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是浙东的一个小县，蒋畈位于浦江、兰溪边界，贴邻金华的隶属浦江的一个小山村。1900年，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曹聚仁就出生在这里一户世代务农的家庭里。
明代中叶就从金华东乡洞井迁居到蒋畈的曹家，数百年来深受豪绅的欺压，曹聚仁的父亲曹梦歧是曹家利用耕余读书的第一人，并在金华县城考取第一名秀才，压倒全场士子，成为金华、浦江两县的瞩目人物。
曹聚仁是曹梦歧的第二个儿子，他从小“早慧”，4岁念完《大学》、《中庸》 ， 5岁读了《论语》、《孟子》，6岁动笔写成四五百字的完整文章，7岁便可背诵全部《诗经》，9岁已能写出长文。有一次，父亲不在家，有人找上门来请写诉状，年幼的曹聚仁自告奋勇地为来人写了一份。父亲回来见了他写的诉状，颇为欣赏。从此，父亲对他更为喜爱，一心一意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人。在父亲的安排下，曹聚仁进入了育才小学读书。育才小学是一所新式学校，教学内容也很新颖。小学课本里既有华盛顿斫樱桃树的故事，也有拿破仑与约瑟芬的恋爱韵事，这使曹聚仁感到饶有兴味。学校新开的课操、音乐、手工、图画等课，更是深受曹聚仁的欢迎。他第一次发现，在儒家们经典之外还有如此开阔的新天地。
1912年春，曹聚仁从育才小学毕业。次年春，考入金华七中。当时年仅12岁的曹聚仁虽然国文成绩在班里居首位，可是他的英语成绩却非常糟糕。学校忽视他是从乡村来城里学习的孩子，从来没有上过英语课，却一开始就要他读《天方夜谭》式的英文，他当然跟不上。第二年夏天，学校竟用“志趣卑下，行为恶劣”八字评语，把他除名。
曹梦歧见儿子被学校除名，心情十分沉重。他把儿子领回家，要他一边种田一边读书，让他尝尝生活的艰难。一年以后，他又让曹聚仁赴杭州投考省立第一师范，结果以第12名被录取。
杭州一师是一所新型的学校。校长经子渊（亨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对如何办校有一套独创性的方法。作为校长，他把培养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作为教育方针，聘用刘大白、陈望道、夏丐尊等一批才华出众的年轻学者任教。曹聚仁在一师良好的学习环境中，知识增长很快，尤其是写作水平有很大提高，在一次全校国文会考中，夺得第一。曹聚仁还利用课余时间，为杭州的《之江日报》和兰溪的《兰江日报》撰写新闻稿，显示了新闻工作方面的才能。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潮流中，对新思想十分敏感的一师师生合着时代的节拍，举行全校大罢课，学生投入社会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流汇合到一起。1920年春，一师学生自治会成立，曹聚仁作为负责人之一，主编了校刊《钱江评论》，领导了震动全国的“留经运动”，还为此撰写了20多万文字，集成《浙潮第一声》出版。同年秋，曹聚仁被推为第二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他所拟一师学生自治会章程在上海报刊发表，影响很大。
1921年夏，曹聚仁从杭州一师毕业，赴南京报考东南高等师范，因英语、数学成绩差而落第，遂溯江而上，到武昌报考高师，又因生疟疾不能应试。经历这场“失望的旅行”后，他深深忧虑自己的前途，禁不住登上黄鹤楼，凭栏大哭，以宣泄胸中的愁苦。
1921年的中秋之夜，身边只剩下一块多钱的曹聚仁从武昌来到上海。他通过陈望道，认识了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邵力子，才得以在上海这所社会大学里找到了出路。第二年，邵力子介绍他到一个盐商家里当家庭教师，因教课并不繁重，尽有让他从容读书写稿的机会。三年之中，他读了许多西欧文学作品、社会科学名著，系统地研读了中国的古典文学。用他自己的话讲：那三年“就等于进了自修大学，把几种专科都研究过了”。曹聚仁对史学研究极有兴趣，在此期间，还广泛阅读各种史书和诸子百家，并几乎读了梁启超的每一种著作。
在当家庭教师的同时，曹聚仁又在上海大学附中部任国文教师，结识了叶楚伦、柳亚子等人，后来又到上海艺术大学、暨南大学任教，熟悉了更多的文化人。他热心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撰稿，四年之中，写了大约150万字。上海的《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在大革命前的国共合作时期，与《时事新报》对阵，展开激烈的论战。曹聚仁和他的朋友们不拿一文稿费，把《民国日报》的版面支撑下来。
曹聚仁因善写文章，在国共两党中都结交了一批朋友，但他面对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不愿被卷入政治的漩涡。1924年，西山会议派对国民党的容共政策提出责难，遭到国民党左派的反击。《民国日报》倾向于西山会议派，《觉悟》则属于改组后的国民党，这一刀，把曹聚仁的朋友圈子，切成两半。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曹聚仁目睹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异常悲愤，从此他潜心研究学术之中，决心做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
大革命失败后，曹聚仁先是到杭州的省立图书馆工作，在整理、校对四库全书时，有机会系统地把四库全书提要看了一遍。第二年春天，他又回上海暨南大学执教，一直到1933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曹聚仁被炮声唤醒，再也不甘沉默了。他和几个朋友用“乌鸦主义”作口号，在上海创办《涛声周刊》，刊头画的下面是海涛汹涌，上面是群鸦乱飞，一面像征时代大变动，一面表明他们为时代而呼唤。《涛声周刊》的主旨是“虚无主义”，这也是曹聚仁的人生哲学。(www.xing528.com)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开始后，《涛声周刊》被迫停刊。曹聚仁对人生产生一种幻灭的感觉，但是民族危机的迫近又使他从迷惘中醒悟过来：“今日我的灵魂，显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面是表示对于一切高压力的屈服，如我自己所诉说的，看见了周仓的大刀，就用双手紧闭自己的眼睛；一面表示对于一切高压力的反抗，当我重新张开眼睛来看周仓的大刀时，却不吝惜我的血，我愿意用血去涂大刀的锋口。且看我就从这矛盾中挣扎出来吧”。
同年秋天，《涛声周刊》带着一股新的气息复刊，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曹聚仁认为，过去各界都呼唤救国，成效不大，而十九路军将士的抗战，使人们看到中国还有希望，《涛声周刊》要走的，就是这样的路。为表示对此刊物的支持，鲁迅寄来杂文《论逃难与赴难》，当《涛声周刊》出刊两周年时，鲁迅又写了《祝涛声》，称赞它“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精神。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也从此开始，而后日益密切，他从来就敬佩鲁迅的笔力和精神，从鲁迅的思想中得到共鸣。抗战前夕他编了《鲁迅手册》，20年后，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以后又出版《鲁迅年谱》，在海外有相当影响。1933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袒护左翼，诽谤中央”的罪名将《涛声周刊》查禁。
1932年，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邀请曹聚仁写版头杂文。从这时开始，《自由谈》成为他发表反映现实的短论、随感录的主要阵地。有一次，曹聚仁写了一篇题为《生背痈的人》，这是一篇平淡无奇的历史小品，但其时正与蒋介石闹别扭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以为是讽刺他，立即电令上海市长通知《申报》老板史量才，查明《自由谈》的编者是谁，立即予以撤职云云。曹聚仁得知此事后也立即去电，说明这篇文章是他所写，与《自由谈》主编黎烈文毫无关系。事情闹开了，汪精卫倒也无可奈何了。
1935年有“杂志年”之称。林语堂等人先后办起《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所刊小品文，脱离现实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强调所谓个人笔调。林语堂等人被称为“言志派”。曹聚仁和徐懋庸创办《芒种》半月刊，以响应陶行知、梁漱溟等提倡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时参加陈望道主办的《太白》半月刊，为11个编委之一。当时，《芒种》、《太白》、《文学》、《自由谈》、《言林》等形成联合战线。曹聚仁推鲁迅为主帅，认为杂文是战斗工具，与《人世间》等对垒。当时曹聚仁等人染笔的题材：一是鲁迅所惯写的杂文，以批评现实解剖时事为主；二是历史小品，有借古讽今的讽刺意味；三是报告文学，见之于报章的特写。总之，所写的题材，都和现实生活有关。
1937年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脱下长衫，穿起军装，投笔从戎，从书斋走向战场。“八一三”抗战后三星期，他住进闸北前线的88师司令部，从战场上直接采访，正式作为战地记者。他开始为《大晚报》和《立报》写战地新闻，不久又被中央通讯社聘为前线特派记者。为了采写最有价值的新闻，鼓舞上海市民的抗战士气，他从战线的这端跑到那端，并在四行仓库和官兵同住了50多天，经历了最激烈的那场战斗。他的战地新闻报道，连续70多天成为各报的主要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我一个人独霸淞沪战线新闻时期，我的电讯，占了两个月的头条新闻地位”。曹聚仁曾陪外国记者登上四行仓库屋顶，了解战斗情况，还陪他们上北站第一线，采访英勇作战的中国官兵，一扫日军散布的“华军即将撤离闸北”的谣言，鼓舞了一心抗战的上海军民。
以后，曹聚仁随军行程数万里，采访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新闻，特别是在东南战区留下踪迹，他写成数百万字的采访新闻，汇成《大江南线》一书。抗战胜利后，他写成大型的《中国抗战画史》（田舒宗侨负责图片部分），集中了他在采访中留意搜集的资料和文献，力求比较真实地反映战史。
1949年，曹聚仁在上海迎来解放。次年到香港，在《星岛日报》任职，1956年任《南洋商报》特派记者。以后曾六次回大陆采访，跑遍了半个中国。祖国的成就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他用通讯把这一切转告给海外的广大读者。
1959年，曹聚仁和林霭民等办起《循环日报》、《循环午报》、《循环晚报》，而后，三报同并为《正午报》。他除了为自己的报纸写稿外，还在《晶报》连日发表文章，后来集成《人事新语》、《小说新语》、《万里行记》、《蒋百里评传》、《秦淮感旧录》、《国学十二讲》等书。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年72岁。港澳各界进步人士在澳门举行公祭仪式。按照曹聚仁的生前愿望，他的遗体火化后，被送回大陆。现安葬在南京雨花台附近。
曹聚仁在50年的写作生涯中发表了4000多万字的文章，现初步整理出版的编著目录，约有60多种。
（陈祖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