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旧上海风云人物

1955年3月，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到达北京，出席会议，京中老友纷纷前来迎接。4月3日，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设宴招待潘汉年，知己相晤，更是兴高采烈。想不到隔了两天，消息传开，潘汉年被捕了。人们为之震惊。

潘汉年的一生，颇有传奇的色彩。从20年代起，他默默无闻、年复一年地奔波于革命斗争的特殊环境里。但是在历史被颠倒的年月里，历史的功绩竟被罗织成一张难以挣脱的黑网，“内奸”的罪名紧紧地笼罩在这位英气勃发的共产党人身上，直到他耗尽最后一点生机，客死异乡。

潘汉年，1906年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村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自幼随父就读。年少时爱好文学，喜读外语，也爱戏剧，善于扮演穷苦人民的形象，神态逼真。1924年，年仅18岁的潘汉年到了上海，担任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同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领导的“创造社”，主编《洪水》等进步刊物。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潘汉年在武汉、南昌等地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同人编辑的文艺杂志《A11》周刊，任《幻洲》的主编。1928年调到党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版的联络统战工作。

创造社的出版部和编辑部设在上海闸北三德里A11号（《A11》周刊因而得名）。潘汉年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平易近人、不辞辛劳的作风，编辑出版的各种活计，诸如跑印刷厂、寄邮件、包扎书刊，他都乐此不疲，因而被称为“小伙计”。他办事干练、有条不紊，深受赞誉。他爱写杂文，以“水番三郎”的笔名，笑骂官僚政客、反动文人和流氓。这些杂文文字流畅，笔锋犀利，很有战斗力。1928年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十分欣赏这个才气横溢的“小伙计”，任命他为省委第一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从此，潘汉年担任了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20年代后期，我国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云集上海。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他们在文学题材以及对鲁迅先生创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发生了一场剧烈的论战。论战导致进步文化团体的分裂，不利于团结对敌。潘汉年代表中宣部说服创造社同鲁迅携手，共同对敌。他自己是创造社的成员，率先打破门户之见，与鲁迅亲密合作，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同志关系。

10月中旬，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的楼上，潘汉年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朋友和冯雪峰、夏衍等参加的座谈会，由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会上一致推定鲁迅、郑伯奇等12人，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人员。潘汉年每周主持召开一次筹备会，起草“左联”纲领，征集会员。1930年3月2日，在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举行大会，宣告“左联”成立，潘汉年担任了“左联”的党组书记。在此前后，“社联”、“剧联”等相继成立，这些组织都归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在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里，多次记载了在“文委”工作时期的潘汉年。

1931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上海的党组织迭遭破坏。上级决定，由冯雪峰接任文委书记职务，把潘汉年调到中央特科担任保卫工作。从此，潘汉年加入了党的秘密工作的行列。

潘汉年自1924年到上海后，广泛接触各式人等，交友广阔。不多几年就熟谙上海社会特点，了解敌我友三方情况和各种人事关系。30年代的一些知名人士如杨杏佛等成为他的“老交情”，大流氓杜月笙的宅邸可以成为他从事秘密活动的掩护所，以至杨度这样的特殊人物由他作为入党的介绍人。

1931年的深秋，潘汉年约见夏衍。一起乘车来到法租界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一座小洋房里，和一位50出头、绅士模样的人见面。不经寒暄，他就说：过几天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 所以今后由他（指夏衍）和您单线联系。临别时，这位老先生将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他收藏后也没说一句道谢的话就告辞了。显然，这盒烟不是什么临别的赠礼。出了门，潘汉年对夏衍说，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约半年后，夏衍才明白，这位老先生叫杨度。杨度本是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有名的保皇派，后来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营救了一些被捕的同志，受过考验，经周恩来批准，由潘汉年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关于杨度是秘密党员一事，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在弥留之际郑重地宣布了。而入党介绍人一事，直到潘汉年案件平反后才公诸于世。

1933年秋，潘汉年离开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冬，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事变，潘汉年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代表去福建，和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协定。1934年他随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初，又被派去与广东省政府陈济棠的代表进行谈判，为红军的大转移打开了方便之门。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派他和另一位领导同志经上海、海参崴去前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情况。他告别敌军追堵的红军大队，穿越层层封锁的白区，在路经贵州时，他的一口宜兴官话会引起怀疑，只得装作哑巴，闯过了道道阻难。1936年7月间，他又从国外化装回到上海，任中共驻沪办事处主任，和冯雪峰一起，调查上海党组织在1935年被严重破坏后的残存组织与党员，同时进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和宋庆龄、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共为抗日救亡而废寝忘食地工作。

潘汉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作过重要贡献。19 36年下半年，他受命去西安会见了张学良，了解了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的态度，随即向党中央汇报。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就代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抗战爆发前，党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代表，秘密赴南京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等谈判合作抗战。在南京，他就住在宋子文的家里。

大约从20年代起，上海就有人给潘汉年起了一个外号小开”。这是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也带有“吃得开”、“神通广大”的含义。以后党内同志就以此为潘汉年的代号，潘汉年自己也以“肖凯”为笔名著文。事实上，潘汉年确实具有身手不凡的才干，不论在怎样困难而生疏的环境里，他都能很快适应，卓有成效地工作。但是他从不居功骄傲，他严守纪律，不应该向人披露的往事，他数十年如一日守口如瓶。他曾用熟练的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上海话“着底”是低级、庸俗的意思）

抗战爆发了，潘汉年在上海福煦路多福里主持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性质的机关。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后，潘汉年在上海汉口路蜀腴饭店宴请《救亡日报》的负责人和知名进步人士，要求他们撤离上海，把报纸移到内地出版。当时日军尚未侵占租界，一批知名人士分批乘英法等国的外轮秘密离沪。宋庆龄就是在12月23日乘法国邮船秘密离沪的。两天后，即12月25日，潘汉年与夏衍一起也离上海赴香港。(www.xing528.com)

在八年抗战期间，潘汉年除两次回延安以外，大部分时间来往于上海、香港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之间，开展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对港澳和海外的统战工作。潘汉年为上海与抗日根据地之间打开了畅通的道路，使许多被追捕、搜查的同志脱离虎口、安全转移。

1942年，上海的形势更为险恶，党中央决定，把在上海的江苏省委机关撤退到淮南去。省委负责人刘长胜在途经瓜州时，被伪军盘查、扣押了几个小时。因此在省委书记刘晓和组织部长王尧山等撤退时，潘汉年决定亲自护送。重任在肩，他格外谨慎，使用了平时不常用的汪伪特工站的特殊关系。11月初某日的晚上，刘晓等4人如约到南京路四川路一家旅馆集中。翌晨天未大亮，他们到广东路一家“申庄”里见到“小开”。只见他西装革履，外加一件合身的秋季大衣，俨然是一个大商号经理的模样。少顷，两辆轿车把他们送到北火车站，他们乘上二等车厢，直到镇江下车。在镇江，他们下榻于金山饭店。接待人员彬彬有礼，说话不多。王尧山认出了其中的一个是中央曾通报过的叛徒，心中暗自吃惊。潘汉年则以上海商人到新四军地区做生意为名，坦然处之。次日，还带大家出席了镇江伪军特工站负责人的宴请。第三天，再转乘机帆船经仪征到达安徽天长县境内。一个金色的傍晚，刘晓、潘汉年、王尧山、赵先和张本五人，安全到达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泥沛湾顾家圩子。但是谁能想到，这一不平常的行动，后来竟被诬为“通敌”、“勾结敌伪”的“镇江事件”。

到顾家圩子的第二天，潘汉年来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也就是华中局机关所在地。1949年春，他被任命为华中局城工部和联络部部长，负责华中地区，主要是上海、南京一带敌占城市的对敌隐蔽斗争。在此期间，他获知了珍贵的情报。潘汉年穿梭般地出入于敌人的斧钺丛中，显示了他游刃有余的勇气和才干，屡得中央嘉勉。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插入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新四军第三师保卫部长杨帆被诬为“内奸”，被戴上脚镣手铐送到军部审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亲自审问杨帆：“你在我与军长陈毅之间挑拨离间，快把事实交代清楚。”杨从容地回答：“你若把我当作干部，就不应该问我这句话；如果把我当作敌人看，我是不会回答你的。”饶漱石为之语塞，只得要潘汉年出来审问。潘汉年看到杨帆刑具加身，关在一个农家破屋里，视作重犯，十分惊异。原来潘汉年与杨帆1937年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时就有接触。潘汉年当时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杨则是秘密党员，彼此心照不宣。潘汉年不相信杨帆是特务，决心弄清此案。他对看守的战士说：要他写交代，手铐拿掉才好写字。战士就卸掉了杨帆的手铐。他又说：脚镣也不必用了，这里很平安。于是脚镣也被卸去了。为了查明真相，他派了一个干部扮作“汉奸”，和杨帆关在一起，以探虚实。这个假汉奸偷偷抄了杨帆在牢里的几首诗送给潘汉年。诗中充满革命热忱和对受诬的苦衷，潘汉年一时兴起，也回诗一首试探。最后，饶漱石终因抓不到确证而只得下令将杨帆释放。

黄花塘审案只是潘汉年与杨帆的正常历史关系，然而它给12年后的“潘杨”冤案埋下了种子。

1944年，潘汉年从淮南去延安，出席党的“七大”。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回到上海，随后又到香港参与华南局的领导，直到全国解放。

上海解放了！1949年的春暖花开之日，潘汉年身穿整洁的军装，随陈毅一起经丹阳南下接管上海，担任了解放后第一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潘汉年熟悉上海，许多老上海也熟悉潘汉年，他亲自主持镇反工作，抓了大批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著名的流氓头子黄金荣留沪不走，潘汉年与之订立了君子协定，对黄不作为专政对象，但不许干涉镇反和包庇地痞流氓。旧上海的地痞流氓顺利地清除了。解放初，面临物价上涨、市场混乱、敌机轰炸、工商业停滞等困难，他辅佐陈毅迅速摆脱了困境，迎来了上海的新局面。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破坏了杨树浦发电厂。他和陈毅一起亲自到电厂去视察和慰问，克服了因“二六”轰炸给上海带来的困难。

解放后杨帆也调在上海工作，任公安局副局长。自黄花塘被审后，杨仍在华中局做情报工作。南京解放后，杨帆到了丹阳。这时，有个敌伪时期在镇江敌工站任过职的人也到了丹阳，请求立功赎罪，想找潘汉年安排工作。因潘汉年不在丹阳，饶漱石指定杨帆代为接见。后经中央批准，此人被带到上海，帮助肃反工作，为清除敌特，提供了不少破案的线索和情报。此人在上海公安部门曾担任过一个重要职位，但未给予逮捕人犯之权。这样做是合乎原则的。谁知，1954年高饶反党分裂活动被揭露后，因潘汉年与杨帆、饶漱石历史上的“密切关系”，有人把矛头指向潘杨，由“重用坏人”罪而被怀疑为“同伙”，潘汉年、杨帆相继入狱。

潘汉年被捕后，经过8年预审，定为潜伏很深的“内奸”，判刑15年。1963年曾假释。“文革”期间，又加收监，改判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党籍。潘汉年案件成为开国以来最大的冤案，他的夫人董慧也被牵连而遭无辜关押，一起苦度监狱生活。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因患肝癌，默默地病逝于湖南沭江茶场，他的骨灰埋在茶场的一个空地上。1979年2月24日，董慧也病故于茶场医院。

潘汉年和董慧没有子女。在大批受株连同志和革命战友的申诉下，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彻底平反昭雪。他的骨灰被送到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中央领导同志为他举行了骨灰盒覆盖党旗的仪式。27年的冤案终于平反。了解潘汉年一生的人，无不为之感慨唏嘘不已。

（周同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