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时代政治背景探析

延历十三年（794），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京都）^[1]，开启了长达400年的平安时代（794—1192）。平安时代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以贵族为中心先后形成了效法中国的汉风文化和发挥日本民族特色的和风文化，对其后日本文化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不过，绚烂的文化无法掩盖政治的危机。平安初期的几任天皇试图革除奈良时代末期的政治弊端，加强君主集权，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效率。但进入中后期以后，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和班田制度的瓦解，律令制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君主集权制由盛而衰，形成了由贵族藤原氏一手把持朝政的摄关制度。天皇大权旁落，游戏于诗歌文字、音乐舞蹈；而作为实际掌权者的藤原氏除了权术阴谋，也只管吟诗作画、风花雪月，毫不关心民间疾苦。在此情况下，社会矛盾加剧，民间对贵族政治的腐朽与无能普遍感到不满。最终，原本是贵族臣仆的武士阶层^[2]崛起并夺取了国家的领导权，日本的古代社会遂宣告结束。在此背景下，思想、文化和宗教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介绍平安时代的佛教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述其政治、社会背景。

平安时代初期的光仁^[3]（770—781年在位）、桓武（781—806年在位）、平城（806—809年在位）、嵯峨（809—823年在位，823—842年为上皇）几位天皇吸取奈良末期道镜专政、政局混乱的教训，致力于在加强天皇权威的同时完善律令制度。因此，平安初期的政策基本延续一致，其中桓武和嵯峨天皇掌权时间较久，发挥的作用较大。

平安初期实施的加强律令制的措施包括：整顿佛教、迁都平安京、颁布法令巩固班田制度、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征讨东北拓展疆土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加强天皇的集权。在桓武时代设立了藏人头和检非违使。藏人原本是宫内负责整理文书、保管天皇器物的小吏，律令规定任职者不得超过六品。且藏人并非官职，实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策，新天皇登基后需要重新任命藏人，藏人是天皇的心腹。桓武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级别并不高的藏人头，使之成为自己的智囊、秘书和耳目。这样天皇就可以摆脱体制的束缚提拔亲信，对官僚们进行监督和震慑，目的是加强君主集权。因此，藏人头的职位虽然不高但权力很大，连太政官都不得不礼让三分。后来，担任过藏人头的官员无一例外都晋身太政官，藏人头成为年轻贵族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位。与藏人头性质相似的是检非违使。检非违使由天皇亲自任命，具有监察权和执法权。藏人头与检非违使越过了中书省和弹中台，成为天皇的耳目爪牙。

桓武的独断专行和好大喜功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他任内先后兴建了长冈京和平安京，为平定虾夷^[4]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劳民伤财。编纂于桓武生前的《续日本纪》只字不提对他的批评，而编纂于他身后的《日本后纪》则明确记载说，“方今天下所苦，军事、造作（建都等土木工程）”。可见桓武在位时乾纲独断，民众乃至贵族臣僚敢怒不敢言，国力也由此耗费殆尽。桓武、嵯峨天皇（上皇）时代可以说是天皇集权制的顶点，但盛极而衰，天皇制自此开始没落。

此前已经提到，藤原氏政治的开创者是在大化改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藤原镰足（中臣镰足）及其子不比等。镰足和不比等都是律令制度的缔造者，他们在制定颁布律令、设计建设中央集权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于私利，他们的子孙成了这一制度的破坏者。自不比等的四子即武智麻吕（南家）、房前（北家）、宇合（式家）、麻吕（京家）起，藤原氏就通过政治斗争不断打击异己，攫取权力。四家之中的京家自麻吕病逝后就一蹶不振，而另外三家则不断涌现权谋之士。

奈良时代后期，南家的仲麻吕（惠美押胜）一度大权在握，但在与道镜的斗争中落败丧身。称德天皇去世后，藤原氏立即伙同其他力量驱逐了道镜。式家宇合之子藤原百川力排右大臣吉备真备的意见，拥立天智天皇的孙子白璧王为天皇，是为光仁天皇。其后，百川又借机诬告皇后，致使皇后和皇太子获罪，从而将自己看中的山部亲王推举为皇太子，即位后为桓武天皇。百川死后，他的侄子藤原种继脱颖而出，担任了太政官之中的中纳言。当时的桓武天皇试图通过迁都来摆脱奈良佛教等旧势力的干扰，使政治面貌一新，遂任命种继负责营造新都。种继的岳父是渡来氏族秦氏的秦朝无，该族在大和一带拥有雄厚财力，种继将新都地点选在了山城长冈（今京都府已训郡长冈村）。但迁都的行动遭到抵制，种继在督造长冈京的过程中被暗杀。桓武天皇震怒，对事件进行了严查。结果认为幕后黑手是皇太弟早良亲王及其支持者大伴氏和佐伯氏，天皇以谋反罪对事件的主谋者早良亲王、大伴氏和佐伯氏进行了严厉惩罚，使藤原氏的宿敌大伴氏和佐伯氏受到了沉重打击。

经和气清麻吕与藤原北家小黑麻吕（房前之孙）建议，桓武天皇放弃了长冈京的建设，转而迁都山城葛野郡（今京都）。种继被暗杀和放弃长冈京使平安初期咄咄逼人的式家遭遇挫折，北家趁机夺权，双方之间出现了裂痕，权力斗争转入了藤原氏内部。桓武天皇死后，平城天皇即位。种继之子仲城与北家的内麻吕都成了重臣，双方明争暗斗互不相让。平城天皇在位仅仅四年就让位给了嵯峨天皇，自己担任上皇。而嵯峨天皇重用内麻吕的儿子冬嗣，式家感到不满，酝酿阴谋以图打击北家。仲成通过他的妹妹、平城上皇的宠妾药子鼓惑上皇不要放弃权力，从而与嵯峨天皇发生了冲突。最终双方兵戎相见，嵯峨天皇在冬嗣等人的辅佐下取得了胜利，仲成及药子被诛，史称“药子之乱”。由此，北家在这次内乱中剪除了式家的异己，奠定了北家掌权的局面。

在嵯峨天皇退位成为上皇后，北家继续通过上皇左右淳和（823—833年在位）、仁明（833—850年在位）两朝的政治。嵯峨上皇一死，冬嗣之子良房就发动了承和政变（842），废除了皇太子，将自己的外甥道康亲王立为皇太子，后即位成为文德天皇（850—858年在位）。良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文德天皇，然后将他们所生之子立为了清和天皇（858—876年在位）。天安元年（857），良房成为平安时代首位太政大臣，贞观八年（866）八月，他又被正式任命为摄政。九月，良房通过应天门事件击败了试图挑战其地位的大伴氏的善男。从此，天皇和朝政被牢牢控制在了北家手里。同十三年（871）四月，良房获得了准三宫的尊贵地位。第二年九月，良房没。良房之子基经继其之后成为太政大臣，基经的政治手腕胜过乃父。他借口阳成天皇（876—884年在位）年幼成为摄政，其后又以阳成天皇失德为由将之废除，另立光孝天皇（884—887年在位）。光孝天皇早已成人且年长于基经，基经不得不名义上辞去摄政，但仍总揽朝纲，政事一律需禀告他才能决定。宇多天皇（887—898年在位）朝，朝廷干脆设立关白一职用以“辅佐”成年天皇。基经就任首任关白，摄关政治由此正式开始。

摄政和关白原本都是临时设立的职位，不见于律令制规定的二官六省官职序列，但藤原氏为了把持大权逐渐将之变成了一项固定的制度。在天皇年幼，尚不足以亲政的时候，由藤原氏出任摄政代理朝政，及天皇年长，又由藤原氏担任关白统领百官。周而复始，天皇成了傀儡，律令制的官僚体制成了摆设，摄关成了日本的实质统治者。到藤原道长（966—1027）及其子赖通（992—1074）的时代，摄关政治达到顶峰，藤原氏的势力在日本如日中天，该时期甚至被称为藤原时代。(www.xing528.com)

藤原氏为了巩固摄关的地位，不断通过政治婚姻来控制天皇家族。早在奈良时代，不比等的两个女儿就曾先后成为两任天皇的皇后，到道长时代，其三个女儿又先后成为三任天皇的皇后，道长本人也成了历史罕见的三朝国丈。藤原氏的专权引起了皇室和其他贵族的不满。治历四年（1068），后三条天皇（1068—1072年在位）即位，与此前的历任天皇不同，他与藤原氏没有姻亲关系，由此藤原氏第一次未能以外戚身份担任关白，天皇实现了亲政。接替后三条天皇的白河天皇（1072—1086年在位，1086—1129年为上皇）不但实现了亲政，而且他为了把实权传给自己的儿子而建立了院政制度。就是天皇提前传位给皇太子成为上皇或者法皇（出家为僧的上皇），然后围绕上皇建立一套独立于天皇朝廷的班底，从而架空朝廷，摆脱藤原氏的控制。其后的几任天皇也效法白河天皇的做法，院政成为平安时代后期政治斗争的新产物。在实际施政中，各届院政的影响力有大有小，藤原氏的势力也随之有消有长，但无论如何都已不复道长、赖通时代的盛况。

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汉唐两代也有外戚专权、祸乱朝纲的例子，但总体而言，无法与日本藤原氏的专权相提并论。特别是从时间上来说，藤原氏自不比等肇兴于奈良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都拥有强大势力。自北家藤原房前担任摄政后，摄关一职一直由北家长子嫡传。到平安时代末期，忠通的第三子兼实与源赖朝结成政治同盟，赖朝就任将军后推荐兼实担任摄政，于是兼实与长兄基实的子孙此后轮流担任摄关和氏长者，北家相应分为九条和近卫两家。其后九条道家的三个儿子又相继成为关白，又分出二条和一条两家。幕府为了牵制朝廷，有意支持摄关家分立，最后形成了近卫、九条、二条、一条、鹰司五家，统称为摄关五家。五家一直延续到近代，明治政府颁布“华族令”，五家被封为最为尊贵的公爵。

藤原氏为何能如此长盛不衰呢？成书于镰仓时代初期的《愚管抄》（1220）附会说天皇家族与藤原家族的祖先，即天照大神和春日天神事先约定由藤原氏世世代代辅佐天皇。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是一个封闭的岛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未经历过异民族的征服，缺少流动与融合，形成了迷信纯粹血统、注重出身门第、尊重权威的封闭保守型文化。藤原氏通过与天皇家族的长期姻亲关系结合为一体，获得了血统上的神性，因而具有不容置疑的尊贵性。平安中期在朝野威望很高、在日本文化史上也享有盛名的菅原道真（845—903）因遭到藤原氏的猜忌而被左迁，郁郁而终。道真是土师氏出身，土师氏原本从事丧葬等职业，门第不高，但道真的祖父和父亲一辈都曾出任遣唐使，本人则居右大臣的高位，属于文人贵族。如此朝廷重臣，藤原氏仍斥责他“出身寒门”，道真在面对藤原氏时也表现出了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可见门第观念影响之深。镰仓时代，武士阶层掌握了实权，但仍然奉天皇和朝廷为领袖，甚至连名义上的武士最高首领将军都要迎请摄关家子弟来担任，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另外，摄关制度的形成与日本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继续讨论。

如前所述，律令制的经济基础是效仿唐“均田制”实施的“班田制”。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在奈良时代已经出现了人口分田不足的现象，为此，政府鼓励民间垦荒。但是，垦荒对于中小自耕农并不利。因为垦荒需要兴修水利工程，需要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自耕农往往无力承担，贵族和寺院成为真正的受益者。朝廷意识到这一问题，颁布了《三世一身法》（723），规定垦荒者只能在三代之内拥有新垦田地的使用权，三代以后必须交公，从而限制永远占有垦田，防止进一步的土地兼并。但是如此又打消了垦荒的积极性，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贵族鼓动政府废除了《三世一身法》，颁布了明确规定垦荒者可以世代拥有新田地的《垦田永年私财法》（743）。新地私有使贵族和寺院、神社拥有的私有土地比例进一步上升，由此形成了庄园。

平安时代庄园的自治性质很强，拥有“不输、不入”的特权，即庄园不承担国家的税负和徭役，拥有独立的经营权甚至司法权，官吏不得擅自进入。庄园的庄民反而比公地农民和自耕农的负担要轻些。由此，自耕农或自愿或被迫放弃自有土地，依附于庄园，班田制基本瓦解。班田制的瓦解也就意味着律令制的基础被破坏，贵族封建制再度登上历史舞台。

庄园经济和贵族封建制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促成了武士阶层的诞生。武士原本由庄民自发组成，亦农亦兵，其职责是保护庄园财产。久而久之，武士从农民中独立出来，成为世袭的职业，他们对庄园主有绝对效忠的义务，成为庄园主的家臣，不仅维持庄园的秩序，还为维护庄园主的利益参与各种冲突，在平安末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相应，作为大庄园主的寺院也出现了僧兵这样一种怪诞的团体。僧兵外表是僧人装扮，但既不修行也不持戒，舞枪弄棒与武士无异。自平安时代起，他们异常活跃，极大地改变了日本佛教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