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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树人大学学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时间:2023-12-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苏星作者简介:苏星,男,内蒙古赤峰敖汉旗人(汉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苏 星

作者简介:苏星(1926— ),男,内蒙古赤峰敖汉旗人(汉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弗·吉布尼等谈话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

当时,现实经济生活还不具备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但市场调节已经被广泛使用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党的十二大对此作了进一步地说明。大会的报告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办法,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体制,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2]党的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其特点是,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城市改革由试点发展到全面铺开,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出重大的步伐。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析了我国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几年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决定》对新的经济体制的基本点作了如下的概括:“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按照以上要点改革现行的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3]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4]邓小平所说的新话,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陈云也同意这个《决定》。他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说:“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5]

《决定》公布以后,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农村改革深入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价格改革以转换价格机制为重点,从以调为主,转向以放为主。市场调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肯定这个路子是对的。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6]

针对有些人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1987年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7]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党的十三大的报告就没有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了党在这个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报告明确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报告作了如下的阐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第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把计划调节和指令性计划等同起来。应当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定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8]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呼之欲出了。

党的十三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市场、市场调节对生产和流通的作用显著扩大,在东南沿海和内地的某些地区,市场调节已占主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理论界率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1988年1月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广东省经济学会等六个单位,发起举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系列讨论会。会上提出了一份《关于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

——以一种新思路提出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应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

——在观念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再认识,是先于其他一切的首要工作。市场经济是与商品经济既相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的组织和配置方式,二者的发展是基本同步的。任何社会都有资源配置的多种选择,市场既非资本主义的专有物,也不是导致社会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必然根源。

——广东、广州实行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在于: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高速度、高效益的保证;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是结束新旧体制“双轨制”的唯一出路;是实行“一国两制”的重要经济条件。

——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市场体系、动力结构等四个方面建造新的模式;将通过两个战略阶段的努力,在本世纪末实行市场经济新秩序。

这个报告,曾报送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并于1988年10月,作为论文提交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理论界和实际经济工作部门一直有不同看法,但作为理论问题,在当时还是自由讨论的。

1989年以后,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争论突然加剧。原因是,治理整顿中出现一些问题,对国民经济加强了计划管理,价格改革也停顿了。有人把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改革的方向有错误,认为不该选择市场取向,不能削弱计划经济。政治风波以后,这种反对的声浪更高了。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里,邓小平说的不能改,分明是指市场调节。因为他接着又说:“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9]90年代初,受国际上发生急剧变化的影响,有人又把市场经济同“和平演变”联系起来,说搞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的表现,甚至断言,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

理论上的混乱,已经影响到改革开放的进程。

为了端正对计划和市场的认识,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0]1991年1月到2月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又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1]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几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就是根据这个精神写的。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谈话的内容包括: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2]

谈话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许多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谈话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理论上思想上做了充分准备。

1992年10月12日,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江泽民在大会报告中说:“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一致认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好时机。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3]

报告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提出了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大会根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显著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大大增强。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报告认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宏观调控上,可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等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独有的。[1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1993年上半年,在邓小平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热情高涨。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扩大。整个经济继续保持蓬勃发展的势头,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各项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

但在国民经济快速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某些方面的情况还比较严峻。这主要表现为:(一)货币投放过量、金融秩序混乱。1979到1992年14年间,除1988年上半年净投放12亿元外,其余各年上半年都是回笼的。但1993年上半年净投放现金高达528亿元。金融机构违章乱拆借,社会不规范集资面广、量大、利率高,许多地方擅自设置金融机构从事信贷活动。这些活动导致大量资金在银行系统外“体外循环”,资金投入不合理,大量资金被用于炒房地产、炒股票以及盲目大办“开发区”,有的金融机构利用贷款权为小团体或个人谋私利。而正常的信贷投放完不成计划额度,重点需要的资金难以保证。由于高利集资的冲击,1—5月全国居民新增储蓄存款仅912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26亿元。国债券发行停滞不前,。头5个月只发行18.4亿元,约完成年度预算的5%。国家专业银行资金来源短缺,备付金率明显下降,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支付困难。(二)投资需求膨胀。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542亿元,其中国有单位投资21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0%以上),新开工项目、在建工程投资总规模,都超过上年同期l倍多。许多地方“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急剧膨胀,豪华别墅、高级写字楼、游乐园、度假村遍地开花。房地产价格愈炒愈高。银行工资性支出和对个人现金支出以及行政事业管理费现金支出大幅度增长,消费需求也出现膨胀趋势。(三)财政困难状况加剧,物价大幅度上涨。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财政支出比上年增加,收入仅增长1.4%,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全国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从3月份开始突破10%,到6月份达到13.9%,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6月份比上年同期上涨21.6%。特别是生产资料在强大需求的推动下价格猛涨。在生产资料价格暴涨的推动下,流通领域公司林立,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炒买炒卖,囤积居奇现象严重,中间虚假需求急剧上升,人为地扩大了供需缺口,使价格更加“离谱走调”。(四)由于工业增长速度过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进一步强化。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十分紧张,一些干线限制口的通过能力仅能满足需要的30%~40%,电力、油品供需缺口越来越大,有的地方又出现“停三开四”现象。(五)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过快,国家外汇结存下降较多。由于供求失衡,为弥补国内资源不足,被迫扩大进口和压缩国内紧缺的能源及原材料出口,为国际收支平衡带来沉重压力。上半年进口总额40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2%,而同期出口总额372亿美元,仅增长4.4%。上半年进口金属材料用汇55.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倍,其中钢材进口1116万吨,增长3.6倍;钢坯及粗锻件304万吨,增长9.7%;铜23.2万吨,增长17.5%;铝14.6万吨,增长1倍。[15]从1993年开始,国家的外汇储备下降,比上年减少25%。调剂市场上美元和人民币的比价从年初的1∶7滑落到6月份的1∶10(曾达到1∶11)。

上述情况表明,当时宏观经济形势已经绷得很紧,有些矛盾和问题还在继续发展,如果不抓住时机,进一步深化改革,抓紧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势必导致社会供需总量严重失衡,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甚至会引起经济大的波动,影响社会安定。

早在1992年11月,党中央全面分析了经济运行状况,已经提出形势大好,但要防止过热。1993年4月初,党中央专门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要求各地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此后,江泽民在华东六省一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但由于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有许多新问题一时还看不清楚,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后,各地对形势的看法也不尽一致,一些思想障碍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宏观决策的贯彻落实。

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指出“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真正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现在必须下决心,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意见》强调,一要统一思想认识,二要着眼于加快改革步伐,三要主要运用经济办法,也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按照这些原则,提出下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

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首先要把住基础货币投放这个闸门,严格控制社会需求的过快增长,认真整顿金融秩序,切实加强现金管理。

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人民银行要停止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已经发放的贷款要限期收回。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有序的同业拆借市场,使资金拆借纳入规范化的轨道。

三、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7月上旬将再次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同时,对三年、五年和八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

四、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各地区、各部门对1992年以来的未经授权部门批准的各种形式集资,要进行一次全面清理,集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有关规定。

五、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强化中央银行对全社会信贷总规模的宏观控制,各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要严格按照人民银行总行下达的年度信贷计划执行,未经批准不得突破,并按季监控,按月考核。

六、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各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要建立存款支付责任制,大力组织存款,压缩一般贷款,清理收回不合理贷款和拆借资金,以增强银行的支付能力。各专业银行总行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资金,任何地方、部门不准干扰专业银行为保证支付而进行的资金调度。

七、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中国人民银行要通过深化改革,真正成为对全国信贷、货币进行宏观调控和统一管理各类金融机构的中央银行。贷款规模的调剂权集中到人民银行总行,取消人民银行省级分行7%的贷款规模调剂权。为了增强人民银行对信贷资金的间接调控能力,盘活信贷资金存量,调节资金分布,人民银行要切实抓好中央银行融资债券的发行工作。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除用于农副产品收购的再贷款可下达给省级分行外,其余再贷款主要对专业银行总行发放。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的金融机构要限期撤销或并入经批准的金融机构。坚决取缔钱庄、银号等非法设立的金融机构。

八、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从改革投资体制人手,尽快建立政策性银行,逐步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组建国家长期开发信用银行、出口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投融资和贷款业务。

九、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业务。要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为单位,把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与发行有价证券挂钩,只有在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后,才可以发行国家计划安排的其他有价证券。

十、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股票、债券等证券发行计划,不得擅自突破(包括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个数)。

十一、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在努力扩大外贸出口的同时,要加强对出口收汇的监督管理,完善和改进出口收汇核销制度,建立进口付汇核销办法,加强结汇纪律,防止出口不结汇、推迟结汇和境外截留外汇,提高出口结汇率。要采取多种措施控制进口规模,严格按国家规定控制进口减免税。

十二、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由建设部牵头组织土地、工商、税务等部门对各类房地产开发经营机构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注册资金虚假、没有开发能力以及偷税漏税的经营单位,要予以查处。金融机构和土地管理部门一律不得开办开发经营房地产的公司,已开办的要限期脱钩。

十三、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税务部门要依法治税,在继续做好国有经济单位税收征管的同时,加强对非国有经济单位各项税收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所得税的征管工作。各地方超越权限自行制定的减免能源交通基金、预算调节基金和其他各项减免税政策,一律先停止执行,再由上级税务部门逐项审核,作出处理。地方财政预算收支,必须严格执行《国家预算管理条例》,不准打赤字。(www.xing528.com)

十四、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现在建设摊子普遍铺得太大,战线拉得过长,投资结构也不够合理,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对所有在建项目进行清理、审核排队。对不符国家产业政策、资金来源不落实、建设条件不具备、市场前景不明的项目,特别是高档宾馆、写字楼、度假村等,要下决心停建、缓建,腾出资金保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保今年计划内项目。新开工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后方能开工。

十五、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今年内,除按原计划再出台提高铁路货运价和整顿电价外,各地方都不要再出台新的调价项目(包括服务收费项目)。

十六、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要加强集团购买力的控购管理工作。[16]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意见》下达以后,国务院相继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使宏观调控措施在全国逐步实施。到1993年11月14日召开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金融形势趋于稳定;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和投资增长过旺的势头受到抑制;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度加快;物价上涨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外汇调剂市场价格回落并趋向基本正常;夏季农副产品收购打“白条”现象基本消除,秋收资金已经提前到位;钢材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回落;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有所改善;城乡人民收入增加。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向着健康方向发展。江泽民在会上说:“事实证明,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的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17]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这个目标,《决定》认为:

——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18]

《决定》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系统化、具体化了。

党的十四大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指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要把握时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积极稳步地放开价格和经营,增强粮食企业活力,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向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方向前进。这一年,绝大多数农产品包括粮食的价格和经营都放开了。在此之前,价格改革的步伐已明显加快,转换价格机制、调整价格结构以及健全价格调控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全面深化,大面积地放开了商品和劳务的价格。

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主要内容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同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同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外汇分成;实行银行售汇制,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及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等。

同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1994年1月11日,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同年7月1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将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

1995年3月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指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于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

1996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决定从1996年开始,对各种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房地产开发项目和集体投资项目,试行资金制度,要求投资项目必须首先落实资本金才能建设。经营性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有效控制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过三年多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到1996年底,整个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这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物价上涨率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上涨6.1%,幅度比上年回落8.7个百分点,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国民经济增长平稳回落到适度快速区间,稳定性增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6%,粮食再获大丰收,第二、第三产业稳定增长;社会需求增长基本适度,投资与消费正常。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上年实际增长12.5%,基本适度。尽管国家先后出台了停办保值储蓄、两次调低利率等一系列举措,但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市场货源充裕总体上呈现出“供略大于求”的格局;外贸出口转升,全年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3.2%。实际利用外资比上年增长16.1%。年末外汇储备达1050亿美元,比年初增长314亿美元;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8.7%,财政支出比上年增长16.3%,财政收入增长较快;金融形势基本平稳。针对外汇占款大量增加,银行采取了发行金融债券、收回商业银行再贷款等措施,保持了人民币值的稳定,全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有8.3∶1的价位上;居民收入继续增加,生活水平提高。[19]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报告说:“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报告认为,“在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时刻,必须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20]

这表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它的成功,我们是有信心的。江泽民指出:“我们提出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依靠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依靠人民的艰苦奋斗来实现。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政策,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就一定能够在我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1]

(原载2001年第2期)

【注释】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页。

[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

[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8、569页。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5]陈云:《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49页。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7页。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307页。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页。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375页。

[1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0页。

[15]统计局:《一年来宏观调控的回顾和启示》,《人民日报》1994年8月26日。

[1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323页。

[1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0-551页。

[1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521页。

[19]统计局:《宏观调控成效显著 优化结构势在必行——1996年经济形势及1997年展望》,《人民日报》1997年1月23日。

[20]《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18,19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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