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研究的重要领域：世界佛教通史第9卷

日本佛教不仅仅是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日本研究来说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让我们也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考察一下佛教之于日本的意义。

学术界一般按照飞鸟、奈良、平安、镰仓、室町、战国、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的次序来分段叙述日本佛教史，本书作为一部概要式通史，也基本采用这一叙述次序。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划分以政权的更替或政治中心的转移，也就是所谓的朝代更迭为标准。其优点是一目了然，可以便捷地与政治史实现对接；其缺点是带有机械、生硬的成分，不尽合理。首先，在以上所列举的各个朝代中，有一些在意识形态、社会性质上具有同质性，佛教在其间并无大的质变；其次，佛教的重大变革往往发生在各个时代更替之际，有的超前，有的滞后，既为其内在规律所左右，又与时代变革产生强烈的互动，因此，本书在个别问题的介绍上并不拘泥于这一框架，细心的读者可以察觉。就宏观时代史而言，日本历史又可以概略为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分别对应佛教初传的飞鸟时代（公元6世纪）到镰仓幕府的建立（1192）；从镰仓幕府历经室町、战国时代到德川幕府的建立（1603）；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明治维新（1868）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我们无意在此概述日本佛教各阶段的历史，这一工作将留待以后的章节完成。我们试图指出这样一个重要现象：日本佛教的重大转变恰好发生在日本社会的重大转型期；或者说，在日本历史发生质的转型时，佛教也相应发生了质的变化。佛教与日本社会、历史的互动是如此鲜明，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佛教之于日本历史的重要意义。

日本有详细文字记载以后的文明史发生了五次大的转折：原始社会向古代社会的转变；古代中央集权制国家崩溃后向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割据社会的转变；战国时代末期实现的统一以及由此建立的封建集权制国家；倒幕运动后建立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国家；战后出现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这些重大历史转折界定了日本的古代（飞鸟、奈良、平安）、中世（镰仓、室町、战国）、近世（江户）、近代（明治、大正、昭和前期）、现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昭和后期、平成）社会。

在古代社会初期日本系统引进大陆先进文明，并效仿中国隋唐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结果是建立了由皇室、贵族掌权的统一的律令式中央集权国家；镰仓时代起建立的武士政权，其结果是使日本出现了一个二元权力中枢。虽然武士首领将军、执权掌管着大部分统治权，但皇室贵族控制的朝廷仍然把持着最高统治者的名分并拥有对所属区域的控制权，地方上有势力的大名也都拥有高度自治权，日本实际上成了一个诸侯割据的国家；经过长期战乱，在战国末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终于实现了短暂的统一，这为德川家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封建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德川氏统治的江户幕府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一个武士政权（形式上继续保留了朝廷与幕府的二元性），但它实质上既不给予朝廷任何政治活动空间，也不再由中央及地方的武士阶层共同统治，而是不折不扣的君主集权制的专制政权。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都与前一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后期，各藩国的势力上升，幕府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步瓦解；明治时代的维新运动是在“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大旗下发动的，其结果是迫使幕府“大政奉还”给天皇，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政体。人民拥有的人权范围在此时期逐渐扩大，甚至一度出现了所谓“大正民主时代”，日本社会进入了市民社会。但由于法西斯军国主义对民主的扼杀使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黑暗时期，并最终驱使日本走上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不归路以至战败投降；而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督导下实现的全方位改革（虽然因国际局势的逆转而有所中断）确立了民主、自由、法制的基调，日本才真正步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上述五大转折期，佛教也相应发生了重大转变。古代社会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佛教的传入。甚至可以说，没有佛教日本就不可能彻底实现从原始部族联盟向律令国家的转变。佛教发挥了大陆先进文明载体，以及统一国家的上层意识形态的作用。尽管这一阶段由于天皇与贵族的权力博弈不断，政局几经变化，先后经历了太子摄政、天皇亲政、关白摄政、院政以及平氏专政等多个时期，但佛教作为意识形态核心以及政权的神权基础的地位从未改变。在佛教传入之初，推古朝改革的一大举措就是立佛教为国教。改革的主导者苏我马子、圣德太子等人不仅在物质上倾力支持佛教，更注重吸收佛教思想作为立国之精神，其代表性的纲领文件《十七条宪法》就是以佛教为指导核心的。其后的大化改新进一步实现了推古朝改革的目标。奈良时代佛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突出象征就是国分寺、国分尼寺系统的建立。佛教在制度上也成为维护大一统国家所必需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进入平安时代以后，天皇虽然在迁都时特别禁止奈良诸宗随同迁入新的平安京，以此尽可能地削弱既有佛教势力对政治的影响力，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放弃利用佛教维护自己的统治。天皇很快物色了新人选，并且扶持他们建立了新宗派——天台宗、真言宗。这两个派别立刻成为平安时代国家佛教的代表。

佛教在这一阶段获得了迅猛发展，众多大寺院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上层僧侣不仅在经济上腐化，在政治上也开始堕落，甚至觊觎最高权力。一些高级僧侣曾经权倾一时、不可一世，但最终落得身败名裂、遭人唾弃的可悲下场。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一些皇族、贵族或感到厌倦、遁形空门；或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寺院就成了他们永久的或暂时的栖身之地。据统计，在日本历史上从第40代天武天皇始，到第112代灵元天皇止，共有40位天皇退位后削发为僧尼，很多自称为“法王”。日本历史上共有126代天皇，近1/3出家，而皇后和皇子出家的更多，其中仅皇子出家为“法亲王”的即有170人之多。这些天皇、皇子栖身的寺院被称为“门迹”，它们往往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权力。此外，还有一些寺院为了获得特权也主动向皇族、贵族投怀送抱，自愿纳身为他们的私属寺院。这样，贵族与寺院的关系越发复杂起来。皇族贵族与高级僧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僧俗混同，这为日本佛教无法脱离政治、过度干预世俗事务埋下了伏笔。

除了直接参与政治角逐，佛教干预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运用神权向政府施压。在平安时代，佛教在本地垂迹、两部神道等理论支持下把神道教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僧侣不仅控制着寺院，还控制着神社。而这些大寺院、大神社往往与皇族、贵族关系密切，供奉着他们的氏族神祇。这样，每逢在利益冲突中希望获得政府支持或者与政府对抗时，僧侣都会采取挟持神灵威吓朝廷的办法。对待个别不服从的贵族，寺院甚至采用类似于基督教“绝罚”的方式把该人的神籍开除出族。在这样的威胁下，事态往往不得不以朝廷和贵族的让步收场。

日本佛教在此阶段还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僧兵。僧兵原本是寺院为了安置个别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下层僧侣，把他们组织起来临时负责维护治安的团体。渐渐地，一些社会上的闲杂人等也混迹其中，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这样，寺院不得不来整编僧兵队伍，一些有野心的上层僧侣趁机把僧兵建设成了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寺院拥兵自重，增加了在政治对抗中的本钱。僧兵以及镰仓时代一些新宗派拥有的农民武装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也是日本佛教全面影响政治的一个特殊事例。(www.xing528.com)

中世社会即武士时代的政权二元化甚至多元化既使佛教内部出现了分裂、变革，又使他们巧妙利用各方矛盾，将自己变成了平衡各方力量的重要砝码。所谓镰仓新佛教、旧佛教出现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贵族统治的崩溃。原本属于平民阶层的武士集团崛起，导致了宗教信仰与文化的变革。所谓旧佛教派别即天台、华严、真言、法相等宗派，它们因为与贵族集团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渐趋保守。而新佛教派别则顺应时代潮流，成为变革创新以及日本佛教民族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禅宗是最鲜明的代表之一，他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寻求上层武士支持的路线，武士阶层也把他们当作思想上抗衡贵族阶层的工具，禅法因此大行于天下。另外，禅的思想、禅的精神以及借由禅宗传播的宋明理学也影响、塑造了武士的思想气质，成为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思想来源，以至于禅被看作武士的宗教。而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在寻求武士阶层支持的同时，还积极向民间发展。佛教此前从未与日本民众如此深入地接触。为了争取民众，佛教开始用他们的语言说法（真正意义上的日文佛教著作也就是在此阶段出现的），用他们的思想思考。由此，佛教自身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作为民族宗教的日本佛教出现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通过佛教体现出来的民众的意愿不仅仅停留在否定现实世界、向往未来世界的阶段，他们甚至拥有了改造现实世界的冲动。净土真宗就曾经通过成立基层组织、发动农民，在一些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当地方军阀进行干涉时他们甚至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日莲宗也具有改造现实、用行动实现宗教理想的教义，历史上也发动过数次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这些都是日本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深层土壤。

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是武士政权的特例。在此时代初期德川氏剪除了所有政治敌对势力，以天皇为首的朝廷虽然形式上依然存在，但已经完全置于幕府监控之下，德川家族成为实质上的封建君主。佛教也沦落成了幕府的统治工具，丧失了思想的主动权与创新能力，唯一保留的是其对民众的影响力，甚至是带有强制意味的权威性。幕府认定基督教是其统治的潜在威胁，于是便通过一系列制度利用佛教反基督教，包括建立寺请制度，强迫全体国民必须从属于某一佛教派别，在旅行、婚嫁等场合还需要出示寺院开具的证明等。寺院兼具了户籍管理者与乡里监视者的作用。这样不太光彩的角色也激起了部分民众对佛教的反感情绪，为之后的排佛风潮种下了祸根。

在近代初期发生的倒幕维新运动中，佛教第一次完全被动地置身于历史大变革之中。而在这场变革伊始，佛教就被当作了应予打倒的落后势力。明治政府为了树立天皇统治的神圣性，实现“祭政合一”，制定了压制佛教扶植神道教的宗教政策。一场轰轰烈烈的“废佛毁释”运动在滥用政府政策法令的情况下于全国发动了，反对佛教的各种势力——神道教、儒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危急时刻，佛教内部的革新派挺身而出，在呼吁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以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他们也推行了各种对佛教思想、制度的改革。佛教是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它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僧侣教育体制，还积极参与世俗教育，是推广新式教育的功臣。这对佛教自身产生了两大影响：一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佛教学的引进，日本在佛教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这不但有助于佛教收拾自家宝藏，也为世界了解佛教做出了贡献；二是激进的理性化思潮以及对世俗事务的全面参与加深了日本佛教世俗化的程度，导致了“有佛学无佛教”、佛教非宗教的尴尬局面。

在官方意义上神道教取代佛教成为日本国教以后，佛教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变得微乎其微，但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却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时刻，日本的知识精英纷纷把佛教这一古老文化当作了他们构建新思想的源头活水。大多数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如西田几多郎、清泽满之、井上圆了、铃木大拙都以佛教作为他们的思想基础；众多文学家、艺术家，如夏目漱石、森鸥外等都普遍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甚至政治家、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也都带有佛教的痕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生的日本社会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态势。一些新兴的佛教团体抓住机遇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它们大都是在战争前后应运而生，在战后重建阶段积极吸收城乡平民，特别是不断涌入大都市的新城市人口发展壮大起来的。新兴佛教团体并不隶属于原有宗教派别，他们的教义往往也掺杂着佛教之外的各种宗教学说和民间信仰，并不纯粹。此外，新兴佛教团体几乎都是在家居士团体，而且大多没有固定的神职人员。由于佛教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日本文化的骨髓，成为日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所以战后发展起来的大多数新兴宗教团体都以佛教教义特别是那些民族化的佛教派别的教义为基础，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传统的佛教派别。因此，新兴佛教团体的崛起是此阶段佛教发展的重要动向。虽然由于身处其中，我们对于它们的研究尚难定论，但是佛教在新历史阶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除了政治上的影响力，佛教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前两个阶段，佛教是当之无愧的推动文化进步的主要力量。无论是思想、语言、文学、艺术、习俗，还是建筑、医药、饮食，无不看到佛教的影响，佛教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者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佛教对于日本历史曾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前两个阶段，社会主导权掌握在不同的政治势力集团手中，佛教也是诸利益集团之中的一个并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重要力量。它从由国家豢养但掌握着神权的神职人员阶层逐渐转变为拥有独立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地位的利益团体。在其发展高峰期成了日本社会多重权力结构即公家（皇室、贵族集团）、武家（武士集团）之外的另一极——寺家（僧侣集团）。这样的模式与其他佛教国家迥然不同。例如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南传佛教都是在统治者的庇护、监督下得以生存的。中国佛教依王法兴，不但因为王权的好恶而兴衰沉浮，在与儒教的抗衡中也从未取得主导地位，更谈不上涉足国家政治权力。日本佛教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拥有霸主的地位，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随着日本社会近现代化的进程，佛教的历史角色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因为它是传统的一部分，它自然成为知识界整理国故、与西方思想进行对话的主要源泉；也因为它是传统的一部分，它受到冷落、不得不退居到市民社会舞台的一角，重新确立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