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历史：圣德太子与佛教

提及推古朝及当时的佛教，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圣德太子。圣德太子的名字自古以来就是与推古朝改革领袖、日本佛教之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有关圣德太子丰功伟绩的传说层出不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对太子的神化达到了顶点。^[1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人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圣德太子仍是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不过，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下，太子研究却打破禁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对太子相关史料的批判性研究出发，近年甚至出现了彻底否定太子历史真实性的观点。这对普通日本人来说确实可以说是爆炸性新闻，或将改变人们对古代史的认识。当然，学界对类似说法还没有达成一致，有关说法还只能称为假说。在对其进行介绍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历史上的圣德太子的形象。

太子的传记资料现存很多，较早的有《日本书纪》（720）、约创作于平安时代初期（9世纪初）的《圣德太子传补阙记》、约创作于平安时代中期（10世纪初）^[15]的《圣德太子传历》，以及整体略晚于《圣德太子传历》的《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此外，与太子生平有关的史料还有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背光后的铭文^[16]，法隆寺金堂释迦像背光后的铭文^[17]，《元兴寺缘起》所引《元兴寺塔露盘铭》《丈六光铭》《元兴寺缘起》《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大安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等。^[18]但这些早期文献中已经掺杂了大量传说，并不全然可信。

据《日本书纪》等资料载，圣德太子本名厩户皇子，后称上宫厩户丰聪耳太子，是用明天皇的次子。他生于敏达天皇三年（574），殁于推古天皇三十年（622），世寿49岁。^[19]用明天皇二年（587），年方13岁的他就参加了苏我氏对物部氏的战争，并且显露出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华。在他的姑姑推古天皇即位后，他于推古天皇二年（593）被立为太子，并被任命为摄政，时年19岁。他一直担任摄政直到逝世，长达30年之久，其间与苏我马子合作推进了多项重大改革，史称“推古朝改革”。改革是大化改新的前奏，为日本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基础。太子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文献。推古天皇十二年（604），他亲自制定了《宪法十七条》。推古天皇二十八年（620），他与苏我马子一起修订了《天皇记》《国记》《臣连办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由此，圣德太子被誉为日本古代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太子与佛教关系密切。他少年时代即追随高句丽僧惠慈学习佛典。在讨伐物部守屋的战争中，守屋军势强盛，“填家溢野”，而太子一方众皇子、群臣、士兵皆怯弱退却。太子当时方“束发于额”（古俗少年十五六岁时束发），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用白胶木刻制了四天王像，“置于顶发，而发誓言：‘今若使我胜敌，必当奉为护世四王起立寺塔’”（《日本书纪》）。其后胜利，太子果然兑现了诺言。据说，太子还曾亲自撰写佛经的注疏，即《胜鬘义疏》《法华义疏》《维摩义疏》。这三部经疏被称为“三经义疏”，是日本最早的佛学著作。太子造塔建寺、推广佛教的事迹举不胜举。因此，太子又被尊为“日本佛教之父”。

此外，传记中还有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描述。据说太子母亲怀孕后“巡行禁中、监察诸司”，到马官那里，偶然触碰到马厩的门，就轻松分娩，所以将太子命名为“厩户”。太子“生而能言”，有“圣智”。及年长后，同时听十个人诉讼而明断不差，且能预知未来。还有一个有名的“片冈圣”传说。据说推古天皇二十一年（613）十二月，太子外出巡视，在片冈山道端看到一名奄奄一息的饥者，问其姓名而不言。太子当即赐予他饮食，还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饥者身上。其后，太子遣使去探望饥者，使臣回来后报告说饥者已死。太子很悲痛，但告诉左右：“先日卧于道饥者，其非凡人，为必真人也。”（《日本书纪》）再度遣使去探访。使者寻到饥者的墓穴，发现封土都没有动过的痕迹，但打开墓穴一看，不见尸骨，只有太子的衣服放在棺上。使者执衣回复太子，太子泰然自若地取过来像平时一样穿在身上。时人大异，称“圣之知圣其实哉”！圣人能够识别圣人，真有这回事啊！

关于太子的政治贡献，与历史上是否确有太子其人有直接关系。因此这涉及《日本书纪》太子传的撰述目的、推古朝皇室与苏我氏的斗争，以及其后苏我氏倒台并被彻底否定等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学者即已经对太子的相关事迹，如亲自制定《宪法十七条》提出了质疑。近年，一些学者进一步认为，圣德太子的形象完全是后人编造出来的，其目的无非为了神化皇室。^[20]历史上的厩户皇子并不具有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和作为——其太子身份遭到质疑——与借其原型塑造的圣德太子相差甚远。目前，有关讨论仍在延续。

正如我们上一节所分析的，推古朝的最高当权者毫无疑问应该是拥有绝对实力的苏我氏——这一点从苏我氏暗杀崇峻天皇等跋扈行径即可略见一斑——推古朝改革也是由苏我马子最终决策的。基于这一点，无论太子是否只是个平庸人物，推古朝改革的真实性和对改革的评价并不会改变。如果圣德太子确实真的只是一个夸大出来的虚构人物，造假者的目的也无非为了否定苏我氏的历史贡献，这恰好证明了推古朝改革的重要历史影响。因此，推古朝实施的推广佛教的政策是可信的，只不过其第一主角应该是苏我氏。

圣德太子与佛教的关系，自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奈良时代的法隆寺金堂释迦佛铭文已经尊称太子为“上宫法皇”，太子对佛教的历史贡献固然有后人渲染的成分，但其佛教信仰还是不容怀疑的。从现存资料和实物来看，太子或者说厩户皇子确实是信仰佛教的。太子死后，他的夫人为了给他荐福，命宫人制作了著名的“天寿国曼陀罗绣帐”（中宫寺所藏），保存至今。虽然对这一绣帐的制作年代有争议，还有人认为它与奈良时代的长屋王有关^[21]，但大多数学者仍相信这件文物与太子有关，其上所绣“世间虚妄、唯佛是真”的字句反映了太子本人的思想。《日本书纪》记载，太子临终时叮嘱其子山背大兄皇子“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山背大兄皇子在遭到苏我入鹿逼迫时为了避免殃及无辜，不愿使用武力反抗，自杀身亡，这可能与他谨遵父嘱、信仰佛教有关。太子师从高句丽僧慧慈学佛的事迹见于多种资料，可以互证；他主持兴建的寺院也得到了考古证明；此外一些遣僧留学、延聘外国法师的说法也都有所依据，总体而言，其兴佛的事迹还是显著的。至于太子是否真是三经义疏的作者，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加以专门讨论。

此外，关于太子与佛教的一些传奇，虽然荒诞不经，但在历史上确曾产生重大影响，成了日本佛教史的一部分。历史上的佛教徒利用民众对圣德太子的崇敬心情，编造传说夸大太子与佛教的关系，这也反过来构成了太子信仰的一部分。例如，日本民间传说认为圣德太子是中国僧侣慧思的转世再生。慧思（515—577）是中国天台宗创立者智（538—597）的老师，对智的影响很大，因而被推为天台宗的二祖（初祖慧文）。天台宗最推崇的经典是《法华经》，而古代日本人普遍相信太子亲自撰写了日本最早的《法华经》注疏——《法华义疏》。太子就与天台宗系统产生了联系，于是杜撰出了太子是慧思转世的神话。(www.xing528.com)

据考证^[22]，宝龟二年（771）左右创作的《慧思七代记》（《大唐国衡州衡山道场释思禅师七代记》）编造了慧思七世转生的故事。其中提到慧思在南岳衡山时，达摩前来探望他，劝他转生海东。于是，慧思转生成圣德太子，而他在片冈山遇到的乞丐，可能就是达摩。平安时代，最澄的弟子光定（779—858）于承和元年（834）创作《传述一心戒文》，转引了《慧思七代记》的说法，进一步肯定片冈圣就是达摩，二人在日本重逢。从此，这则神话广为流传，影响很大。镰仓时代的保元元年（1156），藤原清辅作《袋草纸》，称圣德太子为“救世观音化身”，片冈圣为“达摩和尚、文殊化身”。片冈圣即达摩的传说对日本禅宗影响很大，对民间形成达摩信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由于天台宗比叡山在平安时代成为日本佛教的大学校，太子信仰也经由在此求学的僧人成为日本各宗派的普遍信仰。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净土真宗的创立者亲鸾。据说，亲鸾决定师从法然专修念佛，是因为他在与太子信仰关系密切的京都六角堂向太子祷告百日之后，太子显灵，他才这样做的。其后亲鸾决定“妻带肉食”也是在太子灵前祷告后，获得了太子的许可才实行的。亲鸾83岁时还创作了《皇太子圣德奉赞》，可见他对太子的信仰终其一生。

据《日本书纪》等资料载，推古天皇三年（594），高句丽僧慧慈来朝，圣德太子师从他学习佛法。同十年（601），太子即探明佛法奥旨，初次讲经。十四年（606），天皇命太子讲《胜鬘经》，三日而终。接着太子又讲解了《法华经》，慧慈等人皆为叹服。十七年（609）四月太子作《胜鬘经义疏》，十九年（611）正月毕。二十年（612）正月始作《维摩义疏》，二十一年（613）九月毕。二十二年（614）正月作《法华义疏》，翌年四月毕。以上三部作品合称为“三经义疏”（三疏）。

目前所发现的有关太子为三经义疏作者的最早记录，为《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账》（《资财账》）中天平十九年（747）三月十一日牒：“《法华经疏》叁部各四卷、《维摩经疏》壹部三卷、《胜鬘经疏》壹卷，右上宫圣德法王御制者。”但是，同时期成书的一向美化皇室的《日本书纪》（720）中却并无此说法。据认为，三疏太子撰的说法就是自法隆寺流传开的。

昭和八年（1933），花山信胜（1898—1995）著《法华义疏研究》，开启了有关三疏太子撰真伪说的讨论。^[23]花山信胜主张真撰说，其理由除举证各种文献外，最重要的是指出义疏的文字有明显的日本汉文的痕迹（“和臭”“倭习”），文章不可能是中国人撰写的。而主伪撰说的代表有津田左右吉（1873—1961），他的最重要论据是从义理研究出发，指出飞鸟时代的佛教尚处于为祖灵荐福、祈祷现世来世利益的阶段，而三经义疏关心的则是较为烦琐的义学问题，这与时代背景明显有差异，因而不太可能是日本当时的作品；从内容来看，有可能是在中国创作的。其后，日本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休，至今未能形成定论。战后，伪撰说的代表是敦煌学家藤枝晃^[24]，他将三经义疏中的《胜鬘经义疏》与敦煌文献中发现的多种《胜鬘经》注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其中的一种（E本）与传说中的太子撰本相似度高达百分之七十，二者显然属于同一系统。因此，他得出了所谓太子撰《胜鬘经义疏》大约是在6世纪后半叶于中国创作，另外两疏也是大部头注疏的节略本，三疏可能由遣隋使（607）携入日本的结论。而近年石井公成的研究则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25]他运用现代检索方法对三经义疏的语法和文字重新进行了调查，发现义疏中出现的不规范汉文与确定为日本人创作的8世纪前后的汉文文献完全一致，由此再次肯定了花山信胜三疏非中国人创作的观点，得出了三经义疏大约在自7世纪末到8世纪初的时段内，创作于中国大陆以外的日本或者朝鲜半岛，并且很可能是同一学派的集体作品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第一，就常识而言，三疏乃圣德太子本人亲撰的说法不可信。第二，种种迹象表明，义疏不是由母语是汉语的中国人创作的，而很可能是日本或朝鲜半岛人对中国相关著作的模仿或节略编写之作。学者们普遍指出，三疏中《法华经疏》《维摩经义疏》《胜鬘经义疏》分别受到了梁法云、梁智藏、梁僧旻相关著作的强烈影响。此外，藤枝晃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至少《胜鬘经义疏》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注疏的编写本。但是，从文字、语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编写者又并非中国人。第三，就创作时间而言，一些学者如家永三郎指出：三疏中引用的汉译经论或者中国学僧著述都是隋代以前的，可以证明义疏的创作不会晚于7世纪，与圣德太子的时代较为吻合。也有学者如石井公成指出：三疏中出现的不规范汉语语法与8世纪前后的日本撰述类似，可能时期相同。不过，从家永三郎提出的例证来看，迟至8世纪的可能性较小。第四，很多学者都认为三疏并非由单一学者创作，而是由同一学派的一些学者集体创作的。由此可以推测，如果三疏确实是在日本编纂的话，最有可能的编写者是法兴寺的高句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当然，在新材料发现以前，这也只能是推测。

由此可见，三经义疏虽然并非由太子亲自创作，但有可能是太子身边一些朝鲜僧人的集体创作。即便这一点也被否定，也无法否认它最晚于8世纪初即已经在日本存在，且对其后的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实。那么就有必要对它的内容和价值有所评判。三经义疏的大致内容和基本思想是什么呢？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众生平等，皆有佛性。第二，入世与出世不二。第三，佛法一统。这些思想既是义疏所注三部经的基本思想，也是大乘佛教普遍信奉的观点，并非义疏所独创。从这一点而言，义疏的思想并无特殊之处。不过，在汗牛充栋的佛典中单单遴选上述三部经，说明编写者还是有一定取向的。与中国佛教初传期大小乘并弘不同，日本自佛法一传入即彻底地选择了大乘的道路，并且突出了入世出世不二、真俗一贯的思想，这基本奠定了日本佛教的发展方向，此后的佛教各派都没有脱离此轨道。义疏“众生皆有佛性”的性善论，在《宪法十七条》中也有体现，可以认为它们反映了推古朝或稍后的佛教思想。《法华经疏》在《法华经》融通大小乘、“会三归一”思想基础上提出的“一大乘”的说法，也是该书引人注目之处。虽然疏文对此并没有更多的阐发，但是启发了后学，平安时代的最澄等人就以此作为日本佛教独尊超越大小乘的一乘的依据。可以说，三经义疏反映了日本佛教早期即已具备的独特取向。

那么，三疏的价值又如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三疏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非常之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急转直下，尽管现存的据说是圣德太子亲笔书写的《法华经疏》仍然是日本的国宝，但三疏的思想价值已经不被重视了。总结上述对三疏思想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三疏既重要又不重要，关键在于评判的角度。说它并不重要，是因为：第一，义疏探讨的义学问题仅限于一小部分与外来僧侣接触密切的上层贵族。当时大多数接受了佛教信仰的贵族还停留在祈祷佛教的阶段，对义学并无兴趣，普通民众就更是不知所以了。所以义疏在当时的作用不大，影响较小。第二，义疏的思想与内容完全受到中国佛教的影响，其义学问题是输入的，作者对此虽然有一定思考，但并没有特别的创新。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一文献自身并不具备特别重要的价值。但是，对于任何外来事物，第一印象或者第一理解往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一理解是由前理解，即理解和接受的机制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历史和文化背景决定的。日本人对佛教的第一印象，就是迅速地把佛与神、祖先联系在了一起，这使得日本佛教带有浓厚的民族信仰成分。而三疏反映的是对于佛教的较高层次的、理论层面的理解。即便就流通的年代来说，三疏也是日本最早的义学著作，这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后的义学发展方向。从这一角度来说，义疏在日本佛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