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推古朝改革的关系

推古朝处于日本历史的关键时期。自6世纪初到7世纪，历经推古朝改革、大化改新、壬申之乱，改革一直是时代主题。氏姓部民等制度严重束缚了大和国的社会发展，激化了内外矛盾，必须对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有四：其一，打破豪族对政治的垄断，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统治；废除高级官员的贵族世袭制，依据才能提拔任用新人。其二，打破氏族的界限，消除氏族之间的对立矛盾，并进而消除由之产生的豪族之间的党争。其三，改变文化上的封闭落后局面，积极引进大陆先进文化。其四，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苏我氏当权以后，由于其中一些内容，特别是树立绝对皇权触犯了苏我氏自身的利益，因而改革不可能得以彻底实行，但改革在苏我氏的支持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具体表现在颁布《宪法十七条》、建立十六品官位制、推广佛教、修订日本国史、积极拓展自主外交五个方面。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都是为了建立如同隋唐一般强大的帝国，佛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鉴于以上我们已经对推古朝推广佛教的诸多事迹进行了介绍，这里重点谈谈推古朝改革的核心文件《宪法十七条》（《宪法》）中体现的佛教思想。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十二年（604），日本政府颁布了《宪法十七条》。虽然对这部文献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总体而言，推古朝到奈良时代的执政理念和佛教政策基本是一贯的，《宪法》成文不可能晚于奈良时代，即便其在推古朝并未成文，也大致可以肯定其反映了当时的思想。

《宪法十七条》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它不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性。从内容就可以看出，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教化国民、规范国家精神的道德训诫。^[26]因此可以说，《宪法十七条》是一个树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文件，它虽然没有法律的严格约束作用，但却成为此后制定各项法律的准绳。

此前学者已经指出，从用语和出典来看，《宪法十七条》包含了儒、法、阴阳等各家思想，但其思想基础却是佛教^[27]，这是它与中国类似典籍的根本不同之处。^[28]一些学者看到《宪法十七条》广泛引用了儒家典籍，就据此认为《宪法》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还有一些学者猜测“十七条”出自《管子》“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春秋纬》书“阳数极于九，阴极于八”，认为《宪法》以阴阳谶纬思想为核心。^[29]《宪法》肯定受到了多家思想的影响，但如果局限于外部考据而忽略内在思想脉络，就难以把握该文献的本质。飞鸟时代，中国主要典籍已经输入，《宪法》引用的典籍包括《诗经》《书经》《孝经》《论语》《左传》《礼记》《管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史记》《汉书》《文选》，单凭引用和出典并不能断定《宪法》的思想基础。事实上，飞鸟时代的日本人对汉文化的学习还处在初始阶段，贵族士大夫以吟诵中国古典为豪。引用有时只具有修辞作用，并不一定具有严密的思想关联。如果深入文本略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宪法》与佛教的密切关系，或者说佛教对推古朝政治理念的深刻影响。

首先，《宪法》意图把佛教树立为日本的国教，从思想领域完成日本国家、民族的大一统。《宪法》第二条说：

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

在此，《宪法》明确提出：佛教是众生安身立命之所，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更重要的，佛教是文明国家普遍信奉的宗教。这里的弦外之音是：无论任何国家和民族在佛法面前一律平等。很显然，大和国弘扬佛教的目的之一就是提升其国际地位，与中国相抗衡。这与传说中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国书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次，《宪法》倡导的一些重要原则，例如“和”自古以来就被奉为日本文化的核心精神。有些人望文生义，认为《宪法》所谈的“和”完全取自儒家，其实不然。细加分析，可见其基础是佛教思想。《宪法》第一条说：

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从形式上来看，这里提出要“顺君父”、不“违邻里”、上下和睦，似乎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儒家思想相同。但实际上，儒家所讲的“和”更多地强调一种有差别的秩序，每个人如能在差别中找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称的位置，就是“和”。而《宪法》所倡导的“和”并不止于此，它从佛教的慈悲平等精神出发，倡导相互尊重的和谐气氛。例如《宪法》第十条说：

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

儒家确立天地以诚为本，返身而诚，则能辨真伪；人伦有长幼尊卑的次序，贤与不肖的差异，可以定是非。《宪法》的思想与此大为不同。《宪法》从佛教理论出发，认为众人皆有执着，有执着则有是非，发生争执是在所难免的，都是众生的分别心在作怪。因此，《宪法》所言的“和”是处于世俗智慧皆有虚妄、片面之处，世俗真理只具有相对性的前提之下的。“和”的目的不单纯是树立秩序，更不是让卑下愚劣者顺从，而是杜绝无谓的争执，创造和谐的气氛，从而达成相对合理的一致。《宪法》第二条还说：“人鲜尤恶，能教徙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人人皆有佛性，本心向善，本性非恶，只要教化得当，就能使之弃恶从善，而佛教是教化的最好工具。

《宪法》反映了大和国上层对佛教的初步理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与推古朝改革的关系。

[1] ［日］坚田修：《初期的佛教》，载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古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47页。

[2] 《高僧传·康僧会传》：“置舍利于铁砧磓上，使刀者击之，于是砧磓俱陷，舍利无损。”参阅井上熏《日本古代的政治与宗教》，吉川弘文馆1961年版，第213—214页。

[3] ［日］吉田一彦：《佛教的传入与流通》，载末木文美士等编《新亚洲佛教史·日本佛教的基础》，佼成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2页。

[4] 另有说法称苏我氏源自飞鸟（奈良县）附近的曾我或河内（大阪府）的石川。参阅［日］佐伯有清《日本古代氏族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版，第99—100页。

[5] 四郡为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娄。日本一些学者认为四郡是大和国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的殖民地。

[6] ［日］佐伯有清：《贵族文化的产生》，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古代2，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190页。

[7] 神话学家认为，日本神话可以分为下降神和水平神两大类型，天神、海神分别属于这两大类型。参阅［日］大林太良《神话论》，岩波讲座《日本通史》1，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301页。

[8] 广义即今日本关西地区，大和国发源于此，故以此地名为国名；狭义大致相当于奈良县。

[9] 飞鸟时代原本是日本文化史的断代名词。因继体以后一直到皇极天皇都定都于飞鸟（奈良县明日香村），故有此称。飞鸟时代的上下限说法不一，大致为6世纪上半叶到7世纪下半叶，本书以大化改新迁都难波京为其下限。(www.xing528.com)

[10] 关于日本向隋朝递交的第一封国书的内容，中日双方记载有出入。《隋书》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记载，据说隋炀帝看到后感到不快，而日本方面的记载并无此内容。隋朝回复日本的国书由小野妹子和裴世清带回，但奇怪的是小野妹子竟然将国书丢失了，并因此获罪。据推测，大概是隋朝国书的措辞较为严厉，小野害怕朝廷怪罪故隐藏了国书。以上细节虽无从考证，但可以推测，日本在对华外交中确实表达了争取平等地位的愿望。

[11] ［日］石田茂作：《飞鸟时代寺院址的研究·总说》（1944年，第一书房1977年复刻本），学界对此统计有不同看法，参阅坚田修《初期的佛教》，第61页。

[12] ［日］稻垣晋也：《从考古学角度看初期寺院的营造》，《东洋学术研究》1979年第18卷第3号。

[13] 苏我氏本宗被灭后，法兴寺收归国有。奈良时代迁都，法兴寺随同迁往平城京，改称元兴寺，其原址保留的飞鸟大佛和殿宇改称飞鸟寺。

[14] ［日］田村圆澄：《序章·圣德太子像的转变》，《飞鸟白凤佛教史》上，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1—23页。

[15] 据认为是藤原犹雪于延喜十七年（917）根据《日本书纪》等资料的相关记载编写的。

[16] 铭文标注年代为607年，但不可靠。

[17] 铭文标注年代为621年，但不可靠。

[18] ［日］家永三郎：《作为历史人物的圣德太子》，《日本思想大系·圣德太子集》，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467页。

[19] 此据《法王帝说》，关于太子的生没年还有其他说法。参阅［日］家永三郎《圣德太子的佛教》，载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古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67页。

[20] ［日］大山诚一：《长屋王家木简与金石文》，吉川弘文馆1998年版；《圣德太子的诞生》，吉川弘文馆1999年版。

[21] ［日］吉田一彦：《佛教的传入与流通》，第68—69页。

[22] ［日］关口真大：《达摩研究》，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314—318页。

[23] 有关三经义疏作者问题的争论史，参阅［日］菅野博史《三经义疏的真伪问题》，《南北朝·隋代中国佛教思想研究》，大藏出版社2012年版，第557—586页。

[24] ［日］藤枝晃：《胜鬘经义疏》，《日本思想大系·圣德太子集》，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484—544页。

[25] ［日］石井公成：《三经义疏的语法》，《印度学佛教学研究》57—1。

[26] 中村元指出，与《宪法十七条》相类似的文件在世界史上普遍存在，例如阿育王敕语、松赞干布十六条法等。参阅中村元《日本思想史》，东方出版1988年版，第4—6页。

[27] ［日］村冈典嗣：《宪法十七条的研究》，《日本思想的诸问题》，创文社1957年版，第62—63页。

[28] 冈田正之认为，《宪法十七条》受到了《后周书·苏绰传》等文献的影响，参阅［日］家永三郎《宪法十七条》，《日本思想大系·圣德太子集》，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482页。

[29] ［日］家永三郎：《宪法十七条》，第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