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传入前的禅与日本-世界佛教通史.第9卷

有关日本早期禅史的史传资料包括：镰仓时代虎关师錬（1278—1346）著《元亨释书》、无象静照（1234—1306）著《兴禅记》，江户时代万元师蛮（1626—1710）著《延宝传灯录》及《本朝高僧传》。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得知，在镰仓时代禅宗全面传入以前，日本佛教就已经与禅有了接触。

日本民间很早就形成了对禅宗祖师达摩的崇拜，到江户时代达摩信仰进一步本土化，达摩演变成了民间供奉的七福神之一，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达摩崇拜与圣德太子崇拜有关联，据说圣德太子是中国南岳慧思的转世，而达摩为了协助太子弘法，也化身前来日本，曾化身为乞食者与太子在旷野相会。这类传说形成的时间和缘由不明，但大致可以推定为平安时代初期，最澄的弟子光定所著《传述一心戒文》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记载。《祖堂集》载有洞山良价（807—869）与弟子云居道膺（？—902）的一席对话，也提到了这个传说。良价门下有日本僧人瓦屋能光（772—933年前后），能光出身的瓦屋寺为圣德太子所建，由此推测良价大概是从能光那里听到了这则传说。此外，能光后来承续了良价的法脉，在蜀地弘法，终老于中国。他虽然未能将禅宗传回日本，但作为正式获得中国禅师印可的日本僧人，他可能是第一位。

先于此的奈良时代，白雉四年（653）入唐并追随玄奘学习法相宗的道昭应该是传禅法入日本的第一人。《续日本纪》说：“（玄奘）又谓曰：‘经论深妙不能究竟，不如学禅流传东土。’和尚（道昭）奉教，始习禅定，所悟稍多。于后随使归朝，……于元兴寺东南隅别建禅院而住焉。于时天下行业之徒，从和尚学禅焉。”引文中所记录玄奘的话不知是否属实，但道昭在日本传授禅法一事应该毋庸置疑。晚于道昭于天平年间（729—748）东渡日本的唐僧道璿则传入了华严、律以及北宗禅。道璿是北宗普寂的弟子，但他在日本的影响更多地限于戒律方面。虽然在这方面他的影响力也远不及在他之后来日的鉴真，但就日本律宗的传承系统而言，他的门人与鉴真的门人并列为两大系统。《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说：“大唐道璿和上，……戒行绝伦，教诱不怠，……圣朝请为律师，……律藏细密，禅法玄洋。”与道昭、道璿同时，日本民间出现了一批习禅的僧人，《日本灵异记》对此多有记载，在此不再赘述。^[1]

平安时代，传教大师最澄曾经从道璿的弟子行表学习北宗禅，入唐以后从天台山翛然学习牛头禅，所以最澄号称“四宗相承”，即将中国佛教的“天台、律、密教、禅”一并传入日本。《叡岳要记》记载了最澄并弟子义真勉励僧众精进修持的话，要求他们“长讲不绝，持念不怠，禅定不息，福利国家，成佛群生”。讲经、念佛、修禅被看作僧人必修的功课。不过最澄的侧重点始终在天台和密教方面，在传播禅法方面着力不多。从最澄、圆仁、圆珍等人请回的经典目录来看，禅籍种类不少。由此可见，平安时代的比叡山僧侣对于禅法和禅宗并不陌生。嘉保元年（1094）永超著《东域传灯目录》表明，此前像《宗镜录》这样的大部头综合类禅籍已经传入了日本。再加上日宋贸易的繁荣、人员来往的密集，作为日本佛教义学中心、僧侣“综合大学”的比叡山自然不会缺少禅宗方面的信息。事实也说明，早期传承禅宗的几位重要人物都是比叡山的学僧。

此外，早在平安前期嵯峨天皇时代，皇后橘嘉智子听说中国禅宗兴盛，曾于承和初年（834—848）派遣慧萼入唐访求禅僧。南宗禅的义空禅师由此渡日。义空抵日受到了皇室厚遇，但由于当时宫廷贵族热衷于秘法，禅法弘扬的时机尚未成熟，义空在日不久即回国。慧萼于齐衡初年（854—857）再度入唐，委托苏州开元寺的契元撰写了义空的事迹，刻石成《日本国首传禅宗记》。但事实上，义空在日并未传法，禅宗与日本一度失之交臂。

关于谁最先将禅宗传入日本，过去通常认为是荣西，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与荣西同时代的觉阿和能忍更早地在日本开展了传禅的活动。但相对于荣西而言，他们的法脉其后断绝，因而其影响力无法与荣西相比。另外，过去对荣西评价很高，认为他是镰仓新佛教的第一人，并将他的《兴禅护国论》当作宣告新佛教诞生的里程碑式著作。这一看法也不尽符合史实。与法然、道元、亲鸾、日莲等人相比，荣西可算是一位过渡性人物，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新佛教宗师的特点并不多，即便是就传播禅宗这一点而言，对于荣西来说，他传入的也只是一种新法门，而不是新宗派。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荣西主要是一位台密大师，他所传的禅法也是密教色彩浓重的“兼修禅”。下面让我们先回顾一下相关的历史。(www.xing528.com)

荣西（1141—1215），号明菴，又号叶上房，备中国（冈山县）吉备津人，俗姓贺阳氏。他的家族世代都是神社的祭司。他在天台宗圆城寺（三井寺）出家，学习寺门派的天台密教。他曾先后两次入宋，但目的和结果大不相同。第一次渡宋是在仁安三年（1168），这一次渡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巡礼圣迹。据荣西自述，他很早就追慕寂昭、成寻等人的事迹，渴望巡礼天台、五台。恰好在此时，他在博多遇到来日的宋朝商船，便搭船渡宋。入宋后他遇到了日僧重源，二人结伴一起参访了天台山、阿育王山，半年后（同年）荣西携60多卷天台典籍回国。可以说，荣西这次渡宋与禅宗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在《兴禅护国论》中荣西追述他第一次渡宋的经历，提及他接触了禅宗并产生了兴趣，但自他从宋朝回国以后直到第二次渡宋的近20年时间里，他一直都在钻研密教，可见这种兴趣完全停留在好奇的层面上。

另一个证据是，荣西第二次渡宋的目的也是巡礼圣迹，他希望借道中国前往印度。文治三年（1187），他抵达中国并提出了申请，但由于蒙古军队阻隔了西域的交通而无法成行，于是他只好再登天台山巡礼。这一次他在万年寺遇到了临济宗黄龙派的虚庵怀敞，对后者油然而生敬意，决心从怀敞参禅。此后怀敞移住天童山，荣西也随同前往，侍奉左右，前后滞留长达五年。建久二年（1191），荣西回国，传回了临济宗黄龙派的禅法。

在荣西第一次入华之后的第三年，觉阿入宋。与荣西不同的是，觉阿赴宋的目的就是传禅法。觉阿（1143—？）也是天台僧，他听说禅宗在宋的盛况，萌生了求法的愿望。承安元年（1171），他渡海入宋，师从圆悟克勤的弟子佛海慧远（1103—1176）习禅，并且得到了慧远的印可。他的开悟偈语还被选入了《嘉泰普灯录》。大约在安元初年（1175），觉阿回国。因此，从现有资料来看，觉阿是第一位在中国获得禅宗真传并且传法回国的日本僧人。遗憾的是，觉阿回国后传法时机不成熟，他似乎又缺少通融便宜的手段，因而未能在日本佛教界产生影响。此后他隐遁于比叡山，不知所终，法脉断绝，本人也逐渐为后人所遗忘。

与荣西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在日本早期禅宗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就是大日能忍，事实上，就禅僧的身份而言，能忍比荣西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地位更高。能忍（生卒年不详）原本也在比叡山学习，他无师自通，参禅开悟，在摄津国三宝寺（大阪市吹田市）弘扬禅法，自号“达磨宗”^[2]。但禅宗注重师承，没有师承付法的能忍还是受到了各方质疑。于是，文治五年（1189），能忍派遣两名弟子入宋，将自己开悟的偈语书呈临济宗杨岐派大慧宗杲的弟子拙庵德光（1121—1203）。德光印可了能忍的开悟，并付自赞的顶像、达摩像等物与能忍作为信物。^[3]能忍由此声名大振，而此时的荣西尚在中国学习。

能忍与荣西的关系较为有趣。起初能忍比荣西更为知名，荣西也将能忍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但随后荣西凭借自己的叶上流秘法，迅速赢得了幕府和朝廷上层的青睐，他的弟子们继承他的衣钵，使荣西的法系成长为日本禅宗的主流，而能忍一派却逐渐被道元的曹洞宗吸收了。建久五年（1194）七月，比叡山上奏朝廷要求禁止荣西、能忍传播“达磨宗”。“达磨宗”本是能忍一派的自称，看来时人先入为主，认为荣西所传与先行的能忍一派相同，遂将二者混淆。荣西本人对此愤愤不平，在《兴禅护国论》中颇有微词。此外，日莲在镰仓传教时（1260年以后），攻击净土、真言、禅和律宗，并分别列举了各宗的代表人物，其中禅宗列举的就是能忍。^[4]由以上两条史实可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能忍在传禅方面的影响力要高于荣西。而能忍去世后，起初尚有弟子觉晏在大和国多武峰弘扬其宗风，门下弟子众多。但觉晏去世后，其门下才俊多归附道元，禅法不传。觉晏的弟子怀奘和怀鉴以及怀鉴的弟子义介，追随道元，在道元逝世后继承道元的衣钵，为曹洞宗教团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