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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均质化背景下的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现象分析

时间:2023-12-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投资环境均质化背景下的集聚与分散——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若干分析卓勇良作者简介:卓勇良,男,上海人,研究员,现任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正是从这种分散化的格局起步,长江三角洲逐渐形成了产业集聚区密集分布的格局。产业集聚区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普遍现象,如苏州的IT产业、上海的钢铁和汽车产业等。这些状况导致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多个平行的、相互独立的功能区块。

投资环境均质化背景下的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现象分析

投资环境均质化背景下的集聚与分散——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若干分析

卓勇良

作者简介:卓勇良(1955— ),男,上海人,研究员,现任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我们讨论加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除了一般的讨论体制、加强合作等问题外,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具体问题,找出经济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一、区域投资环境的均质化倾向

人口稠密形成了区域范围内的交易成本空间均质化倾向。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任何一个点,企业的经济活动,只要不是由于特定的资源因素,各个点上的生产经营成本大致相同。比方说,都比较接近消费人群,都能得到具有相当素质和技能的劳动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地点的变更,很少会像人口稀少地区那样,导致生产经营成本的大幅变化,从而弱化了投资地点对于经济主体的激励和约束。

人口稠密还形成了一种居住环境的空间均质化倾向。如对于杭嘉湖一带的居民来说,居住在建制镇、县城和地级市的区别并不十分大,在这些范围内变换居住地所得到的收益,很可能不足以弥补迁移所导致的成本支出。因此,这一带居民的迁移冲动相对较弱,形成了一种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相分离的状态。

发达的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进一步弱化了空间距离对于企业布点的激励和约束。区位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即企业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生产经营地点,以克服距离对于生产经营成本的影响。然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在全国市场,甚至是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展开经营活动。这就导致短途运输在制造业企业成本中的比重非常之低,加之长距离运输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本的下降,距离不再完全是制造业企业投资的首选因素,地价、社会环境、配套设施等往往比距离具有更重要的影响。

通信技术发展正在越来越创造一个制造业的区域投资无差别的环境。长距离通信费用不断下降,宽带通信创造了任意距离海量数据实时交换的环境,各种无线接入设备快速发展,所有这一切正在以迅速降低成本和增强性能的前提下,不断缩小商业活动的空间约束。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信息不充分仍将形成区域投资环境的某种差异。对于外来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规模投资者而言,区域投资环境是一个灰箱,在这个灰箱中,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通常会具有较好的外在形象,因而就外来投资者来说,通常只能了解若干个点的情况,因此,我们所谓的均质化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环境的一个总体状况。

二、从分散化起步的区域集聚

这种投资均质化环境正像一种万有引力场一样,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任何一点,都具有发展非农产业的良好条件。如果说这是一个基本的环境变量的话,那么,联产承包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而当时由于资金、人才自由流动的局面尚未形成,进一步导致了农民收入剩余的“就地闹革命”,在长江三角洲形成了无数个生产力集聚点。正是从这种分散化的格局起步,长江三角洲逐渐形成了产业集聚区密集分布的格局。

产业集聚区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基本特点是某一行业或产品,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内,高度集聚发展,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比重,在当地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这一产业集聚形式,浙江省内有不同的名称,如区域特色经济、“块状经济”、专业加工区等。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2002年3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截至2001年6月,浙江已有519个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区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普遍现象,如苏州的IT产业、上海的钢铁和汽车产业等。

每一个产业集聚区都是他自己的那个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如绍兴县的化纤织物生产,在以柯桥为中心方圆8公里的区域内,集聚2万多台无梭织机,化纤织物产量占全国的20%左右。又如嘉善县的木业生产,以县城魏塘镇为中心,聚集了300多家胶合板企业,年生产能力350万立方米,占中国内地的1/3。而在长江三角洲范围以外的温州低压电器生产,在乐清市柳市镇方圆1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低压电器产量约占全国的60%。再如嵊州,即越剧的故乡领带生产销售份额占全国的70%。(www.xing528.com)

这种状况导致形成了相互独立、较少有垂直等级关系的区域产业关系。多数产业集聚区的产品链都很少向外延伸,整个生产环节在当地采用高度专业化的方式进行,产品销售基本都以当地人为主。区块内部具有很强的自组织、自循环能力。融资活动也主要在当地进行,资金循环主要在当地完成。这些状况导致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多个平行的、相互独立的功能区块。由于缺乏产业和产业服务上的联系,加上产品销售以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为主,各个区块之间较难发育起垂直的等级序列关系。

三、泛城市化

城市化首先是一种生产、生活状态。企业集中分布,人口集中居住,生产、生活服务设施高度发育,交通、就学、购物、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条件较好,都是城市化应该有的基本条件。按照这一理解,我们就会发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并不是城市的专利,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多数从事非农职业,也具有城市那样的较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泛城市化的格局。按《高级汉语大词典》解释,“泛”字具有广泛、普遍的意思。因此,“泛城市化”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区域内,广泛的、普遍的都市化状态,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纯粹意义上的城市。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居住呈“簇”状分布,“簇”内已经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的乡村生活。多数“簇”的规模较小,“簇”之间的距离较短,有些甚至不到百米;每隔二三公里就有一个集镇,有些集镇已经具有小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每隔20~40公里就有一个县城,有些县城已成为中等城市。因此即使“簇”内没有典型的高楼大厦的都市景观,但也可以在生产、生活上得到便利的服务,“簇”内居民多数以非农产业为主,生活方式与城市相关较小。对“簇”内居民来说,短距离内迁移所导致的福利改善往往低于迁移成本,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居民的流动性较小。如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嘉善县当地的外出人口仅占全县人口的5.2%,大大低于外地人口占全县人口15.5%的比重。

如果说城市化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形成“就地城市化”的独特现象。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生产、生产方式的城市化。农村人口由于这种独特的环境的作用,在不向城市迁移的情况下,也逐渐具有城市的生活、生活方式,较高的生活质量。二是物理形态的城市化。由于人口稠密,经济发展较快,较多的非农生产要素不断“填”入较少的空间,城镇间的农地不断被新的工厂、居民点、各种商业设施和道路蚕食,以现有的居民聚居点为内核,农村逐渐转变为城市。

形成呈云状分布的城市密集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如果我们从空中观察,就像我们从地面观察银河系一样,将会看到长江三角洲的城市高度密集,城市之间的空间是一种介于农村和城市的混沌态,既不是纯粹的城市,也不是纯粹的农村,亦即我们称之为泛城市化的一种状态。

四、简短的结语

1.分散化大背景下的集中化趋势。从整个区域的尺度看,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一个以分散化为主要因素的投资环境。那些大大小小的地级市、县级市、建制镇、行政村甚至自然村,都具有较好的投资环境。这些情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交通干线旁,简直已经让人熟视无睹。就制造业来说,由于地价较低,交通、通讯方便,员工来源及其业余生活也较少受到影响等因素,企业布点在乡村可能比城镇更合算。在浙江到处开花的产业集聚区,就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这种分散化的产物。因此,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好东西都必须集中在一个点上,市场力量会决定这些好东西究竟布点在何处,而由于投资环境的均质化,很可能是一些偶然性因素,如运气等决定了一个投资项目“花落谁家”。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各个不同的点上,也存在着很强的产业集聚的力量,这是由于产权明晰、技术溢出、规模经济、专业化协作等因素的作用,从而在分散化大背景下,形成中小企业的规模化生产经营、产业集聚的格局。

2.泛城市化格局下的弥散式的“造”城运动。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将形成一种与人口密度较低地区完全不同的一种城市化格局,除了既有城市的扩张外,还有一种弥散式的造城模式。这是由于人口稠密,城镇密集,加上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已有城镇扩大或新城镇“无中生有”。这些高度都市化区域,有些具有明显的城市景观,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之有城市;有些则不具有明显的城市景观,可能只能称之为都市化的乡村地区,即上文所说的泛城市化。这种我们就会看到,不管是分散化也好集中化也好,最终都将形成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格局,分散化与集中化由于人口密度较高等因素而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3.地理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在信息经济年代,企业活动不再需要经过某些节点中转,即能够直接与外界保持全方位的联系。物流与人流、信息流的分离已经是一个现实,距离不再是制约企业空间布点的一个主要因素。如在传统经济下,交通枢纽是人员往来和信息交换的基本节点,同时也给当地提供收入。但随着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电子数据交换、无纸贸易)、第三方物流等的发展,商品流正在逐渐与人流、信息流分离,交通枢纽在信息经济年代可能主要是起到过境和转驳的作用,所产生的信息和提供给当地的收入都将大大减少。因此,不能再用传统经济下的空间秩序,来理解和解释新经济地理时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空间秩序,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城市可能需要重新定位

4.以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为纽带,优化区域经济秩序。在20世纪30年代,江浙沪三地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其中的主要纽带是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现在来看,加强区域合作和联系,优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秩序,很可能也应该以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为纽带。因此,从长远着想,必须加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改革,形成在中央政府有效调控下的开放式的区域性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以现有民间大企业集团为依托,培育新型江浙“财阀”,形成加强区域合作与联系的内聚机制。

(原载2003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3年第6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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