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的历史演进与影响力

镰仓时代的日僧凝然（1240—1321）有名著《三国佛法传通缘起》，阐述了印度佛教、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关系。事实上，就历史而言，日本佛教并未与印度佛教发生直接关系，佛教是经由朝鲜半岛，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可以说，印度佛教只是日本佛教的远祖，中国佛教才是它的亲生父母。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确切地说，6世纪的中国佛教已经发展成熟，并于7世纪逐步进入辉煌时代。当时的朝鲜半岛佛教和日本佛教还只能算是中国佛教的延伸，自身的民族佛教尚未出现。日韩两国都没有与印度佛教直接接触的经历，其佛教所蕴含的中国基因是不容否定的。具体而言：第一，当时的中国佛教已经具备较为完整的汉译佛典，几乎所有的日本僧人都是通过汉字、汉语来认识、理解佛教的，这也是东亚佛教圈、汉语佛教圈得以成立的根本所据。第二，当时的中国佛教已经逐步完成了与印度佛教有所差异的理论与实践重构，初步形成了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派。它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介绍到了日本，成为日本佛教各个派别的“直系亲属”或“远祖”。第三，当时的中国佛教已经通过与中国社会、文化的长期碰撞、磨合，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状态，其认识方法、问题意识、实践修行等无不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日佛教一千多年的友好交流历史，是佛教史也是东亚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本书将结合不同时期分别予以介绍。在此，让我们先看一下佛教初传日本时期，中国佛教、朝鲜半岛佛教与日本佛教的关系。

佛教传入日本的时代，即公元6世纪中叶，适逢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末期。当时的中国佛教已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并基本完成中国化转变。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正式传入中国。在东汉时代业已出现僧侣来华传译、讲解佛经，并有汉人开始信奉佛法。佛教在中国获得飞跃式发展，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社会战乱动荡的大背景下，民众渴望宗教信仰，各民族统治者也希望借助佛教安抚人心，由此佛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空间。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当地统治者为了与汉族文化对抗，大力扶持佛教，积极推动佛教的对外传播。在汉人统治的南方东晋、宋、齐、梁、陈各朝，佛教也从与玄学相结合的士大夫精英传统广泛渗透于民间。

佛教传入中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从此，中国人知道了在遥远的西方还有另一种文明体系的存在——虽然这并未改变中国人的文明优越感。早在张骞通西域的时代，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强大帝国的存在，但为异域文化所倾倒，如此大规模地加以引进，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遭。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系统丰富的宗教、哲学思想，因明学等各种知识，以及商业贸易和物质文化。这样的文化大融合与同时发生的民族大融合一道，对其后的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而言，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接受了外来的佛教，在世界宗教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件事本身就对当时的周边国家——朝鲜半岛三国和日本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在他们看来，佛教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文明大国印度，又被近在咫尺、一直作为效仿对象的文明大国中国所接受，这本身就证明了佛教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先进文化。

另外，在不断渗透、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佛教自身也发生了转变，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义学和实践出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关于般若思想的讨论、关于神灭和轮回的讨论、关于佛教与儒家伦理思想冲突的讨论等，无不是佛教与中国思想、社会深度碰撞的体现。一大批著名高僧以及学派或团体，如成实师、摄论师、地论师、涅槃师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思想与实践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其后隋唐佛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佛教输出、影响日韩奠定了基础。

纵观日本佛教史，我们就会发现，佛教虽然诞生于印度，但日本佛教的源头却在中国，这与中华文明的高度发达、中国佛教的高度成熟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第一，佛教是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被引进日本的，日本通过引进佛教引进了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第二，中国佛教其时正在不断吸收、消化印度佛教的成果，逐步完善了自身的体系。日本通过中国了解、认识佛教，其佛教也就完全被置于中国佛教的语境背景之下，因而成了中国佛教的一个旁生的子系统。当然，这只是从发生学角度而言。如果比较中日佛教，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日本佛教与日本本土文化的高度结合，日本佛教所独具的特色，以及历史上所达到的发展高度。这也正是本书要逐步展示给诸位读者的。

朝鲜半岛是日本的近邻，包括佛教在内的大陆先进文化大多经由朝鲜半岛间接输入日本。因此，在佛教传入日本的初期，朝鲜半岛佛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后，随着日本求法僧的活跃、日韩交恶等原因，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直接接触日益增加，朝鲜半岛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相对减弱。

日本钦明天皇时代，正值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半岛上形成了三个独立的国家，分别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其中，位居半岛南端的百济与日本的关系较为友善，往来较多，佛教主要经由百济传入日本。事实上，早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前一个多世纪，中国佛教就传入了朝鲜半岛。传入的次序以高句丽最早，百济次之，最晚的是新罗。

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第十七代国王小兽林王二年（372），前秦王苻坚派僧侣与使者一同出使高句丽，赠送佛像、经卷并传法。此事《高僧传》也有记载，称“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另有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此后的小兽林王四年，僧阿道赴高句丽，第二年建肖门寺（《海东高僧传》作“省门寺”）。《三国史记》称此为海东佛法弘传之始。小兽林王之后，其弟故国壤王继位，他崇信佛教，并于392年下令让国人信奉佛教。其后的广开土王在首都平壤建立了九所寺院，佛教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在高句丽发展了起来。又据《三国史记》，百济传入佛教是在百济枕流王元年（384）。枕流王即位后立即遣使入晋朝贡，同年九月，晋地胡僧摩罗难陀来百济传法。王立刻迎至宫中礼敬，百济佛法自此始。第二年，摩罗难陀又在汉山创立了佛寺，并度僧十人。而关于新罗传入佛教的历史，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在新罗讷祗王在位时（417—458），由沙门阿道自高句丽间接传入的。

总体来说，高句丽版图辖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北方各国毗邻，它们与中国的交通最方便，接收中国文化、信息的渠道也更多，因而佛教传入较早。百济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隔海与中国相望。且百济与高句丽是敌国，因此佛法从海上传来当属自然。百济佛教受中国南朝的影响较大。新罗位于半岛的东南端，与中国交通最为不便，且发展较晚，因此佛教传入最晚也就顺理成章了。

了解了中国佛教与朝鲜半岛佛教的相关背景，我们再来进一步探讨中国佛教经由朝鲜半岛间接传入日本的历史。可以说，佛教传入日本，大背景是大陆文化的传播。其渠道多种多样，大略可从以下三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佛教传入日本的途径和路线并不是单一的。从“公传”的角度，我们确认了佛教自中国传入百济，从百济传入日本的史实，但并不否定其他路线存在的可能。

从对朝鲜半岛佛教起源的考察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半岛三国的佛教分别由南北朝的不同国家传入。即便是同一个国家，也不一定都传承自同一个系统。例如高句丽的佛教由北方的前秦传入，但据记载，南朝的一些僧侣也曾来高句丽传法。此外，高句丽统治者也积极派遣僧侣赴中国求法。例如平原王（559—589年在位）推崇大乘，为此特遣僧赴北齐求法，向当时著名的僧侣法上（495—580）学习。《高僧传》中记录的同期的很多名僧都是辽东人，可见当时在中国求学的高句丽僧人很多。

日本的情况也一样。一般认为，日本佛教由百济输入，而百济佛教自中国南朝输入，因此，日本佛教与百济佛教、南朝佛教的关系近一些，成为一个系统，但是一些新发现的资料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例如考古研究证明，日本早期寺院中，大阪府富田林市的新堂废寺，伽蓝布局采用中门、塔、金堂南北纵向直线排列的形式（“四天王寺式”），大致同期的法隆寺（斑鸠寺）也采用同样的伽蓝布局，这与百济古代寺院基本一致。而7世纪建立的药师寺，其布局采用塔置于东西两端的样式，这是新罗样式。著名的法兴寺（飞鸟寺）则采用塔在中央，中、东、西三金堂围绕塔配置的高句丽样式。但是，塔的形状采用的是四角塔，与高句丽的八角塔不同，却与百济、新罗的一些古寺一致。这说明法兴寺的建筑综合了半岛三国的风格。^[29]

这些现象都表明，佛教传播的相关记载仅能作为参考，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输入国与输出国的佛教必然就具有完全对应的关系。由于东亚各国都是近邻，人员往来频繁，途径多样，各国佛教的相互影响就不可避免，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根据正史等文献史料，将佛教确认为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但并不排除佛教经由民间渠道自中国直接传入日本的可能。

第二，私传要早于公传，其传播渠道也比公传更加宽泛。

一般来说，我们采用“公传”的年代作为佛教传入日本的时间节点，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但事实上，正如本章开头介绍过的，佛教传入日本有所谓“公传”和“私传”之分。也就是说，由于日本与大陆和半岛隔海相邻，双方关系密切且人员往来众多，很多文献和考古材料都表明，来自朝鲜半岛或中国的移民和商人，在公传即6世纪中叶以前就已经把佛教传入了日本。

据撰于12世纪的《扶桑略记》记载，在继体天皇十六年壬寅（522），有“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佛像进行礼拜。学者们考证，“案部”即“鞍部”，是专门负责制造鞍具的部门。来自半岛和大陆的手工业者被编入这一部，成为部民，即以“案部”“鞍部”“鞍作”为氏姓，而“村主”是赐给渡来人中上层贵族的“姓”（Kabane）。这位“司马达止”被认为与《日本书纪》等文献中记载的“司马达等”是同一个人，他是来自大陆的移民，他的女儿和儿子都信仰佛教，先后出家。他的儿子叫“鞍部多须奈”，他的孙子叫“鞍造鸟”，这都与《扶桑略记》的记载相吻合。元兴寺塔露盘铭还记载，鞍部一族中的鞍部首加罹尔曾任法兴寺工程的监造之一。鞍部德积于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被任命为僧官。除了鞍部氏，渡来人秦氏也是佛教的积极外护，在弘扬佛教方面有很多事迹。^[30]

早期的僧侣中大陆移民的比例也较高。前文已述，司马达等的女儿岛是日本最早的僧侣，出家为尼称善信尼。崇峻天皇三年（590），善信尼授戒度尼众，这是史料显示的日本第二次度尼。其中被度为尼的有大伴狭手彦连女善德、大伴狛夫人、新罗媛善妙、百济媛妙光、汉人善聪、善通、妙德、法定照、善智聪、善智惠、善光等，可见大陆移民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也说明了佛教信仰在大陆移民团体中根基较深，佛教经由移民等民间途径传入日本的事实。不过，这样的佛教传播与信仰之所以在公传以前未能在日本社会引起大的反响，大概是因为它局限在移民团体内部，没有向原住日本人传播。所以《扶桑略记》也说“钦明以前，唐人持来佛像，然而非流布也”。

考古发现印证了上述说法。奈良县新山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长野县御猿堂古坟、冈山县赤井古坟、千叶县祗园古坟、同鹤巷古坟出土的四神四兽镜都带有佛像图案。这些古坟是4—5世纪期间修建的，其中出土的古镜来自半岛或大陆。镜子上间错镌刻着灵兽和神像。据学者考证，这些神像具有端坐在莲花座上，手结无畏印、与愿印等手印，头上有发髻等特征，可以断定就是佛像而不是其他宗教的神像。这表明，早在佛教官方传入日本之前，一些与佛教有关的器物就已经流入了日本，并且有可能在渡来人团体中形成了佛教信仰。

第三，所谓“公传”更多地带有政治意味，这一点也是我们在探讨佛教传入日本的历史背景时要加以清醒认识的。

我们已经肯定佛教在公传之前就已经经由民间渠道传入了日本，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当时的日本已经有人在信奉佛教，圣明王为什么还要通过使者，郑重其事地将佛教介绍给日本君臣呢？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钦明天皇的时代，日本已经长期卷入朝鲜半岛的利益角逐，与半岛的三个国家或敌或友，关系密切。相对而言，三国之中高句丽国力较为强大，长期与日本敌对，新罗国力上升较快，对日本在半岛的利益构成了新的威胁，因此，日本倾向于支持实力相对较弱的百济。在此形势下，日本与百济之间既有官方的同盟关系，也有大量的民间人员、货物往来。双方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百济需要借助日本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百济拥有比日本更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日本借百济打开了与大陆交往的大门。百济在对日外交中当然希望更多地表现自己的优势，对日文化输出也就成了在双边关系中获得更大话语权的不二选择，而佛教也就成了文化输出品之一。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圣明王向日本输出佛教就如同前秦向高句丽输出佛教等不胜枚举的事例一样，带有强烈的政治考虑。百济希望通过向日本输出佛教显示其文化优势地位，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一文化纽带赢得日本朝野的好感，加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

从更广阔的范围而言，佛教在当时的东亚世界，代表的是先进的中国文化，东亚各国政府都是受到中华文明的吸引而接受佛教的。因此，佛教的“公传”已经成为各国的外交手段之一。在此背景下，佛教官方输入日本的历史意义也就明确了。

[1] ［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2] 井上熏：《日本古代的政治与宗教》，吉川弘文馆1961年版，第193—230页。

[3] ［日］末法思想认为：佛入灭后百年或者千年，有真实教、行、证，即正法；其后百年或千年为像法，虽有真实教法，但信仰流于形式，无真实修行，无法证果；其后万年则为末法，无有真实教、行、证。(www.xing528.com)

[4] ［日］楠山春树：《中国佛教的释迦生灭年代》，载平川彰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佛教思想的诸问题》，春秋社1985年版，第665—678页。

[5] ［日］田村圆澄：《钦明天皇十三年佛教传来故事》，载《日本佛教史·飞鸟时代》，法藏馆1982年版，第85—96页。

[6] ［日］吉田一彦：《佛教的传入与流通》，载末木文美士等编《新亚洲佛教史·日本佛教的基础》，佼成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9页。

[7] ［日］坚田修：《初期的佛教》，载家永三郎、赤松俊秀、圭室谛成监修《日本佛教史·古代篇》，法藏馆1967年版，第48—49页。

[8] ［日］吉田一彦：《佛教的传入与流通》，第42—49页。另吉田氏该论文附有《元兴寺伽蓝缘起》等资料的写本图片，本书在转写原文时参考了吉田氏的原文训读版。

[9] 此为钦明天皇的日式谥号，下几段引文同。

[10] ［日］吉田一彦：《佛教的传入与流通》，第42—44页。

[11] 本书为便于说明，将公元前的日本历史统称为“远古时代”，将公元后至大和国兴起（4世纪）的时期称为“上古时代”，其后至平安时代末期称为“古代”，镰仓和室町时代称为“中世”，江户时代称为“近世”，明治维新以后称为“近代”。

[12] ［日］铃木尚：《日本人的起源》，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3，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3页；［日］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岩波讲座《日本通史》1，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86页。长谷部言人、铃木尚是演变说的代表，他们的观点支持者较多。

[13] 史学界一般将日本的新石器时代称为“绳文时代”；将公元前8—前7世纪出现弥生式陶器，一直到公元3世纪末古坟出现以前的时期称为“弥生时代”（弥生时代起点说法不一，《广辞苑》第5版为“公元前4世纪”，第6版为“公元前8—前7世纪”）；将公元4世纪初到公元7世纪的时代称为“古坟时代”。

[14] ［日］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第108—112页。

[15] ［日］三品彰英：《日本神话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3，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300—342页。

[16] ［日］大野晋：《文字与语言》，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3，岩波书店1964年版，第49—108页。

[17] 归化者：至今外国人加入日本国籍者仍使用此称谓。

[18] 畿内五国：日本古代的行政区划，包括京都周边的大和、山城、河内、摄津、和泉五地，即今日本的京都、奈良、大阪及周边地区。

[19] 弥生时代一般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还有五阶段分法），大致以公元前后为中期的起点，此时期日本恰好进入有史时代，以公元2世纪到3世纪末为后期。

[20] 这种方法在律令时代被废弃，但中世以后又被部分地使用，称为“汤起请”。

[21] 据研究，这些古坟并不都是大王的“皇陵”，很多是各氏族领袖的坟墓。

[22] ［日］石母田正：《古代史概说》，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岩波书店1962年版，第21—22页。

[23] ［日］石母田正：《古代史概说》，第21页。

[24] 日语中这三个字的训读相同。

[25] ［日］石母田正：《古代史概说》，第14页。

[26] 《好太王碑》，又称《广开土王碑》，全称《高句丽广开土王境平安好太王碑》。原碑立于东晋义熙十年（414），是高句丽国王长寿王为纪念其父广开土王（391—412）的文治武功而树立的，碑文详细记录了高句丽与大和国在朝鲜半岛的交战经过。其碑现存于中国吉林省集安市通沟，碑体呈方柱形，四面环刻碑文。其较完整碑文拓片保存于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和韩国多家研究机构。

[27] 也有学者认为辛亥年指继体天皇时代的531年。

[28] ［日］家永三郎：《宪法十七条》，《日本思想大系·圣德太子集》，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477页。

[29] ［日］坚田修：《初期的佛教》，第83页；［日］吉田一彦：《佛教的传入与流通》，第51—53页。

[30] ［日］坚田修：《初期的佛教》，第56—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