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发展与苏我氏治下的历史

苏我马子联合诸皇子诛灭物部守屋之后，讨伐物部派的泊濑部皇子被拥立为天皇，即崇峻天皇。崇峻天皇是苏我稻目的女儿与钦明天皇所生，与用明天皇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是苏我马子的外甥。马子凭借自己的外戚身份和拥立天皇的功劳，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崇峻天皇对此非常不满。《日本书纪》说，一日有人进献山猪，崇峻天皇指着猪说：“何日如断此猪之头，断朕所嫌之人。”马子听说此事后深感不安，立即派人刺杀了天皇，随后立自己的外甥女丰御食炊屋姬命为天皇，即推古天皇（592—628年在位）。推古天皇是用明天皇的姐姐、敏达天皇的皇后，也是日本第一位女天皇。为了平息皇室的不满，马子同意由推古天皇的外甥厩户皇子即圣德太子担任摄政，与皇族暂时达成了妥协。

圣德太子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日本古代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和佛教外护，讨论古代佛教不可能不提到圣德太子。但是，历史上的太子像美化、神化成分较重，并不尽可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第四节详加讨论，这里只简单地陈述结论：太子被神化，主要是因为后来的史学家从尊皇的立场出发，刻意抬高作为皇太子的圣德太子，贬低弑君擅权的苏我氏。事实上，苏我马子与圣德太子无论是从血缘关系上还是从政治利益上，都有着密切关系。太子任摄政一职，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选择。而实际上，推古朝的最高决策者并非位居摄政的太子，而是以强大实力做后盾的马子。如果没有苏我氏的推动与支持，推古朝的改革不可能进行。此外，马子与圣德太子之所以能较好地合作，主要在于他们的基本政治理念较为一致。他们都积极地主张引进、吸收包括佛教在内的大陆文化，也力主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当然，双方也并非没有分歧，甚至隐含着根本对立。这主要是因为以马子为代表的苏我氏不愿将大权拱手相让，不愿天皇成为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因此，太子想要推行的加强中央权威，效仿隋唐建立君主集权国家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彻底实施。如果不是因为太子的佛教信仰和隐忍的性格，双方的合作随时都可能中断。果然，太子死后，马子与皇室的关系再度恶化，最终走向了决裂。概括而言，推古政权是以马子为代表的豪族苏我氏与皇室妥协达成的结果，这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苏我氏。

了解了推古政权的性质和苏我马子与圣德太子的关系之后，我们就有了了解同时期佛教的基础。以往的史书过多地强调了圣德太子在佛教推广方面的作用，以太子的光芒掩盖了苏我氏的作用，这样的叙述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事实上，苏我氏是佛教传播最积极的推动者，起到的作用也最大，推古朝的佛教带有强烈的苏我氏色彩，甚至可以称之为苏我氏佛教。

飞鸟时代^[9]的日本佛教尚处于输入性阶段，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界。佛教对外交流的渠道有二：一方面大和政府主动派遣僧人赴外国留学求法；另一方面或由大和政府延聘，或由僧人自主，朝鲜半岛国家的僧侣陆续来日传法。这些交流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同期以飞鸟地区为中心兴建的寺院、铸造的佛像，大都具有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风格。

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小野妹子作为遣隋使赴隋，向隋炀帝递交了国书。这次出使与历代的朝贡册封大为不同，日本表现出了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的姿态。^[10]同时，日本还主动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风物制度。引进佛教被明录在案，可见它在推古朝诸国策中的重要性。《隋书》记载说：“使者曰：‘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大和国听说隋朝皇帝重振佛法，特遣僧人来学习。求法僧的具体名字不详，不过从数量来看规模可谓非同一般。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十多年以后才回国，从时间来看，求法一事也确实并非官样文章、说说而已。

隋朝回复了国书，并且遣使臣裴世清与小野妹子一同赴日。天皇召见裴世清后又派遣小野妹子陪同他二度出使中国，递交了答谢的国书。本次与小野妹子一同出使中国的有留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旻、南渊汉人请安、志鹤汉人慧隐、新汉人广奇八人。可以看出，留学生中渡来人和僧人的比例很高。这表明早期僧侣因大多是渡来人，较熟悉大陆文化和汉语，在文化输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也说明，日本官方大力派遣留学僧，并不仅仅是为了引进佛教，总的目的是输入中国文化。

另一方面，推古天皇三年（595），高句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来朝，圣德太子亲自师从慧慈学习佛法，对外来僧人非常尊重。推古天皇十年（602），又有百济僧观勒来日，除了佛书外，还随身携带了天文历法等书籍。圣德太子让他讲授佛法，还派人专门向他学习天文地理等知识。这些来自朝鲜半岛的学问僧在推古朝地位很高，他们除了与上层贵族接触频繁外，还能够就一些朝政大事发表意见。例如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有僧犯法，推古天皇嗔怪所有僧人，要予以严惩，幸亏观勒及时进谏才使僧人得以幸免，观勒其后还被任命为首任僧正。僧正、僧都的名目源自中国南朝，不见于北朝，而百济佛教恰好传自南朝。由此推断，此项制度恐怕也是由观勒筹划建立的。人员往来的密切，为中国佛教全面传入日本奠定了基础。

推古天皇二年（594）二月，天皇颁布了绍隆佛法的诏书，要求各氏族为报君亲之恩，兴建佛寺。

二年春二月，丙寅朔，诏皇太子及大臣，令兴隆三宝。是时，诸臣、连等，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即是谓寺焉。（《日本书纪》）

这份诏书历史上被称为“兴隆三宝诏”，毋庸置疑，它是按照苏我马子的想法拟定的。此后，各氏族在苏我氏的带动下竞相造寺。《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条称：“当是时，有寺四十六所，僧八百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并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可见当时的寺院总数已经达到了46所，僧816人，尼569人。据日本学者石田茂作对飞鸟时代佛寺进行的调查研究，可以确认遗迹的有46所，没有发现遗迹但载于文献的有3所，合计49所。对46所寺院遗迹进行考察后推测，其中建设年代早于推古朝末期的有24所，舒明朝以后的有22所。^[11]另据稻垣晋也的调查，发现的遗迹有62所，主要集中于大和（奈良县，27所）、河内（大阪府，15所）、山城（京都府，6所）、摄津（大阪府，5所）等地。从寺院所属的氏族来看，有苏我氏、圣德太子、秦氏、中臣氏等。^[12]由此可见，佛教在“兴隆三宝诏”颁布之后确实获得了迅速发展。

飞鸟时代最著名的寺院当属法兴寺（飞鸟寺）^[13]，该寺名义上是官寺，实质上是苏我氏的氏寺。佛法初传日本的时候，日本没有寺院。被称为寺院的向原寺实际上是苏我氏的私宅，只是在其中供奉了佛像，就称之为寺。由于当时日本的住宅非常简陋，都是草木结构，因此被称为草堂佛教。前文已经介绍，苏我马子曾经于敏达天皇十四年（585）在自宅建佛殿供奉弥勒佛，又在大野丘北造塔供奉司马达等进献的佛舍利。但此时的佛殿性质不明，恐怕还是草堂佛教。不久，佛殿和舍利塔被毁。马子对此耿耿于怀，在讨伐物部氏的战争中，他为祈祷胜利说：“凡诸天王、大神王等助卫于我，使获利益，愿当奉为诸天与大神王，起立寺塔，流通三宝。”（《日本书纪》）

消灭物部氏以后，马子即着手建寺。恰好崇峻天皇元年（588），百济进献佛舍利，还派来了擅长造寺的僧人、寺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马子立刻命令他们督建法兴寺。在百济僧人的指挥下，寺院工程进展顺利。崇峻天皇五年（592），佛堂、步廊开工。推古天皇元年（593），举行了将佛舍利纳入柱础的仪式，据《扶桑略记》说，马子等人着百济服装出席了仪式。推古天皇四年（596），法兴寺落成。在马子的授意下，朝廷任命高句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住寺，马子之子善德担任寺司（负责管理寺院的朝廷官员）。名义上法兴寺是官方寺院，事实上该寺由苏我氏一族发愿出资兴建，控制权也一直掌握在苏我氏手中，属于苏我氏的氏寺。(www.xing528.com)

法兴寺的建成不仅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在日本文化史上也值得大书一笔。它既是日本最早的砖瓦结构建筑群，也是日本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见证。寺院不仅仅由百济僧侣、工匠设计，连负责制造砖瓦、绘制壁画的专业技工都延请自朝鲜半岛。根据日本学者对该寺遗址的考古研究，寺院的结构布局与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的一些古寺类似，砖瓦等残片也都带有明显的半岛风格。《扶桑略记》的记载如果属实，则进一步说明了以苏我氏为首的大和国上层开明派对半岛文化的热衷。历史上，新罗国王法兴王（514—540年在位）曾在内政外交上大有作为，他还曾力排反对派的阻挠，在新罗推广佛教。据猜测，苏我马子将新建寺院命名为法兴寺，有可能是暗自以法兴王自居。

法兴寺的建造还培养了日本最早的一批工匠和艺术家，其代表就是与苏我氏关系密切的鞍作氏（鞍部）。据《日本书纪》载，推古天皇十三年（605），天皇诏令圣德太子、苏我马子和其他王公大臣共同发愿为法兴寺造高丈六的铜、绣佛像各一躯。负责造像的即司马达等之孙鞍作止利（鞍作鸟）。佛像造好后，天皇表彰止利时，特意回顾了鞍作一族对弘扬佛法的贡献：“肇求舍利，时汝祖父司马达等便献舍利。又于国无僧尼，于是汝父多须那为橘丰日（用明）天皇出家，恭敬佛法。又汝姨岛女，初出家为诸尼导者，以修行释教。今朕为造丈六佛，以求好佛像，汝之所献佛本，则合朕心。……此皆汝之功也。”这说明佛像造型是由止利亲自设计的。

该佛像今不存，但保存至今的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佛背光铭文显示，该佛像也是由鞍作止利于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制作的。此外，现飞鸟寺（安居院，即原法兴寺）的飞鸟大佛也是止利的作品。这批佛像具有相同的风格，统称为“止利式”。止利式佛像带有中国南北朝时期北魏造像的痕迹，法相庄严、衣纹抽象、雕琢质朴。据考证，是新罗、百济的匠人将这种风格传入了日本。此外，鞍作氏定居日本日久，这使他们将大陆与日本本地的审美情趣完美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止利式佛像被视作日本古代艺术的典范。

作为渡来人的鞍作氏受到苏我氏的信任，在大和朝廷赢得了地位和荣誉，成为苏我氏的左膀右臂。大化改新时，中大兄皇子宣布苏我氏的罪状，说“鞍作尽灭天宗（皇族）”，这里的“鞍作”指的是苏我氏。将“鞍作”当作苏我氏的指代词，说明时人已经将苏我氏和鞍作氏视为一体，这一点值得注意。

位于现今大阪市的四天王寺是飞鸟时代的另一所著名寺院，它是由圣德太子发愿建造的。太子在参加讨伐物部氏的战争中，向护法四天王祈祷，发愿若战争胜利，当还愿为他们造寺。战后，马子和太子于摄津国难波（大阪市）物部氏的宅邸原址兴建了四天王寺，并将物部氏一半的家奴与宅地赠予了寺院。《法王帝说》说该寺建于推古天皇元年（593），但据考证此说不可信。当时的日本尚未全面掌握兴建寺院的技术，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百济工匠。推古朝初期重点兴建的是苏我氏的法兴寺，同时兴建法兴寺和四天王寺不太可能，所以四天王寺建造的年代应略晚。四天王寺现保存完好，从伽蓝布局等方面来看，它与法兴寺属于同一系统。四天王寺是日本较早开展佛教慈善的寺院，设有敬田院、施药院、悲田院、疗病院四院。由于难波是个港口城市，平民和底层体力劳动者较多，四天王寺的慈善设施有很大影响力。再加上该寺据传系圣德太子所造，太子因此被称为救世观音，四天王寺成为太子信仰在民间传播的重要据点。

另一个著名的寺院是法隆寺，又名斑鸠寺、若草伽蓝，该寺也与圣德太子有关。法隆寺的建筑和佛像非常知名。寺中金堂内供奉的药师如来像，是用明天皇发愿建造的，但未及铸造，天皇就病故了。推古天皇与圣德太子为了继承用明天皇的遗志，共同发愿造像并建佛寺。金堂与药师如来像建成于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其后又陆续兴建了五重塔、中门等建筑。天智天皇九年（670）四月，寺院不幸遭遇火灾，大部分建筑毁于一旦。所幸其后不久，于和铜初年（708年前后）重建，基本恢复原貌，并保存至今。法隆寺的建筑和寺内保存的大量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文化价值。其中为纪念圣德太子而铸造的释迦佛铜像、太子妃命宫人制作的天寿国绣帐、桧木佛龛“玉虫厨子”等文物都是日本国宝。金堂之内的壁画，是日本保存至今的最古老、最大幅的壁画作品。法隆寺不仅建筑瑰丽，在佛教义学领域也占有特殊地位，它又被称为法隆学问寺，相传圣德太子就是在这里向高句丽僧慧慈等人学习佛法的。可见早期的佛寺不仅是外来文化的窗口，还是半岛僧人活动的中心和佛教义学传播的基地。圣德太子与法隆寺联系在一起，又使太子具备了日本文化功臣的形象。

飞鸟时代的佛寺有一大特点，它们大多由贵族私人兴建，其目的是报“君、亲之恩”。这些寺院被称为氏寺，是贵族私有的宗教祭祀场所。推古天皇二年（594）“兴隆三宝诏”颁布后，“诸臣、连等，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即是谓寺焉”（《日本书纪》）。比较典型的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法兴寺。氏寺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财力、物力并不集中于大和国中央政府，建寺只能依赖豪族；另一方面是氏寺符合当时的宗教风俗，氏寺相当于氏族神社向国家寺院的过渡产物。国家佛教成立以后，氏寺仍然存在，但其在全部寺院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不足为道了。为了与大化改新后形成的国家佛教相区别，这一时期的佛教可以称为氏族佛教。

氏族佛教是佛教与日本固有信仰的结合，带有鲜明的过渡期的特点。在佛教传入之前，各氏族就已经具备自己的氏神，但氏神信仰的发展程度不同。有的氏神还残存有图腾崇拜的痕迹，不一定具有人格神的性质，有的还带有自然神的特点；而有的氏神则演变成氏族历史上或者传说中的英雄、神异人物等。飞鸟时代，因苏我氏的提倡，各氏族纷纷创建氏寺，氏神信仰受到了佛教的强烈影响。氏神原本是氏族的祖先神，是氏族统一的宗教基础。氏寺起先既供奉佛，也供奉氏神，希望通过佛的庇佑保护祖先和子孙。后来，在佛教的强势发展下，氏神与佛教的神祇逐步合二为一，氏神被奉为佛、菩萨的化身。这样，氏神信仰超越了具体的人物或传说，也超越了特定氏族的血缘观念和历史传统，成为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神。最典型的是天皇家的天照大神、摄关家藤原氏的春日大神和将军源氏的八幡神，它们既是这些家族的氏神，又被看作相应佛菩萨的化身，同时它们还成为全体日本人的普遍信仰对象。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进程。氏神信仰原本具有的重要载体就是古坟。在大和国，不仅大王家族拥有规模巨大的古坟，各氏族贵族也拥有大量古坟。古坟既是权势的象征，也是氏族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可是随着氏寺的兴建，古坟逐渐消失了。据分析，这是因为统一的祭祀场所氏寺和统一的信仰对象氏神，代替了分散的古坟和古坟里埋葬的具体的、个别的祖先。

上文已经提到，《日本书纪》等文献记录说，推古天皇元年（593）法兴寺修建时，曾经举行将佛舍利纳入柱础的仪式。根据这一记载，考古学家对法兴寺进行了发掘，结果在舍利塔遗址的基座里发现了舍利和其他供养物（1957）。据记载，苏我氏曾两次获得舍利，一次由司马达等所献，苏我稻目建塔供养。塔于其后的排佛事件中被毁，但不知舍利是否幸免。另一次是崇峻天皇元年（588），筹建法兴寺时，百济使者献上佛舍利，考古发现的舍利应该与此有关。舍利供养是佛教最常见的一种圣物崇拜，在信仰佛教的各国普遍流行。苏我氏供养舍利自然是受到了大陆国家的影响。除了舍利之外，塔座里供奉的还有各种玉器、马具、盔甲等物品，这与同时期古坟里发现的殉葬品完全相同。这也佐证了古坟逐步消失是因为氏寺替代了古坟的作用的推测；同时还说明以苏我氏为代表的大和国贵族对佛教的信仰是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氏寺可以说是祖先崇拜和佛教信仰的结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