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文开始以前,让我们先澄清几个概念。在本书第六章我们已经介绍了平安时代的净土信仰。此时的净土信仰以源信等人为代表,尚未脱离天台宗教义的影响,一般称之为天台净土教。“净土教”与“净土宗”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同。“净土教”通常泛指各种净土信仰和历史上持净土信仰的先德;而“净土宗”一词在法然等人的用法中原本指印、中、日三国的阿弥陀佛信仰(由于与“净土教”一词的部分含义重合,二者有时互用),但其后特指上自中国昙鸾、善导,下至法然、亲鸾一系的专门弘扬净土信仰的教团,“宗”即宗派。需要注意的是,法然教团起初被称为“专修念佛宗”或简称“念佛宗”,这一称谓应该说更为恰当,因为它较为清晰地点明了法然教团与其他净土派别的差异,即“专修”。但自室町时代中期以来,由于法然、亲鸾的教团占据了净土信仰的绝对主流,人们就逐渐将“净土宗”这一泛称用来专指法然教团了。
本书是一部通史,为了照顾前后行文的一致性,避免引起混乱,除镰仓时代涉及时人评述以“专修念佛宗”称谓法然教团以外,总体使用“净土教”一词来泛称各类净土信仰,用“净土宗”一词专指法然教团,以区别于亲鸾的净土真宗教团、一遍的时宗教团、良忍的融通念佛宗教团。
法然(1133—1212),法名源空,生于美作国(冈山县)久米郡。他的父亲是久米郡的押领使,即负责维持治安的地方官;母亲秦氏系渡来人的后代,是当地望族。法然9岁的时候,他父亲被仇人刺杀。临终前,父亲告诫他冤冤相报何时了,切不可复仇,为此还让他发誓出家为僧。父亲死后,法然于当地的寺院落发出家,剃度师名观觉。
经过几年考察,观觉认为法然是可造之才,劝他从名师学习。于是,13岁那年法然登上比叡山,从北谷的持法房源光学习。法然在源光门下学习两年后,又转入西谷的功德院从皇圆学习。皇圆是当时比叡山著名的学僧,精通显密,学识渊博,著述等身,他除了教义教理著作外,还编纂有《扶桑略记》三十卷,较为知名。法然天资聪颖,在皇圆门下用三年时间钻研了天台三大部,号称“智慧第一”。皇圆非常赏识法然,希望他将来成为天台宗的栋梁,勉励他“速遂大业,成佛家枢键,圆宗栋梁”(《四十八卷传》)。
但法然志不在此,他自遁入空门后,便一心探求觉悟解脱之道,无心于名利。皇圆的佛教义学并不能让法然感到满足,于是在久安六年(1150),他辞别皇圆,前往西塔黑谷,追随当时著名的隐遁僧,被称为“圣”的叡空学习。叡空曾经追随后被尊为融通念佛宗始祖的良忍,受良忍影响,他也信仰净土,经常给弟子们讲解源信《往生要集》等经典。法然受叡空的影响很大,自此倾心净土。叡空也很欣赏法然的志向与才华,亲自赐予他法号“法然房”,意思是“法尔自然”,还将自己法名中的“空”字与法然最初的老师源光法名中的“源”字组合起来,赐予法然“源空”的法名。[1]
保元元年(1156),初出茅庐的法然前往奈良,依次拜访了法相宗高僧藏俊,东大寺高僧永观、珍海等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南都佛教的最新情况。但法然对于南都佛教的现状并不满意。重返黑谷后,他专心钻研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对其中“劝一切凡夫,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的说法颇为感铭,遂弃其他法门,皈依阿弥陀佛本愿他力,专修念佛。一般认为,承安五年(1175),即法然43岁的时候,他正式确立了专修念佛的思想。
专修念佛的思想形成以后,法然辞别了叡空,离开比叡山前往京都,几经辗转后定居于京都东山的大谷。据说,现存京都知恩院的御影堂就是法然当年所住庵堂的旧址,净土宗以此为圣地。大谷时期的法然非常活跃,在佛教界交游广泛,还曾经为高仓天皇和后白河天皇授戒[2],并举荐俊乘房重源担任重建东大寺的大劝进。随着法然声誉日隆,他专修念佛的主张也引起了南都北岭的注意。
文治二年(1186),天台宗高僧显真(后就任天台宗座主)召法然前往京都北边的大原论道,法然借此机会全面阐述了他的主张,史称“大原问答”或“大原谈义”。同席的还有三论宗明遍,法相宗贞庆,天台宗智海、证真等三百余位高僧,法然舌战群儒,主张法相、三论、天台等宗的教义虽然圆满,但过于深奥,不适合末法时代的芸芸众生,而净土念佛简便易行,相较于法相宗等“圣道门”,“净土门”是末法时代唯一的可行法门。据说,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对法然的主张表示了理解或支持。
大原问答使法然声名鹊起,获得了部分上层僧侣和贵族的青睐。文治五年(1189)八月,摄政九条兼实召法然问往生修行,相谈甚欢。此后兼实多次召见法然,并从之受菩萨戒。兼实的女儿、后鸟羽天皇的皇后宜秋门院也从法然受菩萨戒。建仁元年(1201),宜秋门院和兼实先后以法然为戒师出家。建久九年(1198)三月,法然应兼实之请著书总结净土念佛的理论,该书即法然的代表作《选择本愿念佛集》(《选择集》)。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净土思想的源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抛弃杂行、专修称名念佛的主张。大概法然本人也意识到了《选择集》问世必将引起争议,他只允许自己信赖的弟子抄写该书,法然逝世后不久的1212年,该书才得以公开出版。
即便如此,旧佛教中的保守势力仍然视法然为异端,特别是由于法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门下弟子汇集,南都北岭自然不能坐视。元久元年(1204)冬,比叡山大众举行众议,通过了要求取缔“专修念佛宗”的决议,委托天台宗座主真性向朝廷请愿。就此,法然于同年十一月七日撰写了约束门人的七条誓文(《七个条制诫》或《七个条起请文》),法然本人及弟子一百九十人在誓文上签字,然后送付给真性,以表明自己无意与天台宗作对。七条誓文的内容包括:第一,不得攻击天台宗的真言、止观法门,诽谤阿弥陀佛以外的佛、菩萨;第二,不得与有智之人、修行念佛以外法门的僧侣信众争论;第三,不得对别解、别行的人抱有偏见;第四,不得认为念佛可以不遵守戒律,可以淫酒肉食;第五,不得对师说随意发挥、擅立私意;第六,不得以愚钝之身说种种邪法;第七,不得以邪法为正法,伪作师说。该誓文发出后,暂时平息了风波。但第二年十月,南都兴福寺的僧众又向朝廷提出了取缔“专修念佛宗”的奏状,要求惩处法然及其弟子。奏状由法相宗的贞庆起草,列举了法然教团的九条过失,包括擅自树立新宗,侮辱天台、真言行者,轻视释尊,反对修行圣道门,不拜神祇,谎称专修念佛之外不得往生,只提倡口称念佛、反对观想,触犯戒律,不与诸宗合作等内容,大致可以与法然等人的誓文相对应。由此可见,南都北岭的抗议也并非空穴来风,念佛宗在传播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触发了与旧佛教的矛盾。
负责处理兴福寺诉状的是藏人头三条长兼。长兼对念佛宗抱有同情,摄政良经是九条兼实之子,也暗中庇护念佛宗。因此,尽管兴福寺方面数度恳请,朝廷方面却迟迟不予结论。但建永元年(1206)三月,因良经猝死,事态突变,法然的弟子住莲和安乐被指控与宫人私通,第二年被处以死刑。法然受牵连被勒令还俗,改名为藤井元彦,承元元年(1207)二月被流放于土佐国(高知县)。法然的七名弟子被判流放、四人获死刑。念佛宗受到沉重打击。
法然时年已经75岁,流放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他的身体是个严峻的考验,但他以乐观的心态和坚定的信仰,在流放途中继续传教。他化度的对象包括渔夫、妓女等下层民众,使念佛宗在民间也产生了影响。法然还未及抵达土佐,朝廷就下达了赦免的诏书,但禁止法然再度进入京都。建历元年(1211)十一月,朝廷终于准许法然回京,九条兼实的弟弟、天台宗高僧慈圆邀请他前往大谷。因旅途劳顿,79岁高龄的法然不久就病倒了。
临终前两日,应弟子恳请,法然口述了《一枚起请文》,总结了自己念佛思想的要旨[3],再次突出了他力往生、口称念佛的思想。当弟子们问他应于何处修建灵庙以供后人瞻仰追思时,他表示凡有念佛声处,即为灵庙。建历二年(1212)正月二十五日,法然在一片争议声中圆寂,其教团此后仍不断受到打击。直到室町时代以后,随着净土宗的发展,法然的地位才重新获得评价,历朝追赠他多种大师号,其中尤以东山天皇(1687—1709年在位)所赐“圆光大师”号最为知名。
1.《选择集》
《选择集》开卷即称“南无阿弥陀佛往生之业,念佛为先”[4]。该书分为十六章,每一章先引用净土三部经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中的相关经文,并引用中国善导、道绰、日本源信等人的相关论述,然后再展开自己的观点。第一章区分了圣道门和净土门,认为圣道门在末法时代难行难证,净土门方便易行,应该舍弃圣道门皈依净土门。该章还列举了自中国到日本的净土传法法脉。第二章和第三章区分了正行和杂行。将发菩提心、持戒、禅定、建塔造佛等归入杂行,以依弥陀本愿的净土念佛为正行,主张舍弃杂行、专修正行。正行之中又以诵读净土三部经、观想、礼拜、赞叹供养等属于助业,称念弥陀名号为正业。专修念佛以正业为本,笃信阿弥陀佛本愿,依靠佛之他力,称念弥陀佛号,必定成就净土往生。第四章通过善导、源信等人的解释进一步说明了舍弃离家弃欲、起塔造像、持戒持律等杂行的理由。第五章谈念佛利益。第六章强调末法时代唯有依靠念佛法门。第七章讲阿弥陀佛的光明只为专修念佛者摄取,不会照及修余行者。第八章讲念佛者应具备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三心。第九章讲念佛者应具备长时修、殷重修、无余修、无间修四修。第十章讲弥陀来迎时,不赞叹诵闻佛经的善行,只赞叹念佛行。第十一章赞颂念佛三昧功德无比。第十二章描述佛在《观经》中命众生一向称念弥陀名号。第十三章讲《阿弥陀经》所说念佛以外的杂行只成就少善根事。第十四章讲诸佛不证余行,只证念佛行。第十五章讲诸佛护念念佛行者。第十六章再次强调释迦佛以弥陀名号付嘱舍利弗等弟子事。
该书末尾以一段简要的话总结了全书宗旨:
夫欲速离生死,二种胜法中且阁(搁置)圣道门,选入净土门。欲入净土门,正杂二行中,且抛诸杂行,选应归正行。欲修于正行,正助二业中,犹傍于助业,选应专正定。正定之业者,即是称佛名。称名必得生,依佛本愿故。
这段话共十六句八十一字。净土宗以全篇十六章为“广说”,以结文八十一字为“略说”,以卷头十四字为“要说”[5]。
二种胜法—(阁)—圣道门
(入)—净土门—正杂二行—(抛)—杂行
(归)—正行—读诵、观察、礼拜、赞叹供养
(专)—称名—正定业
《选择集》系统地阐发了专修念佛的主张,标志着法然思想的成熟。但其中一些观点如舍弃大乘佛教一直重视的“发菩提心”、轻视戒律等引起了广泛争议。出于对旧佛教特别是对天台宗的顾虑,该书还有思想调和的一面。例如其中强调,称念阿弥陀佛名号的理由之一是名号中含有四智、三身、十力、四无畏等佛的特殊法力和相好、光明等佛的特征;念佛者在称名时仍然需要具备三心、四修[6],这些都吸收了既往净土教的一些说法,尚存自力主义的因素,与法然临终时的《一枚起请文》和亲鸾所强调的彻底他力主义有所不同,但不知道这样的内容是否为法然的弟子们在编纂该书时所加[7]。
2.《一枚起请文》
如果说《选择集》尚有对传统教义的妥协,《一枚起请文》则表现了法然晚年的成熟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特色。《一枚起请文》由法然临终前口述,弟子记录而成,属口语体,仅有寥寥数百字,现全文翻译如下:
(我所说的念佛)并非唐土与我国历代智者所讲的“观念”的“念”,也不是通过学修获得觉悟之后的“念”。为了往生极乐净土,除了口诵“南无阿弥陀佛”、确信阿弥陀佛的大慈悲本愿、毫无疑虑地将身心托付(与弥陀)以外别无他法。所谓“三心、四修”已经全部包含于一心祈愿往生净土、口诵“南无阿弥陀佛”之中了(因此也就不必拘泥三心、四修的形式)。[8]如果认为此外还有什么深意的话,实在有悖于释尊与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本愿。相信念佛法门的人,即便曾精研一代佛法,也应甘做一无所知的愚人、无智的尼入道,放弃智者的骄傲,一向念佛。
年轻时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法然,选择专修念佛后,毅然放弃了对智慧的依赖。他明确地反对称名念佛之外的各种形式的“理观”念佛法门,最典型的批判对象就是以天台净土教为代表的“观念念佛”(也称“观想念佛”“忆念念佛”),还有华严宗、真言宗的“理念佛”“事念佛”等。智《摩诃止观》说:“意论止观者,念西方阿弥陀佛。”“‘阿’者即空,‘弥’者即假,‘陀’者即中,‘佛’者一心三观也。”法然《选择集》解释说:“诸宗诸教有甚深理观行。谓法相宗五重唯识观;三论宗‘八不中道、胜义皆空’观;华严宗‘十玄六相、法界圆融’观;天台宗‘一念三千、一心三观’观;真言宗‘阿字本不生、三密同体’观。此理观法门也。”
上引《一枚起请文》中的“观念的念”和“觉悟之后的念”分别指以观想和见佛为基础的念佛,这与法然强调的完全依靠他力的称名念佛有本质不同,法然对前者表示了明确的拒绝。在他看来,上述诸种念佛都是智识性的“理观”,是对自力的骄慢,对佛本愿力的不信。而对于他来说,弥留之际最甘于选择的就是做一名一无所知的愚人、一个信仰的奴隶。
1.专修与称名(www.xing528.com)
法然倡导的念佛法门为专修念佛,它与既往的净土教(特别是天台净土教)有两点重大差别:其一,“选择专修”,排斥净土念佛之外的圣道门;其二,称名念佛,排斥称名之外的其他净土法门。就此两点,法然本人的说法在以上我们所引用的《选择集》“八十一字略文”和《一枚起请文》中已经充分体现,不再赘引。以下我们对其来历作一分析,以便说明法然在整个净土思想史上的位置。
净土教的念佛原本以忆念、观想为主流,无论是梵文原典还是汉译佛典都表明,念佛的“念”原义应为忆念,与念念不忘的“念”含义相同,并非发出声音的唱念。康僧铠译《无量寿经》所载法藏菩萨第十八愿说:“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其中“十念”的“念”对应的梵文原义相当于起心动念的“念”。念佛还是一种止观修行法门,通过一心观想阿弥陀佛,将心念集中于一处,从而达到“见佛”的境地。
将“念”解释为“唱念”“称名”,与很有可能创作于中国的《观无量寿经》有关。《观经》说:“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归命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也就是说,下品下生者(引文中“汝”)因能力或机缘不足等原因,如若无法“念佛”即无法通过忆念佛达到见佛的境界,那只要称念佛名即可,称名即可往生极乐。[9]
《观经》的这一说法为中国净土教的昙鸾(476—542)、道绰(562—645)、善导(613—681)等人所重视,创立了称名念佛的法门。道绰《安乐集》说:“是故《大经》云:‘若有众生,纵令一生造恶,临命终时,十念相续,称我名字,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里已经将《无量寿经》中所载第十八愿的内容作了更改,明确改为“称我名字”。善导《往生礼赞》说:“‘若我成佛,十方众生称我名号,下至十声,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彼佛今现在成佛,当知本誓重愿不虚,众生称念,必得往生。”这里不但去除了《无量寿经》中原有的“至心、信乐、欲生”三心,“唯除五逆诽谤正法”的条件,还增加了“称我名号”四字,并将“乃至十念”更改为“下至十声”,完全改变了原文的文义。
法然等人很重视善导的说法,他们不但注意到了这种改动——称之为“十八愿加减文”——还对这种改动大加认可,因之提出了专修称名的主张。善导实际上并未彻底否定称名之外的其他修行法门,他参照世亲《往生论》所提的“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五门,提出了“读诵、观察、礼拜、称名、赞叹供养”五门,他将其中的“称名”称为正定业,其他四行称为助业。法然则专持称名念佛,他说“正助二业中,犹傍于助业,选应专正定。正定之业者,即是称佛名。称名必得生,依佛本愿故”(《选择集》)。所以,净土教的一个大致演变脉络是,自观想、忆念念佛发展到善导等人的称名等五门念佛,自善导又演变为法然的专修称名念佛,而法然的思想到亲鸾那里又演变成了“信心为本”,以“信”为往生、成佛的唯一依据,称名与否实际上也不重要了,这一点我们将在亲鸾部分详述。
法然提出专修称名的背景有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常常被提到的末法思想;而另外一点恐怕是受密教的影响。法然从学于比叡山,受到台密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在劝自己母亲念佛的信中他写道:
如《秘密神咒经》所说:“阿字,十方三世佛;弥字,一切诸菩萨;陀字,八万诸圣教、三世世界具足。”……诵读佛经、陀罗尼而不念佛,不仅背弃释尊的教导,也将被阿弥陀佛的本愿遗漏,永堕阿鼻无间地狱。[10](《御母子往复消息》)
法然在此引用了密教的典籍来说明六字名号胜过一切陀罗尼神咒,体现出他对密教的意识。
2.“还愚”思想
道绰《安乐集》区分了圣道门和净土门“二种胜法”,然后说:“其圣道一种今时难证,一由去大圣遥远,二由理深解微。”“当今末法,现是五浊恶世,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圣道门依靠自力,是难行道;净土门依靠他力,是易行道。当今末法,唯有净土门可入,称为“时机相应”,即与众生根机和末法时代相应的法门。
为了说明众生根机不足,道绰《安乐集》引昙鸾的说法称“吾既凡夫,智慧浅短”。道绰、善导都继承了这一说法。善导《观经疏》说:“敬白一切有缘知识等,余既是生死凡夫,智慧浅短,然佛教幽微,不敢辄生异解,遂即标心结愿,请求灵验,方可造心。”善导《往生礼赞》说:“信知自身是具足烦恼凡夫,善根薄少,流转三界,不出火宅。今信知弥陀本弘誓愿,及称名号,下至十声一声等,定得往生。”
这一思想也为法然以及其后的亲鸾所继承。法然自称“十恶法然房”“愚痴法然房”,他还提出了“还愚”的说法,即“圣道门之教,极智慧离生死;净土门之教,还愚痴生净土”(《选择集》),这与他放弃智识、坚定信仰的主张是一致的。亲鸾对法然的“还愚”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更为本质的性恶说,这一点我们将在亲鸾部分予以介绍。
3.众生平等
法然思想中主张众生平等、同情弱者、反对歧视的色彩非常浓重。传统佛教通常提倡造像起塔、积善功德,法然对此却断然予以否定。他说:
若夫以造像、起塔而为本愿,则贫穷困乏之类定绝往生望,然富贵者少,贫贱者甚多;若以智慧高才而为本愿,则愚钝下智者定绝往生望,然智慧者少,愚痴者甚多;若以多闻多见而为本愿,则少闻少见辈定绝往生望,然多闻者少,少闻者甚多;若以持戒持律而为本愿,则破戒无戒人定绝往生望,然持戒者少,破戒者甚多。自余诸行,准是应知。当知以上诸行等而为本愿,则得往生者少,不往生者甚多。然则弥陀如来,法藏比丘之昔,被催平等慈悲,为普摄于一切,不以造像其塔等诸行为往生本愿,唯以称名念佛一行为其本愿也。念佛易故,通于一切;诸行难故,不通诸机。然则为令一切众生平等往生,舍难取易以为本愿与。(《选择集》)
他反对的重点不是善行本身,而是反对以善恶与否来衡量众生,因为这样就会产生歧视和不公。他通过传教生涯,清晰地认识到大多数众生不具备造善业、成善人的内外条件,出于对众生平等的立场和对弱者的同情,他反对倡导善行。
同样,他也赞同女身成佛。女身成佛思想在奈良时代即已出现,国分尼寺就是象征,其思想依据是《法华经》。法然则依据《无量寿经》,主张女人也可往生。《无量寿经》中法藏菩萨(阿弥陀佛)第三十五愿说:“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其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乐发菩提心,厌恶女身,寿终之后复为女像者,不取正觉。”法然根据这段经文,主张女人也可以往生。他说:“男人女人,十人则十人,百人则百人,皆能往生。”法然主张女性也可往生,与他倡导平等、反对歧视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在生前曾经拥有很多女信徒,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对于当时社会对女性存在的一些偏见,例如女人不洁净,法然断然予以否定,他明确反对女人经期不可以读经、产后不可以参拜寺社等禁忌。[11]
对于披坚执锐、纵横沙场的武士,法然也予以平等对待。他说:
弥陀本愿不言机之善恶,不论行之多少,不拣身之净与不净。……罪人即便为罪人,唱佛名号即可得往生,此即为本愿不思议也。生于弓箭之家,设若出入军阵失命,念佛即可乘本愿、弥陀来迎,对此不得质疑。[12](《甘糟太郎忠网示词》)
由此可见,法然从末法观和本愿他力出发,主张正行,反对杂行,但事实上他从未放弃大乘菩萨行,他的传教生涯即很好的证明。他的思想实践中充满了大乘慈悲入世的思想,他只是反对以此自矜,导致倚仗自力、轻视他力的错误而已。
法然的重要弟子有亲鸾、幸西、隆宽、证空、圣光、信空、行空、长西等人,他们各自对法然的学说做出了独特的解释,发展壮大了念佛宗的教团势力。但旧佛教对专修念佛的迫害与排挤不断,念佛宗在镰仓时代始终处于异端地位。嘉禄三年(1227),大谷的法然墓遭到破坏,《选择集》的印版被朝廷没收、销毁,史称“嘉禄法难”。此后幕府又于文历元年(1234)、建长年间(1249—1256)颁布过禁止专修念佛的命令。
法然的弟子们分宗立说,流派众多。其中亲鸾(1173—1262)一派以法然的真传自居,自称“净土真宗”,后来随着教团的发展壮大自成宗派,势力甚至凌驾于净土宗之上。一遍(1239—1289)也出于法然门下的西山派,其所创时宗在室町时代一度兴盛,占据了净土教的主流位置,该派也被视为独立宗派。在此先简单叙述一下净土宗内部的各派。
法然生前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同样的问题曾做出不同的回答,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念佛多少的问题。法然的主导思想是念佛不必计较次数,一念十念都可以,他这样说是鼓励念佛少的人不要丧失勇气、失去信心。这与他体恤民众,强调不要计较善行多少、不要计较智慧多少的思路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他也鼓励多念的人,据记载,他本人自称“念佛长日六万遍行者”,到了晚年更是一日念佛七万遍,即使会见客人仍然不断念佛,只是把声音压下来而已。法然逝后,弟子们由于思想背景不同、传教对象不同,对“一念”还是“多念”产生了争执,将二者对立了起来。持“多念义”者认为,念佛应秉持长时、虔敬、不断的做法[13],念佛次数越多,积累的功德也就越多。对个体修行者来说,念佛自然比诵经持戒乃至起塔造像更容易做到,但是坚持长时多念对于终日忙于生计的普通修行者而言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这也就与法然倡导易简法门,誓愿广度众生的初衷矛盾了。因此,一部分弟子提出了“一念义”的主张。
成觉房幸西(1163—1247)倡导“一念义”,认为即便是一声念佛,只要众生的信心与阿弥陀佛的愿力合二为一,就能决定往生净土。他有时还强调,不要把念佛看作决定往生的修行方法,而是对阿弥陀佛度脱众生的感恩。因为说到底,众生能够往生凭借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与念佛多少没有关系。这一点与强调绝对他力的亲鸾较为接近。“一念义”在没有文化的下层民众中支持者甚多,幸西因而也遭到了旧佛教的嫉恨,在承元元年(1207)和嘉禄三年(1227)的法难中先后两次被流放。
隆宽(1148—1227)则倡导“多念义”,强调发心后应防止退转,需不断念佛,尤其是临终时,一定要持续念佛。多念不但能防止退转,还能积累善业。隆宽长期在比叡山修行,他的主张明显受到了天台净土教的影响。由于多念需要闲暇安稳的生活,隆宽一派在贵族和上层武士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隆宽住于京都东山的长乐寺,其门流被称为长乐派。隆宽在“嘉禄法难”中获罪流放,死于途中。
善慧房证空(1171—1247)是内大臣久我通亲之子,出身名门,与上层贵族过往甚密。天台座主慈圆将京都西山的往生院让与他居住,其门流被称为西山派。证空的学说中大量融入了日本天台宗的本觉思想,被称为西山义。由于证空的特殊身份以及他与天台宗的关系,证空在“嘉禄法难”中得以幸免,西山派因而在京都拥有一定的势力。
觉明房长西(1184—1261)在法然死后追随泉涌寺俊芿学习天台,从道元学习禅,因此他的观点与正统的专修念佛说有差异。他甚至表示念佛以外的诸行也是阿弥陀佛的本愿,修行诸行也可以往生净土。因为他长住京都以北的九品寺,他的门流被称为九品派。
圣光房弁长(1162—1238)开创的镇西派较为重要。弁长生于筑前国(福冈县),又称弁阿。他原本是天台僧,追随法然后受到法然赏识,曾派他到伊予国(爱媛县)代为传法。元久元年(1204)他辞别法然返回故乡,在筑前(福冈县)、筑后(福冈县)、肥后(熊本县)等地传教。弁长主“二类各生义”,承认称名念佛是往生极乐的正行,但只要一心祈愿往生净土,即便修行杂行(即佛教的其他法门)也可以往生极乐。因此,他并不重视相信阿弥陀佛本愿的信心,而是重视称名的行动。他所开创的派别被称为镇西派。其弟子然阿良忠(1199—1287)在镰仓等地传教,在武士阶层中获得了众多的皈依者。13世纪后半叶,镇西派发展到了京都,他们在法然墓地所在的东山大谷建立了知恩院,以法然的正统继承者自居。此后,镇西派不断壮大,成长为净土宗的主流派别。因他们的教团自称“净土宗”,净土宗也就替代“专修念佛宗”成为法然门流教团的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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