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773—835）在日本佛教史乃至日本文化史上都是一位传奇人物，被认为是不世出的天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1907—1981）的评价有一定代表性，他说：“在漫长的日本史上，空海是最多才多艺的人物。从世界范围来看也不逊于亚里士多德、达·芬奇之类的伟人，毋宁说更强。他活跃于宗教、文艺、美术、学术、技术、社会事业，领域如此宽广只能说是超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空海恐怕是日本最早构筑思想体系的人，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日中之间文化水平的落差，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生活于一千两百年前，留下众多的著作、诗文、墨迹以及与他关系密切的绘画、雕刻和建筑，直到现在仍然被各种传说包围，实属罕见。”[26]
汤川的话或有溢美的成分，但空海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确实罕有匹敌者，可以说，他是一个传说与史实参半的神秘人物。在他圆寂之后不久的摄关时代，民间就广泛流传所谓“大师入定”的传说，即相信空海拥有永恒的生命，将一直入定直到弥勒佛降世。1000多年后的今天，空海的肉身舍利仍然完好地保存在高野山，成为信众膜拜的对象。另外，作为密教大师的空海在许多与佛教并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也展现出了超人的天赋。他文采飞扬，擅长汉诗和骈赋，对于简牍文书也很在行，曾经多次为嵯峨天皇拟定诏敕；他被推崇为日本文学评论的始祖，其所著《文镜秘府》在汉语文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编著的《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最古老的字典；他的书法艺术也被公认为平安时代书法家的代表，与嵯峨天皇和橘逸势并称“三笔”；他所参与修建的水利工程“满浓池”至今仍在使用；他还创立了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机构“种智院”，在日本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与空海交往密切的藤原良房在其所编著的《续日本后纪》中记录了空海逝世的消息并附有传记。此外，空海的弟子们也留下了很多关于空海的记述，可供参考。空海是赞岐国多度郡人，俗姓佐伯直，家族拥有宿祢的赐姓，属于地方豪族。年15岁时，他向舅舅阿刀大足学习典籍文章。阿刀氏是渡来部族，阿刀大足曾担任皇太子的教师，空海就此打下了良好的汉学基础。其后，空海又进京[27]于培养贵族子弟成为官僚的“大学”里学习。《空海僧都传》说他在学期间学习了《毛诗》《尚书》《左传》等儒家典籍，但“博览经史，殊好佛经”。18岁时，他偶遇一沙门向他提起《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经》中的求闻持法，当他看到经中说“依法诵此真言一万遍，即得一切教法文义暗记”，顿时感到如同“望飞焰于钻燧”，毅然辍学返回故乡的深山修行。空海自述其时“谷不惜响，明星来影。遂乃朝市荣华，念念厌之；岩薮烟霞，日夕饥之。看轻肥流水，则电幻之叹忽起；见支离悬鹑，则因果之哀不休”（《三教指归》），他决定出家为僧。
空海具体于何时出家不明，《弘法大师传记集览》说他于延历十七年（798）从大安寺勤操出家，名如海，后自己更名为如空，但据推算不可信。空海正式得度和受戒是在延历二十三年（804）即遣唐使准备启程入唐之前仅仅几天，有度牒和他自己的记述为证。至于空海为何能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得度且获得留学资格，据猜测与他的家世有关。但由于当时的空海尚属无名小辈，有关他留学前经历的第三方记录寥寥无几，因此难以断定。在此之前，大约是在他24岁时（797），他创作了《聋瞽指归》一卷，后附上序文和结颂成为《三教指归》三卷。在书中他以寓言的形式比较了儒释道三家的理论，以佛法为终极。该文采用骈体文形式，被认为是平安时代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延历二十三年（804）七月，空海搭乘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的第一船自肥前国松浦郡田浦起航。最澄当时搭乘的是第二船。途中遭遇大暴风雨，第一、第二船与第三、第四船失去了联系，后第三船折返日本，第四船失踪。所幸空海与最澄的船只历经波折终于安全抵达了中国，这算是天意还是历史的偶然不得而知。最澄于明州登陆，而空海和大使葛野麻吕八月于福州登陆。登陆后的空海代大使修书致福州观察使，请求前往长安，空海于此第一次展露了他的才华。同年十二月抵达长安后，唐德宗在宫中宴请了葛野麻吕一行。第二年二月葛野麻吕起程回国，空海移住长安西明寺，向附近醴泉寺的印度僧人般若三藏和牟尼室利等人学习梵语。据空海《御请来目录》说，他“于是历城中访名德，偶然奉遇青龙寺东塔院和尚法讳惠果阿阇梨”，当时是延历二十四年（805）五月。
关于惠果的相关传记资料，中国方面流传的有唐圆照《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表制集》）、唐海云《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付法记》）、唐佚名《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大德行状》）[28]、唐吴殷《大唐神都青龙寺东塔院灌顶国师惠果阿阇梨行状》（收于《广付法传》）等，日本方面则有空海、圆行、惠运等人的记述。空海的相关记述较为详尽，但并不客观。据空海《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注：漫荼罗即曼荼罗，原书名如此。）（《广付法传》）说：惠果“俗姓马氏，京兆照应人也。故大兴善寺大广智不空三藏之付法入室也”。惠果年幼出家，后追随不空。“年登弱冠，进之具足。四分兼学，三藏该通，金刚顶五部大曼荼罗法及大悲胎藏三密法门，真言密契，悉蒙师授。”可见惠果曾习律和显教义学，从学经历较为丰富。空海特别强调惠果兼学金刚界、胎藏两部大法。《广付法传》转述不空的遗言说，不空门下弟子众多，蒙其印可的高足八人，“就中七人，得金刚界一部，青龙则兼得两部师位”。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表制集》所录《三藏和上遗书》中列举包括惠果在内的六位高足，但并无此说法。事实上，惠果在不空诸大弟子中年龄辈分较小，八人中唯独他一人得两部大法，不免言过其实。《御请来目录》中记录不空对惠果，“一目之后，偏怜如子，入内归寺，如影不离……两部大法，秘密印契，因是学得矣”。而另一则记录则明显露出了《广付法传》篡改史实的痕迹。《广付法传》转引惠果本人的文字说：“瑜伽秘密之宗，大悲胎藏之要，特蒙教诲。”而唐圆照编《表制集》则作：“瑜伽秘密之宗，普贤深妙之要，特蒙教诲。”两相比较，《表制集》更为自然，当是原文，而《广付法传》刻意修改的痕迹很明显。据推测，这样的修改与空海创立真言宗并试图凌驾于天台宗之上有关。[29]
《御请来目录》说，空海与西明寺的志明等五六名法师一起去拜访惠果，惠果独青睐于空海，“（惠果）和尚乍见含笑，喜欢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辨香花，入灌顶坛’”。惠果一见面就表示自己已经来日无多，要将法脉传与空海，这样的记述又让人感到惊叹。空海于是“即归本院，营办供具”，“六月上旬，入学法灌顶坛”。“即沐（胎藏）五部灌顶，受三密加持。从此以后，受胎藏之梵字仪轨，学诸尊之瑜伽观智。”“七月上旬，更临金刚界大曼荼罗，重受五部灌顶。”“八月上旬，亦受传法阿阇梨位之灌顶”，“是日设五百僧斋，普供四众。青龙大兴善寺等供奉大德等，并临斋筵，悉皆随喜。金刚顶瑜伽五部，真言密契，相续而受，梵字梵赞，间以学之”。付法速度可谓惊人。惠果又告诉空海：“真言秘藏，经疏隐密，不假图画，不能相传。”于是请供奉丹青（宫廷画家）李真等十几人，“图绘胎藏、金刚界等大曼陀罗等一十铺”。集经生二十余人“书写金刚顶等最上乘密藏经”。又唤供奉铸博士（专门负责铸造的工匠）造密教道具十五种。惠果的其他弟子，“若道若俗，或学一部大法，或得一尊一契，不得兼贯”，唯独空海得付两部大法，真言密契。[30]
于是，惠果叮嘱空海说：“如今此土，缘尽不能久住，宜此两部大曼荼罗、一百余部金刚乘法及三藏转付之物，并供养具等，请归本乡，流传海内。……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然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报师德，为国忠也，于家孝也。……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以上《御请来目录》）付法已毕，惠果即于同年十二月沐浴结印，右肋而终。空海为悼念先师亲自撰写了《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性灵集》）。
大同元年（806）八月，空海自明州出发回国。空海是长期留学生。按照当时的规定，长期留学生一般需留在中国学习十到二十年，像玄昉、道慈等人都有十年以上的在华经历。而空海在华仅仅两年即回国，其中原委，前引《御请来目录》称是惠果催促所致，但事实已经难以探明。据猜测，空海才华出众且颇具自信，他希望尽快回国立宗弘法，于是他将留学的费用全部用来购买书籍、法器，打道回府。但是回国后，他不得不致书朝廷请罪（“阙期之罪”），同时上呈《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御请来目录》），说明了自己提前归国的理由，声称自己已得密教付法，并以携回的法物作为证明。据《御请来目录》，空海携回的法物包括：“新译等经都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梵字真言赞等都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论疏章等都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以上三种总二百一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佛菩萨金刚天等像、法曼陀罗、三昧耶曼陀罗，并传法阿阇梨等影共一十铺[31]。道具九种。阿阇梨付嘱物一十三种。”同时，他在《广付法传》等著作中说，真言密教自法身佛亲传，至空海以前有七祖，即第一法身大毗卢遮那如来、第二金刚萨埵阿阇梨、第三龙猛（龙树）菩萨阿阇梨、第四龙智菩萨阿阇梨、第五金刚智阿阇梨、第六不空金刚阿阇梨、第七青龙寺惠果阿阇梨[32]，以此来表示自己是密教真传。
朝廷大概怪罪空海擅自提前回国，没有立刻准许他返回京都。为此，空海不得不盘桓于九州，并没有立刻在平安佛教界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最先关注空海的恰恰是他此后的主要竞争对手最澄。最澄与空海同期被公费派往中国留学，最澄是短期留学生（“还学生”），空海是长期留学生。最澄在华八个多月，空海则滞留两年。空海在入唐以前基本上属于无名小卒，而其时的最澄已经是享誉日本的高僧了。回国以后，最澄受到了桓武天皇的热烈欢迎，立即晋升为新宗派的领袖，而空海起初并没有获得多少注意，其后形势发生了逆转。空海凭借密教真传的身份，不仅使最澄俯首，还迅速获得了贵族阶层的皈依。后来，最澄与空海不欢而散，最澄走上了与南都佛教对抗的道路，而空海却一边争取南都的理解和支持，一边向朝廷申请建立新宗。
大同四年（809）七月，空海才获得朝廷的允许进京，住在和气氏的氏寺高雄山寺。[33]十月，酷爱书法的嵯峨天皇听说空海藏有唐人墨迹并且擅长书道，降旨垂问。空海立即题写屏风进献，从而得到了嵯峨天皇的赏识。第二年即弘仁元年（810）十月，朝廷召空海于高雄山寺为国家祈祷修秘法。同年，皇太子高丘亲王于东大寺出家，号真如法亲王，投空海门下学习密教（《三代实录》）。同三年（812），空海在高雄山寺为最澄等人授结缘灌顶。自此，空海在平安佛教界开始崭露头角。
弘仁六年（815），法相宗德一对空海的即身成佛义提出质疑，写作了《真言宗未决文》。对此，空海派遣弟子康守前往德一处，大概是争取后者的理解和支持，但双方的见解显然未能达成一致。空海也创作了《辨显密二教论》，将密教置于包括法相宗和天台宗在内的显教之上，不过空海的思想多有包容性，与显教未形成尖锐的对立。此后二年（817），最澄与德一陷入三一权实大论战，其后又与南都佛教就建立大乘戒坛的问题展开争论，双方势不两立，而空海与南都佛教的关系却比最澄要好得多。南都方面反对最澄的领袖是元兴寺护命，他是法相宗僧侣，时任大僧都，在南都诸宗中威望很高。他反对最澄，却与空海关系颇为和睦。空海文集《遍照发挥性灵集》（《性灵集》）中保存有空海为护命八十大寿所作的祝寿诗，还收录有空海与兴福寺玄宾、唐招提寺如宝等南都名僧唱和交往的诗文。天长四年（827），护命还应空海邀请担任东寺的法务。弘仁十三年（822）二月，朝廷敕准空海在南都东大寺建立真言院[34]，并请空海为平城上皇授密教三昧耶戒，而在此前后正是最澄与南都对立最尖锐的时候。同年六月，最澄在南都的集体反对声中抱恨辞世，空海却赢得了朝廷和南都的一致肯定。应该说，最澄和空海在与南都佛教的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与他们的个性和处事方式确有一定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最澄从一乘圆教迥别三乘的立场出发，对南都采取了绝对批判的态度，而空海则从密教即身成佛的立场出发，认为即便是南都的三乘也可以直通妙道，因而对南都采取了较为包容的态度。
弘仁七年（816），空海被任命为十名内供奉之一。同年六月，空海上奏嵯峨天皇，请求赐予他纪州高野山作为修行道场。同年七月，朝廷批准了空海的请求。第二年，空海派遣自己信赖的弟子泰范和实慧前往高野山筹建寺院。泰范原本是最澄的弟子，后转而皈依空海，最澄与空海即因泰范而绝交。实慧后来则成为东寺的第二代住持（“长者”）。派遣此二人赴高野山，可见空海对高野山道场的重视。
自弘仁十年（819）五月起，高野山开始兴建伽蓝，但空海在世时未能完工。在经营高野山的同时，空海还参与了东寺的设计与建造。东寺在桓武帝迁都京都时即已规划，与西寺并列为京城首屈一指的皇家大寺院，历经数朝到嵯峨天皇时仍未完工。弘仁十一年（820），47岁的空海被授予传灯大法师位，而相对年长的最澄两年后才被授予此大僧位。弘仁十四年（823）一月，即将退位的嵯峨帝将东寺永久赐予空海。此举意义非常重大，喜出望外的空海祈愿将东寺建成密教的中心道场，供密教僧专修密教使用。同年十月，空海将《真言宗所学经律论目录》（《三学录》）上呈朝廷，详细列举了真言宗弟子应该学习的典籍。同期，新即位的淳和天皇批准东寺常住50名僧人，并且批准了空海禁止真言宗之外的其他宗派僧人杂住的请求。空海将从唐朝请来的佛像、曼陀罗、法具、经卷全部集中于此，东寺代替高雄山寺[35]成为真言宗的总本山。按照空海的规划，高野山主要作为僧人修行的道场，而东寺则主要兴办灌顶法会、供养法会、讲经等弘法活动。一般认为，真言宗于此正式成立。
天长元年（824）二月，空海奉命在神泉苑祈雨，三月在东大寺奉修三宝供养会，不久被任命为少僧都，时年51岁。同四年，又升任为大僧都。天长二年（825）四月，东寺的讲堂开工，空海亲自设计、督造，以曼陀罗样式建造。同三年（826）十一月，又营建了五重塔。同七年（830），淳和帝要求六宗总结宗义上呈。三论宗玄叡著《三论大义钞》四卷，法相宗护命著《大乘法相研神章》五卷，华严宗普机著《华严一乘开心论》六卷，律宗丰安著《戒律传来记》三卷，天台宗义真著《天台宗义集》一卷，真言宗空海著《秘密曼陀罗十住心论》十卷、《秘藏宝钥》三卷。真言宗、天台宗取得了与南都佛教平等的地位。
空海获得贵族阶层的赏识，除了密教，还在于他的多才多艺。嵯峨天皇信任空海，首先在于赏识他的文章书法。空海经常在中书省为天皇代笔诏书。中书省属于天皇的秘书处，负责文案、国史监修、掌管户籍，其中也包括僧尼名簿。空海在此工作，对他创建真言宗有一定的帮助。
除了学识才华，空海在社会事业方面也展现出了宗教家的风采。弘仁十一年（820），空海的故乡赞岐国多度郡维修水利工程满浓池，当地国司上表请求朝廷派遣空海担任监工，表文说：“僧空海，此土人，……道俗钦风，民庶望影，……百姓恋慕，实如父母。”（《日本纪略》）说明空海在民间享有很高威望。
天长五年（828），空海创立了日本第一所专门培养平民子弟的学校综艺种智院。当时的日本中央设有大学，但只招收一定级别以上的贵族子弟入学。地方设有国学，但也只招收郡司的子弟入学。此外，一些显赫的贵族门第还设有专供本族子弟受教育的私学，如和气氏的弘文院、藤原氏的劝学院、橘氏的学馆院等。总而言之，这些学校都只面向贵族子弟，平民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出身贵族的空海却希望凭借自己的声望改变平民子弟的命运。天长五年十二月，时任大僧都的空海创作了《综艺种智院式并序》，其中说，或有人曰：“国家广开庠序，勤励诸艺，霹雳之下，蚊响何益？”质疑空海为何不自量力，在官方教育体制之外另辟蹊径。空海回答说：“大唐城，坊坊置闾塾，普教童稚；县县开乡学，广导青衿。是故才子满城，艺士盈国。”看来空海致力于平民教育是受到了大唐的影响。而当时日本“但有一大学，无有闾塾，是故贫贱子弟，无所问津，……今建此一院，普济童蒙，不亦善哉”！在选拔师资方面，他表示：“师有二种，一道一俗。道所以传佛经，俗所以弘外书。真俗不离，我师雅言。”而学生方面“若有青衿黄口，志学文书，……不论贵贱，不看贫富，随宜提撕”。为了能让学生安心学习，他特意规定种智院实行完全免费制，学生不但不用交学费，还由学校负担生活费。“欲弘其道，必须饭其人。若道若俗，或师或资，有心学道者，并皆须给。”贵族藤原三守赞赏空海的志向，将自己位于东寺旁的宅邸捐出来做校舍。虽然在空海逝世十几年后的845年，学校就因为经济原因倒闭，但作为日本第一所面向平民的学校，其历史影响重[36]，成为空海人生中的又一亮点。
天长九年（832），晚年多病的空海退隐高野山，同年九月在山上举行了“万灯会”，空海在愿文中称：“于是空海与诸金刚子等，于金刚峰寺聊设万灯万花之会，奉献两部曼陀罗、四种智印。所期每年一度，奉设斯事，奉答四恩。虚空尽、众生尽、涅槃尽、我愿尽”，表达了自己希望生生世世化度众生的誓愿。承和二年（835）三月，62岁的空海圆寂于高野山。贞观六年（864），清和天皇追赠空海法印大和上位。延喜二十一年（921），醍醐天皇追赠空海弘法大师的大师号。
空海的著作很多，历史上有其弟子真济（800—860）编纂的诗文集《性灵集》十卷行世，现在常用的是由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编纂的《定本弘法大师全集》。佛教方面的代表作有《三教指归》《秘密曼陀罗教付法传》《即身成佛义》《声字事相义》《秘密曼陀罗十住心论》《秘藏密钥》等。
空海所创立的密教宗派名真言宗。所谓真言，狭义而言指陀罗尼，诵持陀罗尼是密教的特征之一，因而可以以之指代密教。广义而言，森罗万象皆法身佛密语真言，真言即万法代名词，这样一种一致关系又通过自然语言的代表——梵语悉昙充分体现出来。因此，“真言”一词高度概括了密教的特征。而对空海来说，真言宗的教义又可以用“即身成佛”四字来概括。
据空海转述，不空曾表示：其“所译金刚顶瑜伽法门，是成佛速疾之路。其修行者，必能顿超凡境，达于彼岸”。惠果“常谓门人曰：‘金刚界、大悲胎藏两部大教者，诸佛秘藏，即身成佛之路也’”（以上《广付法传》）。而空海自己则说：“法海一味，随机浅深，五乘分镳，逐器顿渐。顿教之中，有显有密。”“显教则谈三大之远劫，密藏则期十六之大生。迟速胜劣，犹如神通跛驴。”又说：“夫释教浩汗，无际无涯。……必当福智兼修，定慧并行，乃能济他苦取自乐。修定多途，有迟有速。玩一心利刀，显教也；挥三密金刚，密藏也。游心显教，三僧祇眇焉；持身密藏，十六生甚促。顿中之顿，密藏当之也。”（以上《御请来目录》）由此可见，在空海看来“速疾成佛、即身成佛”是自不空、惠果、空海三代相承的密契法门。因此，空海的教义著作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即身成佛义展开的，以下我们就以《即身成佛义》和《辨显密二教论》（《二教论》）为中心探讨空海的即身成佛思想。
空海《二教论》将佛教分成显教和密教两类。他说：
夫佛有三身，教则二种。应化开说，名曰显教，言显略逗机。法佛谈话，谓之密藏，言秘奥实说。
指出显教是“逗机应化”说法，而密教是“秘奥实说”。概略而言，空海认为显密的差别有如下四点：第一，显教是报身佛或应身佛说法，密教是法身佛说法。所谓法身说法，并非单纯指以语言文字说法，而是通过法身的各种活动来加以显现。显教把法身理解为一种“道理真如”，即静止、抽象的真理。而密教以法身为具体而真实的，因而可以通过活动来显现“说法”。显教谈三身佛（法、报、应），而密教将法身佛进一步分为四种法身（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等流身），以后者涵盖前者。因此，“法身佛说法”源自于密教和显教对法身理解的差异，也是显密的根本差异。第二，显教各宗，以华严、天台、法相、三论为代表认为现象世界的因分可说，而佛所体验的绝对境界（果分）超越语言文字不可说。而密教则认为可以通过特殊的语言（真言）、文字（种子）、形象（印契）来表现绝对的世界。第三，显教大都认为需要经过无量劫，次第修行方能成佛，而密教则认为速疾成佛，即凡夫肉身也可成佛。第四，显教“应化开说、显略逗机”，对行者的根机有选择，而密教则不择机，适应一切众生。
《二教论》完成后，遭到一些质疑：天台与华严也立顿教义，二者有何差别？为此，空海又先后创作了《即身成佛义》（《即身义》）、《声字实相义》（《声字义》）、《吽字义》[37]三书，针对真言宗的即身成佛义进行了阐述。
《即身义》开篇即提出了一首著名的偈颂：
六大无碍常瑜伽，四种曼陀各不离。
三密加持速疾显，重重帝网名即身。
法然具足萨般若，心数心王过刹尘。
各具五智无际智，圆镜力故实觉智。
按照空海自己的解释，“六大无碍常瑜伽”言“体”，“四种曼陀各不离”言“相”，“三密加持速疾显”言“用”。体即六大：地、水、火、风、空、识。佛教一般讲前五大，空海认为《大日经》中所说“我觉本不生，出过语言道”的“我觉”即法身佛主体，以之为“识大”，“我觉者识大，因位名识，果位谓智”。佛教一般认为五大构成三种世间，即众生世间、国土世间和五蕴世间。空海也说“以六大为能生，以四法身三世间为所生”。但值得注意的是，空海并不认同将六大理解为生成元素的观点，所以他说“虽有能所，二生都绝，法尔道理，有何造作？能所等名，皆是密号”，他认为六大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或者说是真实世界透露出来的一种信息，即所谓“密号”。
真实世界的展现，即所谓“相”，是指四种曼陀罗。“大曼陀罗”包括一切佛、菩萨、神、鬼、人的相好具足的形象，引申而言，即他们的塑像、画像等，大体相当于生类，或者显教所说的十界概念。“三昧耶曼陀罗”象征佛、菩萨“本愿”的各种标识，引申为各种法器、印契。“法曼陀罗”代表诸佛、菩萨、神鬼的真言名号，经论的文字、语言、义理等，引申为梵字悉昙、经卷。“羯磨曼陀罗”指诸佛、菩萨行住坐卧的姿态等。此四种曼陀罗各不相离，前三种即如来的三种秘密身，即“字、印、形象”，分别对应于法、三昧和大曼陀罗，羯磨曼陀罗即三种身的“威仪事业”。
四种曼陀罗说明了现象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绝对者、真理、大日如来法身佛的显现。“体”与“相”从理论上说明了众生为何可以即身成佛的问题，那么以何成佛呢？空海进一步从佛、行者、众生（凡夫）圆融不二、无碍互涉的立场出发阐述其“用”，即三密互具。
“三密加持速疾显”者，谓三密者：一身密、二语密、三心密。法佛三密，甚深微细，等觉十地，不能见闻，故曰“密”。一一尊等具刹尘三密，互相加入，彼此摄持。众生三密，亦复如是，故名三密加持。若有真言行人，观察此义，手作印契，口诵真言，心住三摩地，三密相应加持故，早得大悉地。（《即身成佛义》）
从佛的角度而言三密即身（一切形色）、语（各种音声）、意（一切道理）。从凡夫众生的角度而言，身、语、意为三业。而对修密的行者而言，三密即身（各种印契）、语（念诵、密咒）、意（观想）。三密即成佛的途径。《声字义》从真言的声音与文字是诸法实相的表现，诸法实相即法身佛的角度进一步补充了《即身义》的观点，所谓“五大皆有响，十界具言语，六尘悉文字，法身是实相”。
概略而言，空海认为密教可以划分为“教相”（教义）和“事相”（仪轨），即理论和应用两大部分。教相即我们上面简单介绍的体（六大）、相（四曼）、用（三密）；而事相包括灌顶、护摩、观法、印契、真言等多种仪轨作法。
值得注意的是，空海所言成佛并非指神通的获得，而是指觉悟。在这一点上，空海的密教与显教并无二致，也符合佛教的基本理念。然而，佛与人（众生）是否异质，成佛是否意味着人的彻底转变？这一问题真言宗也要面对。佛教史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致有经由修行所获得的经验层面和理念思辨层面两种进路。从后者出发，主张众生皆有佛性的一乘家持众生与佛不二的态度，空海及真言宗属于这一类别。从这一层面出发，即身乃即此肉身[38]，六大皆是曼荼罗，因此，神通绝不等于成佛，即身成佛的阿阇梨也不一定非要显示神通。这与世人常有的对密教的神秘化误解完全不同。成佛即开悟，密教也不例外，但不予点破主要是因为难以表述，表述不当难免为戏论；唯度有缘人，机缘不成熟时不宜泄露天机；不识者点破后反而会作庸俗解。而从经验的层面出发，密教的即身成佛自然有神秘的成分，难以臆测，也就不是本书所探讨的范围了。
天长七年（830），空海受淳和天皇之命总结真言宗的教义，创作了《十住心论》十卷和《秘藏宝钥》三卷。二书主旨相同，后者是前者的概要，通过重点阐述判教理论来说明真言宗的特点。判教问题是空海一直关心的问题，从他青年时代创作的《三教指归》即可略见一斑。《十住心论》将佛教（内学）以及佛教之外的各种思想理论（外学）加以分类，构成了庞大的判教体系。列表如下：
十住心心品宗派
01异生羝羊心一向行恶行（凡夫）(www.xing528.com)
02愚童持斋心五常五戒等（人天）儒教等
03婴童无畏心四摄六行等（外道）印度的各种外道宗教、中国的道教等
04唯蕴无我心四谛四念等（声闻）小乘教
05拔业因种心十二因缘等（缘觉）小乘教
06他缘大乘心无缘起悲位（唯识）法相宗
07觉心不生心心得自在位（三论）三论宗
08一道无为心境地俱融位（天台）天台宗
09极无自性心无性至极位（华严）华严宗
10秘密庄严心开显秘藏位（真言）真言宗
此判教说的构思受到了《大日经·住心品》的启发，从第一到第六基本依据唐良贲（717—777）《凡圣界地章》。第一阶段指动物本能性的生活态度，如同牡羊一样，只知道食色。第二阶段指持五戒十善的道德性生活。第三阶段代表一般的宗教性追求。第四阶段进入了小乘佛教已知“我空”，但不知“法空”的阶段。第五阶段了知因缘，要拔除业因种子，脱离生死轮回。第六阶段则起无缘大悲心，行利他行。第七阶段为《中论》“八不”的阶段，得大乘般若智慧。第八以后是一乘教。第八、九、十分别代表真如缘起、法界缘起和六大缘起三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此判教形式上虽然以密教为最高，但空海主“九显十密”说，即前九虽是层次较低的显教，但也无不是密教的显现，因此完全可以以包容的态度来收摄显教。
空海的密教思想对日本佛教影响很大。他的佛与众生无别、法体恒存、现实肯定、即身成佛等思想对日本佛教都有重大影响。此外，十住心等判教思想虽然属于佛教义学，但已经不再局限于佛教的视野，事实上已经涉足现代哲学、心理学所探讨的需求、意义理论，其具有的现代意义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最澄逝世前后，空海事实上成为平安初期的佛教界领袖。但空海之后，真言宗却为天台宗的气势所压倒。贞观八年（866），清和天皇追赠最澄传教大师号，追赠圆仁慈觉大师号，而空海获得大师号要迟至延喜二十一年（921）。大师号需要弟子门人奔走游说向朝廷申请，空海晚年何等风光，受大师号却晚于最澄半个多世纪，可见真言宗门下无人。真言宗宗风不振的原因有二：一是天台宗人才辈出，圆仁、圆珍等人从唐朝传回了最新的秘法，在密教领域后来居上，使真言宗的特点得不到发挥。二是真言宗内部山头林立，迟迟不能确立统一的领导人。
空海生前先后创立了高野山和东寺两大道场，此外，他还曾活跃于京都北部的神护寺（高雄山寺）和奈良的东大寺。空海门下弟子众多，其中较为杰出的有实惠、真雅、真济、道雄、圆明、真如、泰范等人，被称为“十贤”。空海逝后，形成了由实惠（786—847）主持京都东寺、真然（812—891）主持高野山金刚峰寺、真雅（801—879）主持东大寺真言院、真济（800—860）主持神护寺的局面。
高野山作为即身成佛的修行道场创立在先，且空海圆寂于此，地位特殊。而东寺是空海生前最活跃的地方，且由嵯峨天皇和淳和天皇钦定为真言宗的根本道场，作用也很重要。因此两山互不相让，都想取得宗派的领导权，即所谓“本末之争”。双方一度势均力敌、争执迟迟得不到解决。两山争执的焦点有二：一是真言宗弟子的考试得度名额问题；二是《三十帖册子》的归属问题。
承和二年（835），空海临终前，真言宗获得了每年三人的年分度者名额。仁寿三年（853），朝廷批准东寺真济的申请，将真言宗的年分度者增加到了六人。年分度者原本都在高野山接受考试，但名额增加后就出现了将名额分散给东寺和神护寺的呼声。其后，围绕这一问题，高野山与东寺反复争执。再有就是空海亲笔撰写的《三十帖册子》（《真言法文册子三十帖》）作为真言宗的至宝原本保存于东寺，但贞观时代任东寺长者的真雅却将册子私自借给了同属高野山系统的真然。真雅去世后，真然与自唐留学归来住持东寺的宗叡（809—884）关系不睦，不肯归还册子。东寺方面对此相当不满，多次上诉朝廷。直到延喜十五年（915），东寺的观贤在宇多天皇的支持下才迫使高野山归还了册子。出身高野山系统的真雅和真然都是空海的亲属[39]，所以高野山以空海家族的传人自居，而东寺位于政治文化中心，容易获得朝廷的支持，自然也不肯放弃真言宗领袖的地位。直到延喜十九年（919），东寺的观贤获得了醍醐天皇的支持。醍醐天皇敕命东寺长者兼任高野山金刚峰寺的检校职，从此形成了东寺长者兼任真言宗领袖的局面。而高野山在本末之争中落败，一蹶不振，其后又因天灾人祸，竟至趋于荒芜的地步，直到平安中期藤原道长登山，高野山才得以复兴。
真雅、真济等人之后最重要的真言宗僧侣有益信、圣宝、观贤和宽朝，在他们的努力下真言宗得以振兴。
益信（827—906）曾先后师事东寺的真雅、宗叡以及真雅的弟子源仁。他曾历任东寺三纲、东寺长者，并于昌泰三年（900）被朝廷任命为僧正。他开创了真言宗的重要寺院圆城寺并圆寂于此，因此被尊称为圆城寺僧正，逝后四百年被追赠本觉大师的谥号。[40]益信获得了宇多天皇的皈依。昌泰二年（899），宇多上皇于仁和寺出家称宽平法皇，益信亲自担任戒师，其后又为宽平法皇授具足戒和传法灌顶。仁和寺原本是天台宗的寺院，自宽平法皇之后转入真言宗，成为真言宗的重要寺院，此后的真言宗仁和御流（御室派）即源于益信和宽平法皇。
与益信同期活跃的有圣宝。圣宝（832—909）是平安时代的重要僧侣，多个宗派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他。据说他是属于天智天皇系统的光仁天皇的皇胄。他少年时代追随当时的东大寺别当真雅出家，其后自真然和源仁受密教付法。与同期的其他真言宗僧侣不同，圣宝涉猎庞杂，他曾在东大寺长期研习南都诸宗，尤精于三论。延喜五年（905），佐伯氏族人将东大寺东南院赠与圣宝作为研习三论的道场，自此该院一直由圣宝的弟子传承，成为三论宗的重要道场，圣宝由此被推为三论宗的中兴之祖。[41]此外，圣宝还私淑修验道的始祖役小角，对重兴当时已经衰微的修验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又被推为修验道当山派的祖师。也正因为上述原因，圣宝曾长期被视为真言宗的傍流，但事实上，由其弟子观贤等人开创的小野流此后成为真言宗的两大支派之一。因此，圣宝又是真言宗的重要祖师之一。
圣宝对真言宗的最大贡献是他于贞观十六年（875）开创了醍醐寺，该寺于延喜七年（907）成为醍醐天皇的御愿寺，获得了飞跃发展，成为真言宗的重要道场。圣宝历任弘福寺别当、贞观寺座主、东寺二长者、少僧都、大僧都、权僧正等职，延喜六年（906）他被任命为僧正和东寺一长者，逝后被追赠理源大师的谥号。
圣宝的重要弟子是观贤。观贤（854—925）从真雅出家、受戒，从圣宝学习密教和三论，并自圣宝受传法灌顶。他获得了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的宠信，曾历任仁和寺别当、东寺长者、醍醐寺座主、金刚峰寺检校等重要职位。在其任内基本解决了东寺与高野山（金刚峰寺）的本末之争，确立了东寺长者一宗统领的地位。益信大振真言宗宗风，延喜二十一年（921），他奏请醍醐天皇追赠空海大师谥号，获得了批准。延长元年（923），他被任命为权僧正。
观贤之后圣宝一系的杰出人物有仁海。仁海（951—1046）在高野山出家，在醍醐寺崭露头角，长历二年（1038）被任命为僧正，长久四年（1043）成为东寺长者。由于他擅长祈雨，被时人称为“雨僧正”。
在仁海之前担任东寺长者的是益信一系的宽朝。宽朝（916—998）是宇多天皇（宽平法皇）之孙，因出身高贵、学修并优，他在佛教界获得了极高的地位，曾先后担任仁和寺别当、东寺别当等重要职务。贞元二年（977），他成为东寺长者。宽和二年（986），宽朝于生前被任命为真言宗历史上首位，也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三位大僧正。
综上所述，益信和圣宝是平安前期真言宗的两大巨匠，他们的法流相互竞争，不免发生一些对立和摩擦，逐渐出现了分派的迹象。到宽朝和仁海的时代，真言宗两大派别已经基本成形。两派分别以益信和圣宝为始祖，因宽朝曾在广泽池西北建造遍照寺，因此益信、宽朝这一派被称为广泽流；而仁海曾在醍醐寺附近的小野建造曼陀罗寺，因此圣宝、仁海一派被称为小野流。自11世纪以后，广泽流和小野流分别以仁和寺和醍醐寺为中心发展成为真言宗的两大基本流派。广泽流此后又细分为六派，称“广泽六流”；小野流也细分成六派，称“小野六流”；二者合称真言宗“野泽十二流”。
平安时代末期，广泽一系中出现了改革者觉鍐。觉鍐（1095—1143）谥号兴教大师，是新义真言宗的始祖。觉鍐13岁入仁和寺，成为宽助的弟子。其后又遵师命，前往南都学习唯识、三论。天永元年（1110），16岁的觉鍐于仁和寺出家得度，其后又前往南都求学，于东大寺受戒。之后他于高野山从隐居的念佛行者（“念佛圣”）得念佛法门，先后于仁和寺、圆城寺、醍醐寺得各种密教灌顶，集各派秘法于一身。他天资聪慧、学修精进，年仅35岁即于仁和寺获得传法灌顶，被时人视为空海以来的奇才。鸟羽上皇对觉鍐非常信任，皈依于他并支持他在高野山建立了大传法院和密严院。觉鍐对当时真言宗僧侣忽视修行、腐化堕落的现象非常不满，曾在密严院长期修无言行，并在修行结束后创作了著名的《密严院发露忏悔文》。觉鍐就任金刚峰寺座主后，力主改革，由此与高野山的保守势力发生了激烈冲突，保守派曾派出刺客加害于他。保延六年（1140），保守派袭击密严院，纵火烧毁伽蓝，觉鍐与徒众不得不移居纪州（和歌山县）的根来山。
此后，觉鍐与徒众以根来山为中心，建立了根来寺（和歌山县岩出市），并于此复兴了大传法院和密严院，对真言宗教义进行了重新梳理。康治二年（1143）觉鍐入灭后，其门人曾一度返回高野山，并将大传法院和密严院迁回高野山。但双方的对立长久无法弥合，觉鍐一派遂于正应元年（1288）再度集体返回根来寺，以赖瑜（1226—1304）为领袖系统完善了觉鍐的思想，形成了新的教义和派别。为了与原有的金刚峰寺一派相区别，他们的派别被称为新义真言宗，原有的则称为古义真言宗，双方都坚持自己一派为正统。
室町时代末期，根来寺势力膨胀，拥有庞大的庄园经济，还建立了被称为“根来众”的僧兵武装，兵员上万，并率先使用了火枪等先进武器，战斗力极强，因而与战国大名丰臣秀吉等人发生了冲突。天正十三年（1585），根来寺遭到丰臣秀吉大军进攻，伽蓝被焚，僧徒或被杀害，或被迫逃亡，流散京都、奈良各地。德川幕府建立后，根来寺得以复兴，形成了以根来寺为本山的根来寺派、以奈良长谷寺为本山的丰山派、以京都智积院为本山的智山派和以室生寺为本山的室山寺派。现在所言新义真言宗，狭义指前者，广义则指上述四派的统称，其中又尤以智山和丰山两派最为兴盛。
真言宗还出现了历史上较为知名的立川流。立川流由镰仓时代的仁宽（？—1114）创立，在南北朝时期由文观（1278—1357）集大成，为了便于叙述，我们仅在此作简单介绍。
仁宽出身贵族，他的兄长胜觉是真言宗小野流中最大的派别三宝院流的开创者。仁宽追随胜觉学习密教，获阿阇梨位，并曾担任皇子辅仁亲王的护持僧。永久元年（1113），仁宽为拥立辅仁亲王继位，谋划行刺鸟羽天皇，因走漏风声而被捕并被处流刑。据传[42]，仁宽在流放期间创立了立川流的教义，并传授给弟子见莲、观莲等人。据说，仁宽死于投崖自杀。见莲原本是武藏国（东京都）立川的阴阳师，“立川流”一名即出自于他。立川流的教义和实修方法掺杂了诸多阴阳道的因素，据传与见莲关系很大。立川流传至镰仓末期、南北朝时期的文观，因文观得到后醍醐天皇的皈依而得以大振。文观颇具神验，被誉为“验力无双”，但也因涉足宫廷政治，被镰仓幕府执权北条高时流放（1322）。此后镰仓幕府灭亡，文观因支持后醍醐天皇反对镰仓幕府，凭功得任东寺长者。立川流势力增长遭到了真言宗正统派的反对，再加上文观的后盾后醍醐天皇的政治地位不稳，文观不久就被剥夺了东寺长者的职位，其派别遭到了打压。
立川流被真言宗主流视为异端邪说。立川流教义的最大特色是以性行为作为无上秘法，宣扬以此实现即身成佛，号称“女犯乃真言一宗肝心，即身成佛至极”。他们以《理趣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品》）为依据，并编纂了一系列混杂有密教、神道、阴阳道、易学思想的伪经，将佛教禁忌的性行为视为密教的无上瑜伽，崇拜骷髅本尊，观想男女交合的曼陀罗，大行双修秘法。立川流曾一度流传甚广，《受法用心集》声称当时的真言僧大都信奉立川流，但不足信。立川流的做法事实上遭到了正统派真言宗的抵制，为此在真言宗内部还兴起了重振戒律的运动。文观之后立川流已经逐步衰落，江户时代因幕府的禁令而灭绝。
高野山位于日本和歌山县，群山环绕，莲开八叶，自弘法大师空海开创道场以来，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山上原为女人禁入的密教道场，目前仍完好保留有以真言宗总本山金刚峰寺为首的寺院117座，2004年以佛教圣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性灵集》所收弘仁七年（816）六月十九日空海《于纪伊国伊都郡高野峰被请乞入定处表》详细记录了高野山道场成立的缘起，兹录全文如下：
沙门空海言。空海闻：山高则云雨润物，水积则鱼龙产化。是故，耆阇峻岭，能仁之迹不休；孤岸奇峰，观世之踪相续[43]。寻其所由，地势自尔。又有台岭五寺，禅客比肩；天山一院，定侣连袂。[44]是则国之宝，民之梁也。
以上空海列举了印度的灵鹫山、洛迦山，中国的五台山、天台山等佛教圣地，以“地势自尔”说明了环境（道场）与修行者的互动关系。
伏惟我朝历代皇帝，留心佛法。金刹银台，栉比朝野；谈义龙象，每寺成林。法之兴隆，于是足矣。但恨高山深岭，乏四禅客；幽薮穷岩，希（稀）入定宾。实是禅教未传，住处不相应之所致也。
以上空海回顾了日本历朝重视佛法，寺院林立、高僧众多的盛况，但指出了因禅教未传（指佛门静修），住处不相应（指没有合适的修行场所），而静修者乏人的遗憾。
今准禅经说，深山平地，尤宜修禅。空海少年日，好涉览山水。从吉野南行一日，更向西去两日程，有平原幽地，名曰高野。计当纪伊国伊都郡南，四面高岭，人踪绝蹊。今思，上奉为国家，下为诸修行者，芟荑荒薮，聊建立修禅一院。经中有诫“山河地水悉是国主之有也，若比丘受用他不许物，即犯盗罪”者，加以法之兴废，悉系天心，若大若小，不敢自由。望请蒙赐彼空地，早遂小愿。然则四时勤念，以答雨露之施。若天恩允许，请宣付所司。轻尘宸扆，伏深悚越，沙门空海诚惶诚恐谨言。
以上描述了高野之地，以沙门不得私受他不许物，佛法兴衰依赖国主为由，乞请天皇将高野山正式赐予空海作为修行道场。
高野山道场建立的过程，前文已经提及，不再赘述。高野山作为空海入灭之地，自公元10世纪起就成为民众信仰的圣地。安和元年（968）撰、托名空海的《金刚峰寺建立修行缘起》一文提出了空海并未入灭，而是“结跏趺坐、结大日定印，奄然入定”的说法。此后信众们逐渐相信，空海是以肉身入定呈即身成佛像，也有人认为空海入定是等待弥勒佛降世，还有人认为空海就是弥勒。因此，高野山被看作弥勒佛下生降世前，即弥勒菩萨所在的兜率天宫内院，成为信徒向往、朝圣的圣地。仁海等人着力宣传这种信仰，宣称参拜高野山可以免除三恶道，并可在弥勒佛下生降世时亲闻佛法，共入佛国。治安三年（1023），藤原道长在仁海的劝说下亲登高野山参拜，《荣花物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据说，当道长前往空海入定的高野山奥院瞻仰空海的肉身时，看到空海颜色如生，头上还有新生的青丝，而其时距空海入灭已经180多年。道长感铭泣下，确信空海为弥勒化身无疑。自此，对空海的大师信仰和对高野山的灵山信仰越发流行。
嘉承二年（1107），年仅29岁的堀河天皇驾崩，其身后遗物有元服[45]时留下的头发。朝臣们认为天皇生前信仰弥勒净土，因此决定将遗发掩埋于被视为弥勒圣地的高野山。此后贵族们纷纷效仿，形成了“高野纳发”的习俗。鸟羽法皇的宠妾美福门院生前深信高野山，但因为高野山禁止女人登山而未能前往朝拜。永历元年（1160）她去世前，遗嘱将遗骨葬于高野山，遂成为“高野纳骨”的滥觞。镰仓时代以后，上至朝廷、幕府、各地大名，下至平民百姓都不乏空海和高野山的信奉者，奥院的空海庙附近至今仍保存有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人供奉的五轮塔。
空海的肉身舍利和大师入定的传说为空海和高野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大师信仰与太子信仰成为日本民间历史最悠久、持续性最稳固的两种个人崇拜，一直延续至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