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发展史-天台宗以后的发展

正如最澄自己所宣扬的，他传回的天台宗号称“台、禅、密、律”四教圆融，虽以中国天台宗为教义基础，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而最澄之后，圆仁、圆珍相继入唐，传回了最新的密教，天台与密教全面结合，日本的天台宗从此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最澄临终前指定的继承人是曾经随他入唐的忠实门徒义真（781—833）。弘仁十四年（823）四月，义真主持了天台宗大乘戒坛的首次授戒仪式，天长元年（824）六月，他被任命为第一代天台宗座主。天台座主原则上不归南都的僧纲管辖，享有特殊地位，但义真和草创的天台宗并不感到轻松乐观，因为此时最受朝野瞩目的无疑是真言宗的空海。空海凭借密教赢得了贵族阶层的信赖，这令秘法不完备的天台宗如坐针毡。承和十四年（847）十月，在唐留学十年的圆仁回国，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使天台宗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圆仁的生平，《三代实录》记载了其入寂的消息并附有简传。此外最常用的是《慈觉大师传》。圆仁出身下野国都贺郡，俗姓壬生氏。他9岁起从道忠的弟子大慈寺广智^[46]学习佛法。大同三年（808），圆仁15岁时，与广智一起登上比叡山，正式出家成为最澄的弟子。弘仁五年（814）正月，圆仁于宫中金光明会正式得度，同七年于东大寺受具足戒。同八年，最澄巡锡于东国，圆仁同行，并于此时接受了最澄的传法灌顶和圆顿大戒。同十三年四月和五月，圆仁又从最澄受天台付法。不久（六月四日），最澄即圆寂。次年，圆仁效仿先师最澄于比叡山笼山，但至天长五年（828）时，因赴法隆寺讲《法华经》而不得不中止笼山。同九年，朝廷赐予圆仁传灯满位，其后于承和三年（836）晋升为传灯法师位。其时圆仁已经成长为继最澄之后天台宗的代表高僧之一。

据《元亨释书》记载，定期遣僧入唐求法，保持与中国天台宗的长久交流是最澄的遗愿，推动者是天台宗第二代座主圆澄。承和二年（835），朝廷批准圆仁以请益僧（还学僧）的身份入唐求法。同三年，圆仁与遣唐使一道自难波出发，但因在九州遭遇风暴而不得不中止航程。同五年（838）六月，历尽波折后，圆仁与圆行、圆载、常晓等人起航入唐，七月于扬州登陆。圆仁暂住扬州开元寺，并于此向原住于长安西明寺的宗叡学习悉昙。第二年，他又向嵩山院全雅借阅并抄写了《金刚界诸尊仪轨》并从后者学习金刚界大法。同年，他于扬州编写了《入唐求法目录》，收录了137部201卷^[47]经论章疏，其中就有空海拒绝借阅给最澄的《般若理趣释经》。

唐开成五年（840）五月，圆仁登五台山，巡礼诸寺，于大华严寺拜会了天台僧志远。同寺还有常住文鉴以及自长安而来的法贤讲解天台三大部，座下天台僧多达40余人。圆仁遂于该寺从志远和文鉴受学，抄写《天台教迹》等文献37卷。其间志远还向圆仁了解了日本天台宗的相关情况。七月，圆仁离开大华严寺，参诣金阁寺，还参观了日本僧人灵仙的遗迹。八月，圆仁抵达长安，住大兴善寺西禅院，后又移住资圣寺。十月，自大兴善寺僧元政学习金刚界大法。第二年，即唐会昌元年（841）二月，自元政受金刚界传法灌顶。五月，又自青龙寺义真（惠果的嗣法弟子）受胎藏界和苏悉地秘法。同二年二月，自玄法寺法全受胎藏界仪轨，自大安寺元简和南天竺僧宝月三藏学习悉昙。此时，圆仁已经向唐王朝提出了回国申请，但恰逢同年十月会昌法难起，圆仁和其他外国僧人也因此被羁绊于长安。同四年三月，灭佛运动进入高潮，圆仁和圆载处境艰难，被迫还俗。第二年五月，圆仁才被允许离开长安。其后圆仁前往江南，会昌法难结束，唐大中元年、日本承和十四年（847）九月，圆仁在华九年后得以回国，同月抵达日本九州。同年十二月，他在九州编写了《入唐新求圣教目录》。

圆仁原本申请朝拜天台山祖庭，但未能获得唐王朝许可，遂先后游学于五台山和长安。而这两地都是密教流行的中心，圆仁得以学习到当时最系统、最成熟的秘法。特别是真言宗空海入唐时尚不及学习苏悉地法，悉昙学的学习也并不充分，圆仁所学可以说为天台宗增色不少。日本政府对圆仁、圆载等人非常重视，在他们留学期间还派人对他们进行资助，圆仁学成归国后受到了朝野的热烈欢迎。承和十五年（848）三月，圆仁入京。同年六月，朝廷批准圆仁授灌顶，并赐予他传灯大法师位。七月，又命其补内供奉十禅师位。八月，圆仁撰《比叡山灵所巡礼修行记》，并于其后在比叡山上陆续兴建了根本观音堂、常行三昧堂等重要道场。

嘉祥二年（849）春，圆仁筑坛授灌顶，其时登坛从圆仁受三昧耶戒者千余人，盛况空前。同三年，圆仁应朝廷之请，于宫中先后修文殊八字法、七佛药师法、炽盛光法等秘法。九月，朝廷批准于比叡山建立专弘秘法的总持院，置僧十四人。十二月，朝廷敕许延历寺加金刚顶经和苏悉地经业年分度者二人，这样天台宗的年分度者增加到了四人。同四年八月，圆仁在比叡山始修他自五台山传来的五会念佛法。九月，又为国家修镇国灌顶。同年，圆仁被委任为仁王会的御前讲师，并撰述《金刚顶经疏》七卷。仁寿四年（854）四月，61岁的圆仁继义真和圆澄之后就任天台宗第三代座主。齐衡二年（855），圆仁撰《苏悉地经疏》7卷。同三年三月，圆仁于冷然院南殿授文德天皇及诸皇子两部灌顶。九月，授皇太子惟仁亲王和右大臣藤原良房等人两部灌顶。其后，圆仁又多次为以清和天皇为首的皇室成员和以良房为首的权臣授灌顶、菩萨戒，这使得他本人以及天台宗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贞元六年（864）正月，圆仁在盛誉中入灭。死后第二年，他就与乃师最澄一起被授予大师谥号，称慈觉大师。^[48]

圆仁的代表作是《金刚顶经疏》和《苏悉地经疏》。这两部著作在日本天台宗教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两部书以圆仁携回的唐一行撰《大日经义疏》十四卷本^[49]为基础，阐发天台教义与密教思想的结合，被后世称为台密三大部。进一步而言，圆仁可以称为台密的奠基人。他的贡献除了融合天台与密教外，还突出了台密与东密的差异，即师承系统不同、所传部类不同（别立苏悉地部）、仪轨不同（曼陀罗坛场的安置方式等）、秘法不同。秘法中他特别重视炽盛光大法。炽盛光大法全称为炽盛光佛顶法，以佛顶崇拜为基础，护佑帝王的本命星宿，起到祛灾祈福、镇护国土的作用。据《慈觉大师传》记载，圆仁入唐途中，曾遇最澄托梦，说：“就真言门中，先问天部；就天台门，先问中道。”据传，“天部”指与炽盛光法关系密切的大黑天、辩财天等诸神，这则显然是由后人杜撰的传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台密对炽盛光法的重视。

此外，圆仁还有著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巡礼记》），该书是中外交通史上的名著，对于研究唐代的宗教、政治、文化与对外关系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一直为学人所重视。就中日佛教交流史的角度而言，圆仁恐怕是平安时代入华僧中最重要的一位。与最澄、空海相比，圆仁的在华时间最长；与其他一些滞华时间较长的僧人相比，圆仁的学养和地位又最高。因此，他对中国佛教和社会的了解更为全面，受中国佛教的影响也最大。^[50]他传入了很多中国同期的佛教修行方法、仪轨、典籍，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已经失传，而这些内容对日本佛教的影响深远，并且一直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圆仁为中日佛教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东亚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圆珍的最重要传记是三善清行于延喜二年（902）所著《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智证大师传》）。石山寺藏《智证大师传》写本称：“天台宗延历寺第五座主入唐传法阿阇梨法眼和尚位圆珍，俗姓和气公，赞岐国那珂郡金仓乡人也。父宅成，颇殖资产，兼有行能，为乡里所归服。母佐伯氏，故僧正空海阿阇梨之姪也。”^[51]由此可见，圆珍是赞岐国那珂郡人，俗姓和气氏。他的母亲佐伯氏是空海的侄女。他的父母两系都属于地方豪族。

15岁那年，圆珍登比叡山，投最澄的弟子义真门下。^[52]他追随义真学习《法华经》《金光明经》《大毗卢遮那经》和天台章疏。20岁时，他正式出家，得度受戒，自此开始了笼山修行。承和十年（843），朝廷授予他传灯满位。同十三年，又被比叡山僧众议推举为真言学头，同年晋升传灯法师位。同十五年，圆仁自唐学成归来后登比叡山，圆珍与众僧一起瞻仰了圆仁携来的曼陀罗、经籍等，赞叹不已。此后，圆珍又从圆仁学习大悲胎藏大法，得受无所不至印。第二年，据说他在梦中见到山王明神显灵，指点他入唐求法。同年六月，他又晋升传灯大法师位。其时圆珍年仅37岁，以如此年龄凭借实力晋升此位，在当时的佛教界属于凤毛麟角。此后，他再次梦到山王明神劝他入唐。他的愿望得到了权臣藤原良房等人的支持。

仁寿三年（853）八月九日，圆珍率随从搭乘商船自九州起航，十五日抵达福州管界沿岸。他在福州开元寺因等待地方当局的批示文件（“公验”）而滞留了近两个月，其间曾从该寺的般若坦罗学习悉昙，还编写了《开元寺求得经疏目录》。此后，他获得批准巡礼天台山。十二月中，圆珍入天台山国清寺，次日，他见到了闻讯自越州赶来的圆载。时隔多年，异域重逢，二人自然百感交集。但当圆珍得知圆载自会昌法难还俗后，一直未恢复僧籍，还娶妻生子，不齿同列，遂生龃龉。第二年二月，圆载返回越州，圆珍此后在国清寺先后编写了《福州温州台州求法目录》《日本求法僧圆珍目录》。第三年，即唐大中九年（855）三月，圆珍获准进入长安。同年五月，他抵达洛阳，稍事停留即进入长安城。他前往空海留学的青龙寺，拜会了同寺的法全。他在青龙寺和龙兴寺滞留了半年左右，从法全受两部传法灌顶，还请画工绘制了曼陀罗像，搜集典籍并编写了《青龙寺求法目录》。同年年底，他离开长安，经洛阳祭拜了金刚智的墓，其后返回江南。在苏州，他完成了《大日经义释》的点校。此后，他一直盘桓于天台山等地，搜集天台典籍，还在国清寺建立了日本国大德僧院，以备今后日本留学僧来华，保持长期交流之用。第二年十月，他再度编写了《日本国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台州两任刺史裴谟和严修睦对圆珍予以礼遇，使他的求法活动进展得很顺利，圆珍经常往来于天台山国清寺和台州开元寺等地。天安二年（858）五月回国之前，圆珍于国清寺最后整理了《日本国上都比叡山延历寺比丘圆珍入唐求法惣目录》（《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六月搭乘商船时隔五年回到了日本。

当时的文德天皇和执掌大权的太政大臣藤原良房、右大臣良相、良房之子基经对圆珍非常器重，予以厚待。贞观元年（859），圆珍在三井建立了圆城寺（三井寺），将自己自唐携来的经籍法宝收藏于此，因此该寺的藏经院又被称为“唐院”。同四年（862）正月，圆珍在圆城寺为宗叡授传法阿阇梨灌顶。同六年，他在宫中仁寿殿为清和天皇、良房等人授大悲胎藏灌顶，为天皇讲《大毗卢遮那经》。良房还让圆珍担任自己女儿皇太后明子（清和天皇之母）的护持僧。同十年（868）六月，圆珍被任命为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圆城寺被认可为授传法灌顶的道场。元庆七年（883）三月，阳成天皇赐圆珍法眼和尚位。仁和三年（887）三月，圆珍以祭祀山王明神的名义，申请增加天台宗两个度僧名额，分别从事大毗卢遮那业和一字顶轮王经业，获得批准。宽平二年（890）十二月，圆珍被任命为少僧都。同月，应太政大臣藤原基经之邀修法。第二年（891）十月，圆珍因病入灭，享年78岁。延长五年（927），朝廷追赠圆珍法印大和尚位并赐智证大师号。其代表作有《菩提场经略义释》五卷等。

安然（841—902）年幼即从圆仁出家，圆仁灭后他师事遍昭。贞观十九年（877），他被选拔为留学僧入唐，但因故未能成行。元庆八年（884），他被任命为传法阿阇梨，从此在比叡山五大院潜心研究，被尊称为五大院大德。安然最重要的工作是整合天台宗内部密教与天台学的关系，他是台密的集大成者。但也有批评认为他的工作使天台宗彻底密教化，弱化了天台教义的一面。

最澄时代，天台宗内部的止观和遮那两业相对独立，最澄曾表示：“法华一乘，真言一乘，何有优劣？”表示二者无有高下。圆仁、圆珍之后，密教因素竟然在日本天台的教义中占据了上风。据圆仁称，他入唐前，最澄曾托梦指点：“其年冬梦，先师教曰：‘汝往大唐，就真言门，先问天部；就天台门，先问中道。’”可见圆仁入唐时即以求秘法和天台为目的，但实际上，如前所述，前者更甚于后者。圆仁依照“理”“事”的标准，认为二者“理”上相同，“事”上密教占优，即“理同事胜”，这实际上已经承认密教占优。而随后入唐传秘法的圆珍则进一步认为密教“理事俱胜”，即“显劣密胜”，完全站在了密教一方。圆仁、圆珍等人传入了大量密教教义、典籍和仪轨，如何吸收这些成果，平衡与协调天台和密教的关系，成为圆仁、圆珍的继任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安然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他创立了庞大的天台密教体系。他著述丰富，就教相（教义、教理）角度而言，代表作有《教时问答》四卷，被称为台密的纲要书。还有依据称是不空所译的《菩提心论》而做的《胎藏金刚菩提心义略问答抄》（《菩提心义抄》）十卷。台密以《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和《菩提心论》为根本经典，尊称为“三经一论”。前三“经”分别有唐一行的《大日经义疏》（圆珍多次点校该书）和圆仁的《金刚顶经疏》和《苏悉地经疏》，“论”则有安然的这一《菩提心义抄》，以上构成了台密的核心典籍。(www.xing528.com)

安然在教相方面最具特色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教判思想，二是本觉思想。在他之前，圆珍修正了智者大师的五时教判说，将最后一时法华涅槃时细分为初、中、后三段，分别对应于法华、涅槃和大日经，从教判的角度确立了密教在显教之上的格局。安然秉持圆珍的立场，但他放弃了圆珍这种略显生硬的简单累加的做法，而是巧妙地以密教包罗一切佛法，提出了著名的“四一教判说”，即“一佛、一时、一处、一教”。这一说法受到了《大日经》和不空等人的启发。《大日经》“住心品”说：“毗卢遮那如来一切身业、一切语业、一切意业，于一切处、于一切时，宣说真言道句法。”圆仁《金刚顶经疏》转引不空的话说：“诸家所立皆是随机，若准实义辨说毗卢遮那如来说法时者，应云一切时也。”所谓“诸家所立”，大体指法相宗所立三时教，三论宗所立根本、枝末、摄末归本的三转法轮说，天台所立华严、阿含、般若、方等、法华涅槃五时教等。由此可见，不空已经依据《大日经》对诸家判教说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密教的“一切时”说法。

所谓“一佛、一时、一处、一教”，具体而言为“一切佛一佛，一切时一时，一切处一处，一切教一教”。即法身大日如来摄三世十方佛于一身，有关《华严经》乃佛初成等正觉二七日所说、《法华经》乃佛最后八年所说等说法不过都是方便，一切时无始无终皆为平等一时；同理，无论是在菩提树下、给孤独园，还是灵鹫山上、双林之间，皆为非中非边的法界一处；三世十方佛所说法也无非一教。概括而言，三世十方一切诸佛无非大日如来一佛之所化现，一切时皆大日如来永恒说法时，一切处皆当下成佛处，一切教皆即性成佛教。“四一教判说”的思想趣向就是无差别地肯定现象世界的一切事相，以瞬间为永恒。

安然的台密学说集中体现于本觉思想，这也是他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思想。本觉思想源于《起信论》，强调众生本有佛性即本觉和修行开悟即始觉之间的辩证关系。最澄受到湛然的启发，将之与天台宗的性具思想结合起来，引入了日本天台。而安然将本觉绝对化，超越本觉与始觉的关系、佛性与法性的关系谈本觉，同时又与密教的神秘主义、密教和日本本土思想都具有的泛神主义结合起来，演变出一种无条件地肯定现实的学说。这种思想对其后的镰仓佛教乃至日本文化影响很大，各宗各派多多少少都能发现其影子，该思想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特色。

另外，安然在密教的事相（作法）方面也有很多重要的著述和贡献。由于此前最澄、圆仁、圆珍等人付法传承不同，包括灌顶方式、曼陀罗式样、陀罗尼口诀等多有差异，因此有必要加以统一。安然在对各种仪轨进行搜罗比较后，创作了《大法对受记》《观中院撰定事业灌顶具足支分》《大日经供养持诵不同》等著作。这些书统一了台密的事相，对后世影响很大。

圆仁时代传回密教，天台宗内部天台学与密教的比重已经发生了倾斜，圆珍的密教色彩就更浓郁了。他们对后世天台宗的发展影响很大。自圆珍以后天台宗的主流大量吸收密教的修法和理论，形成了天台与密教融合的台密^[53]。11世纪，台密进入成熟期，门派分为根本大师流（最澄）、慈觉大师流（圆仁）和智证大师流（圆珍）。

慈觉流是主流，其内又派生出由横川^[54]的觉超（960—1034）创建的川流，以及东塔南谷的皇庆（972—1049）创建的谷流。其中川流逐渐衰微，谷流则较为繁荣。皇庆传弟子长宴。长宴将皇庆的讲学内容整理成了《四十帖决》十五卷。长宴有弟子良祐进一步创立了三昧流，良祐的弟子相实又创立了法曼流，此外还有圣昭创立的穴太流，合称谷三流。这三流是台密的最重要流派，其传承一直延续至今。此后，谷三流进一步细分，最终与根本大师流等一起形成了所谓“台密十三流”，在平安、镰仓时代与东密的“野泽十二流”相对峙。

良源（912—985）被称为比叡山中兴之祖，其门下英才辈出，源信、觉运、觉超等人以才学著称，寻禅、暹贺、觉庆、院源则先后成为天台座主。另外，良源也被认为是天台宗发展的转折点，在他担任座主时虽然主持了重修延历寺等重大事业，但也埋下了不少危机的种子。

良源是近江国浅井郡人，12岁登比叡山师从日灯等人，17岁出家受戒。年轻的良源就以才华和雄辩著称，曾在兴福寺与高僧辩论，名震南都。与安然等人倡导密教的做法不同，他积极致力于振兴天台教学。安和元年（968），为了促进天台研究，良源主持在每年六月四日最澄忌日举办的法华大会上增设了“广学竖义”的辩论会^[55]。应和三年（963），在宫中举行的各宗论义辩论中，他力压南都的法藏，以论义的达者而扬名天下。

康保三年（966）八月他被任命为天台座主。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山上突然发生大火，大部分伽蓝被付之一炬，良源担负起了重建比叡山的重任。天禄三年（972），讲堂等五堂重建；天延三年（975），横川楞严院中堂建成；天元二年（979），西塔的大部分建筑落成；天元三年（980），根本中堂、文殊楼等重要建筑落成。重建工作前后历经二十几年，直到良源逝后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重建后的伽蓝比火灾前还要壮观，山僧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良源自己的门徒就号称有三千，比叡山一时盛况空前。

良源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完成比叡山的重建工作与权贵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良源以才智著称，善于结识贵族，当时的掌权者藤原忠平、师辅和兼家都是良源的重要外护。师辅对良源更是格外尊重、信任，还将自己的儿子寻禅托付给良源。良源着力培养寻禅，良源逝后，寻禅成为第一个以摄关子弟身份担任天台座主的人。自寻禅以后，天台宗逐渐走上了门阀化的道路。另外，由于良源致力于振兴天台教义，引起了注重密教的圆珍一派弟子的不满，为其后的天台宗分裂埋下了伏笔。良源殁后，在弟子寻禅的申请下，朝廷赐予他慈慧大师的谥号，因此他又被称为慈慧大僧正、慈慧大师。

天台宗自圆仁、圆珍以后宗风大振，公元10世纪时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代表性宗派。但在繁荣背后却有内部不和的阴影。圆仁是最澄的亲炙弟子，而圆珍是最澄弟子义真的弟子。义真曾经陪同最澄入唐，并担任翻译，是追随最澄时间最长、对他最忠实的弟子之一。但是回国后，义真长期被排除在教团核心之外，与最澄的诸多大弟子并无来往。^[56]最澄临终时出人意料地召回义真，将法脉传给了他，义真由此成为天台宗第一代座主。义真退位后，围绕着后继人选，教团内部发生争论，在最澄的另一位重要弟子光定的斡旋下圆澄成为第二代天台座主。此后，义真及其弟子又被排除出了比叡山，属于天台系统内的少数派。圆珍学成归国后，这一派才扬眉吐气，成为与圆仁弟子比肩的天台宗两大主流派别。因圆仁赐号慈觉大师，圆珍赐号智证大师，故两派又被称为慈觉派和智证派。圆珍逝世后，连续几任的天台座主都由他的弟子担任，但自第十四世座主起，圆仁系人才辈出，一直到良源第十八世、寻禅第十九世，座主的位置都被慈觉派占据，这引起了智证派的强烈不满。

良源继任后曾试图安抚智证派，但因双方积怨已深，且智证派反感良源扶助天台学，对他的做法并不领情。到了良源晚年，双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天元二年（979），两派门徒围绕着法性寺座主的继任问题爆发冲突，发生了武斗，事态发展到了智证派的部分门徒不得不下山避难的程度。从此，双方的对立越发不可收拾了。

良源逝世后，年轻的寻禅即位，但他无力安抚各方，反而弄得身心疲惫，在位仅仅四年就辞职了。永祚元年（989），智证派的余庆因资历较深被朝廷任命为天台座主。但慈觉派对任命不予承认，对登山的余庆不予配合，处处掣肘，结果余庆在位仅仅三个月就被迫辞职，座主宝座又回到了慈觉派手里。余庆的门人自然愤愤不平，正历四年（993）发生了捣毁比叡山上圆仁遗迹的事件。闻讯后的慈觉派门人发动暴乱，放火烧毁了比叡山上智证派的寺院和房屋，将一千多名智证派门徒赶下山。从此，智证派只得退居近江国三井的圆城寺（三井寺），天台宗分裂成了山门（比叡山）和寺门（圆城寺）。

此后，两派冲突不断。慈觉派控制了比叡山，智证派一旦被任命为天台座主，立刻就遭到前者的强烈反对。在互不相让的情况下，双方甚至调动僧兵武力解决。长元八年（1035），山门僧兵打算纵火烧毁圆城寺，圆城寺僧众也擦枪磨剑准备迎战。长历二年（1038），慈觉派风闻圆城寺明尊有可能被任命为天台座主，立刻上书反对，还派僧兵徒众在京都滋事示威。智证派在权臣的支持下，虽然几度被任命为座主，但都因慈觉派的反对和骚扰无法行使座主的职权，草草收场。眼看夺回比叡山无望，再加上控制了比叡山戒坛的慈觉派经常干扰智证派沙弥受戒，智证派不得不到南都受戒。长历三年（1039），智证派向朝廷提出申请要求在圆城寺建立戒坛。圆城寺建立戒坛就意味着寺门的彻底独立，山门当然不能坐视。为了阻挠寺门建立戒坛，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其后数度发生山门攻打圆城寺、纵火焚烧圆城寺的事件，永保元年（1081）的大火几乎将整座圆城寺付之一炬。^[57]一直到中世，围绕着戒坛双方的斗争仍在持续。

两百年前，年轻的最澄怀着虔诚的信仰和宏大的理想登上了当时人迹罕至的比叡山，开创了空前未有的事业，临终时他还叮嘱弟子“居亩地价，万余食封，非我等之分”（《传教大师遗文》）。两百年后，比叡山伽蓝壮观、僧多势众，没想到却因内部利益之争而水火不容，形同仇雠，真是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