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从传入到20世纪，全球佛教通史第9卷

日本古代史的最强音，或者说核心事件就是一场效仿中国、建立“小中华帝国”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来势如此之猛，声势如此之大，如星体爆炸般照亮了古代的天空，乃至烟云散尽后，仍持续地影响着余下的历史。

大化改新（646）只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标志而已，相应的标志还有佛教公传（538）、壬申之乱（672）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官方引进佛教绝不仅仅是一起宗教事件，它是决定日本方向的历史运动的一环。这场运动大约始于公元4、5世纪之交，标志事件之一是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北部崛起，日本不得不与更为强大的对手在半岛上展开角逐；另一事件是日本自5世纪开始使用汉字，文字的出现标志着日本社会从此步入了文明社会。随着日本在半岛节节败退，旧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改革终于在6—7世纪达到高潮，佛教即在此期间由官方正式输入。

大化改新后，效仿中华帝国的日本小帝国建立了。“大王”成为“天皇”，大和国成为日本，周边小国也成了向日本称臣纳贡的“藩邦”。但自9世纪以后，改革失去动力。10世纪，班田制破坏，律令制解体，渤海国为契丹所灭（927），日本失去了最后一个名义上的朝贡藩邦，小帝国的“天下”秩序难以维系，天皇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名存实亡。贵族和地方豪强势力再度崛起，权力中枢出现了摄关与院政交替的局面，政治的低效与无能最终弱化了贵族统治的基础，新阶层武士崛起，日本古代史落下了帷幕。(www.xing528.com)

在此背景下，佛教就与日本为何要改革、佛教在改革中发挥了何等作用等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本书第一章至第六章将带着这些问题介绍日本古代佛教。本章将重点介绍佛教传入之前的日本。

需要先加以说明的是，古代佛教研究有诸多难点，大略有如下几点：第一，相较于其后的历史阶段而言，古代佛教的文献资料保存较少，且现存资料可信度较低，有必要去伪存真。自近代实证史学兴起以来，学者已经证伪了大量材料、人物和史实，一些有关古代佛教的“常识性”说法也遭到质疑甚至被彻底推翻，这就为通史叙述带来了相当的困难。对此，本书的原则是：优先介绍“常识性”的说法，针对具体问题尽可能地补充以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样做的理由一方面是考虑到国内读者的阅读目的和知识背景，一些即使已经被证伪的“史实”因其在历史上曾长期流行，已经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成了人们的固定观点，读者有必要对此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即便是伪史也反映了另一种角度的真实，只有通过陈述与辨别，才能让读者对日本佛教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把握。第二，本书与其他主要的日本佛教通史著作相同，在时代划分上借用了日本史的划分方法。这原本是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所谓古代经历了氏姓社会、律令国家、摄关政治、院政等不同阶段，与其后的中世、近世等相比，政治和社会形态较为复杂，这也会为读者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为此，本书将在每一章尽可能地介绍相应的背景知识，既便于读者阅读，也体现了本书所谓以综合史观研究日本佛教的初衷。第三，鉴于“日本”国号和“天皇”称号出现于7世纪末的天武、持统朝，近年一些学术文献分别以“大王”“大和国”或“倭国”称谓7世纪以前的日本天皇和日本，这样的用法显然更为严谨。但由于本书是一部通史，从技术角度而言这样处理较为复杂，还牵涉到“皇子”“皇后”等诸多称谓问题，一一更改既容易引起读者困惑，又显得过于烦琐。因此，本书除个别处予以标注外，一律按照习惯采用“天皇”等称号，但大和国与日本区别使用。此外，天皇的中国式谥号——如“继体”“钦明”——的统一使用也要迟至8世纪，此前大多使用日式谥号。但由于这些谥号既不为人熟悉，字数又较多，本书也不予以使用。《古事记》（712）、《日本书纪》（702）所传继体天皇以前的众天皇漫不可考，本书也依照近年史学著作的习惯，继体时代以前一律只标注西元纪年，其后标注天皇纪年和年号。凡此不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