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与区域经济成长

专业化交易组织成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再论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

王祖强

作者简介：王祖强（1966—　），男，浙江诸暨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2级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从“鸡毛换糖”^[1]、马路市场起步，已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小商品市场。“义乌模式”的鲜明特色是：由“鸡毛换糖”开始，利用市场先发优势和集聚功能，发展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商贸业，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确立义乌在小商品生产和销售中的低成本优势。商业资本不断向制造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扩张，实现市场与产业、城市的联动发展。市场秩序扩展、专业化交易组织成长与产业集聚发展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义乌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这是“义乌模式”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理由，也是研究的意义所在。

一、“义乌模式”溯源：底层百姓的商业习俗和地域性商人群体

在改革开放之前，义乌已经有了商品—市场经济的萌芽。小商品市场的萌芽和先发优势的形成与义乌特有的历史和文化沉淀具有内在的联系，与以市镇经济为载体的事功哲学和商业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不能说，义乌小商品市场直接就是事功主义哲学和市镇经济的产物。笔者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文化渊源，是商业历史文化的另一分支，即小商品交换所内生的底层百姓的商业习俗文化。义乌农民的商业文化并不是学术思想，也不是通过书本传播的知识，而是高于理论的民间商业传统。义乌的商业文化，体现了典型的民间商业精神。这种精神在官方重农抑商思想的重压之下，在广大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缝隙里，在官方几乎无法管制的领域，寻找到了避免官方压制的途径，并发展成为农业社会中极为少见的经济理性和商业精神。

1.底层百姓的商业习俗与商业文化。在商品和货币经济尚不发达的年代里，市镇经济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广大的农村地区依旧是小农经济。市场范围的大小决定了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市镇经济作为一个网络中心，市场范围较为集中，做生意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人口分散，货币缺乏，需求水平远低于市镇，要在这样的地方做生意并不是大商人所能看中的，因为这些大商人承受不了农村生意的零散性，纵然有雄厚的资本，也只能选择放弃；但农村的商业活动也不是一般农民所可以从事的，因为市场分散意味着做生意的风险很大，利润空间很小，货币又那么缺乏，而没有货币的媒介其交易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农村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就在于做什么生意、如何做生意。在义乌有那么一批农民，在当时无法与市镇经济中新兴的商人阶级相匹敌，但扎根于资本雄厚的大商人所不愿意开发的农村市场。他们一直是那样普通，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他们虽然平常，但老百姓的生活却离不开他们。

义乌人有一个引以为豪的形象雕塑，那就是矗立在小商品市场门口的一个手摇拨浪鼓、肩挑小商品走四方的“货郎担”形象。拨浪鼓商业文化是相对于以市镇经济的为载体的事功哲学的商业文化而言的，是一种在分散的农村市场从事商业活动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综合反映。这样的商业活动之所以成为底层农民的首选，关键在于它是一种几乎没有货币资本限制的商品交换，仅凭人力资本（吃苦耐劳的精神、讨价还价的头脑口才等等）就可参与。这种小规模的商品经营是一种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交换方式。拨浪鼓商业文化因此也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能从个人的、小规模的活动发展到有组织的商业网络。对于一般性商业组织来说，在从小到大的发展中，个人的逐利活动与组织集体的逐利活动是有相当大矛盾的，个人能做好的交易往往会由于更多人的加入而遭到恶性破坏。而义乌的拨浪鼓生意却避免了这一点，做到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这主要得益于底层老百姓长期形成的财产权利观念，也有助于明晰的排他性产权的形成。

摇着拨浪鼓、挑着糖担的义乌农民从一个、两个发展到了一组、两组，最后发展到成千上万，从临近的州县走到了浙江之外。清朝时，“鸡毛换糖”成为义乌人谋生的一种重要手段，形成了网络密布大江南北的“敲糖帮”。开放小商品市场乃是由“鸡毛换糖”传统孕育的商人群体与义乌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形成合力的结果。没有“鸡毛换糖”，就没有小商品市场和“义乌模式”。

2.“义乌商人”的合作精神与群体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义乌在农业生产上的比较劣势，促使农民选择了小商品流通的专业化分工。“鸡毛换糖”的交易方式在义乌有一种群体优势。在中国的其他农村地区，各色各样的货郎担并不少见，但都不如义乌的“鸡毛换糖”那样，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义乌商业文化最突出的地方在于，通过组织和合作将千万个分散的农民组成一个商业团队，商业团队之间有着明确的市场范围，在一个市场范围内又有组织地形成了商业网络，只要义乌人到一个地方，他就能依靠这个特有的商业网络和组织在短时间之内开始商业活动。

在历史上著名的地域性商人群体中，义乌商人的地位原是微不足道的。但主要依靠“鸡毛换糖”和小商品贸易发展起家的义乌商人，具有下列明显的群体特征：

（1）分工体系的边缘性与社会群体的边缘性。在自然经济年代里，义乌“敲糖帮”所到之处都以农业为主，无法融入当地的分工体系；“敲糖帮”受资本实力限制，又不能从事农业经济时代的大宗农副产品贸易。在计划经济时代，敲糖帮的“鸡毛换糖”生意打着“农副业生产”的旗号，实际上是打了计划经济的“擦边球”。所以，无论是在大跨度的历史时代还是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鸡毛换糖”都是一种边缘性的分工，“敲糖帮”是一个边缘性的群体。

（2）团体的开放性与成员间良好的合作氛围。从事“鸡毛换糖”的货郎担之间固然不能完全排除在货源和价格上的竞争，但更多的还是他们在竞争中的合作。边缘性的商人必然要依靠彼此的合作才能立足于当地社会。他们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融入商业圈子。为此，每个人都必须与团体中的成员保持融洽的互助关系。

（3）特殊的商业型人力资本。在“鸡毛换糖”的生意中，人力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积累同样重要，而且先于货币资本积累。商人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在传统社会与转轨社会中，边缘属性决定了这一阶层的独特品格。因此，他们的人力资本，如吃苦、耐劳、坚韧、灵活的个人品质，以及发现、计算、报价、谈判、推销、沟通等商业技能，都是通过长期的商业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十分宝贵，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一种特有的“人力资本”。

（4）特有的冒险精神和商品交换方式。在农村的零碎生意中，农民没有货币，消费能力有限，那就物物交换；农民买不起贵重的商品，那就经营小商品，薄利多销，积少成多。通过市场创新，使皮糖变成鸡毛、骨头和其他杂物，再进行加工处理，价值就大大超过了种植糖梗、熬制皮糖、走村串户所付出的辛劳。

二、“义乌模式”的形成：商人的集体行动与政府的开明决策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既有某些个人的历史功绩，更离不开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创新群体。这个群体可以是经商户，可以是地方政府，也可以是地方政府与经商户的有机结合。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创新群体，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才不是历史的偶然。

在形成和开放小百货市场的过程中，“敲糖帮”（商贩）、基层政府（包括县工商局、工商所和区、乡政府）、县委县政府、县级以上政府部门这四个不同层次利益的相关主体，对市场创新具有不同的价值认同。其价值认同大致经历了如下的传递过程：“敲糖帮”的市场取向最为强烈，这是自然萌发的生存本能和经济理性使然；接着是区工商所、直至县工商局开始接受“敲糖帮”的市场创新，此时的小百货市场已经处于定期定点不定摊位交易的半开放状态；继而影响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层的价值判断，他们的判断处于形成过程时，市场仍在不确定的气氛下兴旺发展，而一旦做出“四个允许”^[2]的决定，经商户就如决堤的洪水一般，一发而不可收；地市级和省级的主管部门不断接收到来自义乌等地的创新信息，其市场观念受到影响。

显然，市场取向的强烈程度与利益相关主体的层次级别是负相关的，“敲糖帮”处于最底层，然而市场取向最强烈；地市、省级政府部门在最高层，市场取向也最不强烈。市场取向的强烈程度同所采取的创新行动是正相关的，因此，要使市场创新能真正站立于历史舞台，底层和基层利益相关团体的行动是最关键的。他们的合力将会影响到决策层的政治意志并迫使其承认创新的合法性。

1.商人的集体行动。开放小商品市场是一次了不起的制度创新，是一项由商贩们的集体行动所促成的地方政府的开明决策。从此，义乌小商品流通从摊贩式的集市贸易开始向有组织的批发交易发展。在不同层次的创新主体中，“敲糖帮”（商贩）的行动是有组织、持续性的。20世纪80年代初，看上去货郎担们一个个怀揣许可证，做着与个体户相似的生意，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是从传统中继承而来的。这时虽然已没有帮会出面组织协调和划定线路，但是他们外出“鸡毛换糖”时仍旧成群结队，而且同伴基本上来自稔熟的生活圈子。尔后，从游走四方的流动生意转为坐摊经营后，他们的批发摊位有固定的地点和日期，不同的摊位有不同的经营品种和客户。一个批发商决不会孤立地摆摊，只有在群体中从事合理的分工，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小百货摊位与一般的集市贸易大有不同，尽管最初两者是混合的；后来，小百货摊位形成了固定的地址、日期、摊点，这表明市场分工制度在无形地协调着“敲糖帮”（商贩）。

当小商品市场刚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时候，经商户们也不是零零星星出现的。一批批摆地摊的“货郎担”被工商所从东赶到西，又从西赶到东，没有固定的经营地点。但这些“货郎担”也没有像打“麻雀战”一样四处分散，而是化零为整，拧成一股绳。不管是做生意，还是与工商所周旋，他们都是成群结队出现的。因此可以说，“敲糖帮”虽然做的是个体批发生意，但却是有组织的。他们深知没有批发市场就没有批发摊位，没有别人的批发摊位也就没有自己的批发摊位。因此在推动市场制度创新时，他们既有强烈的价值取向，也有较好的组织。作为最底层的创新者，他们在有组织地推动市场交易制度的形成。

2.地方政府的开明决策。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商人群体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增强了市场创新的合法性。“敲糖帮”既是工商所的管理对象，又对区工商所的价值取向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正是他们的行动引导着区工商所、甚至是县工商局价值取向的转变。而随着后者价值取向的转变，基层政府（区工商所、稠城镇政府）开始转变管理方式，其态度朝着有利于市场的合法性得到承认的良好方向发展。当小百货市场开始在稠城镇街道和廿三里镇出现，尤其是当自发市场脱离集市贸易并形成相当规模和影响时，工商所最初的判断并不是正面的，在一段时间里对待小百货市场的态度是比较负面的、至少是消极的。一度对小百货市场采取劝阻，劝阻不成就罚款、围堵和驱赶，一时间弄得小百货市场风风雨雨。经过了几次较量，工商所发现小百货市场并非一般的集贸市场，表面上看来是无组织的，其实内部是非常有序和团结的，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自发形成的小百货批发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流通渠道。在推进市场创新的过程中，基层政府部门的价值观是最早转变的，其行动影响到关于市场合法性的决策，因此，在市场创新和扩展中，这是一个关键性环节。

小百货市场毕竟不是普通的集贸市场，而是一种新的市场交易制度和商品流通渠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对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造成巨大冲击，迫使义乌县委、县府重新认识其身份和地位。为什么长期以来试图禁止和关闭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都没有奏效，而且还呈蔓延扩大的趋势？这说明，单纯用堵的办法是无效的，而且还起了负面作用，因此必须从正面来认识小商品批发市场。通过调查研究和听取群众意见，义乌的领导班子认识到：义乌除了“鸡毛换糖”和一些经商能人之外，发展经济再没有其他什么明显的优势，所以小百货交易以及小百货流通渠道应该得到保护。1982年9月，义乌新的县委领导班子决定，积极、有序地开放小商品市场，通过加强管理和合理疏导来结束“猫捉老鼠”的被动局面，至此，市场创新的合法性问题才得以解决。(www.xing528.com)

从理论上来讲，开放小商品市场是一场由双重创新主体（商人和官员）实施的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开放小商品市场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但是在此之前小商品市场作为一个既成的事实，已历时数年，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没有民间的自发创新，就不可能坚持走一条在当时得不到承认的市场化道路；如果没有某一级别的政府主管部门的推动，市场化改革就可能失去先发优势，甚至沦为平庸和落后。市场化制度创新的两类主体的角色和功能不同：发动创新的是商人，他们有市场经济意识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推动创新的是某一级别的政府官员，他们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任何的市场化制度创新，都离不开具有直接利益的内在主体，也离不开推动合法性得到承认的外在主体。

三、“义乌模式”的市场优势：专业化交易的效率

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小商品批发交易逐步冲破传统的地区封锁和城乡隔离的经济体制，成为一个跨区域的、联结城乡的商品集散渠道。全国各地先后建立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最终必然分化、组合、集中，形成由若干个全国性和地区性市场组成的层次和结构分明的小商品市场体系。义乌小商品市场尽管还留有许多集贸市场的痕迹，但在交易额、市场范围、市场规模和设施水平等诸多方面，均为最好的集贸市场所望尘莫及。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专业市场群，它兼有综合性集贸市场和专业市场的优点，主要功能在于协调专业化交易所要求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之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

1.小商品市场的交易效率。义乌小商品市场之所以有效率，根本原因在于其是一个专业化的交易组织，其交易成本低于其他渠道。小商品市场的专业化经济，可以从交易效率、竞争效率和外部规模经济三个维度对此做出解释：一是专业化交易的效率。这是一般的集贸市场所无法具有的效率，小商品市场提供的专业化销售渠道，是小商品从生产商到销售商的一条最便捷的通道。二是竞争效率。小商品市场集中大量相同或相近产品的销售者，是一种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竞争的结果导致了最有竞争力的批发价格的形成。三是小商品市场提供的外部规模经济。这不仅仅指共享式的销售渠道，更包括了由于专业化市场集群而形成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小商品批发经营的规模越大，专业化经营的水平就越高，经营小商品批发的利润也越高。这是经济发展中专业化分工的规律在小商品批发交易中的表现。

2.小商品市场的专业化经济。小商品市场的专业化经济可以用经济理论做出清晰的解释，这些解释包括：一是贸易生利和效用的多样性。分工是财富增长的源泉，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可以提高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二是专业化分工的“学习效应”。专业化分工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学习过程，时间越长，学习的单位投入越少。就小商品市场的专业化经营而言，批发商是在实践中逐步掌握商品价格、供货渠道和客户心理等经营技能的。三是专业化投入的规模经济。例如，把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专门投入某一种商品的经营，节省了大量的非专业化重复投入；在专业化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能将各类销售成本降到最低水平，从而获得更具竞争力的批发价格。这也是专业化交易的一大好处。

3.小商品市场的信息规模经济。义乌小商品市场具有卓越的信息集散渠道和处理机制，这是其交易效率的重要来源。在不同的市场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下，获取交易信息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而难易程度就是某种市场制度的交易成本。小商品市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专业市场之所以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就在于小商品市场在集聚信息和发布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从这种意义上讲，与其说小商品市场是商品集散地，还不如说是小商品信息的聚集地。具体表现在：（1）小商品市场为采购方提供了较为完整、真实的商品供给信息；（2）小商品市场为供应方提供了专业化、有针对性的客户需求信息；（3）小商品市场有助于供求双方的信息集聚，从而扩大了交易规模和市场范围。

四、“义乌模式”创新：市场与产业、城市联动发展

21世纪初，义乌小商品城市场已形成一个集聚、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网络，义乌已成为全国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义乌还基本形成了现代化中等城市的框架。所有这些都表明，“义乌模式”的内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商业资本利用所掌握的市场信息和销售网络向工业扩展，引发小商品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之间的产业组织重构；义乌由小商品集散中心向小商品流通中心、制造中心、研发中心方向发展，引发产业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以及相应的大规模的工业园区建设。小商品市场启动独特的城市化路径，使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开始具有国际性商贸城市的特征，走上了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发展道路。

在新形势下，义乌的市场和产业将以何种方式融入国际经济？将以怎样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参与国际分工？义乌小商品市场能否上升成为国际化水准的小商品市场群，义乌市场能否成为永续发展的长寿市场？义乌的市场和产业能否既避免陷于地域性分工网络的“牢笼”，而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又通过本地化培植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具有一定的根植性？

1.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通过20年来实施“兴商建市”战略，义乌正在形成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开放型经济，这需要国际性的市场和高度开放的城市与之匹配。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义乌开始从世界市场的角度重新审视小商品市场的发展方向和城市的功能定位。顺应时代潮流，2002年10月，义乌提出了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战略目标，具体目标是国际性小商品流通中心、制造中心和研发中心。建成国际性商贸城市，义乌经济发展将突破对单极（市场）的依赖，形成制造业和商贸业共同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局面。确立“国际性商贸城市”目标，有利于义乌从世界范围集散和加工小商品，提升小商品市场的组织形态。

“国际性商贸城市”这一战略目标，描绘了浙江中部正在崛起的一个新兴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未来图景，那时的义乌将是一个由商贸业和制造业共同支撑的国际性的现代化中等城市，一个向浙江中西部周边县（市）乃至全省、全国、全世界辐射的区域经济中心。

2.市场与产业、城市联动发展。在市场扩展、商贸业和制造业扩张的格局下，如何使城市扩张与市场、产业扩张同步呢？义乌新的“一体两翼”战略，体现了市场、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扩张的良性互动和相互衔接。所谓“一体两翼”，是指到2020年义乌要形成以100平方公里新城区（其标志是国际商贸城和中央商务区）为主体，以中心城区两翼各100平方公里的两大产业带为依托的区域经济新格局。一方面，“一体两翼”深化了“兴商建市”的内涵，商贸业不能“独臂擎天”，需要有强大的制造业做支撑；另一方面，“一体两翼”战略破除了人为设置的产业和城市扩张的边界，拓宽了各自发展的空间。产业的有序扩张同时也是城市的有序扩张。在城市的中心，是义乌传统的商贸区，在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阶段，城市发展将成为主导，义乌的商贸业将实现业态的升级和转换。在城市的外围，是义乌的新兴制造业基地，工业园区连片开发，城市外围的制造业将进一步集中并扩大规模，形成两条实力雄厚、特色明显的产业带。通过修建快速通道和信息网络，将实现城市中心的商贸业与城市外围的制造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杨小凯.经济学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史晋川，金祥荣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4］陆立军，白小虎.“合作集团扩展”论：义乌联托运市场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经济研究，2000（8）：21-27

［5］陆立军，白小虎，王祖强.市场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原载2004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农业经济导刊》2004年第8期全文转载）

【注释】

[1]“鸡毛换糖”是义乌经济的一大特色传统。据历史记载，“鸡毛换糖”始于乾隆年间。此后形成规模，世代相传，直至抗日战争结束时。义乌人“鸡毛换糖”形成地方特色有自身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组织性，此所谓“敲糖帮”。义乌“敲糖帮”的势力很大。“鸡毛换糖”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在不同的时期，所包含的内容有所不同，但其形式基本一直未变，就是农民用特定的挑具挑着特制的糖或其他小商品走村串户，上门销售小商品并收购废旧品、鸡毛、骨头等杂什的一种经营方式。参见《义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

[2]1982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会议，县委书记谢高华在讲话中果断地提出“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参见义乌市档案馆编：《小商品市场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