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宗的复兴与改革：律在日本的传入与本质性变化

律在奈良时代由道璿和鉴真传入，随后以他们的弟子为中心形成了师徒相承的团体，即所谓律宗。但律宗与法相宗、天台宗、真言宗等宗派不同，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佛教义理出发传授、解释戒律，为佛教各派所相通，并无鲜明的宗派色彩。天台宗建立大乘戒坛以后，律宗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影响力日渐式微。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的律宗仍然以道璿和鉴真两系的传人为中心，在大安寺、兴福寺、唐招提寺等处传讲戒律。凝然《八宗纲要》叙述自奈良时代到镰仓时代该宗的传法次第说：

若依日本弘传，南山律师、弘景律师、鉴真大僧正、法进大僧都、如法小僧都、丰安僧正等是也。

上述“南山律师”指道宣，弘景（634—712）是道宣徒孙，著名的律宗学者，鉴真从之受具足戒。法进和如法都是鉴真的弟子，他们与乃师一起东渡日本。其中，法进（709—778）是鉴真传戒讲律的重要助手，继鉴真之后主掌唐招提寺，后又继任大僧都。丰安（764—840）是平安时代人，“天长六书”的撰写者之一，代表律宗上呈《戒律传来宗旨问答》（《戒律传来记》），记述了日本律宗的教义和传承，被奉为日本律宗四祖。

进入镰仓时代以后，佛教界有识之士对僧侣荒废戒律的现象痛心疾首，戒律重新受到重视。京都涌现了北京律，奈良则有南京律，这一现象被称为律宗的复兴。实际上，这次复兴并非单纯的复古，而是对传统律宗的改革，与道璿、鉴真的时代相比，此时的律宗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活跃于京都、被称为北京律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自宋留学归来的俊芿和昙照。俊芿（1166—1227）是肥后国（熊本县）人，号不可弃性师。他先学习天台和真言，后因了悟戒律乃佛教之根本，进而研律。正治元年（1199）他入宋追随南山律宗的了宏学习南山律，同时还旁及天台、密教、禅。建历元年（1211）回国后，他住于京都东山的仙游寺，重兴塔堂。其后以鸟羽上皇、顺德天皇、九条道家为首的朝廷显贵皆皈依于他，幕府执权北条泰时也延请他担任戒师。嘉禄二年（1226），仙游寺改寺号为泉涌寺。俊芿在寺内多次设法筵讲律，盛况空前，他也被尊为律宗中兴之祖。俊芿对传播当时宋朝最新的佛教义学贡献很大。除了南山律，他对天台宗四明知礼等人的学说也很熟悉，法相宗的贞庆、天台宗的慈圆都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一些宋朝佛教的最新情况，因而对他非常叹服。他对佛教建筑也有敏锐的感觉，曾根据宋代佛寺的形式亲自指导设计了泉涌寺塔堂的布局和式样，使泉涌寺建筑群在京都各寺院中拥有独特的文物和艺术价值。

昙照（1187—1259）是山城国（京都府）人，明净业。他也是初学天台、密教，建保二年（1214）入宋从了宏的弟子守一学习南山律。宋理宗赐予他忍律法师的师号。安贞二年（1228）他回国于京都建立了戒光寺，讲说戒律。天福元年（1233）他再度入宋，仁治二年（1241）归来在大宰府建立了西林寺，其后又在京都建立了东林寺。晚年的昙照则一心修念佛法门。俊芿和昙照的系统被称为北京律，与天台宗的关系较为密切，但他们的系统传播时间不长，没过多久就衰微了。

最早在南都提倡复兴戒律的是实范。实范（？—1144）是贵族藤原显实之子。起初他在兴福寺学习法相宗，之后在醍醐寺学习真言宗和天台宗。鉴于奈良僧侣腐化堕落的现状，他在南都般若寺以东建立了成身院，专门宣讲戒律，培养了一些弘律的人才。

《元亨释书》载有实范的一则逸话。实范精研戒律，但以为“戒贵传授，我（实范）虽精究，争奈无师承何”，对此感到苦恼。一夕他梦见自己自唐招提寺挹清水到所住的中川寺，惊醒后感到非常兴奋，认为是瑞相，于是破晓即赶赴招提寺。当时的招提寺经鉴真以后数世，“院宇废替，僧众不居，庭庑之间，半为田畴”。实范入寺后连僧人都找不到，只看见一个农人在耕地。实范便问农人鉴真大和尚的影堂在哪里。农人予以指点。实范又问，这寺院里难道没有比丘吗？农人对曰：“我虽不全仪相，少听《四分戒本》。”实范以为机会难得，当下乞求农人传授，于是农人“脱犁放牛，洗手畎水，将范向影堂中亲授”。“范已得戒传，即归中川寺，开律讲、行羯磨，自此戒法亦兴。”

这则逸话多少带有些传奇色彩，但也反映出当时律宗不振的实际情况。戒律传授需要三师六证，在戒师不足的情况下就很难进行。所以有一些折中的办法，例如如果在佛像前做了有瑞相的梦，就可以以佛为戒师受戒，这些称为自誓受戒。鉴真渡日授戒之前，日本僧人都采用这种自受的办法，实范的时代律宗衰落，戒师奇缺，当时的僧人又不得不用此方法。实范之后的律宗高僧觉盛、有严、圆晴、叡尊等人都是在东大寺大佛前进行的自誓受戒。

重视戒律的法相宗贞庆曾就学于实范的弟子。他除了本人严守戒律外，还感到有必要为振兴律宗培养人才，于是他遴选了20名年轻僧侣学律，其中脱颖而出的是觉盛。觉盛（1194—1249）字学律，他从高辨学习华严，从西大寺戒如学习戒律，著有《梵网戒本宗要杂文集》《菩萨戒通别二受钞》《律宗新学作特要文》等著作。仁治年间（1240—1242）他为四条天皇等皇亲国戚授戒。后醍醐天皇对他恩遇有加，敕命他住持唐招提寺，重振律宗，赐号为大悲菩萨，人们无不以他为鉴真乘愿再来。不过，觉盛的思想已经与鉴真时代有了较大差异，他更加重视菩萨戒。觉盛的弟子证玄继他之后任唐招提寺住持，他的另一名弟子圆照重振了东大寺戒坛院。(www.xing528.com)

与觉盛同门的叡尊是南都律宗复兴的关键人物。叡尊（1201—1290）是大和国（奈良县）人，字思圆。叡尊的父亲是兴福寺的僧人，可见当时僧人娶妻生子已经不是特例，但叡尊本人却成了提倡严格遵守戒律的僧界领袖。叡尊起初在醍醐寺和高野山学习真言宗，后来他感到求法不能仅仅止于学识，便将目光转向了戒律实践。此后，他到西大寺向戒如学律，以精进刻苦获得了戒如的嘉许。嘉祯元年（1235），叡尊继戒如之后任西大寺住持。当时的西大寺久已不复昔日盛况，叡尊接手后，重振寺风，修整伽蓝，将西大寺建成了弘扬戒律的重要道场。叡尊持律弘律的活动受到了上层贵族的推崇，后深草、龟山、后宇多、伏见等天皇都从他受戒，王公贵族受戒的更是不计其数。镰仓幕府风闻叡尊的事迹，也邀请他到关东传律。弘长二年（1262），叡尊抵达镰仓，为前执权北条时赖等幕府要人讲解戒律思想。时赖听讲后对叡尊非常敬佩，表示要向西大寺捐献土地，叡尊则坚决予以谢绝。

除了面向上层贵族，叡尊还非常重视民间传教，对下层民众富有同情心。他除了向民众宣讲戒律的内涵、持戒的重要性外，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他曾经向近畿各国的非人施舍粮食和财物，为他们授戒，还在奈良的般若寺营造了救助麻风病人的慈善设施。这些活动使他在民间也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弘安四年（1281）七月，元军入侵，后宇多天皇敕命叡尊前往石清水八幡宫，率南都北岭的高僧五百余人修法降伏来寇。民间传说是叡尊作法刮起了神风，击沉了元军的战舰，甚至把他称为思圆佛。

叡尊从戒律思想出发，特别强调戒杀生。他曾经劝说近畿的领主没收各种杀生的工具。弘安七年京都修整宇治桥时，他向朝廷提出申请，要求撤除河里的渔网。鉴于他的影响力，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以太政官符的形式颁布了命令。正应三年（1290），叡尊以90岁的高龄辞世，后伏见天皇赐予他兴正菩萨的谥号。叡尊本人的密教背景深厚，弘法也以律和秘法相结合，因此他这一派又被称为真言律宗。叡尊也更加重视大乘菩萨戒，他著有《梵网经古迹记下卷科文辅行文集》10卷、《菩萨戒本宗要辅行文集》《菩萨戒羯磨文释文钞》等著作。他还著有自传性质的《感身觉正记》3卷，对于了解他本人的思想和事迹以及同时代的史实具有重要价值。

叡尊门下最出名的弟子是忍性。忍性（1217—1303）是大和国（奈良县）人，字良观。他在西大寺追随叡尊，曾经做过打扫僧房、为僧人洗衣等卑贱的工作，但从不抱怨，赢得了叡尊的赞誉。出世以后，他一如既往，以扶助他人为己任，在这方面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建长四年（1252），36岁的忍性前往关东弘法。他在常陆国清凉院宣讲戒律长达10年。弘长元年（1261），他受北条时赖邀请入住镰仓光泉寺，后来得到北条长时的皈依成为极乐寺的开山。此时日莲正在镰仓传教，他为了扩大影响，推广自己的主张，就以受到幕府和民众推崇的忍性为靶子，数度对忍性进行攻击嘲讽。

事实上，与众多腐败堕落的上层僧侣不同，忍性一向自律甚严，关心民间疾苦，积极投身各项慈善公益事业。在近畿时期，他曾先后建立多所施药院、悲田院，救助穷人。他还在般若寺北山修建了专供麻风病人居住的房舍。到镰仓后，他也积极救济穷人、非人、孤儿等社会弱势群体，直到晚年仍然坚持不懈。极乐寺也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慈善设施。据统计，忍性一生中共建寺院83所、架桥189座、修路71处、凿井33口、阻止杀生63次，为民间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嘉元元年他以87岁高龄在极乐寺入灭，后醍醐天皇赐号忍性菩萨。

实范、觉盛、叡尊、忍性等人以奈良为中心复兴律宗，因此他们的派别又被称为南京律。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重视实践。叡尊等人虽然也曾派人入宋搜集律宗典籍，宣讲戒律不辍，但相较于著书立说，他们更倾向于实践活动。他们经常运用秘法，从事祈雨、降伏等法事，在民众当中密教僧的色彩浓厚，因此他们又被称为真言律宗。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也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派的势力兴盛不绝，延续时间较久。

如上所述，镰仓旧佛教在新佛教的刺激下一度迸发出了活力，取得了短暂的复兴，但由于缺乏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于镰仓时代末期再度沉寂。

[1] 即使是忍性的论敌日莲，对他的德行也赞誉有加。日莲在《圣愚问答钞》中说：“极乐寺良观上人，上自天子下至万民，皆仰奉为生身如来。见彼行仪，实以尔也。……如良观上人，作道渡桥，是第一法也。”转引自［日］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二卷，岩波书店1960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