟子·梁惠王上》：“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种“重食”意识在后代不但被继承，而且有很大发展。例如，从双方见面寒暄的话“吃了吗”，到用“金饭碗”、“铁饭碗”、“纸饭碗”借代工作的不同等级和报酬；到“吃饱了撑的”（比喻多管闲事）、“他吃干饭我喝汤”（比喻利益分配不均），“喝西北风”（比喻没饭吃）等等。这些都是饮食文化在修辞手法上的反映。

再如住文化。封建宗法制度规定男尊女卑，由于房屋的结构有正室（居中）、侧室（居东西两侧）之分，在修辞手法上，常以“正室”借代“妻”（大老婆），以“侧室”借代“妾”（小老婆）。这是由于在观念上轻视妇女，把妻妾等同于物品，因此以房屋来借代。即使是皇后、皇妃也不能幸免，以“东宫娘娘”、“西宫娘娘”、“三宫六院”来借代，同样是将人视作“屋”。这种观念也影响到现代，例如对别人介绍自己的妻子时说：这是我“屋里的”、“家里的”，甚至干脆称之为“贱内”，“内”者，“里屋”、“内室”也。这也可以说是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映。

至于行文化。如古代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舟，有关这些的成语、谚语很多，不一一列举。现代交通工具先进得多，以“火车头”比喻“领头人”，以“驶上快车道”比喻事业的飞速发展，等等，喻体都有了很大更新。

三、修辞变化对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文化依靠汉语修辞文本记载、保存和传播

首先，中国文化依靠汉语的修辞文本才得以记载和保存。(www.xing528.com)

不论是人类的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如意识、观念、心态、习俗等），无不需要借助语言并通过修辞文本才能记录和保存下来，并因而得以传世。这正如人们所说的：“语言是活的化石”，它能保存最古老的文化。著名文史学家钱穆说：“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下展开，又能迅速完成国家民族内部之团结与统一，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留其文化进展之前程，逐渐发展，直至现在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延最悠久的国家，又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8]指出中国因为“保留其文化进展”始终做得较好，因此能够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延最悠久的国家”。传承下来凭借的就是汉语的修辞文本。中华典籍之浩瀚丰富，世所罕见，这些典籍加上数不清的文学作品和天文、地理、医农兵商等各个专业的书籍，无不借助于语言文本才流传下来。而古人又一直有着“立言”以传世的观念，早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就已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主张。西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表达了他所以能忍辱负重地写成《史记》，全靠“藏诸名山，传之后人”的崇高的传世之念在支撑着。至于魏代曹丕也认为写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及清代学者赵翼的“李杜文章万古传”的理念，都体现着这种思想。可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所以能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一靠语言，而语言所呈现的是各种修辞手法、修辞技巧综合运用而成的文本；二靠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文人、平民百姓的“传世”理念，而这些“传世”理念本身，也依靠语言才能流传千古。

其次，中国文化依靠语言的修辞文本才得以传播。

从国内看，记载、保存就是传播的基本条件，有了前者，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传播主要有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两者存在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现代传播媒体越来越发达，中华文化通过语言而传播的领域越来越宽广。

再看国外，无论古今，中华文化正是依靠语言及其修辞文本，才得以向全世界传播的。据日本学者加藤阿幸介绍：“日本最早的法律条文之雏形，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成立于六〇四年）……一般学者认为……是受到中国六世纪昭明太子《文选》的影响。它的原文是汉文，如‘一曰以和为贵’，‘二曰笃敬三宝’……全文四字一句。十二条甚至是成对句的。”^[9]这是中华文化传播到日本，影响日本文化的明证。其中谈到，《十七条宪法》甚至是用“对句”，即对偶句写成的。再如，加藤阿幸还举例说，被称为“日本最早的‘汉诗人’”，日本第三十九代天皇——弘文天皇（公元六四八—六七二年）在当皇子时写了一首诗《侍宴》，就是一首合乎平仄及韵律的汉文五言诗。这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修辞技巧已经影响到日本的又一明证。古代中国对东北亚、东南亚输出文化，其载体、其工具就是汉语及其修辞文本。至于当代中国，随着汉语国际推广的加快，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必将越来越广。

（二）汉语修辞的发展标志着汉文化史的演进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L.A.怀特（Leslie A.White）曾透彻地论述了“使用符号”，即修辞对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重要作用：

全部文化或文明都依赖于符号。正是使用符号的能力使文化得以产生，也正是对符号的运用使文化延续成为可能。没有符号就不可能有文化，人也只能是一种动物，而不是人类。

……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我们就不会有人类的社会组织……没有语言，我们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的组织；没有礼仪和道德规范；没有法律；没有科学、神学和文学；除了猿猴水平的嬉戏外，不会有游戏和音乐。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礼仪和礼仪用品就毫无意义。实际上，没有音节清晰的语言，这就差不多等于丧失了使用工具的能力……因为，正是音节清晰的语言，才使类人猿那种偶然动用工具的活动，转变为人类之具有进步性和累加性的使用工具的活动。

这里，重点论述的是符号（语言）的使用，对创建政治、经济、军事，尤其是创建文化各个部分的关键作用。的确，如果我们从历时的视角来看，汉语修辞的历史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史的进程。从中国修辞史上修辞现象变动较大的两个历史时期也可以领略到这一点。

一是从汉魏至隋唐期间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张炼强在《汉语修辞文化》第45—47页指出：“佛教对汉语的影响相当大，大量佛教用语通过佛经的翻译作为外来词进入汉语的词汇中”，它们“有的出自佛经，如‘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妙法莲华经》）、‘五体投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不二法门’（《维摩诘所说经》）……有的出自唐以来佛教僧徒记录师语的语录，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释道原《景德传灯录》）、‘众口难调’（释惟自《续传灯录》）。它们有的本身就是极好的修辞现象。佛经以运用比喻多引起修辞学关注，有所谓‘大喻八百，小喻三千’之说。”佛教用语的大量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印度佛教文化的迅速传播，最终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由原来的主要以儒、道两家对立互补的格局，变成了儒、道、释三家鼎立互补的格局。

再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揭幕人是胡适。“1916年10月号的《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寄陈独秀》的信，提出文学革命需要从‘八事’入手，‘八事’即：一曰不用典；二曰不讲陈套语（滥调）；三曰不讲对仗（文废骈，诗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白话可入诗词）；五曰讲究文法之结构（引者按：这里的‘文法’也包括文章作法）；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话语；八曰须言之有物。作者指出，前五项为‘形式上之革命’，后三项为‘精神（内容）上之革命’。‘形式上之革命’其实也是修辞的问题，‘精神上之革命’也与修辞密切相关。胡适晚年在《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演讲中指出：‘八项中最重要的是“用白话”。’”^[10]“白话文运动”一般均称为“新文化运动”，胡适被陈独秀誉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11]，“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拉开序幕首先提出的“八事”，竟然大部分是修辞问题。也就是说，“用白话”——语言表达形式的变革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或前提！后来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白话修辞在和文言修辞的竞争中逐渐占了上风，新文化运动也渐趋深入。因此，实际上正如胡裕树所指出的：“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一种由众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语言同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的许多要素之间天然地存在着互相渗透、水乳交融的关系”，“从宏观上、整体上看”，二者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发生，互相制约，互相推动的。”^[12]可见修辞的变革几乎与文化的变革是同时进行的。

（原载2007年第1期）

【注释】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0页。

[2]陈光磊：《修辞论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3]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

[4]袁行霈：中华文化精神.中华文化之光（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5]李建中：《中国文化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6]张炼强：《汉语修辞文化》，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7]《礼记·曲礼下》。

[8]邓乔彬：《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9]加藤阿幸：《从阴阳五行看汉文化对日本民俗的影响》，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2页。

[10]宗延虎：《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卷三。

[12]胡裕树为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所写的《序》，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