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上海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方面所处地位的重要，市长一职，向由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充任。但也有一例外，即1937年3月吴铁城去职后，由一位资望不高、与蒋介石无密切关系的市政府官员，从秘书长、代理市长而直登市长宝座。此人便是后来深得蒋重用的俞鸿钧。
俞鸿钧出生于1898年，虽是广东新会人，却是位地地道道的老上海。早年，其父在沪经营猪鬃厂，俞鸿钧由小学、中学而大学，就在上海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
俞鸿钧接受高等教育的圣约翰大学，坐落于沪西梵皇渡苏州河畔，是一所“贵族化”的教会学校。该校于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在“播扬文化，研究神学”的旗号下，以白银6500两创设，初名约翰书院，1892年添设大学部，1906年在美立案，正式改为大学。英文是该校的必修课，除国文课外，课堂教学都用英语，学生在校内也必须用英语会话。俞鸿钧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在大学期间，英文造诣甚佳，曾多次荣获英文比赛的优胜。《约翰声》是该校于1890年创办的杂志，是为全国最早的定期刊物。俞鸿钧在校时，曾一度担任《约翰声》的总编辑。大学毕业后，俞鸿钧留校担任助教，1927年陈友仁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俞鸿钧被聘为英文秘书，从此他开始了秘书生涯。
1927年9月，张定璠继黄郛之后，成为第二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俞鸿钧由秘书长周雍引荐，入市府任职，为英文秘书、宣传科长及编纂室主任，曾主编《市政周刊》，并一度代理市财政局长。张群市长任内，先后为参事、代秘书长、秘书长，直接参与了市府的重大决策，如对“大上海计划”的拟定实施等等。
1931年12月，因上海发生抗日学潮，张群辞去市长一职，12月18日的市政会议由俞鸿钧主持，代理起市长职务。翌年1月，新任市长吴铁城抵沪任职，俞续任秘书长，对“大上海计划”尤为始终一贯，出力颇多。江湾市中心区建设的每一议案，都由他领头召集有关人员详加讨论，旋加以实施。举凡市中心区的道路、市府新厦、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医院、码头等的规划建设，都有他的辛劳。俞鸿钧精明强干，在市府任职达10年，市府同人赞誉其“勋猷懋著”。 1937年吴铁城卸任时，俞鸿钧复代行市长职权。3月24日，吴铁城主持最后一次市政会议，宣布由俞鸿钧代理市长。俞鸿钧在会上表示：“此次奉命权代，材辁任重，深惧弗胜”，决心在代理期间“谨慎行事，暂维现状，敬候中央遴员接替”。事实上，俞鸿钧并不甘心束手将市长宝座奉于他人，而是竭力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地谋取这一肥缺。
吴铁城离职后，国民党各派系随即争相逐鹿上海市长职务，最后，这一要职终为代理市长俞鸿钧所得。从能力上讲，俞鸿钧足以胜任，但资望则远远不够，其之所以能争得此职，多少借了点政学系的光。
政学系是国民党中的一个大派系，在对外政策上亲日，上海前几任市长、政学系的黄郛、张群、吴铁城等，都是亲日派。它无一定的组织形式，由一群比较有办事才能的政客所组成。俞鸿钧在张群、吴铁城市长任内为秘书长，亦被算作是政学系的一员。政学系操纵的《大公报》，是一张影响极大的报纸，蒋介石每天唯一看的报纸就是《大公报》。据说蒋介石原已同意钱大钧担任上海市长，俟第二天中政会开会就要提出通过。政学系的主要人物张群为中政会秘书长，政学系一得到消息，当晚就通知其喉舌《大公报》，翌日登出一则专电：“上海市长决定由俞鸿钧真除”。当中政会开会时，《大公报》航空版已与南京读者见面，大家纷纷猜测，“是否蒋的意见又变更呢？至少表示蒋还没有最后决定吧！”于是，反对钱大钧任职的重又鼓起了勇气，支持俞鸿钧的人自然更为兴奋。结果，上海市长一职真的由俞鸿钧“真除”。
俞鸿钧出任市长未几，即遇上“八一三”事变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
“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于8月9日下午制造了“虹桥事件”。俞鸿钧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派人向日军表示遗憾，同时请英、美总领事出面阻止日军以虹口作为进攻基地。然而，日军不仅加以拒绝，且要求俞鸿钧立即撤退保安队，拆除一切工事要塞，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俞鸿钧的拒绝。8月12日，战争已一触即发，在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俞鸿钧表示“中国军队当恪守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贯政策，如日方不向我攻击，当决不向其攻击”。日方代表继而也作出同样表示。然而，第二天凌晨3时，日军首先在横浜桥以东及青云桥附近开枪挑衅。俞鸿钧得悉后，即向日总领事冈本提出严重抗议。中日全面战争随着淞沪抗战的爆发，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www.xing528.com)
抗战爆发后，上海市府随即由江湾迁回丰林桥（现枫林桥）办公。国民党军队经过3个月的苦战，于11月上旬开始后撤。11月11日，南市失守，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全部沦陷。同一天，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肯定了三个月的抗战“予敌人以巨大的损耗，博友邦诚挚之赞扬”，希望全市民众“不可因战地略移而误滋沮丧，更当因环境较异而益矢忠诚，”并作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11月3日，上海市政府为办理结束事发出公函，俞鸿钧在公函上签了字：“案查本市抗战各部队，现因战略上关系，业经安全撤退至新津线，继续抗战。本市行政暂归停顿。所有本府所属各机关，应自即日起，一律暂行办理结束，以待后命。”抗战前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就此结束，俞鸿钧也完成了他的职守，转赴内地担任新职。
上海华界陷落后，俞鸿钧撤往陪都重庆，在抗战期间及胜利后，先后担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财政部政务次长、中央信托局局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主要从事财政金融方面的领导工作。
1948年，国统区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摆脱危机，支撑残局，国民政府加紧策划新的币制改革方案，俞鸿钧作为中央银行总裁也积极参与。7月29日，俞鸿钧及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次长徐柏园等，受蒋介石召见，共上莫干山商讨币改方案。因中央银行总管理处设于上海，俞鸿钧常在沪办公，蒋介石就上海的物价、金融诸问题对俞“垂询甚详”。30日，俞鸿钧随蒋介石夫妇同机抵沪，随后半个多月，频繁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就币改方案与有关要员频频协商，颇为忙碌。
8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推出币制改革方案，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发行金圆券20亿元，禁止流通或持有金银、外币，各地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准线上。20日晨，俞鸿钧即由南京抵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币改政策向新闻界发表谈话。21日，蒋介石以沪上地位重要，特派俞鸿钧担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以蒋经国副之。同日，翁文灏致电俞、蒋：“上海俞鸿钧兄，并转蒋经国兄，财政经济紧急令之执行，关系至为重要，上海区尤为全国枢纽，二兄负督导之责，务盼督率金融物资各方面切实施行，以期得巩固币信，稳定物价之实效。对于地方机关及治安组织，自应实行联系，共策进行，实际状况，并盼随时报院备查。”督导员管理处随之在外滩中央银行三楼设立。
俞鸿钧虽为上海区正职经济管制督导员，但有“太子”蒋经国在旁“辅佐”，实际上不加过问，而由蒋经国一手包办。蒋经国到上海后，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口号，雷厉风行地干过一阵，一度还很有成效，可最终还是落得个“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名声。1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取消8月19日限价，未几，又决定金圆券总额不以20亿元为限，宣告了币制改革的彻底失败。
1949年国民政府撤离大陆前夕，俞鸿钧密将中央银行在金圆券币制改革中搜刮来的库存黄金，以海关舰艇悉数运往台湾，从而奠定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金融基础。俞鸿钧去台后，历任台湾“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交通银行及农民银行董事长、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1960年6月1日，因病死于寓所，年64岁。
（虞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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