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凤时代佛教的发展与日本佛教历史

日本实行大化改新后，历经孝德、齐明（皇极女皇，孝德天皇去世后重祚，称齐明天皇）、天智、天武、持统、文武诸朝。其中孝德、齐明、天智三朝实际上都是天智天皇主政；持统天皇是天武天皇的皇后，文武天皇在位期间，大部分时间持统作为太上皇议政，持统、文武两朝的政策完全延续天武朝。因此，这一时期天皇虽然更迭频繁，但政策的延续性却基本获得了保障。这一时期最有权势的三位天皇，即天智天皇、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都是佛教的热心外护，在其支持下，佛教获得了迅速发展。

在此期间兴建了大量寺院，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藤原京四大寺——川原寺、大官大寺、药师寺、法兴寺。川原寺由天智天皇发愿建造，但创建年代不详。该寺又名弘福寺，原本是齐明天皇的川原宫，天智天皇将之改为寺院。川原寺地理位置特殊，与天武天皇所住飞鸟净御原宫隔飞鸟川一河相望，也正是由于此原因，该寺后来未能与其他大寺一起迁入平城京。大官大寺的前身即舒明天皇创建的百济大寺，天武天皇二年（673），百济大寺迁址于高市，改称高市大寺，同六年更名为大官大寺。文武天皇时，寺内兴建了九重塔、金堂等建筑，改称为大安寺。大宝元年（701）六月，著名的《僧尼令》就是在该寺内宣读的。药师寺是天武天皇八年（679），因皇后有恙，天武天皇为皇后祈愿而兴建的，但此后因天武天皇病故而停工。持统天皇十一年（697），工程复工，于文武朝完工。该寺金堂供奉的药师三尊像与大官大寺供奉的佛像在奈良时代即被评为全日本最精美的佛像。大官大寺今仅存遗址，药师寺三尊像则保存至今，被公认为白凤艺术的代表。

川原寺（弘福寺）、大官大寺（大安寺）和药师寺都由朝廷兴建，此前由苏我氏兴建的法兴寺（元兴寺、飞鸟寺）此时也被收归国有，这些国家寺院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级的重要佛事都在此举行。川原寺和法兴寺等寺院沿飞鸟川两岸兴建。据考古发掘显示，这些寺院面朝飞鸟川一侧的大门都比朝南的正门大。^[12]飞鸟川是连接港口难波与飞鸟京的交通要道，不仅在政治、军事上作用重要，该河道还是物资运输的干道，河岸两侧也是民众从事商业、娱乐休憩的场所。由此可以推测，寺院在民众生活中也已经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天智天皇七年（668）正月，天智天皇在近江大津宫正式即位后不久，即下令修建崇福寺。天智天皇为该寺撰写的《崇福寺愿文》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天皇大力兴建佛寺的目的：

夫先圣皇帝，特置七庙之志，所以敬重先祖，诚慎后裔者也。朕君临宇内，而未酬二恩，生日远兮而没时近兮，而心恒切，寝膳弗息。誓愿建寺造弥勒尊，……杀朕左手无名指，纳灯炉下殿唐石臼內，奉为二恩，掌中捧灯，恒供弥勒及十方佛。加以人子之道，不失祖后，长命相续，是谓孝子。故为朕后代代皇帝，令续宝位。（《本朝文集》）

由此可见，天智天皇断指奉佛、建寺造塔的目的是为先皇荐福，祝愿其亡灵“慈尊（弥勒）引导，托生内院，面奉慈颜，闻法悟忍，永涤尘劳，早登佛位”，祝愿子孙绵延不绝，皇位永续，祝愿国家风雨调顺、六合静泰。

除了建寺，朝廷还大规模度僧，僧尼的数量也迅速膨胀。据《日本书纪》载，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统计全国寺院和僧尼人数，查有寺院46所，僧816人，尼569人，合计1385人。而到了孝德天皇时代，仅仅一次法会，出席的僧众就超过千人。白雉二年（651），孝德天皇诏僧尼在宫中诵读一切经，应召的僧尼总数达2100余人。白雉三年（652），延请僧人入宫讲《无量寿经》，听讲僧众有1000多人。持统天皇四年（690），仅京师7所寺院的僧人数已经达到了3363人，其中大官大寺有僧887人，法隆寺有僧263人，可以想象全国僧尼人数之多。此外，持统天皇六年（692）统计的数字还显示，全国寺院增加到了545所，比推古朝增长了10倍。

天智天皇、天武天皇支持佛教发展，不仅大兴土木，还热衷于承办各种法事。这些法事活动具有国家祭祀的性质，其后成为定例，对日本的民俗民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是个岛国，灾害频仍，巫觋、祭司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前已经提到，皇极天皇元年（642），天旱不雨，祝部即率百姓杀牛马祭祀社神，祈祷河伯。不果，苏我氏则祭拜佛菩萨，念经作法事。同三年，苏我氏于剑池得到一茎二萼的莲花，以为祥瑞，供奉于法兴寺。“是月，国内巫觋等，折取枝叶，悬挂木棉，伺大臣渡桥之时，争陈神语入微之说，其巫甚多，不可具听。”同年秋七月，东国有人名大生部多，劝百姓祭虫。他对村人说：“此者常世神也，祭此神者，致富与寿。”巫觋一众也附和他的说法，诈讬神语曰：“祭常世神者，贫人致富，老人还少。”（《日本书纪》）。百姓受巫觋鼓惑，或舍弃家财，或陈酒水六畜于道路，奉迎神灵。如是种种，说明当时的信仰较为混乱，巫觋作乱之事屡见不鲜。

佛教传入后，起初掺杂于各种信仰之中，其后逐渐在朝野扩大了影响力，有超越神道之势。《日本书纪》说，孝德天皇“尊佛法，轻神道”。天武天皇四年（675）夏大旱，天皇遣使四方以币帛向诸神祈祷，同时命众僧向三宝祈祷。同十一年又逢大旱，天皇命百济僧道藏祈雨，天降甘霖。持统天皇二年（688）七月大旱，道藏再次祈雨又获成功。佛教展现出强大的法力，赢得了朝野的信奉。其后每逢天旱，请僧祈雨成了惯例。在天灾降临时，天皇还诏令公卿于佛前忏悔，请僧诵经，以免除灾害。

天皇、皇室成员或重臣生病时，也要举行法会祈祷，有时还会度僧。天武天皇八年（679），天皇患病，立即度僧百人，不久即康复。同十一年，日高皇女患病，又在大官大寺度僧140余人。同十四年，天皇病重，命众僧于大官大寺、川原寺、法兴寺诵经三日，并赏赐三寺稻米。

第二年，天皇病情进一步加重，法事进入高潮。正月，请三纲、律师、大官大寺知事、佐官和九名僧人，供养并赐予财物。二月，以皇后宫中私稻五千束，纳于川原寺。五月，以天皇体不安，“于川原寺说《药师经》，安居于宫中”。遣人打扫诸寺塔堂，大赦天下。六月，遣使于法兴寺，敕众僧曰：“近者，朕身不和，愿赖三宝之威，以身体欲得安和。是以僧正、僧都及众僧应誓愿，则奉珍宝于三宝。”赐三纲、律师及各寺上座僧人御衣、御被各一具。同月，遣使于川原寺，燃灯供养，大斋悔过。赐高僧法忍、义照封户。七月，敕僧正、僧都赴宫中悔过。同月还减免徭役赋税，遣使到神社纳币。同月又请僧一百，于宫中诵读《金光明经》。天武天皇当时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因此诏令政事悉委于皇后及皇太子。同月改元，称朱鸟元年（686）。选净行者七十人出家，在宫中设斋。同月诸王臣等为天皇造观音像，于大官大寺说《观音经》。八月，为天皇度僧八十人，其后又度僧尼百人，于宫中读《观音经》二百卷。九月，“亲王以下，逮于群臣，悉集川原寺”，为天皇祈愿。不久，天皇病逝。

自早期大乘经典《般若经》以来，大乘佛教就宣扬抄写、诵经的功德。《辩中边论》说：“于此大乘有十法行：一书写；二供养；三施他；四若他诵读，专心谛听；五自披读；六受持；七正为他开演文义；八讽诵；九思惟；十修习。”国王大臣作为佛法外护，修上述功德者在印度、西域、东土屡见不鲜。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记载说：“崛多三藏口每说云：‘于阗东南二千余里，有遮拘迦国，……王宫自有《摩诃般若》、《大集》、《华严》三部大经，并十万偈。王躬受持，亲执键钥，转读则开，香华供养。’”这样的习俗也传入了同期的日本。(www.xing528.com)

孝德天皇时的白雉二年（651），诏僧尼在味经宫诵读一切经，应召的僧尼总数达2000多人，蔚为大观。第二年又延请僧惠隐入宫讲《无量寿经》，僧惠资担任论义，有1000多名僧人旁听，讲期长达20天。同年十二月，招天下僧尼入宫举行“设斋、大捨、燃灯”等法事，这是此后宫中佛事的滥觞。

天武天皇二年（673）三月，刚刚即位一个月^[13]的天武天皇即命令抄经生在川原寺抄写一切经。“一切经”也称作“大藏经”。完整的一切经传入日本可追溯到奈良时代的玄昉。天平六年（734），玄昉自唐朝回国，带回了与此前不久智昇编订的《开元释教录》（730）相同规模的经典，据推测可能是刚刚编好的大藏经，即一切经。而天武天皇时代，尚无真正的一切经，天武天皇下令抄写的，大概是日本境内当时能够搜集到的所有经典（天武天皇确曾于此前派遣使者赴全国搜集佛经）。总之，此事成为抄写一切经习俗的源头。天武天皇六年（677），天皇于法兴寺设斋转读一切经。天皇本人御驾亲临寺院南门，礼敬三宝。即席诏令各亲王和群臣，准许各家无论男女长幼可以有一人出家。进入奈良时代以后，抄写一切经成为一项国家事业。养老六年（722）于大安寺、天平十一年（739）于东院、天平十三年（741）于福寿寺、天平十四年（742）于皇后宫中都曾经举行大规模的写经活动。

例行的佛教法事逐渐演变成了民间节日，成为民俗的一部分。齐明天皇三年（657），天皇在飞鸟寺以西仿建须弥山举办盂兰盆会。齐明天皇五年（659），诏令都城各寺院讲《盂兰盆经》，报效七世父母。这是此后盂兰盆会的滥觞。第二年，又制作一百高座、一百领袈裟，请高僧讲《仁王般若经》，这是后来仁王般若会的起源。此外藤原氏家族又创立了兴福寺维摩会。盂兰盆会、仁王会、维摩会号称南都（奈良）三大会，现在仍是日本重要的宗教民俗活动。

天武天皇八年（679）开始于宫中及都内各司宣讲《金光明经》，这是后来例行的大极殿御斋会（又称“最胜会”）的前身。持统天皇继承了天武天皇的做法，持统天皇六年（692），诏令畿内讲说《金光明经》。同八年，朝廷赐予诸国《金光明经》一百部，诏令于每年正月上玄日（初八）诵读。此后的御斋会就定于每年正月举行，并且和传统的新年祭结合起来，成了固定的节日。

天武天皇还规定了每月六斋的习惯。六斋日即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此期间禁止杀生、食肉。持统天皇朱鸟元年（686）为祭拜天武天皇在大官、飞鸟、川原、丰浦、坂田五寺举办了盛大的无遮大会。第二年正月又在药师寺举办了同样的大会。同年九月，还在京城各寺举办了国忌斋会。第二年诏令此后每逢国忌日都要举办斋会。

佛教思想对民风也产生了影响。当时的日本人生活崇尚简朴，即使是皇室和贵族的宫殿宅邸，往往也都是以柏树皮和茅草为顶，以不加油彩的原木为柱。普通人不吃野兽的肉，做菜不用油，对猎人和渔夫存在社会偏见。这些都受到了佛教清心寡欲、不杀生思想的影响。

大化改新力图建立国家佛教，使佛教成为配合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工具。前面已经列举了天智天皇、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大力襄助佛教的事例。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天皇如此支持佛教，并不完全是出于宗教信仰，他们也带有政治的考虑。

天武天皇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自称“明神御大八洲日本根子天皇”，“明神”即显现于人间的神。他在位期间不但大兴佛事，对神道教也是关注有加。正是在他的治下，伊势神宫的地位不断提高，并且制定了二十年迁建一次的制度。可以说，天武天皇是一位非常善于利用宗教神化天皇地位的政治家。奈良时代确立的国分寺制度，其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天武天皇。

天武天皇五年（676），天皇遣使赴诸国，诏令各国讲说护国经典《金光明经》和《仁王经》。同十四年，天皇诏令地方诸国建造佛舍，供奉佛像佛经并行礼拜。由于其时各地尚无统一的官方寺院，佛舍就安置在各国国衙的官舍里。其后的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朝廷又向各国派遣国师，与国司并列，象征着中央对地方拥有世俗和宗教的双重垂直领导权。可以说，这些都是国分寺制度的萌芽。

天武天皇凭借壬申之乱夺取了政权，拥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他即位后特别重视军事建设，著名的五卫府制度就是由他奠定的。但是，天武天皇并非一味崇尚武力的武夫，他也很重视文教的作用。佛教就是他实施教化、安抚地方的工具之一。天武天皇十三年（684），天皇命令在武藏国（东京都）安置自百济归化的僧尼和俗人共计23人。继任的天皇延续了这项政策。持统天皇元年（687），朝廷又在武藏国安置自新罗归化的僧尼百姓22人。天平宝字二年（758），向武藏国移居新罗僧32人、尼2人、百姓男女共40人，并于此地设置新罗郡。持统天皇三年（689），有陆奥（青森县、岩手县等东北地区）居民请求出家为僧，天皇准许。同年赐予虾夷（北海道）、陆奥等地的僧侣佛像、幢、钟、钵、宝帐等法器，以及绫罗、棉、布、工具、鞍具等财物。在当时的日本，上述地区即关东、东北、北海道等地与关西大和地区相比较为落后，很多地方还属于蛮荒的不毛之地，民风彪悍，经常不服从大和国的统治。天皇和朝廷特意把文明程度较高的半岛归化人移居到那里，其中还有大量的僧侣，其目的就是在那里传播佛教，实施教化。从天皇对这些地区的僧侣恩赏有加、鼓励当地人出家等举动也可略见一斑。可以说，这是利用佛教经略边疆、安抚地方的实例。

除了对佛教的整体利用，天皇和朝廷还对有特殊才能的僧侣委以重任。大化改新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僧旻等人自不待言，天智、天武朝的多位僧人都参与了政府的工作。由于僧侣文化素养较高，且对大陆文化较为熟悉，日本政府还多次委派他们担任外交使节。天智天皇三年（664）五月，唐遣使郭务悰等人赴百济，赠送了表函和礼物。当时的日本以百济的宗主国自居，十月，作为答谢，派遣沙门智祥向郭务悰回赠了礼物。同七年，中臣镰足派遣沙门法辨向新罗使节赠送了船只一艘。此外，遣唐使中还有多位僧人担任了副使。天皇还多次在寺院招待外国使节，向其展示日本的文化。^[14]除了外交方面，天皇和朝廷曾多次表彰精于医术、天文历算、工艺、艺术等技能的僧人，其中一些僧人还被命令还俗，赐姓出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