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元年（701），日本政府时隔32年决定再次派遣遣唐使。[1]遣唐使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是修复与唐的关系。自白村江战役（663）以来，中日关系围绕朝鲜半岛局势起起落落，战败的日本希望通过此次访问恢复与唐的友好关系，同时向唐展现改革成果，重塑国际形象。另外，日本还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考察唐朝的制度文化，检讨自身改革的得失。
此时的日本初步完成了律令制国家的建设。在政治制度方面，制定了完整的律令，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自大化年起，日本效法中国使用了年号。自天武朝起，确立了“日本”的国号，并着手修订正史。日本在此间还摒弃了此前的天皇不断迁都的习俗，效仿中国兴建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首都——藤原京（新益京），在意识形态领域推广佛教和儒教，在经济领域实施了班田收授法，在本土（武藏国）采掘出铜（公元708年，为此改年号为“和铜”）并铸造了最初的货币富本钱（后为“和同开珍”钱）。出于上述两个目的，日本政府遴选了最得力的官员出使，为了表示对这次出使的重视，还特意将大使粟田真人的级别提高到了特使。可以说，这是日本迄今为止在国际上开展的最高规格的外交活动。唐（武周）王朝对日本来使非常重视，武则天在麟德殿亲自宴请粟田真人，授他司膳卿。[2]
遣唐使抵唐以后，才发现他们原先掌握的信息已经过时，当时的唐王朝已经被武周替代。[3]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已经实施的改革在很多细节上与中国不同。典型的事例就是按照中国的《仪礼》建造的藤原宫位于藤原京的南端，而大明宫却位于长安城的最北端。日本铸造的货币以汉代五铢钱为蓝本，而唐代早就发行了开元通宝这样的新型货币。中国官员的服装右衽，而日本尚左衽。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日本政府全面学习中国的热情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接到遣唐使汇报后的日本政府立即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运动，迁都平城京就是这轮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平城京（奈良）以长安城为蓝本，并参考洛阳城建造，东西长4.2公里，南北长4.8公里，规模约为长安的1/4。[4]平城京与长安的最大差异，是前者没有城墙。对此，《隋书》和《旧唐书》都有明文记载（“无城郭”）。这主要因为日本是个岛国，在镰仓时代以前，大规模的战争几乎都是对外战争，因此没有拱卫京师重镇的需要。律令时代的日本采用征兵制，但驻军平均分布于全国，由各国国司直接指挥。经过长期和平，平安时代的常备军已经减少到了最低规模，这给世袭地专门从事军事的家族集团——武士崛起提供了机会，这一点我们将在镰仓佛教部分简述。无论如何，平城京开启了日本历史的新篇章，自迁入平城京起到迁都平安京为止，这一段历史称为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基本上是两位专制天皇的舞台，即圣武天皇和他的女儿孝谦女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专断、崇佛。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756年殁）是奈良时代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他实际统治日本长达32年之久，占整个奈良时代的近1/2。他治下的天平年间（729—749），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出现了著名的天平文化，被认为是奈良时代的象征。孝谦天皇（749—758年在位；孝谦上皇758—764年在位；称德天皇764—770年在位）两次即位，淳仁天皇（758—764年在位）在位期间，她也以上皇身份掌握实权，因此实际统治日本的时间也长达近20年。孝谦基本继承了圣武的政策，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从崇佛演变成了佞佛，从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佛教的强烈不满。
奈良时代日本国内政治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藤原氏的崛起。藤原氏的始祖是在乙巳之变和大化改新中辅佐中大兄皇子的中臣镰足，因其功勋卓越，临终前被天智天皇赐姓为藤原氏。为藤原氏位极人臣、长盛不衰奠定基础的是藤原镰足的次子藤原不比等。[5]藤原镰足去世时，藤原不比等年仅11岁，他被寄养于渡来人出身的田边史大隅家中，并在那里接受了教育。虽说他的父亲声望显赫，但作为次子的不比等似乎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对他31岁以前的经历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上一章已经提到，镰足似乎较为钟意他的长子定惠，定惠出家后被派往唐朝留学，不幸的是，定惠回国不久即被谋杀。由此，振兴家业的重任就落到了当时尚且年幼的不比等身上。不比等继承了乃父的才智，渐渐地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持统天皇统治末期，天武天皇的皇子们围绕着皇位继承权展开争夺，不比等看准时机，成功地推动持统天皇将皇位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孙子轻皇子，即文武天皇（697—707年在位）[6]，并将自己的女儿宫子嫁给了文武天皇。
大宝元年（701），文武天皇与藤原宫子生下一子，称首皇子，即后来的圣武天皇。而不比等则于同年生下一女，名光明子，即后来的光明皇后。庆云四年（707），文武天皇25岁早逝，尽管天武天皇的众多皇子正值壮年，皇位却由文武天皇的母亲继承，称元明天皇（707—715年在位）。据推测，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当时尚且年幼的首皇子将来继位而推出的异常举措，其背后又有不比等的影子。和铜七年（714），14岁的首皇子被立为皇太子之后，第二年，作为过渡，元明女皇将皇位传给了其女元正天皇（715—724年在位）。养老四年（720），不比等没。皇族势力抬头，天武天皇之孙长屋王就任右大臣，与此同时，不比等的四个儿子也获得了升迁。养老七年（723）十月，有人献祥瑞白龟，元正天皇借此机会于第二年改元“神龟”并将皇位让与了首皇子，即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
如上所述，藤原氏对推动圣武天皇继位可谓煞费苦心，这主要是因为圣武天皇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藤原氏，藤原氏因外戚身份而贵。日本古代保留的母系氏族社会传统较多（据推测可能起源于大王家与同盟氏族订立的政治约定），男子在成年以前通常在母亲的娘家养育成人，因此外戚对天皇家拥有较大的影响力。首皇子按照这一习俗，在藤原家长大，与光明子青梅竹马。成年后，不比等使光明子与首皇子完婚，即光明夫人。由此，圣武天皇的母亲和夫人都是藤原氏。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出身臣籍的女子，即便贵为天皇之母或正室夫人，也不能上“皇太后”或“皇后”的尊号，这样做是为了遏制皇族之外的外戚权臣攫取更高的政治地位。(www.xing528.com)
圣武天皇登基后，在藤原氏的谋划下，圣武天皇欲给其母宫子夫人上尊号。为了避免臣僚的反对，他们没有直接提“皇太后”，而是试探性地提出了“大夫人”的称号。没想到，这也遭到了以皇族出身的长屋王为首的重臣的反对。由此，藤原氏与长屋王结下了仇怨。此后，藤原氏试图立光明子为皇后，又遭到长屋王的反对。长屋王的做法不仅威胁到政敌藤原氏的利益，还与圣武天皇欲行君主专权的意志相抵触，结果在藤原氏策划下长屋王被诬告谋反，不比等之子藤原宇合亲自率兵包围长屋王府邸，逼迫其一家自杀（729）。圣武天皇自此乾纲独断，藤原氏也在这场斗争中消灭了最大的政敌，光明子顺利地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出身臣籍的皇后。
不比等的四个儿子藤原武智麻吕、房前、麻吕、宇合先后成为太政官，权倾一时，时人以他们的住宅尊称其家族，即南家（武智麻吕）、北家（房前）、式家（宇合）、京家（麻吕），号称四家。律令制度建立以前，朝政主要由氏族把持，重臣的职位由显要的氏族世袭，其一族中的代表，无论是本宗还是旁支，都可以作为“氏上”世袭该职位。律令制实施后，受中国影响，为了便于天皇控制贵族，实行了荫位制。重臣职位原则上不再世袭，但天皇可以赏赐其子孙相应的官职。而且，赏赐对象也从一族子弟变成其嫡系子孙，这样氏族就出现了分裂，氏族开始分家。藤原四家的出现是“氏”向“家”转变的标志。
藤原氏的势力正如日中天时，天平九年（737）京城爆发了罕见的大规模天花。不比等四子在短时间内相继病死，形成了中央权力的空白。出身于另一显赫门第的橘诸兄就任大纳言，掌握实权，自唐朝留学归来的僧玄昉和吉备真备（下道真备）作为顾问受到重用，而藤原氏则只有武智麻吕之子丰成担任了太政官最下位的参议。藤原氏受到压制，自然感到不满。天平十二年（740），大宰府少弐藤原广嗣（宇合之子）以玄昉、真备干政的名义谋反（“广嗣之乱”）。虽然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圣武天皇为避乱不得不于当年迁都恭仁京，直到天平十七年（745）才迁回。乱后，玄昉、真备失势（但真备于称德朝重新被起用），橘诸兄晋升为左大臣，丰成晋升为中纳言，而丰成之弟藤原仲麻吕则被起用为参议。
仲麻吕富于政治才能且工于心计，朝臣形成了分别以仲麻吕和橘诸兄之子奈良麻吕为中心的两大派。圣武太上天皇病逝后，天平胜宝九年（757）七月，仲麻吕以奈良麻吕等人要发动宫廷政变为由，诛杀了奈良麻吕等多位重臣，独掌大权。同年八月改元为天平宝字元年。第二年八月，孝谦女皇让位于皇太子大炊王，是为淳仁天皇（758—764年在位），仲麻吕晋升为右大臣，姓加“惠美”二字，赐名“押胜”（即藤原惠美押胜），并赐予永世相传的封户三千户、田地一百町。两年后，又就任了奈良时代的首任太政大臣。[7]但此后因孝谦上皇宠信僧人道镜，仲麻吕在与孝谦和道镜的斗争中失败被杀，淳仁天皇也在乱后被废。道镜倚仗孝谦的宠信，比照仲麻吕的例子，以僧人的身份就任“太政大臣禅师”，其族人和支持者都受到提拔，权倾一时。道镜一度有篡位天皇的野心。神护景云四年（770）八月，道镜的政治后盾称德女皇（重祚的孝谦上皇）病逝，左大臣藤原永手立即以称德遗诏的名义巧妙地立天智天皇之孙白璧王为皇太子，并在半月后放逐了道镜。十月，白璧王即位为光仁天皇（770—781年在位），皇统从天武一系又转回了天智一系，藤原氏也在奈良末年重新夺回了权力。
日本古代没有史书。推古朝改革时，效仿中国整理了《天皇记》《国记》等史料，但乙巳之变时，苏我虾夷自焚，大部分史料都随着苏我氏宅邸付之一炬。据说有部分《国记》被保留了下来。据《古事记》序文说，天武天皇时，有舍人名稗田阿礼，“为人聪明”，记忆力特别好，天皇即命他背诵了“帝皇日继”和“先代旧辞”，成《帝纪》和《旧辞》两书。《帝纪》包括历代天皇的传承谱系、皇后及皇子的名字、皇居和皇陵的所在等内容。《旧辞》主要是“神代”传说、历代天皇的逸闻等。元明天皇（707—715年在位）时，诏太安万侣整理修订了《帝纪》和《旧辞》，于和铜五年（712）整理为3卷的《古事记》。元正天皇（715—724年在位）时，又命舍人亲王于养老四年（720）编纂完成了《日本书纪》30卷。
《古事记》记载了自“神代”到推古朝（592—628）的“历史”，前两卷及第三卷的大部分内容为神话传说。因此，《古事记》严格来说属于日本最古老的文学作品，而并不是史书。《日本书纪》是一部编年史。其前两卷为“神代”，第3卷到第30卷记述了自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历史”。但一般认为，书中继体天皇以前的内容大部分仍是传说，只有其后的飞鸟时代、白凤时代的记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不过，此前我们已经反复提到，《日本书纪》后人润色粉饰成分较重，相关记述的可信度值得推敲。
综合而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出现，不仅是奈良时代的重要文化成果，还标志着日本从此进入了官修史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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