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严宗的创新与传统，华严宗在镰仓时代的发展

如前所述，华严宗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据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的记述，天平十二年（740）十月八日，良辨请新罗僧审祥在金钟道场依照法藏的《华严经谈玄记》讲解六十卷《华严经》，是为华严宗学传入日本之始。

日本华严宗所传皆为法藏之学，在镰仓时代以前，他们表现出了与中国华严宗所不同的两个特点。其一是他们非常重视法藏的《一乘教义分齐章》（《五教章》）。自奈良时代末期的寿灵撰写了《五教章》的注释书《华严五教章指事》六卷以后，历代疏注此书的著作不断，先后有增春《华严一乘私记》一卷，愿圆《五教私记》二卷，宽朝《五教章一乘私记》三卷，湛幸《一乘私记》二卷，义圣《种子义私记》二卷、《所依身私记》一卷、《佛果义相义私记》一卷，亲圆《华严宗种性义抄》（1019）一卷（以上见《大日本佛教全书》）。而与此相对，中国自11世纪以后（大体与亲圆著作同时）才出现相应的疏注。其二与中国华严宗以澄观、宗密一系为正统不同，日本华严宗受澄观的影响有限。奈良时代研习八十卷《华严经》即以受到澄观强烈批评的慧苑所著《刊定记》为准绳，澄观所著《华严经疏》《演义钞》在日本的影响也远远无法与其在中国的地位相比。

镰仓时代的华严宗继承了上述特点，同时有所创新。镰仓初期有高僧辨晓（1139—1202），凝然以之为重振宗风的元勋。《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说：“辨晓法师者，中古之英匠也。论说兼备，真俗并畅；绍隆有功，宗绪无坠。”不过从东大寺图书馆现存辨晓著作来看，包括《因明短册》《法华经抄》《八幡大菩萨并心经感应抄》等，皆与华严宗学无关，可见辨晓应是学兼多宗，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于华严并无特别阐扬。

辨晓之后的名僧还有尊玄（1143—1223）。尊玄继承了传统的华严义学，著述颇丰，有《华严经孔目章抄》八卷、《华严经谈玄记钞》十五卷、《探玄记义决抄》五卷、《五教章抄》二卷等，对智俨、法藏的学说多有研习。尊玄之后有景雅（庆雅）（1103—1185），他先后在东大寺和仁和寺宣讲华严，著有《华严论草》一卷和《金狮子章勘文》一卷。他的弟子有著名的明惠。辨晓、尊玄、景雅都曾先后活跃于东大寺，他们被后人归入东大寺一系，属于日本华严宗的正统。继他们之后，真正使华严宗在镰仓时代获得复兴的高僧是高辨（明惠）、宗性和凝然。

高辨（1173—1232）的尊称是明惠上人，后一称谓更为人们所熟悉。他出生于纪伊国（和歌山县）的地方武士家庭，7岁失去父母成为孤儿，幼年即投高尾的神护寺出家。此后，他在仁和寺追随景雅学习《华严五教章》。景雅在当时的地位较高，被尊称为“大纳言法桥”，是一代华严名师，高辨在景雅那里获得了华严的启蒙。高辨还获得了华严宗传统道场东大寺尊胜院圣诠的认可，从圣诠学习《俱舍论》《华严十重唯识义》等著作。他还曾经于故乡附近的白上峰隐居两年，读经、坐禅，在此前后学习了智俨、法藏的大部分著作。

高辨的生涯颇具传奇色彩，他虽然学识渊博，但一改义学僧严肃刻板的形象，在信仰上表现得自然、真挚，在实践上则勇于探索。他幼年失去父母，自誓以佛陀为慈父，并发愿前往印度巡礼圣迹，这在日本僧侣中非常罕见。其所著《印度行程记》说：“印度乃佛生国也，依爱慕之思难抑，为游意计也。哀哀。”为此，他制订了周密的旅行计划，甚至精心计算了从长安到印度王舍城的距离以及所需要的时间。他先后于建仁三年（1203）和元久二年（1205）两次准备启程赴印，但都因病而未果。他虽然未能如愿启程，但对佛陀的追慕之情终生未变。他在自己屋前亲植了一尾竹子，将之比拟为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民间广泛流传有他于树上结绳床打坐的传说。他所留下的记录自己情感和梦境的日记真切感人，自古至今成为学者们争相研究的对象。建永元年（1206）后鸟羽上皇因欣赏他的德行将栂尾山赏赐给他作为专门弘扬华严宗的道场。高辨即以《华严经》“日出先照高山”的经句将建立于此的寺院命名为高山寺。

高辨与荣西的关系颇为融洽，因此也精于禅法。他将高山寺的后山命名为楞伽山，经常在松林石木上坐禅。由此可见，高辨的思想并不保守，相反，他对新佛教采取了宽容和友善的态度，对净土宗的法然原本也并不反感。但是，建历二年（1212）当他看到刚刚出版的法然《选择本愿念佛集》时（法然于此前不久已经圆寂），对其中的专修念佛的观点大为不满，专门创作了《摧邪轮》三卷和《摧邪轮庄严记》一卷批判法然。他认为法然的过失有二：一是忽视了菩提心的意义，违背了大乘佛教的基本立场；二是对念佛以外的圣道门进行攻击，对渐修的立场予以否定。

为了对抗法然提出的称名念佛，他创造了三时三宝礼的修行法。他以菩提心为出发点，重视礼敬三宝，因而从《华严经》中抽选出相关经文创作了皈依礼敬三宝的唱文，一日三次配合唱文礼拜三宝。为此，他还专门创作了《三时三宝礼释》《自行三时礼功德义》加以说明。唱文法在形式上实际吸收了净土教的方法，只是将礼拜的对象由阿弥陀佛替换回了释迦佛。尽管高辨竭力在弟子和信徒中推广三时三宝礼，但收效甚微，该法并未能获得广泛的支持。为此，高辨又摸索着以其他方法进行尝试。与华严宗通常以法藏、澄观为正统的看法不同，高辨很重视李通玄。他根据后者的著作，先后创作了《佛光观略次第》《华严修禅观照入解脱门义》《华严信种义》《华严佛光三昧观秘宝藏》等书，提倡佛光三昧观。但由于观法必须结合深奥的理论，不易于在民间推广，高辨最终只得将其落实在密教的光明真言（光明咒）上。他表示，只要诵读此真言，就能收获现世和当世的各种利益。为此他还创作了《光明真言句义释》《光明真言功能》《光明真言土沙劝信记》等书加以宣传，这使他又回到了平安时代以来华严密教化的老路上。除此之外，高辨还信奉弥勒净土，这与中国华严宗的传统也颇为不同，大概是受到了法相宗的影响。据说，他临终前曾口唱弥勒名号，祈愿往生兜率净土，也有记载说他临终一直口诵光明真言。(www.xing528.com)

由于身世经历特殊，高辨自幼就表现出了对佛教的炽热信仰，为了复兴华严宗，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特别是面对新佛教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他适时地加以吸收或做出批评，表现出了灵活性。这些探索虽然未必都获得成功，但他对信仰的虔诚、对修行的精进和对戒律的恪守，使他赢得了朝野各方的尊重，成为镰仓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高僧之一。

宗性（1202—1292）是右京大夫藤原隆信的孙子，宫内大辅隆兼的儿子，出身公家贵族。他学识广博、著作等身，据说有230种451卷，尤精法藏、澄观的华严学。除了华严类研究著作，他受贞庆等人的影响，也信奉弥勒净土，撰有《弥勒感应抄》弘扬弥勒信仰。他还有传记《日本高僧传要文抄》，该书选录编辑了《婆罗门僧正传》《弘法大师传》《叡山大师传》《延历僧录》等史传的精华，史料价值较高。

宗性的弟子凝然（1240—1321）继承了老师博学深思的特点，是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学僧之一。凝然是伊予国（爱媛县）人，他不仅精通华严义理，对三论、法相、俱舍、成实、禅与净土都有涉猎，其所撰《八宗纲要》一直被日本各宗僧徒奉为必读的教科书，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可以称得上是古代有关佛教思想史的经典著作。他的另一部作品《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与中国同时期的《佛祖统纪》等著作齐名，也堪称古代佛教史方面的杰作。凝然有关华严学的义理著作很多，代表性的有《华严经探玄记洞幽钞》120卷、《华严五教章通路记》52卷等。其中《通路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不仅对后世的华严义学影响颇大，对现代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凝然还有律宗方面的研究著作《梵网经香象疏日珠钞》50卷、《律宗琼鉴章》60卷；真言宗有《十住心论义批》36卷；净土有《净土源流章》1卷。此外，他对圣德太子的《三经义疏》也颇有研究，创作注释达110卷，自称“三经学士”。据统计，凝然一生的著作多达127部1200余卷，其博学可见一斑。凝然还擅长培育弟子，其门流中杰出的有湛睿，是武藏国金泽（神奈川县）称名寺的第三代住持。该寺以保留有大量北条氏收集的宋元典籍著称，现以金泽文库名世。湛睿本人则著有《华严五教章纂释》和《大乘起信论教理钞》。因凝然对华严义学的贡献，他被后人推为华严中兴之祖。

前文已述，日本华严宗自古以来主要以东大寺为中心开展活动，自高辨开创高山寺派以后，形成了东大寺和高山寺两派。隶属于东大寺派的凝然在《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中说：

景雅法桥门人有高辨大德，显扬一乘、播永蓝德，开高山寺、弘华严宗，学业繁昌、修练勇励。并是本寺之清流，圆宗之风芳者也。

暗示高辨一派也是东大寺派的旁流。不过两派实际上差异较大，相对于较为传统保守的东大寺派，高辨的高山寺派明显带有一些非主流特质。他们并不神化法藏的地位，也不把法藏的学说奉为不可触犯的教条，经常到智俨、法藏系统之外寻找思想资源。高辨的实践观显然受到了李通玄居士的影响，此外，他对朝鲜半岛和他同时代的宋朝华严宗也非常关注。他曾著有《华严祖师汇传》，专门赞颂新罗华严大师元晓和义湘的事迹，这与中国华严宗以及东大寺派的传统观点截然不同，可见他对华严的传承谱系有独特的看法。

经过高辨、宗性、凝然等人的努力，华严宗一时呈献出新的气象，相继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僧侣。但由于华严宗仍然偏重于理论，缺少具有号召力的实践法门，因而未能在新时代产生相应的影响力。在高辨等人之后不久，华严宗再度陷入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