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的起源与发展

菩萨僧是自奈良时代开始出现的一种特殊身份的僧侣，他们活跃于民间，脱离寺院体制。他们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奈良佛教的性质。前面已经介绍，日本佛教史上身体力行菩萨道的先驱当属道昭，《续日本纪》说他“周游天下，路傍穿井，诸津济处，储船造桥”。道昭死后（700），他的弟子行基继承了他的衣钵，致力于面向民间的弘法实践活动。行基是奈良时代菩萨僧的代表。

行基及其弟子在街头巷尾传教，在畿内交通要道设立“布施屋”，帮助行路疲乏和饥馁的人们，还兴修路桥沟渠。他们的活动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养老元年（717）颁布的一则诏书使行基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续日本纪》养老元年四月条说，诏曰：

凡僧尼，寂居寺家，受教传道，准《令》云：“其有乞食者，三纲连署，午前捧钵告乞，不得因此更乞余物”。方今小僧行基并弟子等，零叠街衢，妄说罪福，合构朋党，焚剥指臂，历门假说，强乞余物，诈称圣道，妖惑百姓，道俗扰乱，四民弃业，进违释教，退犯法令。……自今以后，不得更然，布告村里，勤加禁止。

诏书措辞严厉，称行基为“小僧行基”（行基此时尚未受戒，为沙弥僧），对他及其弟子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明令禁止他们今后从事类似活动。

诏书依据的是《大宝令》中的《僧尼令》。《僧尼令》第5条规定：僧尼“妄说罪福，……皆还俗。”还说：“凡僧尼非在寺院别立道场，聚众教化，……皆还俗。”第4条规定：“若合构朋党，……百日苦使。”第27条规定：“不得焚身舍身，……并依律科断。”第23条规定：“历门教化……百日苦使。”第1条规定：“妖惑百姓，……及诈称得圣道，并依法律，付官司科罪。”以上可见，按照《僧尼令》的规定，行基及其弟子应付有司治罪。不过由于缺乏相关史料，目前尚不知朝廷是否曾对行基集团进行迫害打击。养老六年（722）七月，太政官奏称：

比来在京僧尼，不练戒律，浅识轻智，巧说罪福之因果，门底缠头，讼诱都里之众庶。内赎圣教，外亏皇猷，遂今人之妻子，动有事故，自剃头发，轻离室家，无惩纲纪，不顾亲父。或于路衢，负经捧钵，或于坊邑，害身烧指，聚宿为常，妖讹成郡。初似修道，终为奸乱，永言其弊，特须禁制。

其中虽然没有提及行基的名字，但称一些僧尼“巧说罪福之因果”，在京师鼓惑在俗之人，致使私度、随意托钵、舍身等《僧尼令》明令禁止的现象泛滥，这应该也与行基集团有关联。

神龟六年（729），长屋王自杀，藤原四子执政，政策有所改变。天平三年（731）的一则诏书显示，朝廷对行基集团的政策有所宽松，“诏曰：比年随逐行基法师优婆塞优婆夷等，如法修行者，男年六十一以上，女年五十五以上，咸听入道。自余持钵行路者，仰所由司，严加捉搦”。诏书在限制游方托钵的同时，准许追随行基的年长居士（优婆塞、优婆夷）出家。据推测，由于政府此前将行基的出家弟子都看作私度僧，不承认他们的僧侣身份，因而称之为居士。那么这条诏书就意味着事实上承认了行基弟子们的合法身份。朝廷对行基的态度因政策转变而发生了变化。天平十年（738）左右完成的《令集解》中已经称行基为“行基大德”了。

同十三年（741），圣武天皇颁布了建立国分寺诏，同十五年（743）诏令修造大佛，行基的处境进一步改变。他亲自率领弟子，“劝诱众庶”，组织“知识结”（参与募捐的信众团体），为大佛募捐。同十七年（745），因行基捐建有功，“别授大僧正之任，并施百户之封。于时僧纲已备，特居其上”。可见大僧正地位高于僧纲，行基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同二十年（749）初，圣武天皇亲从行基受菩萨戒，不久行基患病辞世。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政府对行基的政策由限制转为利用，行基也从非主流的民间妖僧变成了国家佛教体制下与政府积极合作的高僧大德。

行基的现象并非孤例。据《日本灵异记》记载，称德天皇时代，兴福寺有一位永兴法师，他居住于海边，教化当地的渔民，时人以他为菩萨化身，称为“南菩萨”。据与《续日本纪》等资料核对，该僧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另有一位大约活跃于宝龟年间的女菩萨，被称为“舍利菩萨”。该女形象丑陋，身材矮小，但天资聪慧，七岁即可诵读《法华经》《华严经》。她“修善化人”，活动范围极广，被民众称为“猿圣”。据传说，她还曾经与国分寺僧、宇佐神宫寺僧、筑紫大国师等上层僧侣论战并取得胜利，这类传说大概反映了民众对官寺和上层僧侣的鄙视和不满。

行基等菩萨僧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佛教的困境。《续日本纪》说行基“周游都鄙，教化众生，……亲率弟子等于诸要害处造桥筑陂，……留止之处皆建道场，其畿内凡四十九处”。据日本学者考证，行基在这些交通要道建道场，设“布施屋”是为了赈济参与兴建平安京的役民。^[39]当时由于朝廷先后开展兴建平安京、恭仁京、国分寺等大型工程，民不堪负，大量农民为躲避徭役而背井离乡，致使田地荒芜，城市里也聚集着大量流民。为了填补财政空缺，朝廷甚至规定，在一地即使只居住三个月也要纳税交租。在社会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行基等僧侣在民间一呼百应，被称为“活菩萨”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行基等人的活动也让人们看到奈良佛教光鲜外表之下蕴藏的危机。奈良佛教偏重义学，与民间无缘。政府为了将佛教利用为政治工具，严格限制佛教在寺院体制外活动，使佛教远远脱离了民众。再加上寺院经济过度膨胀，部分上层僧侣腐化、堕落，与权贵同流合污，民众对体制内佛教的好感度也随之下降。

[1]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因日本与新罗交恶，入唐路线不得不从途经朝鲜半岛沿岸，补给后再穿越黄海的北路，变为直接横渡东海的南路。船队也从数艘便于在近海航行的平底中小型船只（每艘30—40人）变成四艘左右的大型深海船（每艘100人以上）的编队。因耗费巨大，且旅途艰险，派遣次数不得不减少。7世纪下半叶半岛战事激烈时，日本每隔几年就派遣遣唐使，而8世纪以后遣唐使的间隔时间通常达20年左右。

[2] 《旧唐书·东夷传》称粟田真人（“朝臣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对他予以了较高评价。粟田曾于654年作为学问僧（道观）留学唐朝，他还参与了《大宝令》的编写。参阅［日］佐伯有清《日本古代氏族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版，第162—166页。

[3] 《续日本纪》说：粟田真人一行“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周盐城县界也。’”据考证，这是日本使臣第一次在中国使用“日本”国号，当时尚不知武周已经替代李唐。

[4] 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2，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版，第57—58页。关于平城京的人口说法不一，较新的判断为十万人左右，而当时长安的人口大约为百万人。参阅［日］寺崎保广《古代都市论》，岩波讲座《日本通史》5，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38页。

[5] 天智天皇赐姓中臣镰足一族为藤原氏，但文武天皇698年诏书规定，自此以后只有不比等及其子孙可以称藤原氏，其他分支仍恢复姓氏为中臣氏。因此，不比等是藤原氏的真正始祖。

[6] 轻皇子此时年方15岁。持统天皇上尊号为“太上天皇”，与文武“共治天下”，但直到702年她去世以前，一直掌握实权。

[7] 整个奈良时代只有两位太政大臣，即仲麻吕和道镜。

[8] 方广錩：《敦煌写经与奈良平安写经》，《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9] 奈良写经研究首推石田茂作：《写经所见奈良朝佛教》（东洋文库1930年版），其中分别考察了“奈良朝一切经及其传来”“写经所见奈良时代各宗”“奈良朝写经所”，为此后同类研究之嚆矢。

[10] 光明皇后和她的母亲三千代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11] 指其父藤原不比等和其母三千代。

[12] 指其夫圣武天皇。

[13] 寮采：臣属。

[14] ［日］中村元、笠原一男、金冈秀友编：《亚洲佛教史·飞鸟奈良佛教》，佼成出版1972年版，第185页。(www.xing528.com)

[15] 《续日本纪》记载说，国分寺与东大寺都是由光明皇后提议建造的，事实上国分寺的提议者应该是玄昉。光明在建立法华尼寺中大概发挥了一定作用，中国此前没有建立全国系统尼寺的先例。

[16] 大佛于治承四年（1180）和永禄十年（1567）两次因火灾受损，后予以修复。现存大佛的腹部以下部分和莲花台座仍保持原状。经过对台座图案的研究，学者确认大佛直接依据的并非《华严经》，而是《华严经》的属经《梵网经》。

[17] 现存塔重建于应永三十三年（1426），但完整保留了原始风貌。

[18] 公验指广义的证明文件，在很多场合与告牒、度缘等混用，此下引文中也有以出家时的证明为度缘、受戒为公验的说法。

[19] 这一说法也源自于中国，《唐高僧传》已有“大论众、讲论众、讲律众、涅槃众、十地众”等说法。

[20] 鉴于南都六宗并非平安时代佛教的重点，本书平安佛教的相关章节将不再介绍南都六宗。

[21] 具体不详。

[22] ［日］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古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209—212页。

[23] 同上书，第210页。

[24] ［日］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古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212页。

[25] 《宋史·日本国传》作“道照”，称：“白雉四年，律师道照求法至中国，从三藏僧玄奘受经律论，当此土唐永徽四年也。”

[26] ［日］井上光贞：《行基年谱》，载竹内理三博士还历纪念会编《律令国家与贵族社会》，吉川弘文馆1969年版，第145—146页。

[27] 据统计，持统天皇之前的历代天皇全部采取土葬，自第四十一代持统天皇起，一直到第一百零九代明正天皇止，基本采用火葬，之后因儒教的影响，又重新采用土葬。

[28] 《大僧正舍利瓶记》说行基“寿八十二”，《日本书纪》说“薨时年八十”，今以《大僧正舍利瓶记》为准。

[29] 《大僧正舍利瓶记》作“王尔”，与其他多种资料相违，概系误用。

[30] 《华严经》据传说是佛初成正觉于二七日所说，所以说佛（“觉帝”）和天皇（“人王”）最初都推崇此经。

[31] 凝然上述文字依据据说是《华严经》开讲50年后创作的《圆融要义集》逸文，其文曰：“尔乃大檀主登天尊灵，东大寺为首，于诸大寺建立六宗教中，斯华严经者，最为根本法轮也。如来成道二七日说，谓之此乎。既知，觉帝人王最初同崇，斯华严一乘也。”参阅［日］石井公成《奈良期华严学的研究》，载速水修《奈良佛教的展开》，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94年版，第201—239页。

[32] 长屋王（684—729）：天武天皇之孙，皇族政治领袖，在与藤原氏的斗争中失败，被迫自杀。

[33] 在鉴真东渡以前，有关灵福的记载见于《智识优婆塞等贡进文》（《宁乐遗文》），天平十四年（742），天平十五年（743）。

[34] 此句文意有乖，“不”可能为衍字。

[35] 天平胜宝三年（751）编纂的日本最早的汉诗集，共收录64位诗人的120篇作品，作者多为皇室成员和宫廷诗人。

[36] 因其中引用了义净译《金光明经》中的文字，因而被怀疑是由熟悉义净译文的道慈润色的。参阅本书第一章。

[37] ［日］家永三郎：《有关神代纪文章中佛教影响的考证》，载《家永三郎集》第二卷《佛教思想史论》，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6—9页。

[38] 关于清麻吕为何这样做的理由众说纷纭，但他与藤原氏合作的说法不一定属实。因道镜倒台，藤原氏重新掌权后，清麻吕并未能获得封赏。直到桓武天皇即位，清麻吕才获得重用。清麻吕在明治以后被树立为忠君思想的典型，东京皇居外现存有1940年铸造的清麻吕铜像。

[39] ［日］吉田靖雄：《日本古代的菩萨与民众》，吉川弘文馆1988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