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风格学传统的重要作用及其核心理论

论汉语风格学传统

黎运汉

作者简介：黎运汉（1929—　），男，广东阳春人，暨南大学教授，中国修辞学会顾问，现代修辞学家。

传统，作为一般术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汉语风格学传统是指源于汉语古代风格论，经历代流传、扬弃与充实，并在汉语现代风格学论著中沿袭使用或发挥作用的风格学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基本范畴，以及风格观和方法论等。

继承传统与创新开拓，是学科创立和繁荣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汉语风格学也不例外。汉语风格学传统在汉语风格学的产生、发展和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制约着发展方向和研究课题的选择，影响着研究方法。尽管汉语风格学传统跟其他学科一样，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成分，而且后人对其继承选择和创新带有主观能动性，理解和阐释常附主观色彩，但其主流的积极因素总会为大多学者所认知和沿袭。

汉语风格学源远流长。由古代风格论发展成为现代风格学，学科传统经历代学者的努力继承和创新，它不断生成、发展，具有丰富的内容。下面论述其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一、人自身的内部因素是风格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篇）。而“修辞立其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汉语修辞学传统的核心。“修辞立其诚”强调修辞的主体是人，“人言合一”，非常重视修辞与修辞主体自身的修德、修身、立业的紧密结合，而且强调修辞主体的“诚”对修辞的制导作用。这种传统的文化观和修辞观反映在汉语风格学里，就是强调运用语言主体自身的内部因素在语言风格生成中的制导作用。其渊源可追溯自先秦《周易·系辞》中的风格观：“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是最早的关于人的情境、心理因素对语言风格产生影响的论述。以后，魏朝曹丕《典论·论文》讲个人风格，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主张，晋陆机《文赋》所云“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人的气质、性格不同，语言风格也就不同。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有关人的自身内部因素制约语言风格的论述，这尤其集中地体现在《体性》篇。他把文章语言风格归纳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八种，认为这些不同的风格是由作者内在的“情性”、天生的“才”、“气”和后天的“学”和“习”这四个方面的不同而造成的。他认为作家个人语言风格像贾谊的俊发，故文洁而体清；司马相如的傲诞，故理侈而辞溢等，是个人的气质性格直接造成的。他说：“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意思是风格气势的刚柔和表达者气质的刚柔一致，嘴里吐露华美的辞采，没有不是内在情性的体现。此后，唐宋元明清学者论述语言风格都十分重视人的主观因素，如思想境界品德、修养气质等对其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如唐皎然的“风律外彰，体德内蕴”（《诗式》）。司空图的“大用外腓，真体内充”。（《二十四诗品》）宋代苏轼的“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书》）“……元代杨维桢的“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赵氏诗录序》）明代李贽的“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梦书·读律肤说》）等，都与前人重视形成语言风格的主观因素是一脉相通的。诚然，传统的古典风格论主要靠自我内省体验去意会，未能揭示具体的语言物质标记，这是其历史局限性。但重视人自身的内在因素对语言风格形成的制约性作用，却是风格传统的优秀因素。现代学者扬弃了古典风格传统之不足，继承和发扬了其优秀因素，在重视语言物质因素的同时，更强调人的内在因素的统帅或制导作用。老舍说：“风格不是由字句的堆砌而来的，它是心灵的音乐！”“风格与其说是文字的特异，还不如说是思想的力量。”^[1]毛泽东说：“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2]这些都是思想感情、气质性格主导语言风格形成的精辟见解。不少有分量的风格学论文如郑颐寿的《论文章风格与言语风格》^[3]认为风格的形成有“内格素”与“外格素”，内格素是形成风格的内蕴情志，是风格的内核，包括主观格素：表达者的世界观、思想感情、情操、阅历、知识、文化素养、社会职业，直至性格、年龄等，这是将人的主观因素看作风格内核的第一位格素。丁金国的《语言风格学的几个问题》^[4]认为，所谓风格是使用语言所形成的交际话语的内在本质的外显形态，“话语的创造者其自身的阅历、教养、气质、情趣及临境心理诸因素，无不对话语的形成发生作用，不能不制约着表达主体对聚合轴上的语言单位的选择和对组合轴上投射时的排列”。这是将话语的创造者的自身因素看作形成话语风格的制约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问世的几本风格学专著大都很重视言语表达主体的自身因素在风格形成中的决定性或制导性作用。例如程祥徽在《语言风格初探》^[5]中说：“风格的不同是由作者的年龄、性别、方言区、教育程度等决定的。”郑远汉《言语风格学》^[6]说：“人有民族、性别、年龄、文化、个性、所处地位（亲疏、上下、尊卑）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人们的言语活动以及言语特点、言语风格的形成都可能起影响或支配作用。”拙著《汉语风格探索》^[7]和《汉语风格学》^[8]都认为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作为民族文化的人的自身内部因素，如思想意识、观念心态、思维方式，气质性格、生活经历、文化学识、身份地位和审美情趣等是制导风格生成的第一位要素、核心要素。

由上可见，认为风格主体人自身的内部因素是在语言风格形成中起决定和制约作用的因素，它是风格的内核，这是源于汉语古代风格论，历经世代继承革新、丰富发展而流传于汉语现代风格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优秀传统。

二、意与辞统一是风格的主导原则

意是辞的内容，辞是意的表现形式，意与辞统一或质与文统一或内容与形式统一是汉语风格的主导原则，这是汉语古代风格论流传至汉语现代风格学的又一优秀传统。

意与辞关系的研究，在我国已有很久的历史。先秦儒家学说中，孔子的“辞达”、“辞巧”辩证观和“质”、“文”统一说，揭示了文质兼美的修辞、风格的表达原则；孟子的“知言”说阐述了语言表达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密切关系，“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说提出了话语修辞风格的理解原则。这是意与辞统一风格论的先声。自此之后，历代学者对儒家这一传统学说都有继承和发展。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提出了“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的“质文两备”说；东汉王充《论衡》阐述了“名实相副，文质相称”的观点。晋朝陆机《文赋》认为辞必由意生，形象地论述了文体风格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把意理当作根本、主干，把文辞当作枝叶，反对“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作品。梁朝刘勰更深入发展了“文质”关系的汉语风格论。他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文附质”、“质待文”、“文质相称”的论点。意思是，一定的文彩依附于一定的内容，一定的内容实体要靠一定的语言艺术来表现，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必须互相适应。他赞同“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厌弃那些“繁采寡情”、“以辞害意”的东西。

唐宋元明清时期，语言风格的“文质”关系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如唐韩愈在《至邓州北寄上襄阳于相公书》和《进撰淮西碑文表》中的“言语与事相侔”、“辞事相称”说；宋苏轼在《书李白间山庄图后》和《跋秦少游书》中主张“有道有艺”、“技道两进”，强调文与意的统一；清方苞《又书货殖传后》中的“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刘熙载《艺概·义概》中的“文不外理、法、辞、气。理取正而精，法取密而通，辞取雅而切，气取清而厚”等，都是关于意与辞统一的论述。

古代学者的意辞统一论蕴盈着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现代学者从修辞风格的角度，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又强调内容决定形式，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关系的基本原理。陈望道《修辞学发凡》^[9]说：“内容形式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无法做到形式变而内容不变，或内容变了而形式不变的地步。”老舍把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比喻为血之与肉，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内容既充实，语言又精美，缺一不可”，“高深的思想与精辟的语言应当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10]。刘大杰在评述辛弃疾语言风格多样化时说：“由于他笔下语言的丰富和自由驱使的能力，适应不同的内容，表现出不同的风格。”^[11]秦牧说：“写各种各样的事物，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笔墨，写‘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一类的事物，和写‘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一类的事物，文字风格怎能一个样呢？”^[12]拙著《汉语风格学》说：“风格创造因表达对象而异，这是一条基本规律。大体说来，表现雄图大略，歌颂丰功伟业，抒发激越感情，描绘奔腾的场面，赞美宇宙的浩瀚和山河的壮丽等须用豪放刚健的语言，表现儿女之情和离愁别绪，描绘和平宁静的生活画面，描写燕语莺歌和小桥流水的自然景象等宜用柔和舒缓的笔调；表达方针政策和法规、条例，报导新闻，阐述科学内容和归纳创造规律、科学规律等，较多表现为平实、明快、庄重的风格；描绘多姿的景物，抒发细腻的感情，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论证深邃的哲理等，大都表现为藻丽或繁丰的风格；表现重要的或严肃的事件，颂扬杰出人物，钩沉古籍古迹，追忆名人往事等多用庄重的格调；表现说写者的聪明智慧和战斗乐观精神，描述滑稽现象，讽刺、嘲笑丑恶的事物等常用幽默的笔调，如此等等。”以上现代学者关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内容不同决定风格的不同，风格的创造因内容而异的理论是对古代意与辞相统一的风格原则论的承传和发展。

三、表现风格是风格的根本范畴

语言的表现风格是从综合运用各种风格手段所产生的修辞效果方面来说的，是对一切言语交际的产物——话语的气氛和格调从多角度多侧面的抽象概括，它揭示了汉语风格的特质，是汉语风格学的又一个重要的优秀传统。

表现风格这个术语是汉语现代风格学中提出来的，但对表现风格的研究源远流长。汉代扬雄《法言·吾子》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便是研究语体表现风格的萌芽。其后魏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8类文体的4种表现风格：“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晋陆机《文赋》加以丰富和发展，把文体表现风格分为10类。梁朝刘勰《文心雕龙》总结前人的表现风格论，并开拓创新，创造了较为系统的风格论，成为古代表现风格研究之奠基作。他归纳了8种表现风格类型：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褥、壮丽、新奇、轻靡（《体性》）；研究了各种文体表现风格的特点：章、表、奏、议——典雅，赋、颂、歌、诗——清丽，符、檄、书、移——明断，史、论、序、注——核要等（《定势》）；论述了时代表现风格：唐、尧时代语言风格淳厚而质朴，虞舜、夏禹时代的语言风格质朴而明晰，商、周时代的语言风格华丽而典雅等（《通变》）；探索了作家个人语言的表现风格：贾谊清新，司马相如夸张，扬雄含蓄，刘桢雄壮等（《体性》）。刘勰的表现风格论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把表现风格发展为24种并对各种表现风格的含义作了阐述，如“洗练犹矿出金，如铅出银”，“劲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以后的诗话、词话和文论对表现风格的研究也有丰富的内容。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把“诗丽”分为“婉丽、奇丽、绮丽、秾丽、富丽、宏丽……”，陈《文则》论述了《考工记》的三种表现风格“雄健而雅”、“宛曲而峻”、“整齐而醇”（《文则·已四》），《左传》的表现风格“富艳”（《文则·辛》）。

现当代修辞学、风格学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着眼于修辞、风格本体立论，研究表现风格与古人从文体的角度研究表现风格有承传关系，但有质的区别。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从内容和形式的比例，气象的刚强和柔和，话里辞藻的多少，检点工夫的多少等侧面，将语言表现风格分为4组8种：“简约和繁丰，刚健和柔婉，平淡和绚烂，谨严和疏放。”并分析其特点及其构成的风格手段，标志着表现风格研究的根本转向，使表现风格论从文体学文艺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于修辞学和风格学之内的表现风格论。张静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13]修辞风格篇正式提出了“表现风格”这个术语，书中说：“表现风格，根据表现的异同，可以把语言风格分为几种类型。表现风格就是这些风格类型的总称。”自此以后，现代汉语教材修辞风格篇、修辞学、风格学普遍沿用这一术语，并从多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例如，胡裕树主篇《现代汉语》^[14]“风格篇”论述了“豪放与柔婉”、“平淡与绚丽”、“明快与含蓄”、“简洁与繁丰”等8类表现风格。倪宝元主编的《大学修辞》^[15]风格篇论述了表现风格的含义、形成，表现风格间的关系，表现风格的类型及其特点，表现风格和语体等，构建了比较完整的表现风格理论系统。丁金国、郑颐寿的风格学系列论文，张德明、黎运汉、王焕运的风格学专著都有专章论述表现风格。例如黎著《汉语风格学》对表现风格的渊源、含义、类型、形成和各种表现风格的生成规律都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郑荣馨的《语言表现风格论——语言美的探索》论析了表现风格的定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形成原因，划分了类型，具体分析了16种表现风格等，是一本从语言美的角度探讨语言表现风格的专著，颇有开拓性。

语言表现风格是语言风格的概括体现，它可以用来指称各种类型的语言风格又存在于各种风格的话语之中，任何话语都附着这样或那样的表现风格。因此，语言表现风格是汉语风格的根本范畴，是处于最上层位置的共性风格。表现风格论从古到今都十分丰富，是汉语风格学最优秀的传统之一。(www.xing528.com)

汉语风格学传统历经不断生成、革新发展，有着丰富的内容，上述的三个方面是其中最重要的、古今相通的优秀传统。汉语风格学就是循着继承诸如此类的优秀传统并吸收外国的、别的科学成果，不断创新开拓的规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21世纪的中国风格学必将继续沿着这一规律向前发展，走向成熟，走向科学化。

（原载2003年第4期）

【注释】

[1]《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2]杨辛：《在毛主席身边读书》，《光明日报》1978-12-09。

[3]程祥徽，黎运汉：《语言风格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4]中国修辞学会：《汉语修辞学研究和应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6-101页。

[5]《语言风格初探》，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

[6]《言语风格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7]《汉语风格探索》，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8]《汉语风格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17-119页。

[10]老舍：《小花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11]《中国文学史》（中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2]秦牧：《秦牧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114页。

[13]张静：《新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14]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15]倪宝元：《大学修辞》，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