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莲生平：求知欲强，成长为学识渊博的学僧

日莲（1222—1282）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险象环生。据他自己说，遭遇“大难四次、小难无数”。日莲的经历是理解日莲宗教义的一把钥匙，有必要详加介绍。

日莲于贞应元年（1222）二月十六日生于日本安房国（千叶县）长狭郡东条乡片海，他自称是“片海的渔人之子”。片海属于东条乡中一个较为偏僻的小渔村，除了并不发达的渔业外别无所有，还经常受到地震的侵扰，自然条件较为恶劣，这对日莲养成不畏艰难的性格有一定影响。寿永二年（1183），源赖朝将片海所属的东条乡寄献给伊势神宫做外宫，第二年又在远离片海的东条乡中心地区建立了东条御厨（皇室、神社所属的领地庄园）。此后，御厨的控制权转移到了当地武士首领东条、工藤家族手里。日莲与御厨并无干系，但他毕生以东条御厨为自豪，被称为“日本第一御厨”，除了因为此御厨位于他的故乡，他以此自诩外，还可见他对皇室和神道的崇拜。

日莲12岁进入当地的清澄寺学习，据其自述，他入寺的理由是为了“兼学八宗，成为日本第一的智者”，可见少年日莲怀有强烈的求知欲，这也为他后来成长为一名学识渊博的学僧打下了基础。16岁那年，他追随同寺的道善正式出家，法名莲长。清澄寺是一所天台宗寺院，藏书丰富，主要有天台和密教的典籍。从现有资料来看，日莲在此学习的也主要是这方面的著作，目前还保存有他抄写的天台宗《圆多罗义集唐诀》、真言宗《五轮九字明秘密义释》等著作的写本。此外，在天台宗与净土合流的大背景下，清澄寺也有净土念佛的传统，日莲的老师道善就是代表。净土宗在东条乡拥有较强势力，该乡地头东条景信就是净土宗信徒。据日莲自述，他在清澄寺时代也接触了善导、法然的学说，但他对净土信仰并不认同，对清澄寺的同修也感到失望，决意外出寻访问学。

日莲先后在镰仓、京都、比叡山等地度过了长达十几年的游学生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建长五年（1253）四月二十八日，日莲重返清澄寺，宣布自己将以传播《法华经》信仰为使命并首次唱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经题，这一天被日莲宗定为开宗之日。日莲的举动在清澄寺引起轩然大波，信奉净土的僧侣在地头东条景信的支持下要加害日莲。日莲的老师、原本同情他的道善，迫于压力也不得不做出了将日莲驱逐出寺的决定。

日莲于建长六年（1254）离开故乡重返镰仓，在镰仓松叶谷结成草庵开始传教，时年33岁。自正嘉元年（1257）到文应元年（1260），镰仓地区不断发生大灾害，人心惶惶。就此，日莲进行了宗教反思，先后创作了《守护国家论》《灾难兴起由来》《灾难对治钞》。他认为，灾难发生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佛教界背弃了正法，皈依了恶法，因而导致庇护日本的善神舍国而去。他由此主张采用政治手段取缔“谤法”的净土宗。文应元年（1260），日莲将其观点进一步加以整理，写成了《立正安国论》。他在书中预言，如果不听从他的劝告，日本还将面临更大的灾难。根据《药师经》列举的七难^[1]，日本已经出现了其中的五难，余下的“他国侵逼难”和“自界叛逆难”也必将出现。此后，日莲多次修改、抄写该书，该书的出现标志着日莲宗教义的正式确立。

为了达到灭除恶法的目的，日莲把希望寄托在了统治者身上。文应元年（1260）七月十六日，他将《立正安国论》进呈给了掌握幕府实权的前执权北条时赖。负责转呈日莲上书的人是时赖的亲信，因此时赖应该对《立正安国论》有所了解，但他似乎并未予以重视，未置可否。此前不久，时赖刚刚皈依来日的禅僧兰溪道隆，并且赞助道隆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建长寺，大概时赖从各个角度进行综合考量后，已经决定支持禅宗，因此自然不会采纳日莲的建议。

日莲的上书并未能收到任何效果，反而遭到了他所攻击的净土宗信徒的嫉恨。同年八月，部分极端的净土信徒袭击了日莲位于松叶谷的庵房。庵房被烧毁，日莲在信众的保护下得以幸免于难。这是日莲遭受的第一次大难，被称为“松叶谷法难”。

“松叶谷法难”的第二年，即弘长元年（1261）二月，幕府颁布了“关东新制条目”，规定僧侣应该遵守戒律，佛事应该按照既定的形式举行，严格限制僧人任意游方传教。这对于日莲和他的对立面净土宗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条例出台的背景在于，时赖在皈依了兰溪道隆以后，又对严格遵守戒律的奈良西大寺叡尊加以礼遇，延请他到镰仓说法。为此他还废止了金泽称名寺一直进行的昼夜不断的念佛法事。可以看出，时赖本人越来越表现出对强调出世、严守寺院戒律生活的禅宗、律宗等宗派的垂青，而对于在民间流动传教、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游行僧人则表现出了不信任和警戒。

果然，条例的执行此后更加严格。五月，日莲作为危险分子被流放到伊豆，此即“伊豆法难”。执行押送的官吏对日莲师徒非常严厉，日莲的弟子日朗希望能够同行，却遭到官吏的殴打，被打伤落下残疾。日莲孤单一人被遗弃在一个叫俎岩的荒礁上，这荒礁顾名思义，只有在退潮时才露出海面，人在上面根本无法生存。幸好有一位渔人搭救了日莲，日莲才又逃过一难。此后，因地头伊东八郎左卫门患重病，日莲为他祈祷成功，日莲的际遇才有所改变。在伊豆期间，日莲创作了《教机时国钞》等著作。大约两年后，即弘长三年（1263）二月，日莲得到时赖的亲自赦免，返回了镰仓。时赖当时已身患重病，在感到来日无多的情况下，他决定大赦，日莲和念佛宗徒都得到了赦免。

时赖去世后，日莲决定暂返故乡东条乡传教。文永元年（1264）十一月十一日夜，当日莲率弟子十余人经过松原时，意外地遭到地头东条景信率领的净土信徒的伏击。据说，进行伏击的净土教徒多达几百人，箭如雨下，刀如闪电，日莲的弟子一人当场战死，两人负重伤，日莲本人也负重伤，幸亏有夜色掩护，他才勉强躲过这一劫，此即“松原法难”。(www.xing528.com)

经历了“松原法难”的日莲并没有在死亡面前退却，他以《法华经·法师品》中“此经（《法华经》）如来现在犹多怨嫉，何况灭度后”自勉，认为这是自己弘传《法华经》所必然遭受的考验，他的《法华经》至上的信念越来越坚定，自称“法华行者”。文永三年（1266），敌对日莲的东条景信和清澄寺圆智先后离世，日莲得以重返清澄寺。他在寺里写作了《法华题目钞》，总结自己对《法华经》的看法，提出“‘妙法莲华经’五字纳一切法，‘经’一字诸中之王”“诸佛诸经皆《法华经》‘经’之一字眷属也”的说法，即“法华经至上主义”。

同年，元世祖忽必烈向日本发出了命令其臣服的诏书。文永五年（1268）正月，忽必烈再次遣使，威胁将以武力征服日本，日本朝野陷入恐慌。元朝国书的到来，使日莲确信自己在《立正安国论》中所做的“他国侵逼难”预言已经得到验证。为此，他决定再次上书幕府。同年四月，他将《立正安国论》和自己撰写的阐明该书由来的《立正论御勘由来》一起呈交给幕府，但结果如石沉大海，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同年十一月，他委托幕府官员向刚刚就任执权的北条时赖之子、年仅18岁的北条时宗上奏，并将几乎同样内容的书信发给其他幕府高官和佛教界领袖，其中包括时宗的心腹平赖纲、建长寺道隆、极乐寺良观、大佛殿别当、寿福寺、净光明寺、多宝寺、长乐寺。书信共十一封，史称“十一通御书”。日莲在这些书信中对幕府支持的体制内佛教进行了猛烈攻击。他将书信寄往各方的行动，无疑是对体制内佛教的整体宣战，同时也是对幕府宗教政策的尖锐批评。这再次引起了部分幕府官员和佛教界高层的强烈不满，要求严厉处分日莲的呼声不绝于耳。在大敌当前的局面下，执政经验尚且不足的时宗举棋不定，对双方的意见未置可否。

文永八年（1271）六月大旱，幕府请真言律宗高僧忍性祈雨。忍性动员极乐寺、多宝寺的众多僧人，准备举行盛大的祈雨法事。日莲抓住这一机会对密教进行攻击。他誓言如果忍性祈雨成功，他甘愿放弃“法华经至上主义”的主张做忍性的弟子；否则，忍性需皈依《法华经》。结果，忍性祈雨失败。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同年九月，高丽遣使向日本求救。幕府统治者意识到蒙古的侵略已经迫在眉睫了，终于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对外军事抵抗，对内压制反对意见。九月十三日，幕府命令九州地方的家臣进行军事动员。在此前一天，即九月十二日，幕府下令逮捕日莲和他的多位弟子。平赖纲亲自率领大队人马来抓捕日莲。但日莲毫不畏惧，他向赖纲进言称，如果失去了日莲，就失去了支撑日本的栋梁，国家必将遭受“自界叛逆难”和“他国侵逼难”，他还再次谏言幕府取缔念佛宗和禅宗。但当晚，幕府就作出了流放日莲的决定。第二天一早，日莲即被押出镰仓解往佐渡。屡次谏言不被采纳反而获罪的日莲意识到此次流放将是对自己的严峻考验，他甚至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而幕府也计划在流放途中秘密处决日莲。当夜，日莲被押送到一处叫龙口的刑场。日莲意识到死亡或已不可避免，决定慷慨就义。但不知出于何因，幕府收回了成命，在度过了艰难的一晚后，日莲一行天明继续起程。日莲再次从死神手里逃脱，该事件被日莲宗称为“龙口法难”。

佐渡（新潟县）是位于日本海一侧的孤岛，冬季异常寒冷。日莲被流放的冢原是一处坟场，远近没有人烟。坟场前有一处供送葬的亲属们临时休息的草房叫三昧堂，日莲就被押送到了这里。寒冷、饥饿和可能遭到的净土宗信徒的迫害再次威胁着日莲的生命，幸好负责看管日莲的地方武士不希望流犯在自己的管界出事，他们对日莲多加保护，日莲才勉强挨过了冬天。

“龙口法难”之后仅仅五个月，幕府内部就发生了内乱。文永九年（1272），北条氏的同族名越时章、名越教时，北条时宗的异母兄长北条时辅先后于二月十一日和二月十五日以谋反罪被诛杀，时称“二月骚动”，或称“时辅之乱”。这实际上是幕府内部的一次权力洗牌，但由于涉及的都是北条家族的高层，对当时的时局震动很大。消息传来，日莲确信他在《立正安国论》中预言的“自界叛逆难”也被验证。与此同时，幕府对日莲宗的打击迫害也有所松动，一些弟子和追随者相继秘密登岛，供养日莲。日莲的生活处境得以改善，他立即奋笔著述传播自己的信仰，先后完成了《开目抄》和《观心本尊抄》两大代表作。

文永十一年（1274）春，元军将要入侵的消息不断传来，幕府内部有人提出赦免日莲。二月，执权时宗下发了赦免状，三月底日莲返回了镰仓。幕府释放日莲的目的是希望他与密教僧一起为打败元军而祈祷，但日莲表示幕府如果不彻底舍弃邪宗信奉正法将于事无补。他拒绝与密教僧合作，向幕府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恰好此时有日莲的信徒、甲斐国（山梨县）波木井的地头波木井实长对他发出了邀请，日莲就前往了该地的身延山。日莲在身延山继续传教，并且获得了众多武士和部分幕府御家人的皈依。其中池上宗仲、宗长、四条赖基、南条时光、波木井实长等拥有实力的幕府御家人对日莲教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年十二月，日莲绘制了特别的大曼陀罗，明确表示自己即上行菩萨，是护卫《法华经》的使者，也是保护日本的栋梁。听到元军入侵失败的消息后，日莲的信念更加坚定，撰写了《撰时抄》。弘安四年（1281）七月，元军再次入侵，日莲确信自己预言的“他国侵逼难”已经两次应验，但他对幕府已经彻底失望，再加上身体健康恶化，日莲没有再发表激烈的言论。九月，日莲下山前往武藏国（东京都）池上，在当地地头池上宗仲的府邸养病。十月，他将后事委托给以日昭为首的六名重要弟子（“六老僧”），不久即圆寂，终年61岁。他的遗骨被运回身延山安葬，由六老僧轮番看护。身延山与日莲圆寂的池上此后分别建立了久远寺和本门寺，成为日莲宗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