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佛教通史第9卷：日本佛教与大化改新

自推古朝以来，苏我氏掌握了佛教的领导权。苏我氏成为新宗教的代言人，把大王都不放在眼里。皇极天皇元年（642）发生了一件标志性事件。当年自六月起持续大旱，于是群臣建言：“随村村祝部所教，或杀牛马，祭诸社神；或频移市；或祷河伯”，采用巫祝的方式祈雨，结果毫无效果。苏我虾夷表示：“可于寺寺转读大乘经典，悔过如佛所说。”七月，虾夷“于法兴寺南庭，严佛菩萨像与四天王像，屈请众僧，读《大云经》等”，虾夷亲自“手执香炉，烧香发愿”（《日本书纪》）。苏我虾夷不但以佛教的代言人自居，还擅自兴法事祈雨，这明显是对大王神权的僭越。

《日本书纪》嘲讽说，虾夷祈雨的结果是“微雨”。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并不是因为佛菩萨无能，而是由于祈雨者是苏我虾夷。果然，《日本书纪》接着说：“八月，（皇极）天皇幸南渊河上，跪拜四方，仰天而祈。即雷大雨，遂雨五日，溥润天下。于是，天下百姓俱称万岁，曰至德天皇。”大雨不但倾盆而下，而且连着下了五天！虾夷胆敢擅自挑战大王的最高祭司地位，不但触犯了大王家的底线，还引起了天下百姓的公愤。

但虾夷似乎并未引以为戒，没有丝毫收敛。皇极天皇三年（644）六月，剑池（奈良县橿原市）的莲花开出了一茎两萼。由于苏我氏的祖坟就在剑池附近，虾夷认为这是苏我氏繁荣昌盛的祥瑞，遂将此花萼供奉于法兴寺的丈六释迦如来佛像前，举行了祈祷的法事。但他不知道，此时距他灭族大祸只剩一年时间。

苏我氏掌握佛教，威胁到了大王家的绝对神权，成了大和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新焦点。同时，苏我氏佛教还与当时的国际关系有关。苏我氏与百济始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百济也把苏我氏看作其在大和国的最重要支持者，因此，法兴寺等苏我氏寺院充满了以百济为首的半岛特色。乙巳事变发生后，中大兄皇子等人在控制局势后，第一时间通知了尚在难波的半岛三国使节，以获得国际承认。高句丽和新罗使者都按照新政府的要求准时入朝觐见，唯有百济使节托病未到，这生动地表现出百济对大和政局变动的不安，以及对诛杀苏我氏的不满。此事也充分说明了佛教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关系。

推古天皇之后舒明天皇即位，舒明天皇也信仰佛教。舒明天皇十一年（639），舒明天皇在百济川河畔兴建了百济宫和百济大寺。百济大寺由舒明天皇亲自发愿兴建，渡来人系统的东汉氏负责营建，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座皇家寺院，所以命名为“大寺”。百济大寺的出现标志着大王家（皇室）已经开始积极争取佛教的领导权。最具象征意义的是，该寺营建了高达九层的九重塔，超越了苏我氏法兴寺的五重塔。据认为，九重塔的兴建与此前回国的留学僧僧旻、惠隐等人有关。惠隐等人在唐留学时与新罗留学僧慈藏等人相识，慈藏回国后在新罗佛教界成为领袖。新罗真兴王发愿在都城庆州兴建皇龙寺，接受慈藏建议修建了九重塔。^[9]惠隐等人在慈藏的帮助下途经新罗回国，曾经去庆州礼诣皇龙寺。回国后，他们可能向舒明天皇汇报了九重塔的壮观，同时也汇报了西方各国皇室兴佛的盛况，这定然引起了以舒明天皇为首的大王家的羡慕和对苏我氏的不满，于是，百济大寺与九重塔出现了。

舒明天皇对归国留学僧非常信任、倚重，惠隐回国第二年（640），舒明天皇就在厩坂宫召集僧众举行斋会，请惠隐宣讲《无量寿经》，并在宫内设置阿弥陀佛像礼拜，这是史料所载的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日本的开始。百济大寺建成后，舒明天皇还任命僧旻出任该寺的首任寺主。此前相继自唐回国的留学僧也都被安排住于百济大寺。百济大寺的唐朝色彩与受朝鲜半岛特别是百济影响较大的法兴寺形成了鲜明对比。

舒明天皇兴建了第一座皇家寺院百济大寺，但由于苏我氏的专权，在他的时代尚未能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佛教，舒明天皇的佛教信仰还停留在私人信仰，也就是宫廷佛教的阶段。但是，舒明天皇在留学僧的影响下已经萌发了建立国家佛教的想法，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皇后、后来即位的皇极天皇（重祚后称齐明天皇），其子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另一子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受他影响继承了这一信念。这几位重量级天皇对佛教成为具有国教性质的国家佛教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也可以说舒明天皇在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苏我氏对佛教的把持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大王的神权，这就使得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在此，我们有必要专门探讨一下神权与天皇统治的关系。

此前已经提到，日本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在佛教传入以前，日本就有了丰富的神话、巫术和祭祀活动。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家正式建立以后，编纂了《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这两部书将古代的神话有目的地收集起来，编纂为所谓“记纪神话”；朝廷还将原始的宗教信仰、仪式统合起来，形成了所谓原始神道。记纪神话与原始神道的突出特点就是神化皇权，使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与关于大和民族起源的祖先神话在天皇身上合二为一。津田左右吉早就指出：“概括而言，神代史只是为了树立统治者的地位，说明其统治地位的本源和由来。”^[10]“追随皇室的诸氏族和地方豪族的祖先都是自皇室分离出来的，换言之，皇室是诸氏族的宗家。”另一方面，“天皇作为‘现世神’又与诸氏族分离，居于特殊的位置”^[11]。这看似有些矛盾的两点结合在一起，说明了各氏族的源头皆可上溯于神代，其祖先皆出自具有神性的皇室，因此，他们有必要世世代代依附、顺从皇室。

早期的天皇自第一代神武天皇起，都是半人半神的形象，有关他们的记载都属于神话。据考证，第一位可能确有其人的是第十代崇神天皇。《日本书纪》描述他：“识性聪敏，幼好雄略。既壮，宽博谨慎，崇重神祇，恒有经纶天业之心焉。”“崇神”一词的含义即“崇重神祇”。据传说，崇神天皇即位后的一项创举就是改革了祭祀的传统，将天照大神和大和的地方神倭大国魂神在神社分祀，并以八十万群神陪祀。天照大神此后演变为大王家的祖先神，此传说说明了大王家族凭借神权逐渐凌驾于各豪族之上的史实。大化改新后在向朝鲜半岛使节颁布的诏书中，将孝德天皇称为“明神御宇日本天皇”。“明神”即现世的、呈现人身的神。苏我石川麻吕等人在改新后向天皇建议，“先以祭镇神祇，然后应议政事”（《日本书纪》）。这些都说明了天皇的统治权与神权的关系。

天皇的神性实质上是日本早期社会的历史性产物。在原始社会甚至更古老的时代，日本列岛上散乱居住着从东北亚、东南亚各地移居而来的部族。在生产力获得一定发展后，各个部族之间就出现了资源与土地的争斗与掠夺，最终导致了部族国家的出现以及国家之间的大规模统一战争。大和国在战争中脱颖而出，大和首领就成长为大和国的大王。但是，大王家在实力上并不拥有对其他豪族的绝对优势，于是他们就利用列岛人民的宗教习俗，把自己塑造成宗教的权威，因而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天皇不仅是日本列岛的世俗统治者，还是民族信仰的最高祭司。在日本历史上，天皇一直身兼此二重身份，即使其作为世俗统治者的权力被架空，其作为大祭司的地位也从未曾动摇。平安时代摄关制度实行后，天皇往往不能亲政，但国家的祭祀、祈祷活动仍然由天皇来主持，即使是幼帝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在武家掌权的封建时代也未曾改变。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也能较好地说明天皇的二重身份。天皇的朝服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变化，一次是平安时代初期，采用了中国帝王的样式；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不久，采用了欧洲君主国的军服样式；最后一次是战后民主化采用了正装西服。这三次换装可以说是日本三大历史转折的缩影，但每一次换装都明文规定天皇在行使祭祀时穿着的礼服不变，也就是说，当今日本天皇在祭祀时穿着的礼服与千年以前的飞鸟时代并无明显差异。这一细节说明了日本人对天皇亘古不变的民族大祭司身份的重视。这样的观念深深植入日本人心中，构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历史上，每当天皇的权威和地位受到挑战，这样的观念就开始酝酿发酵，使挑战者终究不敢越雷池一步。所谓“万世一系”的神话就是这样酿成的。

佛教传入后，由于各种必然和偶然的原因，苏我氏而不是大王家成为佛教的最大支持者和庇护者。此后，苏我氏成为大和国事实上的统治者，佛教在其羽翼下获得了早期发展。佛教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宗教魅力以及大陆国家先进文化的属性，很快征服了原本信奉原始神道的上层统治者，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宗教。这对于大王家族是非常不利的。苏我氏很可能利用这种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新宗教，削弱甚至试图超越大王在宗教上的权威性。皇室出身的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虽然对佛教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他们与苏我氏关系密切，其所作所为并未脱离苏我氏的授意或认可，因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苏我氏主导佛教的局面。可以说，飞鸟时代的佛教就是苏我氏的佛教，佛教这一新宗教的领导权掌握在苏我氏手里。

大化建立的新政府在佛教政策方面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苏我氏的阴影，将佛教全面地变成维护天皇统治的宗教工具。也就是说，将苏我氏时代各个豪族自相拜佛、祈祷祭祀的氏族佛教转变为以天皇为中心、置于政府管理下的国家佛教。(www.xing528.com)

“大化改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将佛教的领导权从苏我氏手中转移到天皇手里，再次确认天皇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宗教统治权。大化元年（645）八月，推翻苏我氏的政变之后的第二个月，新政府遣使赴法兴寺，召集僧尼宣布了政府的佛教政策。法兴寺是苏我氏的氏寺，既是苏我氏控制佛教的大本营，也是苏我氏权势的象征（乙巳事变后中大兄皇子迅速派兵占领法兴寺，也说明了这一点）。新政府选择此地可谓意味深长。

据《日本书纪》记载：

（八月癸卯）遣使于大寺（法兴寺），唤聚僧尼而诏曰：“于矶城岛宫御宇天皇（钦明天皇）十三年中，百济明王（圣明王）奉传佛法于我大倭。是时，群臣俱不欲传，而苏我稻目宿祢独信其法，天皇乃诏稻目宿祢，使奉其法。于译语田宫御宇天皇（敏达天皇）之世，苏我马子宿祢追遵考父之风，犹重能仁之教，而余臣不信，此典几亡。天皇诏马子宿祢，而使奉其法。于小垦田宫御宇天皇（推古天皇）之世，马子宿祢奉为天皇造丈六绣像、丈六铜像，显扬佛教，恭敬僧尼。朕（孝德天皇）更复思崇正教，光启大猷。故以沙门狛大、法师福亮、惠云、常安、灵云、惠至、寺主僧旻、道登、惠邻，而为十师，别以惠妙法师为百济寺寺主。此十师等，宜能教导众僧，修行释教，要使如法。凡自天皇至于伴造所造之寺，不能营者，朕皆助作。今拜寺司等与寺主，巡行诸寺，验僧尼、奴婢、田亩之实，而尽显奏。”即以来目臣、三轮色夫君、额田部连甥为法头。

该诏书的前半部分简略地回顾了佛教传入以来的历史，特别强调苏我氏奉佛不过是执行历代天皇的圣意，这显然是在刻意地歪曲历史。后半部分则以“朕更复思崇正教，光启大猷”开头，表明了新政府欲兴隆佛法的姿态。天皇任命十位高级僧侣，即“狛大、福亮、惠云、常安、灵云、惠至、僧旻、道登、惠邻、惠妙（惠隐）”为“十师”，让他们“教导众僧，修行释教，要使如法”，并重新任命了“法头”。

大化政府设立十师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废除苏我氏主导的僧正、僧都制度，将佛教的统辖权收回到政府手中。僧正、僧都制度由百济僧观勒提议，于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设立，其蓝本来自中国南朝。观勒担任首任僧正，鞍部德积担任僧都。僧正和僧都的职责是“检校僧尼”，主要运用戒律约束僧团。此外，还设立了管理寺院财产和僧尼名籍的官职，称为“法头”，由阿昙连某担任。僧正和僧都委任于僧人，法头则是世俗的官吏。担任僧都和法头的鞍部氏与阿昙氏都和苏我氏关系密切，被认为是苏我氏的心腹，所以苏我氏事实上通过僧官控制了佛教。

大化政府改革佛教的第一要务就是接收法兴寺和废除僧正、僧都，于是采用了十师制度。据考证十师制度源自隋唐的十大德制度。隋炀帝曾遴选十师，唐武德二年（619）也遴选过十位德高望重的高僧。这样的制度很可能是由留学僧僧旻等人设计提出的。与僧正等较为强势的管理职位不同，十师主要是荣誉性的僧界领袖，起表率作用。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制度带有一定的过渡性质。果然，在新政府稳定之后便又恢复了僧正和僧都的职位。十师的人选也体现了这一战略意图。十师之中以僧旻为首，有四人是自唐归来的留学僧，其余六人大多是与法兴寺即苏我氏关系密切的高僧。这样做是为了在改革派留学僧的引导下，尽可能地团结受苏我氏影响较大的旧僧界领袖，尽快地实现从氏族佛教到国家佛教的转变。

另外，十师制带有僧团自治、自律的色彩，主要是为了争取佛教界对新政府的信任和好感。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佛教的实质性管理，新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诏书明确表示：此前无论是由皇室还是伴造（中央位居高位的豪族）建立的寺院，今后一律归国家管理，财力困难的由国家提供补助。全国的寺院都要实行寺司（由世俗官员担任）和寺主（由寺院的僧人领袖担任）双重负责的制度。诏书还强化了世俗官员“法头”的地位，任命来目臣等三人为法头，负责巡视全国的寺院，检验僧尼和寺院的奴婢、田地。

在推翻苏我氏的乙巳政变和之后的大化改新中，留学归来的留学僧与留学生一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和国自推古朝起向隋朝派遣了遣隋使，其后又向唐派遣了遣唐使，随同使者同时派遣了留学生和留学僧。但由于各种原因，推古朝未能积极争取留学人员归国。其后，大和与新罗的外交关系改善，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秋七月，留学僧惠齐、惠光及医惠日、福因等随同新罗使臣回国，惠日等向朝廷报告：“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建议朝廷召回留学生为国家效力，同时还建议朝廷继续向唐派遣留学人员，以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

此后的舒明朝形成了一个留学生归国的高潮。舒明天皇四年（632）八月，灵云、僧旻经由新罗回国。僧旻于推古天皇十六年（608）小野妹子第二次出使隋朝时，随同小野妹子一起入华，时隔25年回到日本。舒明天皇十一年（639）九月，惠隐、惠云经新罗回国。舒明天皇十二年（640）十月，请安（南渊请安）和留学生高向玄理回国。请安、高向玄理和僧旻一样，都是随同小野妹子一起入华的，回国时，二人在中国已经滞留了33年。留学僧回国后，受到了朝廷的重视，特别是与朝廷内部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建立了密切联系。僧旻回国后成为舒明天皇兴建的百济大寺的首任寺主，他还担任了众皇子的老师，对中大兄皇子影响很大。高向玄理和请安也受到重用，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向他们求学。据说，推翻苏我氏的政变就是在请安的住所谋划的。大化元年（645）六月，政变成功后，僧旻和高向玄理一起被任命为国博士。大化五年（650），僧旻和高向玄理又被委以制定八省官制的重要任务。

留学僧还成长为日本佛教的新领袖，大化元年（645）颁布兴隆佛法诏书，任命十师为僧界领袖，其中四人即僧旻、惠云、常安、灵云都是归国留学僧。所谓留学生和留学僧的差异，主要是按照他们出使前的身份界定的。事实上，留学僧除了学习佛教，很多时间都用来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这一点与留学生并没有区别。留学僧们不但在政治理念上对上层贵族中的改革派施加了影响，还转变了他们对佛教的看法，这为国家佛教在日本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比较典型的是中臣镰足。镰足是中臣氏出身，前面已经提到，其家族世代掌管祭祀，属于世袭的神职人员，自然会对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采取保留甚至排斥的态度。所以，其先祖中臣镰子和中臣胜海都是著名的排佛派。但镰足本人师从请安等人学习后，不但辞去了神祇伯的职位，还皈依了佛教。在与苏我氏的斗争中，他发愿制作了丈六的释迦佛像和四天王像。这些佛像被安置于山科寺。这所寺院就是后来著名的奈良兴福寺的前身。在奈良时代，兴福寺成了最为显赫的藤原家的氏寺。

镰足还积极支持派遣留学僧赴唐。白雉四年（653），日本派遣留学僧随同遣唐使赴中国留学，其中就有镰足的长子定惠。同行的还有学问僧道严、道通、道光、道昭、辨正等14名僧侣。定惠于天智天皇四年（665）随同唐朝使臣刘德高等人返回日本。在唐期间他追随玄奘的弟子神泰，除了佛教还学习了儒学等外典，归国时年方23岁。可惜的是，他不久即猝死，据说是仇视唐朝的百济人不愿亲唐的定惠掌权，投毒暗杀了他。齐明天皇四年（658），又有智通、智达等人搭乘新罗的船只入唐留学。这些人除少数死于旅途和中国外，大部分都学成回国，成为振兴日本佛教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