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余脉：夏之苗裔，揭开帝国之谜！

1.华夏余脉，夏之苗裔？

关于匈奴的话题，在中国绝不新鲜。介绍匈奴的书籍却寥寥无几，随手捡起一本书来看看，翻来覆去大概总是那几句话：“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段话首先将匈奴划到华夏族的范畴内，毕竟大伙都有同一祖先，于是暗中埋下了可以进行统战工作的伏笔。接着又指出淳维的子孙们是专营畜牧业的蛮族人士，明确将其与农耕为主的汉民族划分开来。而且其祖先山戎、猃狁、荤粥都曾有侵扰中原祸害百姓的旧账，倒叙起来的话，山戎侵扰过燕、齐，猃狁曾与周宣王姬静大打出手，而身为蚩尤余孽的荤粥更是胆敢抗衡伟大领袖轩辕黄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大伙与其打交道时还是小心为上。这么有水平的话自然出自大家之手，作者便是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西汉时期，那时候东亚大陆上的两大强国——汉帝国与匈奴帝国正展开争夺霸权的长期争斗。在争霸过程中，汉与匈奴上演了绵延数百年的和亲与战争的戏码。汉对匈奴的态度正与司马迁的这段话相符，在又打又拉的过程中分化瓦解了不可一世的匈奴帝国。话说回来，虽然匈奴本身未必同意司马迁的论断，可惜他们本身没有发展出文字，后来又逐渐衰落消亡，自然更加无法占领舆论宣传阵地，使用笔杆子为自己摇旗呐喊。于是在以后的历史中，匈奴的“夏起源说”便被魏晋南北朝乃至于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的历史学家们一辈辈地加强巩固，逐渐发展出“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和“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等诸多注解。尤其是最后这条很有意思，利用匈奴特有的收继婚姻风俗来加强自己的论据。大体上是说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履癸被商汤流放而死后，他的儿子獯先是收编了自己的若干后妈，接着率部跑到北方草原上过起游牧的浪漫生活，从而形成了匈奴。

这种对匈奴起源的认识绵延两千余年，直到近代才被国学大师王国维有所纠正。王国维否定了匈奴起源自夏后氏的观点，但对于匈奴源自山戎、猃狁等古代蛮族的看法还是很赞同的。不仅如此，王国维还进一步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运用音韵考证，认为商代的鬼方和西周初期的昆夷也都是匈奴的祖先。他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提出：“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王国维的观点成为近现代匈奴研究的金科玉律，至今国内的大多数学派都沿袭了王国维的学说。

虽然司马迁—王国维理论体系的名头甚大，但照样也有不买账的。例如现代学者蒙文通就不同意王国维的看法，他在《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等文中，认为鬼方、畎夷、荤粥、猃狁并非匈奴，真正和匈奴同族的，应该是义渠。黄文弼也持有类似的见解，他在《论匈奴族之起源》一文中说：“余按鬼方、荤粥、混夷、猃狁皆古之羌族，与匈奴异。自太史公混为一族，遂今后世羌、胡不分也。”蒙文通的主要论据是羌人和匈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服饰和发型审美差异，“被发左衽”的羌和“胡服椎结”的匈奴，就如同努尔哈赤的马褂辫子与朱由检的长衣扎髻一样，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民族。匈奴的前身，不是形成羌人的鬼方、猃狁等，而是林胡、楼烦、义渠，因为他们往往都被称为胡。春秋时，他们又被称为狄。同为现代学者的黄文弼也在《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中提出春秋的白狄(白翟、北狄)，战国的林胡、楼烦、义渠，就是后来的匈奴。他们二人都提到的义渠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在商代前是西方羌戎民族的一个分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两侧。义渠在商代一直同鬼方争夺生存空间，后来又不断蚕食先周姬姓部落建立的豳国。到了周文王姬昌末年，大臣姜尚曾派使臣南宫适出使义渠。义渠首领送马、鸡和犀牛给文王，二道贩子姬昌又将这些东西转献给商纣王子受辛。由此可见义渠同周人经常做生意，关系挺近乎。而鬼方就比较不上道，不懂得与周国和谐相处的好处，于是逐渐被周国军队驱逐到河套地区，义渠则趁机内迁占据了陇东大原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畜牧业得到空前发展，农业也开始出现。义渠人口大量增加，从而发展成为区别于其他羌戎的义渠族。义渠族全民皆兵，遇到战争便倾族而出。兄长死后，弟弟可以娶嫂为妻，这些风俗似乎都与匈奴相符。而义渠被秦所灭后，其残留后裔以匈奴的名号再兴，似乎从时间上也说得过去。(www.xing528.com)

在《史记》中有一段记载似乎可以印证这种猜测：公元前6世纪中叶，义渠在吞并了北地诸戎后，进一步向东南发展，目标正是秦国。公元前651年，义渠收留晋国人由余为使臣，派他出使秦国。由余被秦穆公诱降后助秦攻打义渠，“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公元前430年，养精蓄锐已久的义渠发大兵攻秦，迫使秦军退出渭河下游。公元前352年，秦出兵伐魏，一举攻占了魏西河郡和上郡。接着秦国乘义渠内乱，又派兵一举平定义渠。公元前327年，义渠以国为秦县，以君为秦臣，正式成为秦国属地。但在公元前318年，义渠乘中原诸国混战，又脱离秦国控制，联合东方五国伐秦。《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道：“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而《战国策·秦策》中也记载着义渠王在同一年“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伯下”，两份史料相互印证，似乎可以证明《史记》中所说匈奴便是《战国策》中所说的义渠。无论是匈奴还是义渠，这次进攻最终还是被秦国瓦解。公元前314年，秦国在中原战场取胜后，调集重兵从东、南、西三面入侵义渠，先后夺得义渠25城，义渠国土大大缩小。公元前306年，幼小的秦昭王嬴稷即位后由母亲宣太后芈八子摄政。宣太后是个极为厉害的女人，她使出美人计诱惑义渠王于甘泉宫，还一口气为义渠王生下两个儿子!这下义渠王完全丧失了对秦国的警惕，甘心让秦国对自己的国家进行渗透。时机成熟后，宣太后眼皮都不眨一下地杀了义渠王，接着灭掉义渠国。义渠族大部也融入秦人之中，逐渐汉化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嬴稷母子灭掉义渠后又修筑长城“御胡”，在去除北方后顾之忧后便开始大举侵略关东六国，到嬴稷在位末期时秦国领土已经超过其余六国的总和，秦统一天下的趋势由此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上述两种匈奴起源的推测其实都是根据古代史料进行论证，可惜在古代史料中也充斥着与之相悖的记载。例如关于鬼方的军事组织结构和战争方式就与匈奴截然不同，周康王姬钊时期的小盂鼎上刻着大将孟王奉命讨伐鬼方的事迹，上面有“孚车十两”、“孚车百口百两”的记载，也就是说周军缴获了鬼方军队的战车若干，而使用战车绝非游牧民族的作风。此外在古籍中往往有戎、狄等民族徒步作战的记录，与匈奴的骑射差距甚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戎、狄等民族大多已经进入半定居的居住状态，尤其是义渠，它在与秦的长期战争中曾修筑城池要塞抵御秦军进犯，这绝非游牧民族的作风。《后汉书·西羌列传》中记载战国时期“义渠、大荔戎皆筑城数十”，而秦国在进攻中被迫频繁地进行消耗较大的攻城战。而义渠国与狄人分支鲜虞建立的中山国都仿效中原诸侯国的政治制度，大量任用中原人士为官吏。例如司马迁的祖先司马赒就曾三任中山国的相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确认先祖司马氏“相中山”。司马赒曾趁着邻国燕国内乱时“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得胜后“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这说明义渠国与后来的匈奴帝国在政治制度上毫无延续性可言。况且义渠人崇尚火葬，而匈奴则是土葬。《墨子·节葬》中记载义渠人“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死不焚也”，这种观念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紧密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