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在世界佛教史上的形成与发展

日本佛教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采纳一种便捷的坐标系。我们知道，学术界通常按照佛教传播所使用的经典语言将其划分为四大传统，即梵语系佛教圈、巴利语系佛教圈、汉语系佛教圈和藏语系佛教圈，它们大体上分别对应于印度佛教、南传佛教（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我国云南地区）、汉传佛教（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和藏传佛教（中国西藏地区、内蒙古地区和蒙古等国家和地区）。在此，我们把属于汉语佛教圈的日本佛教与印度佛教、南传佛教、中国佛教、藏传佛教略做比较，从时间跨度、思想、宗派、制度、本土化等几个方面来谈谈日本佛教的特点。

众所周知，印度是佛教的诞生地，释迦牟尼是其创始人，其佛教历史理应从释迦牟尼驻世的时代算起，即公元前6世纪。^[1]但是自11世纪伊斯兰教势力侵入印度次大陆后，佛教遭到了灭绝性打击，12世纪以后佛教基本上在印度销声匿迹，近代以后，才在局部得以小规模复兴。这样算起来，印度佛教的历史大致长达1800年。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在印度的历史并非最长。印度的邻邦斯里兰卡的佛教历史较长，普遍认为其历史始于阿育王派遣王子摩哂陀赴锡兰传教。按照南传资料的记载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迄今已达2200年。而巴利语系其他各国的佛教都是自斯里兰卡辗转传入的，其传入时间最早为公元5世纪，迄今约1600年。其次是中国。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有多种，如果采纳中国佛教协会认可的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从大月氏使者伊存口受浮屠经一说的话，迄今长达2000余年。藏传佛教官方传入始于松赞干布时代，为公元7世纪，迄今达1400年。而日本佛教系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其官方传入的时间，即所谓“公传”的说法有二：一说公元552年；一说公元538年，本书采用后者，可以确定为公元6世纪，迄今已达1500年。从时间上来看，佛教传入日本较晚，但其跨度较长，在世界范围内日本也可以说是一个佛教历史较为悠久的国家。

佛教发源于印度，自中国、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传入日本之前，它已经具有丰富的教义教理和深邃的哲理内涵。与中国佛教侧重教义思辨的特点不同，日本佛教更加重视修行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佛教在教义发展方面驻足不前、乏善可陈。事实上，佛教思想自日本文化的独特土壤里汲取养料，在历代高僧大德富于创造力的精心培育下绽放出了一朵独具民族特色的奇葩。自近代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佛教在教义教理方面独具特色，试归纳为如下几点。

1.一乘至上

佛教自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一直到大乘佛教，其教义核心问题——佛性理论一直在发展演变。为了判别针对不同根性的应机教法而出现了一乘、三乘等教判理论。作为日本佛教之师的中国佛教围绕一乘和三乘的问题曾展开激烈争论，主张一乘即信奉众生皆能成佛的学说占据了主流。日本佛教自传入伊始就引进了大乘的立场，各宗各派皆以大乘自居，但在佛性问题上，主张“五性各别”、三乘真实、一乘方便的法相宗的观点曾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自最澄以后，一乘观点占据了上风，镰仓时代形成的各宗也普遍采取一乘至上的立场。

从概念用语角度来看，初传期的“三经义疏”等文献中即强调了一乘思想，《法华义疏》还提出了“一大乘”的说法。^[2]这已经具有统摄大乘学说、融汇于一乘宗旨的倾向。之后的日本各宗则竞相提出自己的一乘命题。例如日本华严宗承袭中国华严宗标榜自己为“华严一乘”；而吸收了华严教法的真言宗则倡言“不二摩诃衍”“金刚一乘”；天台宗最澄称自己的全部教学为“法华一乘”；甚至由日本僧侣开创，具有浓郁日本特色的各个宗派也纷纷用“一乘”来概括自己的宗义——净土宗称“念佛一乘”，净土真宗称“誓愿一乘”，日本曹洞宗为“佛心一乘”，日莲宗则为“本门一乘”。总体而言，各派较为突出一乘思想中一乘超越三乘，即“别教”的一面，力图以本宗统摄一代圣教，这与日本佛教注重宗派意识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2.易简修证，速疾成佛

因为标榜一乘，誓求佛果，各宗在成佛理论上虽各显特色、异彩纷呈，但其宗旨都可以归结为一点：速疾成佛，即在当世甚至当下证得佛果。真言宗空海是这一潮流的开创者，他以身口意三密“即身成佛”，迥绝六派、横超诸宗。其后的各个宗派也不甘落后。曹洞宗创立者道元提倡“修证一如”，强调证后修、修即证，表示“那个兀兀坐着的就是佛”。这些都是在继承中国佛教修证理论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独特阐发。悟“速疾”，修自然也应“简易”。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是其代表。法然、亲鸾发挥中国净土大师的思想，提倡称名念佛，易简法门，凡诚心唱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者皆可往生成佛。时宗的一遍以授念佛札度人；日莲则干脆宣传“南无妙法莲花经”经题的妙用，信徒只要虔诚唱诵经题即可成佛。提倡虔信、重视修验，相对轻视运用理性对修证加以辨析是日本佛教的重要特点。这与中国佛教注重义理、讲学著述的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注重仪式、咒语等秘法也是日本佛教的特点。在中国隐于宫廷密室并未得到广泛弘传的密教在日本大行其道，与它同时或其后的各宗各派都不同程度地借鉴、吸收了密教的成分，以致日本佛教的特色可以用“泛密”来形容。

日本佛教之所以具有鲜明的神秘主义色彩与其民族性格、历史地理环境以及宗教文化土壤都有密切关系。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地震火山灾害频仍的国家，再加上历史上政局动荡的局面经常出现，民众在天灾人祸的侵扰下苦不堪言，容易产生无常、厌世的思想，无怪乎“厌离秽土、欣求乐土”的口号在民间一呼百应。此外，日本民族擅长工具理性（术）而不擅长形而上学（道），所谓有技术无科学、有权术无政治、有思想无哲学的说法固然有失偏颇，但是其不擅长抽象思辨却是客观事实。

如上差异也招致了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的某些不解。净土真宗、日莲宗的教义在介绍到中国以后受到批评，唱诵经题的做法更让中国人觉得匪夷所思、难以接受。而在学术领域，一些学者也因为日本佛教缺少印度佛教细密、繁复的论证和中国佛教瑰丽、壮阔的体系就进而贬低其价值，这多少是一种并不全面的误判，进而阻碍了日本佛教研究的发展。因此，这也从方法论上提醒我们在研究日本佛教时切不可套用中国佛教的习惯思维模式，而应该在广义思想史、社会史、宗教史的背景下发掘资料背后的价值。

3.本觉始觉

与证悟和修行理论密切相关的是本觉思想。这一点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但有关研究还有待深入。众所周知，本觉与始觉是《大乘起信论》提出的一对命题。按照《起信论》的说法，众生原本具足佛性谓之本觉，发菩提心誓证无上等正觉谓之始觉。本觉、始觉不二，是潜在与实现的关系，偏执任何一方则有悖正见。从修行与证悟的关系来讲，众生皆能成佛是修行得以实行的前提；发心修行是去妄存真、证得佛果的必要过程。普遍认为，本觉思想源于印度佛教的佛性（《大涅槃经》等经典）和如来藏（《如来藏经》等经典）思想，在中国经由天台、华严、禅诸宗结合儒家心性学说进行了发挥。而自日本天台宗宣扬这一教义以后，曾授教于日本天台的各宗派都不同程度地宣扬本觉思想，使之成为日本佛教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各宗对于本觉的阐释以及本觉思想在各宗教义中所占的分量不尽相同，概括而言，日本的本觉思想带有彻底肯定森罗万象的现象世界，把现象与本质、相对与绝对等同的倾向。这与日本人重视现实世界、崇拜自然、迷恋神秘的思想不无关系。

4.真俗一贯

一般来说，印度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都具有僧侣至上主义的倾向，比较重视出世法，强调、尊重僧伽集团与世俗社会的差异；而中国佛教虽然也提倡虔敬三宝，但在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影响下，并不一味推崇出家，这一方面因为佛教置于政权的严格管控之下；另一方面居士佛教具有悠久传统，在宋以后影响日渐扩大，清末民国甚至成为主流。日本佛教在这一问题上部分沿袭了中国佛教的思路，但在实践中独具特点。日本文化中原本具有尊重神职人员、僧侣的传统，官方对佛教的庇护又给僧人带来了特权，但由于僧侣贵族化、宗派利益冲突、重视现世利益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僧团与世俗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历次振兴戒律的运动都是鲜克有终，“真俗一贯”反而成了僧人轻视清规戒律的借口。

另外，真俗一贯的思想客观上在日本佛教的民间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佛教官方传入日本之前，少数外来移民就已经具有佛教信仰并自发开展了零星的宗教活动，但佛教大规模的传入，还是作为一种服务于上层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国家主导下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的。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的教义教理、宗派制度都是机械地照搬中国，对普通民众而言高高在上、晦涩难懂，大多数寺院甚至不对民间开放，僧侣完全成为一个脱离民众的特殊阶层。这种局面自平安时代开始改观，杰出的佛教领袖最澄、空海首先向民众敞开了信仰的大门。空海不但在远离都市——也就是皇族、贵族控制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深山建立道场，说法度人，还创办了各种与民众直接沟通的机构。例如，他兴办了平民也可以入学的“综艺种智院”，这所隶属于真言宗的教育机构一直延续至今，还发展成了大学。他还设立赈济机构，周济贫民。最澄和空海是上层僧侣，他们是当时的宗派领袖因而属于庙堂一派，而原本来自于民间、活跃于民间的在野僧侣更是如鱼得水，佛教信仰与民俗相互渗透，推动了佛教的民间化、世俗化。

如果说上述动向还只是停留于为了争取更大范围的群众支持，主动灵活地让佛法走向世间的话，则镰仓佛教众祖师的思想就已经提升到重新架构神圣与世俗的关系层面上了。净土宗法然明确表示，世间俗人多、不能斩断欲念破戒的人多，而佛法慈悲为怀、广度为念，如果舍弃了大多数民众而只取少数上根利智的精英就是本末倒置了。真宗中兴祖师莲如的一段话讲得好：“亲鸾圣人的第一义就是不以出家发心的形式为本，不标榜舍家弃欲之形。”因此，在他们看来，刻意地分别圣、俗，反而是阻断了大多数人的成佛之路，真实的佛法就应该是真俗一贯的。

众所周知，区分佛教在家信徒和出家信徒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戒律。除了日本以外，几乎所有佛教国家或地区的僧侣都奉行与居士不同的戒律。换言之，戒律既然是清修的规范，它就要求全身心奉献于宗教的僧侣比世俗的信徒遵守得更严格、更彻底。反之，因为僧侣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比世俗信徒更严格地遵守戒律，他就理应更多地赢得信徒的尊重。从宗教学的角度而言，清规戒律使僧侣相对于世俗信徒获得了宗教信仰上的优越性和崇高性，由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日本佛教在戒律方面的独特做法，从而进一步了解“真俗一贯”的思想背景。

5.理戒事戒

独特的戒律思想是了解日本佛教的关键。在此方面独辟蹊径的是传教大师最澄，理戒与事戒就出自他的理论。最澄主张，印度、中国普遍采用的《四分律》等部派律典皆属于小乘戒律，而大乘僧侣应该舍小乘戒律，受大乘戒律；或者说应该抛弃形式的“事戒”，持无形的、内在的“理戒”。为此他反复倡言并最终获得朝廷批准建立了大乘戒坛。自此，天台宗僧侣普遍只接受大乘菩萨戒，摒弃了具足戒等受戒形式。从理论上说，《梵网经》等菩萨戒属于大乘戒，因其较为宽松，注重戒律精神而不详于具体规定，中国及最澄时代日本的其他宗派都只对在家居士单独授菩萨戒，僧侣往往是两戒并授或单独授具足戒。换言之，是否授具足戒是区分僧侣与俗人的根本标志，而最澄竟然将其取消了，这样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僧侣与俗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最澄的这一改革影响深远，后人甚至比他走得更远。日本各宗派的僧侣都出现了戒律松弛的现象，真宗的亲鸾从绝对他力的教义出发，甚至“妻带肉食”，号称“非僧非俗”，公开宣称破戒。虽然历史上各个宗派都出现了捍卫戒律、严谨戒行的高僧，但日本佛教总体而言对于戒律的态度是较为自由、宽松的。一些教派以教义代替戒律，例如真宗宣称“信戒一致”。近代以后，明治政府正式颁布条令，认可僧人可自由对待戒律，很多僧人彻底放弃持戒。僧人可以娶妻生子、饮酒啖肉，这也导致了日本佛教世俗化、职业化的趋向。(www.xing528.com)

6.镇国护民

中国佛教自诞生起就有镇护国家的思想。唐代流行《仁王经》《般若经》等护国经典，宋代僧人作忏仪兴法会与道士办斋醮成为为君主国家祈禳的惯例。但是，护国毕竟只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方面，并非所有宗派所有高僧都热衷于此。日本佛教则不然，护国是泛宗派的普遍思想。日本佛教在传入时即带有明确的国家色彩，从国家政治层面来说镇护国家就是它的基本功用之一。

圣德太子最先发愿建造的就是依据《金光明经》的四天王寺。奈良时代建立国分寺制度，其中比丘居住的国分僧寺即“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比丘尼居住的称为“法华灭罪之寺”。与此同时还在全国各郡国建七重宝塔，供奉《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妙法莲花经》。平安时代的最澄与空海更是进一步宣扬护国利民的思想。最澄把有道高僧称为“国宝”，认为他们具有守护国家的作用；空海则把真言密教概括为“摧伏七难、调和四时、护国护家、安己安他”。镰仓时代的各个佛教派别无不宣扬自己护国佑君的作用，只不过他们庇佑的对象多了幕府统治阶层。例如与武士关系最密切的禅宗就在上堂拈香的时候为天皇、将军分别祈福，表面上调和矛盾，实质上肯定幕府对日本的实际统治。日莲更是把护国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国体论是日莲宗的核心教义之一。日莲时刻都把自己塑造成日本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尖锐批评其他宗派“念佛无间禅天魔、真言亡国律国贼”，宣称自己是“日本的柱石、日本的眼目、日本的大船”。

日本佛教各宗派之所以普遍具有如此强烈的护国意识与佛教在日本国家、社会占据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有关。佛教变成了国家意志，佛教徒自然就当仁不让、敢为天下先。反观中国，三教论衡最终演变成了佛道两家为帝王祝寿的杂耍游戏，佛教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所占的实际地位就可见一斑了。

7.神佛习合

日本佛教与神道教的关系可谓分分合合、几经波折。在佛教刚刚传入日本时，日本朝廷就展开了一场是否接受佛教的争论。争论的内在原因当然是源自物部、苏我两大政治势力的权力角逐，而排佛派在宗教上提出的理由就是反对以外来神替代本国神。所谓本国神，即指原始神道教的神祇。可见神道教对引进佛教是有着天然抗拒心理的。然而天不由人，在强大的新文明的代表佛教面前，神道教不得不甘拜下风。到平安时代时，佛教不但彻底占据了国家宗教的地位，还以“本地垂迹、佛本神迹”，即神道教不过是佛教的外在表现的思想将神道教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全国大部分神社都不得不依附于寺院发展。

江户时代以后由于日本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儒学、国学都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神道更是产生了脱离佛教的自主意识。这类思想与民间厌恶僧侣腐败、反抗寺院统治的思潮汇聚在一起，终于在明治初年爆发了“废佛毁释”运动，提出了神佛分离的主张。不过，之后的佛教界为了反对政府扶植神道教、压制佛教、唆使神道教吞并佛教的做法，从捍卫自身权益、保持信仰纯洁性的立场出发也提出了神佛分离的口号。佛教与神道教一度出现了大分家。然而今天看来，由于这两种宗教在历史上相互依存太久，特别是在教义、仪式、信众方面相互影响渗透太深，已经很难彻底截然分开。所以，在现实层面佛教与神道教依然是若即若离，在理论研究层面可以说脱离任何一方都难以了解另一方。

8.教机时国

教机时国是日莲宗日莲提出的理论。其中，“教”指教法；“时”与“机”指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众生根机。这里面最有特色的是“国”的概念，指特定的空间，具体而言就是指日本。镰仓时代是一个日本佛教充分走向自觉的时代，很多高僧都意识到了日本独特的文化土壤与佛教在日本传播所面对的独特问题。一些人开始思考日本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身份、地位和意义，并形成了相应的学说。无论是道元所说的“小国边土”还是日莲所说的“一向大乘国”“大乘中法华经之国”，以至亲鸾径直赞颂圣德太子为“和国教主”，这些都是自觉的日本意识的显现。纵观整个中日佛教交流史，我们会发现日本佛教在与中国佛教的接触过程中从钦服、赞叹到质疑、争论，自信不断提高，自我意识不断加强。在镰仓时代，这种自我意识已经发展成为结合自己问题走自己道路的主流思想。而日莲把“国”与佛教经常讨论的“时”“机”等范畴并列，可以说把这一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应该已经对日本佛教的特色有了初步认识，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上述问题进行更充分的探讨。

如果以是否创立了独特的宗派来评判其地位、价值的话，日本佛教理应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受中国佛教影响而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新宗派有：日本天台宗、日本真言宗、日本净土宗、日本临济宗、日本曹洞宗；由日本人自己创立，具有完全日本特色的新宗派有时宗、净土真宗、日莲宗，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依据日莲宗教义发展演变而来的新佛教团体如灵友会、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此外，日本还有一些佛教与本土宗教结合之后产生的特殊教派，如修验道等。

日本佛教具有强烈的宗派意识，这也是其一大特点。每一宗往往又分成几派。例如天台宗有寺门派、山门派；真言宗有智山派、丰山派；临济宗有妙心寺派、建长寺派；曹洞宗有永平寺派、总持寺派；真宗有东本愿寺派、西本愿寺派。各派虽然同出一宗，教义差别也不是很大，但在历史上往往分庭抗礼、泾渭分明，有时甚至发生严重冲突。战后，宗派矛盾有所缓和。

宗派，特别是具有民族化特色的宗派众多，从一个侧面意味着日本佛教有所创新，本土化程度较深。本书将详尽分析日本佛教宗派产生的背景、原因、表现形式、意义等问题。

日本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引进了中国佛教的相关制度，同时还创立了一些独特的制度。本书将对此问题进行重点介绍，兹不赘述，仅举三例。日本佛教在奈良时代曾经建立过一套国分寺、国分尼寺的制度。全国设立总国分寺，地方各郡国的治所设立分寺，形成了一个由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日本政府通过这套制度把佛教当作国家意识形态来加以推广，同时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控制管理。这套制度的创立显然受到了中国的影响。隋文帝时曾于全国立舍利塔，武则天时全国兴建大云寺，唐玄宗时则有开元寺。不过二者在建立的目的、管理的方式、发挥的作用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别。

本末寺制度是日本佛教的另一项特有制度。该制度创立于镰仓时代后期，在江户时代确立并基本延续至今。全国性的大宗派都实行本末寺的金字塔式管理体制。金字塔的顶端是总寺，称为总本山，宗派新僧侣的训练、宗派内部的协调、管理都在此进行；总本山下又辖若干本寺，这是一些分布于各地的较大的寺院，相当于地方上的统辖机构；而本寺下还辖若干末寺，构成了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的神经末梢。这套制度既有利于维护宗派的团结，树立权威，又适当保证了每所寺院的独立性，所以长盛不衰。

此外，还有寺檀等独特制度。寺檀制度始于江户时代，原本是幕府政权为了禁锢百姓，从政治、宗教上强化专制统治的工具。但由于在长期的实施过程中很多寺院与所属信众即檀家建立了世袭的利害关系，所以该制度虽然在名义上于明治时代即已废除，但事实上基本延续至今。寺檀制度保障了寺院的经济来源，同时对稳固社会信仰、开展公益活动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日本佛教在当代仍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日本是佛教国家中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一个佛教国家，在佛教徒的绝对数字上也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的总和。日本也是近现代积极向海外传播佛教的国家，欧美国家的佛教主要是通过日本传入的。日本曾向中国、韩国、东南亚、印度、南美洲各国以及台湾地区传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国家、地区的佛教转型、佛教现代化产生了影响。日本还是现代佛学研究的重镇，在佛学研究与教育、佛教思想与现代社会对话、佛教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日本佛教在当今佛教世界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日本佛教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教义思想，独创的宗派、制度，以及在当代佛教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日本佛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就历史传统而言，学术界一般将日本佛教纳入四大佛教圈之中的汉语系佛教圈。但正如日本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一样^[3]，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本书时刻关注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中国佛教源自于印度但独立于印度佛教一样，日本佛教也独立于中国佛教并在世界佛教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