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历史背景简述

上节我们介绍了《日本书纪》记述的两派相争的经过，并逐处指出了相关描写对中国文献的模仿。还有学者指出：佛教初传时期，神道教尚未具有与佛教相抗衡的势力，所谓“国神”与“藩神”之说属于后人的杜撰。^[3]

对此，笔者认为：《日本书纪》大量模仿了中国文献不假（不符合时代背景的用语如“日本”“天皇”等也随处可见），但关键是如何解释这种模仿？一种解释认为所记述的事件也是虚构的，另一种则认为模仿的原因在于文献的撰写者母语并非汉语，在写作汉文时不可避免地有生硬的模仿。笔者倾向于后者。我们对类似的记述当然需要小心分辨，但需要从相关背景综合考虑，判断其中是否有合理可信的成分。对于“国神”与“藩神”的问题，笔者认为：神道教在佛教初传时尚未系统化当属不假，但“神佛之争”却并非完全是虚构。外来宗教传入引起本土宗教反弹当属正常现象，只不过反弹的力度随本土宗教的势力大小而有所不同。此外，反弹也不是唯一的反应，除了反弹还有接受，而它们的共同特点往往都是将新旧宗教予以简单比附，以原有宗教的思维去认识新宗教。以下，我们将从政治和宗教两方面来分析崇佛派与排佛派相争的背景。

崇佛派与排佛派之争应该属实，而且两派争执由来已久，佛教只是个话柄。在佛教传入之前，两派在政策上就已经存在着巨大分歧，崇佛与排佛之争可以看作两派政治斗争的延续。

苏我氏与5世纪的豪族葛城氏同祖。葛城氏在与大王家的权力斗争中失败，此后没落，而苏我氏则在6世纪崛起。苏我氏的发源地葛城^[4]原本就是大和国安置渡来人的地区，苏我氏的世系中有“韩子”“高丽”这样的明显带有朝鲜半岛特征的名字，可见苏我氏与渡来人确实渊源颇深。一些史学家据此认为苏我氏也属渡来人系统，但理由不充分，不为大多数学者接受。一般认为，苏我氏与渡来人关系密切除了上述地缘关系外，还在于他们长期负责管理渡来人氏族。5世纪后期，苏我氏曾管理东汉氏、西文氏、秦氏，6世纪中，苏我稻目和马子先后管辖船史氏。这些渡来人氏族或负责专门的技术生产活动，或参与税收、掌管屯仓，在经济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苏我氏通过与他们的主从关系，一方面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也对大陆先进文化产生了好感。

6世纪初，朝鲜半岛战事紧张，大和国不断派兵出征半岛。派遣军在北九州地区设立大本营，征调武器、粮食等军需品，民不堪其扰。继体天皇二十一年（527），朝廷六万大军正准备开赴任那，筑紫国国造磐井却私通新罗发动了叛乱，当地民众因不满朝廷的横征暴敛也纷纷加入叛乱，史称“磐井之乱”。大和朝廷慌忙调动大军镇压，苏我氏在此次战争中大显身手，势力开始攀升。在磐井之乱的余波下，大和国朝廷出现分裂，继体天皇于531年驾崩后，安闲、钦明两位天皇同时即位，最终于540年才由钦明天皇完成一统。苏我氏的政治首领苏我稻目巧妙地利用政局的动荡扩张了自己的势力。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先后嫁给钦明天皇，成为国丈，从而担任了地位最高的大臣一职。

当时的豪族中势力较大的还有大伴氏和物部氏。大伴氏曾经长期占据大连一职，但在继体天皇六年（512），当时担任大连的大伴金村接受了百济兼并任那四郡^[5]的要求，使大和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蒙受了重大损失。消息泄露后，朝野震动，以物部氏为首的政敌借机攻击大伴金村接受了百济的贿赂。此后，新罗出兵攻打任那，又吞并了几个依附于大和国的独立小国。大和国虽出兵干预，但铩羽而归。一系列失败迫使大伴金村引咎辞职，物部氏的首领物部尾舆取而代之，担任了大连一职。物部氏历史上长期掌管物资，还经常出任军事长官，与苏我氏相比属于历史较为悠久的传统豪族。他们与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世代负责祭祀神事的中臣氏结为联盟，对抗苏我氏。相对于新兴的且与渡来人关系密切的苏我氏，他们的政治、文化立场较为保守。

大和国不甘心坐视任那被百济、新罗逐步蚕食，却又束手无策。在此情况下，苏我氏和大伴氏筹划与百济重修同盟关系，以期恢复任那，百济也想通过与大和国修好对抗新罗，于是，佛教成为双方扩大友好关系的桥梁。据《日本书纪》载，百济圣明王曾于钦明天皇六年（545）在百济铸造丈六佛像，为大和国大王和大和国在半岛的领地祈愿。由此可见，圣明王遣使向大和国传播佛法实乃顺理成章之事。对此，主张联合新罗的物部氏则坚决予以反对，而执掌祭祀的中臣氏也予以反对。

一些研究显示，物部氏对佛教似乎并没有那么反感，他们反对自百济接受佛法可能更多地出于政治考虑。物部氏中多人曾经出任进攻朝鲜半岛的军事将领，他们对半岛文化以及半岛流行的佛教已经有了较多接触。考古学家在物部氏宅第遗迹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与苏我氏向原寺相同的高句丽样式的莲花纹镫瓦。这种瓦的图案与佛教有关。^[6]当然，并不能由此即断定物部氏信奉佛教，但至少可以说明物部氏对佛教并不陌生，不会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中臣氏反对佛教可能更多地出于宗教、文化理由，即所谓“神佛之争”。这一方面因为他们世代执掌祭祀，传入新宗教有可能威胁他们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他们的家族历史悠久，在思想文化上较为保守。但这些都属于推测，具体情况不详。总体而言，所谓“神佛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借口，具体原因较为复杂。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佛教初传期，日本人对佛教的普遍看法。(www.xing528.com)

《日本书纪》使用了“国神”和“藩神”一词，肯定是后人的说法，6世纪的日本人对神道教尚无系统认识，在他们看来，神只有本地与外来、新与旧之分，没有本国与外藩的文化价值判断。事实上，相关文献中还有另外一些类似的、更加准确的词汇。如“在来神”和“今来神”、“主神”和“客神”，即本地神、外来神或旧神与新神。从这些词汇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人普遍缺乏对佛教的正确理解（甚至基本知识），把佛当作一种“新神”。所以是否接受佛教的态度，实质上反映的是当事者对佛这种新神的不同态度，也就是新神与旧神的关系问题。

举例来说，钦明天皇一开始似乎倾向于接受佛教，只是因为他看到佛像庄严，“前所未有”，对“新神”产生了好感。而与此相对，排佛派则认为“国神”和“藩神”不两立，佛说到底还是神祇体系中的一员。排佛派为了打击崇佛派，使用的手段完全是制造谣言，把瘟疫等天灾人祸与礼佛牵扯到一起。而有意思的是，崇佛派反击的手段也一样，把灾害归咎于禁佛，甚至生病也认为是由于佛作祟。由此可见，当时人认识的佛教，完全不是“三界虚妄”“诸法性空”“苦集灭道”“慈悲喜舍”，也不是“自度度他”，而是旧神与新神的斗法。旧神因为人们礼拜新神而降祸于人，而新神在人们信仰不坚定、感到困惑的情况下同样予人以更大的惩罚。佛完全变成了睚眦必报的人格神。

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的相关研究可供参考。人类学家认为，生活环境相对来说较为封闭的古代人，对于外来事物、外来神灵会有非常复杂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方面，他们本能地予以拒斥，担心外来者会打破、扰乱既有秩序，甚至会招致不祥，这就是所谓供奉新神会引起旧神震怒说法的根源；另一方面，长期生活于封闭环境之中的人们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期待，他们对新鲜的、异域遥远的神灵充满了畏惧、惊喜甚至憧憬，认为它们具有更加强大的法力。日本古代社会的环境恰好符合这样的情景。据日本民俗学家研究，日本人自古以来相信会有神自天上、海上游幸来访^[7]，给人们带来好运或者厄运。这样的游幸神被称为客神，“客”在日语中有“稀少”“罕见”的意思。日本各地存在的有关“天津神”的传说，就是一种客神信仰。据说，天津神游幸四方，翱翔于空中，拥有比本地神“国津神”更加神奇的法力。北九州地区有大量关于渡来人在丰前、丰后地区开创灵山的古老传说。《日本灵异记》记载说，敏达天皇时期排佛派怪罪佛是“客神”，给大和国带来了灾难，要求把它尽快赶回丰国去。上节《日本书纪》引述中，用明天皇病危入宫侍奉的也提到丰国法师。有学者认为丰国指的就是丰前、丰后。北九州地区自古与朝鲜半岛往来密切，一些移民传来了大陆的宗教，其中包括佛教和道教。日本人尚不能分清它们的区别，笼统地认为这些人信奉的都是些客神，其中也包括佛。大和地区^[8]的日本人大概也听说过类似的传说，因此认为佛就是游幸而来的客神，而丰国就是他的故乡。

所以，从上述分析来看，日本人将佛理解为新神，对佛教传入的心情应该是喜忧参半。

如果比较一下排佛派两次禁佛的过程与中国“三武一宗”法难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排佛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动机而非宗教原因。

中国三武一宗法难的推动者有二：一是绝对王权，君主是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绝对统治者，不能容忍任何组织或个人，例如佛教在精神影响力和经济收入方面分一杯羹。当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时，专制者可以适当地容忍宗教为其粉饰太平、安抚人心，耗费一点民间乃至国家的财力也是值得的。当国家经济捉襟见肘，或者感觉宗教有可能对专制权威构成威胁时，宗教迫害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二是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中国的三武一宗法难，每一次我们都可以看到道士或儒生的影子。任何宗教都天生地带有信仰上的排他性，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蕴含着冲突、敌对的可能。在中国，因为绝对王权始终起到平衡、制约各方宗教势力的作用，因而宗教之间自然发生的大规模冲突较少，即使有，一般也出现在王权不稳固、权威丧失的时期。大多数情况下，宗教之间的张力都被压抑、包容在王朝的和谐秩序下，但只要王者的天平略有倾斜，冲突就会迅速爆发，斗争也就如暴风骤雨般激烈。

而在佛教初传的日本，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因素，自然也看不到类似的现象。如前所述，钦明朝和敏达朝虽然发生了两次禁佛事件，但无论从形式还是实质，矛头都指向政敌，并未导致中国式的大规模灭佛运动。这当然并不是由于当时的佛教尚处于初传期，不具规模——当时的佛教徒远不止马子和他身边的那些“从行法侣”，要想扩大规模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排佛派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灭佛政策和举措，对僧侣和信徒也没有赶尽杀绝。究其原因，不外乎如下两点。第一，佛教传入之际，日本尚未有类似于儒教、道教这样强有力的、有系统的宗教。日本的固有宗教原始神道原本就是各种民间信仰的松散综合体，这使得它富于包容性。现有资料显示，在早期佛教传播中，日本人并未表现出太多抵触的情绪，也没有任何本土宗教希望借政治之手迫害佛教。佛教传入后，对原始神道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加速了原始神道自身的完善与成熟；二是迅速融入了原始神道的大杂烩系统，使神道教也充满了佛教色彩（当然，另一方面，神道教对于佛教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随着日本佛教民族化进程的深入，日本佛教的神道教色彩越来越突出，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予以介绍）。第二，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并没有对任何政治集团构成实质威胁，崇佛与排佛仅限于两派的政治恩怨，因此并未出现统治集团整体迫害佛教的现象。简单说，对立双方是对人不对事（佛教）。排佛派与佛教也没有直接的对立冲突，因而也就没有欲灭之而后快的冲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物部氏被诛灭后，排佛派阵营似乎立刻烟消云散，佛教在其后的传播过程中几乎未遇到任何强烈反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