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僧对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奈良时代的佛教成了中国文化输入日本的桥梁。中国文化不但经过鉴真、道璿等中国高僧，更主要经过日本留学僧接连不断地传入了日本。奈良时代归国的留学僧有智藏、智通、智达、道慈、道昭、玄昉等人，他们不仅传回了佛教，还输入了中国的典籍、制度和文化。道慈、道昭等人的基本事迹前面已经有简略介绍，此节重点介绍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道慈于大宝二年（702）六月，随同第八批遣唐使粟田真人入唐，在长安西明寺学习。道慈在唐留学时间长达17年，他精通义理，严守戒行，广受赞誉。养老三年（719）发布的表彰他的诏书中提及了他在唐留学的经历，称“道慈法师，远涉沧波，核异闻于绝境；遐游赤县，研妙机于秘记。参迹象龙，振英秦汉”。还说他“涉览经典，尤精三论”（以上《续日本纪》）。《怀风藻》也说他“历访明哲，留连讲肆，妙通三藏玄宗，广谈五明微旨”。

道慈通过留学不但成长为当时最杰出的高僧之一，还成为中国文化传入日本的使者，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留学所在的西明寺是唐代最著名的寺院之一，道宣、神泰、怀素等人都曾驻锡于此，玄奘法师也曾在此从事译经事业。道慈抵达后第二年，义净法师于此寺翻译了著名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道慈对义净翻译的经典非常重视。养老二年（718），道慈回国，将义净译《金光明经》带回了日本。天平九年（737）十月，他又奉诏于大极殿宣讲此经。《金光明经》对日本佛教影响至深，道慈功不可没。此外，道慈在留学期间还精心绘制了西明寺的伽蓝详图。回国后，灵龟二年（716），大安寺（大官大寺）从高市迁入奈良，道慈被任命为营造担当。他依据携回的西明寺伽蓝图主持了大安寺的重建工作，这是日本最早的仿照中国寺院营造的高规格官方大寺。(www.xing528.com)

道慈不仅精通佛学，还精通中国文化。他之所以受到中日统治者的敬重，与他的汉学素养有很大关系。他擅长诗歌，与权贵多有唱和，其诗收入《怀风藻》^[35]。当时的主政者长屋王（684—729）特别欣赏他的才华。舍人亲王（676—735）主持编修国史《日本书纪》（720）时，道慈也参与其事。他亲自编订了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冬有关佛教公传的条目。据认为，钦明天皇的诏书和百济圣明王的上表文都是由他编写的。^[36]《日本书纪》中有关天孙降临的神敕文“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据认为也是道慈根据佛教的祈愿文编写的。^[37]可见以道慈为首的留学僧对奈良时期文化的多方面影响。

玄昉于养老元年（717）随同第九批遣唐使多治比县守入唐，同行的还有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玄昉在唐18年，精于钻研，唐玄宗赏识他的人品才华，赐予他三品官职、紫色袈裟。在唐期间，玄昉从玄奘的三传弟子智周学习法相宗，天平六年（734）回国后，他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法相宗的祖师之一。此外，玄昉还携回佛像和经卷5000余卷。同时期的智昇为大藏经编纂而修订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记载大藏经总卷数为5048卷，因此学者普遍认为玄昉携回的就是唐代的《大藏经》写本，或者是玄昉参照《开元录》采购的唐代写经。玄昉不但重视经典的收集，还重视保存和传播，他在奈良朝的写经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与玄昉同行的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也都是一时俊杰。《续日本纪》称赞他们“研钻经史，该涉众艺，我朝学生，名播唐国者，唯大臣（吉备真备）朝衡（阿倍仲麻吕）”。朝衡在唐时间最久，且出仕于唐，广为人所熟知。《旧唐书·日本国传》说他“好书籍”。同书还记载日本使者将“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即将朝贡所获赏赐和贸易所得尽数购买图书携回日本，主持此事的是吉备真备。另据10世纪藤原佐世编纂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录》记载，当时日本保存的汉籍多达17000余卷，而同期的中国汉籍为60000余卷，可见日本收集力度之大。遣唐使和留学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