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六宗：佛教学繁荣，皈依人数大幅增长

南都六宗是奈良时代形成的六个代表性的佛教学派，是奈良佛教义学发达的象征，包括法相宗、俱舍宗、三论宗、成实宗、华严宗和律宗。南都六宗有两个特点：第一，六宗全部移植自中国，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第二，奈良时代的六宗属于学派，而非宗派。进入平安时代以后，日本才逐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宗派。

六宗虽然都源自中国，但与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一般认为，中国佛教在唐代已经形成八个宗派，其实这也是以后来的宗派立场看问题。事实上，唐代的很多派别仍属于学派，不具有宗派的教团和寺院实体。日本对同期唐朝的学派或宗派有所取舍。例如日本有成实宗和俱舍宗，中国有成实师和俱舍师，二者大体相同，分别指研习《成实论》和《俱舍论》的学僧。只不过日本的成实宗和俱舍宗长期受到国家的认可和扶植，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学派团体。《成实论》在中国主要流行于六朝，自吉藏判为小乘后罕有人问津。而日本文化深受六朝影响，至奈良时代还保有六朝遗风，因此对《成实论》还予以重视。而在中国较早形成实体性宗派的天台宗，由于在唐初衰落而未能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直到平安时代才由最澄引进。

奈良时代的六宗是学派，而非后来的宗派。六宗的“宗”通于“众”，指“同业”（学习同一类教理）的僧众。因此，在奈良时代三论宗也称三论众、三论业，其他各宗也都如此。^[19]很多官方大寺同时拥有多种“众”，僧人也诸宗兼修。但后来专业有所划分，僧侣趋于分化。天平年间制作的法隆寺、大安寺寺院账目显示，对同一所寺院之中的众僧按照所学的专业来分配经费，如“修多罗众、唯识众、三论众、摄论众”等。平安初年，最澄奏请于南都六宗外加天台法华宗，延历二十五年（806）颁布的太政官符规定了诸宗度僧的定额和学习内容。例如“三论业”每年可度三人，其中二人学习《三论》，一人学习《成实》。由此，各宗遂明确分化为相互独立的集团。

同一所大寺虽然诸宗混杂，但各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三论宗、成实宗主要集中在元兴寺、法隆寺、西大寺和东大寺。三论宗的二传祖师智藏住于元兴寺，其门下有智光，此外还有灵叡、药宝、渐安等精于三论的法师；法隆寺有道诠、具玄；大安寺有道慈、善识、勤操等人；西大寺有实敏、玄叡等人；东大寺有灵叡和渐安。法相宗和俱舍宗主要在兴福寺、元兴寺、药师寺、西大寺和东大寺。元兴寺有道昭及其门徒神叡、护命、泰演等人；兴福寺有义渊的门下玄昉和宣藏；药师寺有行基、护命东大寺有良辨、明一。华严宗主要在东大寺、药师寺、大安寺。东大寺有道璿、审祥、良辨，西大寺有严智等人；大安寺有道璿、隆尊等人。律宗主要在东大寺和唐招提寺。鉴真在东大寺设立了戒坛院，门下有法进、行赞；唐招提寺是鉴真亲自设计的寺院，有多位弟子追随他在此学律。

义学发达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的支持，朝廷将奖掖学业作为管制僧侣的重要手段。天平六年（734）十一月太政官奏曰：

佛教流传必在僧尼，度人才行，实简所司。比来出家不审学业，多由嘱请，甚乖法意。自今以后，不论道俗，所举度人，唯取暗诵《法华经》一部，或《最胜王经》一部，兼解礼佛，净行三年以上者，令得度者，学问弥长，嘱请自休。（《续日本纪》）

强调度僧要与学业联系在一起，要想成为僧人必须可以背诵经文，或者懂得礼佛，或者有三年以上的净行。当然，这是最低标准，要想在南都佛教界崭露头角，渊博的学识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文化修养较高的贵族阶层是义学的重要支持者。藤原氏一门的始祖中臣镰足曾“割取家财，入元兴寺，储置五宗学问之分，由是贤僧不绝，圣道稍隆”（《家传》）。天平九年（737）三月，太政官奏请抽调元兴寺摄论门徒住持兴福寺，奏文中又提到了中臣镰足和光明皇后资助僧人治学的事例，其文曰：

从白凤年迄于淡海天朝，内大臣（中臣镰足）割取家财，为讲说资，伏愿永世万代勿令断绝。

奖学的目的是：“近则装严天朝，福田万姓；远则恒转法轮，奉资菩提。”又说：

（光明）皇后自减资财，亦增论众，伏愿再兴先祖之业，重张圣代之德，三宝兴隆，万代无灭。欲令讲说兴福寺，伏听进止者，朝议商量，崇道劝学，无如佛教，望依所请。（以上《类聚三代格》）

由此可见，六宗以钻研深奥的佛教义学为主业，完全依靠国家和贵族的供养生存。因此，他们是贵族佛教和国家佛教的代表，与普通百姓无缘。

以下，简要介绍一下各宗的历史和人物。为了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各宗发展的脉络，在此的叙述将不限于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将一并提及。^[20]既往有关六宗传承的叙述多因袭凝然（1240—1321）《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然而凝然的相关说法明显带有后世宗派色彩，并不全然可信。因资料不足，相关史实尚未形成定说，本书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仍以凝然说为基础，并尽可能地结合一些近现代的研究成果。此外，因奈良时代的六宗教义与中国基本无别，本书就不再赘述。

三论宗在中国两度兴起，被称为古三论和新三论。古三论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最早形成的学派，其创立者是鸠摩罗什（344—413）及其弟子。罗什来华不但翻译了大量大乘佛典，开启了译经的新时代，还依据由印度龙树、提婆师徒著述，由他本人翻译的三论，即《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创立了古三论宗，即关河学派。罗什门下多位弟子擅长三论和成实，般若之学蔚为风气，成为一时之显学。三论研究再度兴起发轫于江南，由摄山学派推动。其集大成者吉藏（549—623）被尊称为嘉祥大师，是新三论宗的祖师。摄山学派最早名世的高僧是僧朗，梁武帝曾派学僧从他学习三论。僧朗有高足僧诠，僧诠有弟子法朗、慧辨、慧布等人。法朗作《中论玄义》，门下龙象众多，号称“二十五哲”，吉藏是其中的佼佼者。吉藏（549—623）弟子众多，其中著名的有硕法师、敏法师等人。硕法师门下有元康，著有《中观疏》六卷、《百论疏》三卷、《十二门论疏》二卷等著作，是唐代最著名的三论学者。吉藏和元康对日本三论宗影响最大。

三论宗被介绍到日本有三传。最早的是高句丽僧慧观（惠灌）。他于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5）来日，住法兴寺，因祈雨有功被任命为僧正。他曾经在中国追随吉藏，在日传授三论学说，被誉为三论宗初传日本之祖。慧观传福亮。后福亮入唐从吉藏学习，归国后受到中臣镰足的礼遇，于法兴寺传三论。福亮之子智藏（约625—约672）也入唐从吉藏学习，归国后在法隆寺弘法，影响甚大，被推为二传。智藏弟子道慈（约670—744）也曾入唐学法，追随元康学习三论，归国后被称为三传。

如上所述，三论宗分三次传入日本，主要活跃于元兴寺、大安寺、西大寺、法隆寺和东大寺，其后分为四派。第一派是元兴寺派。智藏门下有高足道慈、智光（709—约776）和礼光。道慈与智光分立门户。智光传灵叡，灵叡三传而至圣宝。圣宝（832—909）是平安时代人，被誉为三论中兴之祖。自智光至圣宝主要活跃于元兴寺，因此他们的派别被称为元兴寺派，是三论宗的主流。道慈则主要活动于大安寺，被称为大安寺派。道慈有弟子善议，善议有弟子安澄和勤操。其中安澄所著《中观论疏记》二十卷（807）是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日本三论疏注。安澄的弟子玄叡、实敏、寿远等人从大安寺派分出，在西大寺弘扬三论，被称为西大寺派。另外，智藏曾于法隆寺弘法，该寺亦有三论传统，被称为法隆寺派。

成实宗也发端于罗什，自其译出《成实论》后，门下弟子多有讲习。其中僧导曾著有《三论义疏》和《成实论疏》，将成实研究传入南方。僧导弟子道猛以《成实》名世，在建康设立讲筵，独步江南。到南朝梁（502—556）有三大法师，即法云、智藏、僧旻，各著义疏传讲，被称为“成实师”。自吉藏批评《成实论》为小乘后，成实师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成实与三论一同传入，在日本成为学派。最初二者并列，《正仓院文书》所收《厨子绘像并画师目录》（752）显示，三论供奉的是文殊、维摩诘、龙树、提婆、清辨、须菩提；而成实供奉的是舍利弗、师子铠、达摩陀罗、罗睺罗、难陀、阿难、和加利。而在延历二十五年（806）颁布的太政官符中，成实已经成为三论的附庸。天长七年（830），朝廷诏令各宗叙述要义，西大寺玄叡代表三论著《大乘三论大义钞》，以成实为三论附属。其后，成实宗基本被三论宗同化，不再独立成宗。镰仓时代凝然所著《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称“后代学侣知成实义在三论宗学者中”。

由于日本早期佛教受百济和中国南朝佛教影响较大，南朝佛教的主流三论、成实也成了飞鸟、奈良时代的显学。推古朝来日的百济高僧观勒是三论学者，圣德太子的老师高丽僧慧慈也是三论学者，据传为太子所著的《三经义疏》也明显受到了梁代成实师法云等人的影响。但唐代唯识、密宗先后盛行，三论不复风光，法脉逐渐断绝，奈良时代三论的流行时间也较短。

延历十七年（798）诏书称：“此来所有佛子，偏务法相，至三论多废其业。世亲（法相唯识始祖）之说虽传，龙树（三论始祖）之论将坠。”同二十二年（803）正月诏书曰：“缁徒不学三论，专崇法相，三论之学，殆以将绝。……自今以后，三论法相各度五人，立为恒例。”（以上《类聚国史·佛道部》）说明奈良末期三论的传承已经濒临断绝。平安初期圣宝的出现似乎挽救了三论宗，但圣宝其实是以三论之瓶装真言之酒，而智光、礼光的门下则使三论与净土合流。此时的三论宗除教团传承尚保留外，教义与实践已经与中国原有的三论宗大相径庭了。

奈良时代最著名的三论宗僧侣是道慈。道慈（约670—744）俗姓额田氏，出身大陆渡来人系统，生于大和添下郡。幼年出家，师从智藏学习三论，从义渊（？—728）学习法相。大宝元年（701）他随同遣唐使赴唐留学，前后17年，于养老二年（718）回国。在唐期间，他潜心于三论，深究义理，广搜典籍，并且追随善无畏（637—735）学习了密教。他以才智高敏赢得了唐朝佛教界的推崇。据说，唐皇^[21]曾召全国义学高僧百人入宫讲《仁王般若经》，道慈荣登其列，唐皇怜道慈远来游学，特加优赏（《怀风藻》）。载誉归国后，住大安寺，弘扬三论。

养老三年（719），朝廷整肃僧团纲纪，提倡义学和实修，“劝善奖学”，以道慈为典范予以表彰。元正天皇在嘉奖道慈的诏书中称赞他说：“法师远涉苍波，核异闻于绝域，遐游赤县，研妙机于秘记。参迹象龙、振英秦汉。并以戒珠如怀满月，慧水若泻沧溟。倘使天下桑门智行如此者，岂非殖善根之福田，渡苦海之宝筏”（《续日本纪》），赏赐他食封50户。

圣武天皇继位后，道慈继续受到重用。天平元年（729），大官大寺（天平十七年即745年更名为大安寺）迁到奈良重建，道慈担任了督导。他根据自己从唐带回来的长安西明寺的图纸，重新设计了寺院。此后他就一直住于大安寺传讲三论宗。同年，他被委任为僧纲之中的律师，成为僧界领袖。天平八年（736）二月，他和玄昉一样被赐予扶翼童子八人。同九年（737），他奏请于大安寺转读《大般若经》为国家祈福，此后成为惯例。同年十月，他担任了大极殿最胜会（宣讲《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讲师，这在当时也是一项重要的荣誉。道慈个性耿直，著有《愚志》，反对僧侣趋炎附势，批评僧界的堕落行为，提倡严谨律行，据说，他还是国分寺制度的建议者。道慈逝于天平十六年（744），享年约为70岁。

在中国佛教史上，法相宗一度是最为显赫的派别。法相宗由著名的三藏法师玄奘（600—664）与其弟子窥基（632—682）创立。窥基是法相宗的实际建立者，被尊称为慈恩大师，因此法相宗也称为慈恩宗。窥基传弟子慧沼，称法相宗二祖。慧沼传智周，称为三祖。上述人物对日本法相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认为，法相宗传入日本先后有四传。白雉四年（653），法兴寺道昭入唐师从玄奘。齐明天皇八年（662）回到日本，被推为法相宗初传。齐明天皇四年（658），智通与智达奉敕命乘新罗船只入唐，也追随玄奘学习，归国后称为第二传。初传和第二传被称为法兴寺传（元兴寺传或飞鸟传）。文武天皇大宝三年（703），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奉敕命入唐，追随智周学习，此为第三传。养老元年（717）玄昉随遣唐使入唐，也追随智周学习，这是法相宗第四次传入日本，即四传。第三传和第四传又名兴福寺传。因元兴寺的位置相对于兴福寺在南，所以又分别称为南寺系统和北寺系统。有研究认为，南北传与道昭的两位弟子神叡（生卒年不详）和义渊（？—728）有关，他们的门流分别占据元兴寺和兴福寺，在后世形成了南北传的说法。^[22]

法相宗自奈良时代中后期起，一直到平安时代都是南都六宗中最为重要的宗派。南传系统的高僧自神叡下有行基（667—749）和护命（750—834）等人，北传系统自义渊下则有玄昉（？—746）、道镜（？—772）、善珠（723—797）、玄宾（737—818）、修圆（749—834）、德一（生卒年不详）等。其中道昭、玄昉、行基、道镜活跃于奈良时代，将在下一节另行详述。

义渊曾先后追随道昭和智凤学习，学成后在吉野郡龙门寺弘扬法相。大宝三年（703）义渊被任命为僧正。神龟四年（727）圣武天皇赐予他岗连的姓氏。义渊门下弟子甚多，且多是知名人物，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玄昉、宣教、道镜等人，此外法相宗之外的良辨和道慈也都曾经向他学习。

北传的善珠是平安时代著名的法相宗学者，他年少时从玄昉学习法相，后又钻研因明学，乃一代学匠，深受桓武天皇和皇太子安殿亲王的尊重。其所著《唯识论分量决》虽然篇幅短小，却是南都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后世称“南京古师，论成法相数十家，而尚可取者唯善珠一人”（《四分义私记序》）^[23]，可见对他的推崇。延历十六年（797），善珠被任命为僧正。玄宾活跃的年代比善珠稍后，以清修著称，深受桓武天皇和嵯峨天皇的崇信。因为桓武天皇治病有功，被任命为律师，其后（814）又被嵯峨天皇任命为大僧都。

义渊弟子宣教的门下有修圆。修圆与最澄、空海同期，最澄写给空海的《风信帖》中以自己与空海、修圆为当时佛教界的代表。修圆的弟子有德一，他与最澄展开了著名的“三一权实”论战，在平安佛教的部分我们将会详述。

此外，南传的护命也是平安初期的法相宗代表人物，著有多种法相学著作。天长四年（827），他被任命为僧正，是南都佛教的权威。天长七年（830），朝廷敕命各宗上呈本宗宗义，护命代表法相宗撰写了《大乘法相研神章》五卷。他与同时期的最澄和空海多有交涉，对最澄欲创立大乘戒坛的做法持坚决反对态度，在平安时代佛教部分我们将会详细介绍。

自护命以后，南传系统逐渐活跃。护命有弟子仲继、明诠（788—868）。其中仲继在天长七年（830）奏请朝廷于每年三月在药师寺开设宣讲《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最胜会，获得了朝廷敕许。最胜会与宫中御斋会、兴福寺维摩会并称为“三大会”（三会），有幸担任会上讲师是名誉与地位的象征。《三代实录》“贞观元年正月条”记载天安三年（859）一月的敕命说^[24]：

凡每年十月兴福寺维摩会，召诸宗僧学业优长得五阶果者为讲师，明年正月大极殿御斋会以此僧为讲师，同请为三月药师寺最胜会讲师。经三会讲师者，次任僧纲。

由此，法相宗通过控制“三大会”以期达到担任僧界领袖、获得上层贵族统治者支持的政治目的。

法相宗持“五姓三乘各别说”，肯定社会贫富贵贱差别，也肯定众生成佛根机的不同。再加上其教义理论深奥新颖，深受贵族阶层的青睐，在唐代获得皇室贵族的支持，在日本也因皇室和藤原家族的支持而成为奈良时代最重要的佛教派别。上述义渊、善珠和护命都曾担任僧正，另有玄昉、道镜更是权倾一时，行基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僧正，可见法相宗势力之胜远超诸宗。《续日本纪》有奈良时代六位高僧的详传，除了三论宗道慈和律宗鉴真之外，其余的道昭、玄昉、行基和道镜都是法相宗僧侣。以下据《续日本纪》简述道昭等人的事迹。(www.xing528.com)

1.道昭

道昭^[25]是河内国丹比郡人，俗姓船连，系百济渡来人后裔。他持戒严谨，为人宽厚，他的弟子为了试探他，故意将便器打坏弄脏了他的被褥，他却不与计较。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他随从遣唐使入唐，投玄奘门下。玄奘对道昭非常喜爱，令住同房，并对道昭说，自己在前往印度求法的旅途中，一日行至荒无人烟处，饥渴难忍，忽有一僧赠与他一颗梨子，道昭就是那持梨沙门。玄奘还劝道昭学习禅定，道昭依教实行。学成归国临别时，玄奘赠与他舍利和经论，并用道安“人能弘道”的话勉励他。又赠给他一个自己从印度带回来的铛子，说此物“煎物养病。无不神验”。道昭拜谢玄奘，涕泣而辞。行至登州，准备出海时，同行者多生病，道昭就用玄奘所赠铛子煮粥，病人们吃粥后当日即康复。行至海中，船漂荡不进，七日七夜。众人感到奇怪，以为必有缘故。占卜的人说是龙王欲索宝物铛子。道昭以铛子为玄奘所赐，原本不肯，但在众人哀求之下，只好将铛子抛入海中。船登时行进，众人顺利回到了日本。

道昭回国后创立了很多第一。他在法兴寺东南角建立了日本最早的禅院，不过此禅院与禅宗并无关系。道昭在此传授禅法，他入定的功夫精深，“或三日一起，或七日一起”，学人络绎不绝。迁都奈良时，他的弟子们奏请将禅院迁入新京，即奈良右京禅院。在平安时代该院还保存有很多道昭自唐带回的善本经论。道昭也是日本佛教民间公益事业的开创者，他曾历时十几年“周游天下，路傍穿井，诸津济处，储船造桥”。据研究，道昭的这些做法有可能受到了中国三阶教的影响。道昭在唐期间，正是三阶教最流行的时期。道昭带回来的经典中就包括三阶教的重要典籍《明三阶佛法》二卷、《三阶律周部》九卷、信行《略明法界众生根机浅深法》一卷、信行《法华音义》二卷。^[26]道昭的这些做法经其弟子行基发扬光大，成了日本民间佛教的源流。大概是由于他在民间的影响力过大，朝廷对他有所猜忌，最后终于敕请他回禅院止住。

道昭还是日本火葬的创始人。《续日本纪》说他圆寂后，“弟子等奉遗教，火葬于粟原，天下火葬从此而始也”。大概是由于他师从玄奘，对印度佛教的习俗特别尊重，临终命弟子将自己火葬。自他以后，火葬开始在日本普及。^[27]

文武天皇四年（700）三月，道昭于禅院的禅床上坐化，香气自禅房中飘出。天皇闻讯惋惜不已，遣使凭吊。火葬仪式结束后，“亲族与弟子相争，欲取和上骨殓之，飘风忽起，吹飏灰骨，终不知其处，时人异焉”。可见道昭于时已是传奇人物。

2.玄昉

玄昉（？—746）俗姓阿刀氏。养老元年（717），他随同遣唐使入唐，追随法相宗智周学习。在唐期间，他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赐予三品官职和紫色袈裟。天平六年（734），玄昉回国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法相宗的四传祖师。此外，玄昉还携回佛像和经卷5000余卷。圣武天皇对玄昉非常器重，赐予他封户100户、田地100亩、服侍童子8人。天平九年（737），任命他担任僧上，在内道场（宫中的道场）修行。同年十二月，因玄昉治愈皇太夫人的疾病，天皇对他更加信任。他与他的留学同学吉备真备一起成为圣武天皇的肱股之臣，但因弄权遭到贵族集团的不满，结果政治失败郁郁而终。关于玄昉从政的经历，我们将在本章第六节中详述。

3.行基

行基（667—749）^[28]的事迹见于多种史料，《续日本纪》对他多有提及，卷十七还有他的传记。此外，在行基逝后一个月，由其弟子真成撰写的《大僧正舍利瓶记》（749）是最早的行基传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综合二者，简述行基事迹如下。行基法名法行，号行基，药师寺沙门。俗姓高至氏，先祖是百济王子王仁^[29]。据传说王仁于应神天皇时期（270—309）渡日，传入了书道等大陆文化。行基的母亲蜂田氏也是百济渡来民族，由此推测，行基自幼即受到汉学的浸熏。15岁时，即天武十一年（682），行基出家学习法相宗，师从道昭（一说是义渊）。他天资聪慧，很快就掌握了法相宗要籍《瑜伽师地论》和《成唯识论》。但行基并不甘于在寺院里诵经讲学，他继承了道昭开创的菩萨道事业，一生都活跃在街头巷尾，致力于民间的各种公益活动。起初，行基的活动遭到朝廷的反对和取缔，政府担心僧侣不务正业，扰乱民间，对他们的活动采取严格限制。但圣武天皇登基后，意识到行基在民间的影响力可以利用，对他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此后由于建造东大寺大佛需要庞大的资金，行基被任命为协助营造大佛的劝进，与政府全面合作，在大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续日本纪》说追随行基的道俗数以千计，他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争来礼拜。世人都相信行基有“灵异神验”，称他为“行基菩萨”。天平十七年（745），行基被授予日本第一个大僧正的称号，位列僧纲之上，并赐百户之封，度僧四百人。行基是日本佛教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在民间享有崇高地位，奈良车站至今都树立着他的塑像。关于他的民间事业，我们将在本章第七节中详述。

4.道镜

道镜（？—772）俗姓弓削连，是河内国若江郡人。弓削氏自古与物部氏有姻亲关系，是地方的豪族。道镜出家后追随义渊学习法相宗。据《续日本纪》记载，他还略通梵文，并曾在山林之中修行秘术。《正仓院文书》中保存的资料也显示，道镜曾攻读《孔雀王咒经》《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陀罗尼集经》等密教典籍。这些在当时的日本僧侣中较为罕见。道镜深受孝谦上皇（重祚后为称德天皇）的崇信，天平宝字七年（763）被任命为少僧都，天平神护元年（765）更被授予空前绝后的太政大臣禅师的头衔。道镜最出名的是他的政治活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第六节中详述。

俱舍宗是日本专门研习《俱舍论》的团体。《俱舍论》由印度世亲菩萨创作，是部派佛教时期毗昙学的代表作，对于了解佛教的基本教义有很大帮助。自真谛译出以后，在中国就有广泛影响，一些专门研习《俱舍论》的学僧被称为俱舍师。玄奘法师予以重译后，其门下普光、法宝、神泰等人都精于此论，《俱舍论》被看作通往唯识的阶梯。但在中国，《俱舍论》是僧侣普遍研习的著作，自俱舍师以后很少有学僧以此为专业。奈良时代以俱舍为六宗之一，专门研习俱舍，例如天平胜宝四年（752）所制的“六宗厨子绘”即为例证。不过后来的俱舍宗成为法相宗的寓宗，只研修《俱舍论》的僧侣越来越少，俱舍宗也就被法相宗吞并了。

华严宗以《华严经》研究、信仰为中心，吸收了南北朝时期地论师和摄论师等思想，其教义体系在唐初由智俨和法藏师徒创立。法藏（643—712）是华严义理的集大成者，得到了武则天的崇信。法藏之后的澄观（738—839）和澄观的弟子宗密（780—841）都为华严义理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使华严学发展成为中国佛教义学的高峰之一。澄观将禅宗和天台思想融入华严，宗密则倡导禅教一致，华严与禅合流对唐以后的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法藏、澄观、宗密被后人推为中国华严宗的祖师。法藏的同学新罗僧义湘（625—702），以及新罗的另一位高僧元晓也是华严学大师。这些人都对日本华严宗产生了重大影响。

天平八年（736），唐僧道璿（697—760）带来了华严典籍，但似乎未及讲解。天平十二年（740）十月，新罗法师审祥（？—742）给金钟寺良辨（689—773）讲解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华严经》被认为是华严宗传入日本之始。审祥来日前曾经入唐向法藏学习，来日后住于大安寺。良辨深受圣武天皇的信任，在当时的日本佛教界拥有很高的地位。圣武天皇亲自敕请审祥在金钟寺开设讲筵，为良辨等人讲解《华严经》。《东大寺要录》描写说：“天平十二年庚辰十月八日，金钟山寺奉为圣朝请审祥师初讲《花严经》。其年天皇年四十，满贺之设讲。初讲时上现紫云，帝光见喜，则施彩帛千余匹，天皇皇后等施入，众等不可数量。”审祥和良辨分别被后人推为日本华严宗的初祖和二祖。

天平圣宝元年（749），圣武天皇发愿称：

以《花严经》为本，一切大乘小乘经律论抄疏章等，必为转读讲说，悉令尽经，远限日月，穷未来际。今故以兹，资物敬舍诸寺。所冀太上天皇沙弥胜满，诸佛拥护，法乐薰质，万病消除，寿命延长，一切诸愿，皆使满足，令法久住，拔济群生，天下太平，兆民快乐，法界有情，共成佛道。（《续日本纪》）

他决心建立东大寺，供奉《华严经》本尊卢舍那佛，任命良辨担任东大寺第一代别当，任命在民间拥有强大号召力的行基担任劝进负责协助筹措建设经费。大佛建成后，圣武天皇亲临现场，由良辨主持大佛开眼仪式，另一位被任命为僧正的印度高僧菩提仙那为大佛开眼，隆重程度前所未有。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说：“天皇以东大寺为首，于诸大寺弘六宗教，厥中《大华严经》是根本法轮，如来成道第二七日说，觉帝人王最初同崇^[30]，乃斯华严一乘而已。”^[31]东大寺称总国分寺，是全国国分寺的总本山，天皇以东大寺为诸大寺之首，弘扬南都六宗佛法。天平胜宝元年（749）对东大寺颁布的《敕施入封庄愿文》甚至说：“以代代国王，为我等檀越。若我寺复兴，天下复兴；若我寺衰敝，天下衰敝。”华严宗的地位在圣武朝达到了顶峰。

良辨有著名弟子实忠（752—815）。实忠在东大寺建立罥索院（又名“二月堂”），供奉十一面观音像，每年二月举行法会称“二月会”，自天平胜宝四年（752）起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日本一项著名的民俗活动。良辨另有弟子名寿灵，是杰出的华严学者，其所著《华严五教章指事记》是法藏《五教章》的最早注释书，在华严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良辨一系是日本华严宗的主流，被称为东大寺派。另有审祥的另一位弟子慈训（691—777）开创的华严与法相兼修的系统，称为药师寺派。

律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释迦牟尼佛陀时代。据说，在释尊涅槃后，僧团内部对佛所说法的内容产生了分歧，当时的僧团领袖大迦叶鉴于这种情况组织了佛教历史上第一次结集，将佛所说的教法结成经，将其所说诫命结成律，律由优波离诵出。由于时代久远和口头流传的特点，后人已经无法窥测佛陀时代的律的原貌，保存至今的都是部派时代各派所传律。这些律的内容因部派主张不同而有所出入，重要的有昙无德部所传《四分律》、说一切有部所传《十诵律》、化地部所传《五分律》、大众部所传《摩诃僧祇律》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

律藏完整传入中国的时间相对较晚，早期只有几种不完整的戒本和羯磨，东晋高僧法显因此去印度求法，带回了《摩诃僧祇律》和《五分律》。在他出国期间，佛陀耶舍与竺佛念等译出了《四分律》，罗什和佛若多罗、昙摩流支译出了《十诵律》。大约在5世纪初，主要的律典汉译汇集齐全。早期在中国受到重视的是《十诵律》，道安、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门下都重视此律。自慧光（“光统律师”）（468—537）注释《四分律》以后，《四分律》大行于世。唐代有怀素（624—697）、法砺（569—635）和道宣（596—667）著述宣讲《四分律》，称为东塔宗、相部宗和南山宗。南山宗被认为是律宗的正统，在其后的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流传最久，其教义教理和仪轨都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

律宗在奈良时代受到重视，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是因为圣武天皇一心希望建立一个能与唐相媲美的帝国，为此他需要能与其帝国相匹配的世界认可的佛教。当时的日本戒师不足，尚未举行“三师七证”的正式授戒仪式，不符合“国际”通行的认定标准，因而有必要延请律师来日传戒。另一方面以长屋王^[32]、舍人亲王为首的皇族政治家试图依照律令制度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因此他们在积极延请律师来日、倡导戒行的同时，对以行基为代表的体制外民间佛教持压制的态度。据淡船三海《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在渡日前曾经听说长屋王制千领袈裟赠中国衲子，并题偈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为此非常感动，以日本为有缘之国。派遣日僧荣叡、普照来唐延请律师的则是舍人亲王。

荣叡和普照都是兴福寺僧人（一说普照是大安寺僧）。开元二十一年（733），他们随同遣唐使多治比广成入唐，抵东都洛阳。他们在大福先寺从定宾受具足戒，并且结识了该寺的道璿。道璿（701—760）俗姓卫，许州人，曾受学于大福先寺增算，又从学于北宗禅神秀的弟子普寂（651—739），明禅、律，略通天台、华严。荣叡与普照对道璿的学识和人品非常钦佩，向其说明了来意，道璿欣然同意赴日。第二年，他即乘坐遣唐副史中臣名代回国的船只渡日，同船的还有后来担任僧正的印度僧菩提仙那。但是，该船遭遇海上风暴，漂到印度支那半岛，其后又折返回中国，后在唐政府的帮助下，于天平八年（736）抵达日本。此后，道璿住大安寺，讲律藏和《行事钞》。天平胜宝三年（751），他被任命为三纲中的律师，同四年四月，他作为咒愿师出席了东大寺大佛的开眼法会。同七年，他辞去律师职位退隐。天平宝字四年（760）示寂。其弟子有大安寺善俊、行表、淡海三船等人。

道璿与吉备真备私交甚笃，道璿去世后吉备为他创作了传记《道璿和上纂》，完本今不存。但行表传最澄，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对之有所引用。其中说道璿常自言曰：“远寻圣人所以成圣者，必由持戒，以次渐登。”还说他常常诵《梵网经》，“其谨诵之声，零零可听，如玉如金，发人善心，吟味幽微”；他“律藏细密，禅法玄深”，曾经集注《菩萨戒经》三卷。

道璿之后，荣叡与普照又先后探访了数位中国高僧，但都遭到婉拒，最后他们找到了鉴真。鉴真（687—763）从南山宗道岸、弘景学习律宗，住于扬州大明寺，是江南著名的律师。鉴于日本尚属偏僻之国，东渡的旅程也异常艰险，鉴真的弟子们都反对他东渡。但鉴真为荣叡和普照的诚意打动，毅然决意东渡。其间历经10年，因朝廷的阻挠、海盗和风暴，先后五次失败，荣叡病死，鉴真本人也不幸失明。但他凭着无畏的勇气、不折不挠的毅力以及弘扬佛法的大慈悲胸怀，毫不退却，终于在天平胜宝五年（753）乘遣唐使的船只抵达日本。其精神诚谓可歌可泣，在世界佛教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

第二年，在遣唐副史大伴古麻吕的陪同下，鉴真抵达奈良，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孝谦天皇敕命他住于刚刚建好的东大寺，并在那里建戒坛传戒，诏曰：

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上。（《唐大和上东征传》）

选择东大寺建立戒坛一方面因为它是国分总寺，是当时最高级别的官方大寺，另一方面还因为该寺与戒律有渊源。《东大寺要录》说该寺首任别当，僧正良辨曾托梦给灵福^[33]禅师，请他“诵《梵网经》，修布萨等……故菩萨说戒始于东大寺”。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的相关记述没有提到灵福，却提到了另外两个僧人道融和贤璟：“道融禅师圣武天皇御宇天平年中，良辨僧正由灵梦告请道融禅师为说戒师、行布萨法，此即梵网菩萨说戒。即请智璟法师令讲《行事钞》，此即世间渐讲律藏，然未行彼受具戒法。”上述两则记述略有出入，但可以确认鉴真抵日之前，东大寺已经有了传菩萨戒、讲解律藏乃至道宣《行事钞》的活动。

天平胜宝六年（754）四月，戒坛在东大寺大佛殿前建造完毕，圣武太上天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为首，四百四十多人从鉴真受戒。但鉴真在传戒中还出现了一些小波折，前面提到的灵福、贤璟等人，“引《占察经》许自誓受戒”，认为他们于佛前自誓受戒是符合经文教义的，因而不同意从鉴真重新受戒。佛教戒律规定：出家后要想成为正式的比丘或比丘尼，必须有三师七证，受具足戒。但一些大乘典籍如《梵网经》准许在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即找不到那么多戒师的偏远之地可以采取便宜的办法，适当减少戒师的数量，还承认“自誓受戒”和“从他受戒”两种受戒形式。《梵网经》说：“若佛子，佛灭度后，欲心好心受菩萨戒时，于佛菩萨形像前自誓受戒，当七日佛前忏悔，得见好相便得戒。”但是，“若不得好相，虽佛像前受不得戒。……法师前受戒时，不须要见好相”。可见，《梵网经》虽然允许佛像前自誓受戒，但必须符合得见好相的条件，否则不名得戒，而从戒师传授受戒，则不需要见好相的条件。《占察善恶业报经》说：“自誓而受菩萨律仪三种戒聚，则名具获波罗提木叉，出家之戒名为比丘比丘尼。”允许僧人在佛前自誓，只要遵守戒律不经过戒师见证也可以称为受戒。灵福等人所引证的即此《占察经》。对此，鉴真引《瑜伽师地论》“抉择分”予以反驳，称“诸戒容自誓受，唯声闻律仪不容自受。若容自者，如是律仪都无规范”。贤璟等人无言以对，只好“备以衣钵受戒”（以上《延历僧录》）。于是，此前在日本通过各种形式受过戒的僧人纷纷舍弃旧戒，从鉴真重新受戒。

天平宝字二年（758），天皇别敕给鉴真“加大和上之号，诏天下僧尼，皆归大和上习学戒法也”（《戒律传来记》）。同五年（761），朝廷又在下野药师寺、筑紫大宰府的观世音寺分别建立戒坛，与奈良的东大寺戒坛合称天下三大戒坛，规定所有的沙弥、沙弥尼都要经过在此受戒后才能获得正式戒牒。鉴真在日传戒意义重大，此前虽有道璿传戒并讲解律典，但影响相对有限。故而《戒律传来记》说：

从广庭天皇（钦明）即位十三年壬申，至高野天皇（孝谦）即位天平胜宝六年甲午（鉴真开始传戒），并一百十年，戒法不精严，亦倭地皆悉无不受戒处。^[34]渐渐寻佛意趣，不坛场地，亦不结界地，不得行大法。由此而言，彼时受者不依佛教，恐不得戒。……鉴真大和上入界始建坛场而传戒法。

鉴真不但精通律学，他还擅长天台。他带去了很多天台典籍，他的弟子法进（709—778）因曾多次讲授天台三大部（智著《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被后来的最澄纳入了日本天台宗的体系。可以说，鉴真为天台宗传入日本打下了基础。鉴真还精通医学、建筑等，因为他治愈了光明皇太后的病，被任命为大僧正。他与他的弟子按照唐代样式设计建造了唐招提寺作为律宗的大本山（759）。该寺完好保存至今，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

鉴真的重要弟子都是随同他东渡的中国人，著名的有法进、如宝、昙静、思託、义静、法载等人。其中法进（709—778）继鉴真之后主持招提寺，被朝廷封为大僧都。思託文笔出众，被委托撰写鉴真的传记。该传记在宝龟十年（779）经真人元开（淡海三船）修订后命名为《唐大和上东征传》，成为研究鉴真的重要资料。思託还作有《延历僧录》，是日本最早的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