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前日本的国际环境

朝鲜半岛是东亚国际秩序的敏感神经，这一点自古至今未曾改变。西汉武帝时代，汉帝国开疆拓土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了乐浪等四郡。汉末割据于辽东的公孙氏又建立了带方郡，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政权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之后，三国魏、唐相继接管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权。日本早期的一些氏族国家以及其后形成的较为统一的大和国就是通过朝鲜半岛与中国建立联系的；中国的中央政权也是经由朝鲜半岛才了解了日本。日本著名史学家石母田正指出：“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设立乐浪四郡，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明建立东渐据点的里程碑，也是东亚历史的里程碑——随着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开始形成国家，这一区域终于开启了以世界帝国（大汉）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25]

无论是邪马台国还是大和国，他们不仅通过朝鲜半岛吸收中国文明，还希望通过与中国修好确立自己在半岛的势力范围，进而在日本国内树立权威。大和国曾发动数次侵攻半岛的战争。唐初在朝鲜半岛统一进程加快的情况下，大和国与唐既有交流又有冲突，最终演变为战争。但面对先进、强大的唐帝国，大和国不得不在屡遭军事挫败的情况下最终退出了半岛。此后，由于日本与统一了半岛的新罗仍处于敌对状态，日本与唐的交流不得不由陆路交通为主改为海路为主，朝鲜半岛才暂时淡出了视线。

如前所述，我们今天对于早期日本历史的了解，大多需要凭借古代中国典籍的记录。而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大多通过来华朝贡的日本使者。早在西汉武帝时代，就有了关于日本的零星记载。而在东汉光武帝时代，即公元57年，记录了日本使臣来华朝贡的史实。这一事迹经由18世纪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得到了印证，这一事件也基本确立了此后中日关系的走向。自公元1世纪起，日本各个氏族国家的首领争相派遣使臣前往中国纳贡，谋求册封，借此树立其在日本列岛的威信。

比较著名的事件有，后汉安帝在位时（107），号称倭国国王的帅升进献了160名奴隶，获得了安帝的接见。魏景初三年（239），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获悉魏接管了朝鲜半岛的乐浪、带方郡以后，派遣使者朝魏。此后，卑弥呼多次遣使朝贡，获得了“亲魏倭王”的称号，并被赐予金印紫绶和宝镜。卑弥呼死后，即位的壹与继续与中国交好，先后于248年朝魏，266年朝西晋。但自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到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为止的147年间，朝贡活动暂时中断（至少中国史籍上未出现相关记载），这大概是由于日本列岛发生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兼并战争。

有的学者认为邪马台国在此期间被崛起于近畿地区的大和国消灭了，但也有学者表示反对。无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大和国确实代替邪马台国成了日本政治外交的主角。大和国起源于何时何地尚存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普遍宣传大和国即日本国前身，大王天皇家万世一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皇国史观的禁忌被打破，学者们对大和国的起源提出了多种新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曾轰动一时的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的假说。他认为大和国是由来自大陆、朝鲜半岛的骑马民族征服者建立的。虽然这一假说目前已经被大多数学者否定，但其思想解放意义仍然为人称道。同期还有水野祐《日本古代王朝史论序说》中提出的“三王朝交替说”，指出了上古天皇谱系中断或更替的可能性，打破了“万世一系”的神话。目前相关争论还在进行，普遍认为，大和国是建立于3世纪中叶的部族联盟国家，他们与大陆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保存至今的大量古坟是其象征。大和国善于征战，到4世纪中叶，他们初步完成了日本的统一。

5世纪初，即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大和国在国内初步统一、局势趋于稳定的情况下，立即重开对华外交。据《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赞”于当年遣使进献方物。日本学者根据相关记载推定“赞”为仁德天皇。此后，相继有“珍”“济”“兴”“武”四王（分别对应为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安康天皇、雄略天皇）遣使向东晋和南朝宋朝贡，并获得了倭国王、安东大将军等封号。其中，武王上奏的表文（478）称自己代宋行使了管理倭国、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牟韩）的权力，请求宋加封自己为“都督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反映了当时东亚地区围绕着朝鲜半岛的兼并战争而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此，我们有必要简略说明一下朝鲜半岛的政治局势以及日本与之的关系。

4世纪初，高句丽崛起，313年，高句丽灭乐浪郡，次年，灭带方郡。历史自此开始无数次地证明，作为平衡各方势力的大帝国一旦退出半岛，半岛与周边立刻就会陷入政治与军事上的混乱。

朝鲜半岛在3世纪后半叶进入列国时代。在北部有横跨今日中朝国境的高句丽，在南部则有所谓三韩，即马韩、牟韩和辰韩。此后，原本是氏族联盟的三韩逐步成长为国家，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中，百济在公元290—372年，统一了马韩五十余国；新罗在286—377年，统一了辰韩十二国。而崛起于中国辽东地区、势力逐步强大的高句丽在吞并乐浪、带方二郡后，占领了朝鲜半岛北部。公元427年，高句丽自集安（吉林省）迁都平壤，开始南下侵攻百济和新罗。而属于牟韩区域的部分独立小国则与日本保持着特殊关系，被日本方面称为任那（加罗）地区。半岛三国合纵连横、相互征战，不断发动军事、外交攻势。

百济在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下，一方面向北魏求援，借以牵制高句丽的后方，另一方面向大和国示好，希望建立同盟关系。日本与朝鲜半岛自古就有广泛的民间交往，正在崛起的大和国也希望通过插手半岛事务扩大在东亚的国际影响力，因此两国在366年和367年互派使臣建立了友好关系。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现存有来自百济的七支刀，其铭文显示，369年，百济王造此刀并馈赠倭王。《三国史记》说，369年百济遭到高句丽的大规模侵攻。《日本书纪》说，大和国同年出兵“平定任那”。据认为，这表明大和国应百济之请派遣援兵抵抗高句丽。自此以后，大和国与半岛三国展开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激烈混战。

371年，大和国再度出兵半岛，与百济共同征讨新罗，击败新罗，平定了洛东江沿岸七国。这次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大和国的国际地位。大和国迫使百济向自己称臣纳贡，并且订立了有利于大和的同盟条约。大和国还控制了任那地区的部分小国，从而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大概此后百济一度试图摆脱对大和的臣属地位，因此，据高句丽《好太王碑》^[26]载，大和国于391年再度出兵半岛，进攻百济和新罗，迫使两国称臣。此后，大和国为了与南下的高句丽争雄而联合百济，形成了大和、百济与高句丽、新罗的对抗联盟。399年，大和国又攻入新罗国境，第二年因高句丽派兵援救而被迫撤兵。404年，大和军队一度深入高句丽境内的带方郡故地。407年，高句丽反攻，重创大和军队。综合而言，这一时期双方互有胜负，势均力敌。但5世纪中叶以后，战局朝着不利于大和的方向发展。475年，高句丽长寿王予百济以重创。随后，百济和新罗纷纷对加罗等小国施加压力，致使大和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受到挤压。为此，当时的倭王武（雄略天皇）不得不进一步派兵干预半岛局势。在运用军事手段的同时，大和国也展开了外交战，从而有了前述武王于478年向南朝宋顺帝上表文的一幕。(www.xing528.com)

6世纪以后，半岛内部的统一成为趋势，三国的力量也得到进一步壮大，百济和新罗逐步蚕食了加罗，日本在半岛失去了落脚点，从而导致影响力迅速衰落。548年，高句丽南下进攻百济，百济圣明王战死（554）。大和国虽然派遣援军救援，但以失败告终。大和国的势力最后一次出现在朝鲜半岛，是在7世纪下半叶。其时，新罗已经成长为朝鲜半岛最强大的国家。660年，新罗与唐联军攻灭了百济。百济遗民逃往日本，向大和国求援，企图恢复百济。于是大和自661年开始备战，662年大规模出兵半岛，663年在白村江与唐、新罗联军展开了著名的大海战，结果惨败而归。

此战使日本举国震动，由于担心唐、新罗联军乘胜追击，日本在九州各地积极布防，并且于667年迁都备战，其惊慌之状可见一斑。此后一千多年，日本再未敢染指半岛。痛定思痛，日本朝野出现了效法唐朝实施改革的呼声。

早期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文化也较为落后。大陆先进文化通过渡来人即移民和商旅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文化输入品中最重要的是汉字。《隋书·倭国传》说：日本“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明确指出了汉字大规模输入与佛教的关系。不过，文字自民间传入要早于此。日本原本没有文字，通过与大陆的交往，日本人意识到了文字的重要性。文字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在早期还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一些刻有汉字的器具被奉为神物。日本人看到一些输入自大陆的青铜器上的铭文后，也加以模仿，在锻造器具时雕刻汉字。熊本县玉名市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和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镌刻有汉字铭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日本人使用汉字的例子。从这些铭文的汉字用法来看，日本人早期使用汉字时，表意和表音混用，表音时就把汉字当作注音符号。例如稻荷山古坟铁剑铭有“获加多支卤大王”的字样，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文为“获□□□卤大王”，据认为都是指倭王“武”，相当于《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说的雄略天皇。另稻荷山古坟铁剑上还有“辛亥年七月中”的干支铭，由此推断铸剑年代为471年。^[27]

后来，日本人感到这样的拼音式用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够表达复杂的意思，于是就开始学习中国语文。有教养的日本人日常虽然用日语会话，但是书写直接应用汉文，这样就形成了口语与作文完全分离的现象。一直到平安时代，日本人利用汉字相继发明了片假名和平假名，才初步解决了这一矛盾。但由于受到汉字和汉文的决定性影响，日本古代的文字表述带有明显的汉语痕迹。

学会了使用汉字之后，日本人就把它当作自己的文字来记录历史，也用来书写外交文献。南北朝时期日本使者来华，已经可以呈上文字流利的表文。早期负责文字工作的大都是渡来人。例如部民中的史部，就是负责文字记录、抄写政府档案的下层官吏，他们之中代表性的氏族有东汉氏和西文氏，都属于渡来人系统。这些下层官吏记录、编订了日本早期的历史性文献，例如记载天皇谱系的《帝纪》和记录神话的《旧辞》。虽然这些早期文献大都已经失传，但它们成了《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素材。从此，日本也拥有了自己的历史文献。

除了汉字和汉文，中国文化的代表儒学也被介绍到了日本。与佛教一样，儒学也是由日本的传统盟国百济输入的。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百济人王仁来日，教授皇子儒家典籍。《古事记》记载说王仁传来的是《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不过这一记载并不可信。应神天皇见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推测年代为5世纪前后，但事迹不详。家永三郎就指出，这类记述属于事物发生缘起类神话，并非史实。^[28]事实上，儒学的传入大体与佛教同步，自6世纪开始活跃。《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推荐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继体天皇十年（516），又推荐五经博士汉高安茂接替段杨尔。钦明天皇十五年（554），百济向日本请求援兵，日本派遣兵1000人、战马100匹、船40艘，协助百济对抗新罗，作为交换，百济僧昙慧和五经、易、历、医博士来日。上述记述都表明，日本在6世纪后开始系统地引进儒学，并从百济聘请博士为日本官员的贵族子弟授课。

毋庸置疑，汉字、汉文以及儒学的引进，为佛教传入日本提供了方便，也为日本佛教深受中国佛教影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